2013年冬天，是下雪的一个冬天，那年我29岁。因为孕7个月（28周）孕检不合格，有尿蛋白，我提前转院，从社区医院到了三甲医院产科。经过前期的控制、观察、治疗，终于，在尿蛋白升高到9点多的时候，产科帮我剖腹产抢救了孩子。这一段请看《生个孩子，我在ICU住了一个月》。

从此，世上有了小羊羊。

一般要是好治的病啊，来不及确诊就好了。这难治的病呢，往往先治着，控制症状，维持生命体征。哪里不行修哪里，边治疗边会诊，确定病情的走向。这是现代医学的严谨，更体现了医疗的以人为本，以让病人好受点为目标。现代医学并不是冷冰冰的，医生也不是不近人情，而是用尽各种手段，减轻病人的痛苦，提高生存质量。

生育当然不能看作一种疾病，但其中的风险，就是命运的抽签儿，赶上只能就地认了。当我躺着翻白儿，接受各种高科技治疗，甚至恍惚觉得有些科幻的时候，心里一点儿也没想到孩子。我目光如豆，躺在ICU的高级气垫子床上，铺着干净的绿被单，穿着小碎花儿的病号服。我就像小王子，全世界就是一张治疗床那么大，我的世界不比我自己大多少。

听说，孩子出生时基本长全了，女孩儿，不缺胳膊少腿儿，没有明显残疾，初具人形。只是瘦，三斤二两，不如一只大母鸡重，瘦得尖下颌大眼睛。听说出生时她还自己哭了，这是好厉害的一声啼哭，证明有自主呼吸。

出生后，护士赶快坐电梯把她抱到新生儿监护室（NICU）。护士一边抱着孩子小碎步跑，一边跟我爸妈说：“就现在看看吧，赶快看看，咱们不能停下来，得赶紧去病房，你看孩子嘴唇儿都紫了，缺氧。”进了新生儿监护室，又是一道大铁门，孩子在里面，家长在外面。

听说一个护士照顾二十个新生儿，除了各种治疗，还得每天给孩子洗澡、翻身。护士体贴家长，给拍了孩子照片。那场面可厉害了，就像医疗剧一样，就像《第五元素》一样，孩子躺在透明暖箱里，身上插的全是管儿。鼻饲管，气管（？），身边像图腾柱一样，立着各种不认识的机器。每天，孩子爸爸去听医生谈病情，重症告知书签过好几次。

因为早产，缺乏脂肪，孩子的肠壁、胃壁就像纸一样薄；因为早产，肺壁发育不均匀，还做了胸穿，把肺上的小泡儿挑破。要想提高生存率，迫切需要好好呼吸，好好喝奶。新生儿小羊羊是高科技培育的花朵，每天喝高营养帮助长肉的奶粉，每顿10毫升打鼻饲管，过一会再观察能不能消化，两小时一次；在病床戴着小眼罩照灯帮助褪黄疸。气管插管做过，高压氧舱住过，医生鼓励我们，等孩子长到四斤就能出院啦！

孩子满月是在医院度过的，也终于长到了四斤。出院前做了一轮精细体检，脑核磁、听力、视力等等。医生说，孩子太小了，不能保证健康，只有三岁之后一切发育正常，才能认为是一个健康的孩子。”

我舅舅私下劝我妈，孩子妈妈病重，孩子身体怎么也得受点影响，不能幻想着孩子啥事没有，跟足月9斤的孩子一样健壮；既然能让出院，说明基本正常，再有问题再解决，出院总是好事。

出院前的检查结果，脑部可能有囊肿，后来不了了之；听力正常，肌张力正常。视力筛查没过，才又引发了后续的一连串波折。

早产儿肺部发育不完全，自主呼吸不好，有些早产儿用呼吸机辅助。随着孩子逐渐发育，撤掉呼吸机，放入氧气舱。高科技现代医疗提升了早产儿的存活率，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眼底血管增生。

新生儿视网膜科还是新学科，由当时北京人民医院的黎晓新主任创立，没想到我们也成为了那种举家奔赴北京看疑难杂症的家庭。当时我还在ICU继续治我这一摊儿，爷爷奶奶和爸爸带着孩子开车去北京治病。近十年前，医院内外还是有些混乱，他们举目无亲，没头苍蝇似地乱撞，还带着一个瘦巴巴的婴儿。最后，在医院附近的报刊亭找黄牛买了800块钱的专家号。

医院的走廊永远有故事，当诊室门口是来自全国各地茫然焦虑的家长，和木讷弱视的孩子，捏着线练穿珠子，这几乎就是个恐怖故事了。周二挂号，见主任、看病、做检查、开车回家；周四再挂号，带着检查结果见主任、看病、等治疗方案。两周一次，周而复始。

每次检查视网膜，刚满月的孩子都要散瞳，滴药水，用仪器撑开上下眼皮给眼底照相，回到家好几天，眼睛都是肿的。为此，奶奶不知道哭了多少次；爷爷唉声叹气，不敢爱这个孩子，怕她夭折。大家的日子，都是推着走的，不敢说受罪，就谈病，说指标。

医生和我们解释，因为氧气丰富，造成血管增生，如果血管穿过了瞳孔，可能造成孩子弱视或失明，影响生活质量，要做弱视训练，或者进盲童学校。

年关将至，年不好过。因为过年期间不能手术，怕耽误孩子的眼睛，最终选择在过年之前，给孩子左眼打了激光，右眼打了针。孩子爸爸的意思是，至少保住一只眼吧，不能两条路都走不通吧。

因为各种治疗，孩子出生三个月内，做过6次全麻。这件事就像没有亲自母乳一样，成为了我心里的一根刺。担心孩子自闭，担心孩子心理问题，担心孩子影响智商，担心孩子视网膜上有黑点。为人父母，才理解了这种忧心。当妈之后，我仍然在与孩子的相处中，收获自己的成长。不是简单地为母则刚，而是对世界的理解，又深了一些，爱的更爱，恨的更恨。在孩子成长中，我也经常反思，要把这个世界的哪一面，呈现在年幼的孩子面前。

孩子三岁后，在幼儿园每年体检查视力，知情的老师都把孩子领过去递给大夫，“这孩子小时候眼睛不好，您再给查一遍”。孩子就一脸蒙地查两遍，每次都不错，我也比较放心。长到三、四岁，看照片总觉得孩子斜视，趁放假秒杀了本地专科医院【斜视与小儿眼科】的专家号，想去听听专家的意见，做个复查。

4岁8个月的小羊羊，测视力0.8和0.7。一方面觉得视力不太好，另一方面又庆幸不是太糟。怀着矛盾的心情，我和她爸爸一起带孩子进了专家诊室。专家诊室门口设专人维持秩序，前台登记，严格一人一号，只允许直系家属陪同进屋。进屋刚想往前凑，专家的助手说你俩坐后面去！

放下孩子，我俩灰溜溜退到后排的皮沙发上。小羊羊独自坐在专家面前有点紧张，脚够不到地，频频回头，偷偷挥手，自动变成静音模式。专家，也是院长，年纪不小了。像先知，又像一头蓄势待发的老年狮子王，虽然趴在树荫下打盹，但哪个动物也不敢放肆。他仔细看了孩子在北京的检查报告，问你们之前在哪看的眼睛啊？

孩子爸爸紧张得直磕巴，“在在在，在北京，人民医院。”  

“找谁看的啊？”

“黎晓新。”

狮子王好像叹了口气，“你知道，她是什么专业的吗？ ”

“不知道。”  

“那你就找她看病？”  

“我我我，我孩子在某某医院生的，视力筛查没过，护士让我们去北京找她看。”  

“噢，她是视网膜专业的，你们应该挂视网膜科的号。”得，费半天劲，挂错号了。  

我像兔狲一样鼓起勇气插嘴，“我总觉得她有点斜视，找您看看斜视。”

狮子王没回头，“你是外行才这么说。”他拿出一副镜片有点乌的眼镜，架在孩子鼻子上，又拿出测试卡指指点点，低声和她交流。声音有多低呢，低到我俩听不见。孩子配合挺好。

“孩子生下来几斤？”

我还在心算1650克是几斤，孩子爸爸抢答，“三斤二两！”

狮子王说，弄到这么大不错。

我赶紧说，“我总是看她眼睛有点斜。”狮子王写病历没回头，“眼睛没斜视，你们外行看不出来。如果想再仔细看视网膜，得挂视网膜的号，我这儿看着是没什么问题，孩子眼睛没毛病。”高兴得我们全家出门吃了一顿涮羊肉。

孩子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就跟着吃吃喝喝。

一晃到现在，孩子眼底手术已经八年了，小学生了。我们都还不错。

这八年里我又切了骨肿瘤（参见《骨肿瘤只是偶然》），换了股骨头（参见《2019年：换了瓷的股骨头》），恢复都不错，能上班不用吃药。在忙碌生活的空隙里，偶尔也想起频繁治病的那几年，感谢现代医学，感谢那么多医生护士的呵护。同时也觉得自己挺棒的，闯过了一关又一关，踏平坎坷成大道，走罢艰险又出发。

忙碌平凡的生活，是一种享受，更是难得的幸福。愿时光像蒙太奇一样飞驰，留下的都是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