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几期文章中大家可以感受到，实用课程、现代技术越来越成为美国大学的主流，但这种感觉在某种程度上是幸存者偏差，课程的现代化进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甚至是极为曲折的。

自从清教徒登陆北美起，“真理的统一性”就一直是他们对待宗教、知识、技术的基本态度。所谓“真理的统一性”将知识、宗教、道德统一在了一起，即所有的真相都是统一的，大自然及其中的科学现象都是上帝的造物，人们通过自然现象获得上帝的启示并形成知识，而知识的作用是指导生活和行为，也就是形成了道德准则。

这套逻辑指导了远到牛顿近到杰斐逊、潘恩、富兰克林的全部科学研究，毕竟研究自然的目的就是揭示《圣经》的真理，而《圣经》就是对自然的解释。因此，尽管殖民地后期的部分学校已经不要求学生信仰特定的教派才能入学，诵读经典也不占据学生的主要生活，但其底层逻辑还是“真理的统一性”，对数学、物理、天文、医学的研究也往往带着宗教甚至是道德的目的。

“真理的统一性”的另一个表现是学生需要按照既定的顺序学习全部课程，大学第四年还会出现堪比“复仇者集结”的道德哲学课程，把前三年所学的知识统一起来。因为课程的编排都是教育家和神学家们精心设计的，能够让人全面发展，不仅成为“百科全书式”的人才，更通过严谨的逻辑训练和道德教化成为具有神性的人。一切的一切，都归于“服务上帝”。

然而到了19世纪，突飞猛进的伦理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等人文学科突破了道德哲学的框架，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内容也越发难以统一，于是“真理的统一性”的理论基础受到了挑战。而此时的美国大学刚经历了“大跃进”时期，高校的数量远超实际需求，所有学校无一不需要考虑吸引更多学生以维持生计，因此出现了此前提到的实用课程和现代科学内容的大爆发。在学校组织结构方面，学科间的分野越来越明确，出现了独立的学科学科、独立的科学教职、独立的科学的学院、独立的科学学位，甚至出现了单纯的科学或技术学校。

新成立的学校往往没有沉重的历史包袱，可以直接上马更现代化的课程体系，然后对于哈佛这样的老大哥来说，每一步的改革都面临着极大的阻力，故而大多选择了小步快跑的做法。

1823年，哈佛爆发了史上最大的一次学生骚乱，超过一半的毕业季学生被开除，此时在我之前的小文中亦有记载，可以点击文章列表阅读~

这次骚乱往小了说只是不同学生派别间的冲突，但往大了说反映出学校的管理制度、课程内容已无法适应新兴社会阶级的需求，麻州政府也借此机会砍掉了每年资助的一万美元，使这所北美第一校的生存与发展一下子变得不确定起来。有鉴于此，约翰·柯克兰校长吸收了乔治·蒂克纳等留德学者的思想，将学院重组为六个学系，以便于深入研究和学习特定学科的知识，同时开设了选修课，满足不同学生的需求，还根据学生的志趣和能力进行分组，用讲座、研讨会之类的生动的课程取代了枯燥的死记硬背。

然而这些看起来非常接近今日大学的做法却在1829年随着校长的更迭而人亡政息。新上任的昆西校长将上述改革内容视为学校向功利主义的妥协，他更认可耶鲁大学重视古典课程的做法，而耶鲁大学的全部理论基础就来自于《1828年耶鲁报告》。

1825年，耶鲁也爆发了和哈佛类似的学生骚乱，此后学校保守的课程受到了各方压抨击。经过一年的内部调查和讨论，1828年9月8日， 杰里迈亚·戴 校长领衔的调查委员会发布了关于教学课程的报告。

报告明确指出，耶鲁不会盲目地效仿其他学校，而是将恪守古典学科教育，目的是通过历久弥新的古典知识将学生培养为具有自由精神、爱国情操、优雅举止、广博知识的社会领袖和精英。报告认为，耶鲁作为传统学院，应该通过实施博雅教育训练学生的心智，而不能过早开始职业训练或者教授过于狭窄的专业知识，只有记忆力、判断力、审美能力、思维能力都达到一定程度学生才具有学习其他具体知识的基础。

报告中还详细分析了每一门古典学科对人发展的作用，例如文学提升学生的审美与鉴赏能力，古典数学训练学生的推理能力，古典物理则强调学生的归纳、验证、描述能力等。

对于其他学校开始尝试的选修课制度，报告指出，美国的大学生并不像欧洲尤其是德国的学生那样成熟，还无法为自己选择负责，贸然推行选修制度是轻率的举动，会对功利主义和投机主义推波助澜。

在很多人眼里，《1828年耶鲁报告》堪称反动派的宣言书，是逆潮流而动的，然而在如今这个“毕业即失业”的年代回过头来重新审视它，我们会发现其中蕴含着“无用的知识”与“有用的知识”的讨论：大学应该教学什么？什么是“有用的知识”？或者是，是否存在“永远有用的知识”？“博雅教育”或者“全人教育”对学生的作用究竟如何？又将如何保证这类教育的效果？

再进一步想，综合性大学、专门性大学、职业技术学院的区别应该是什么？什么人进入什么学校，进入学校后学习什么内容该由谁决定？这些问题至少已经在高等教育界萦绕了近两百年，看起来还会一直盘旋下去。由此观之，《1828年耶鲁报告》是另一个层面的“教育现实主义”，因为它试图解答高等教育本质的问题。

《1828年耶鲁报告》的出炉让很多本就摇摆不定的学校更倾向于回归保守的课程，弗吉尼亚大学、阿默斯特大学、哈佛大学等高校的改革进程都受到了严重滞缓，其理念更随着耶鲁毕业生进入高等教育界而影响了范德堡大学等一干“耶鲁系大学”。

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来看，教育理念的发展离不开科技的发展，更需要强大的财政支持，而这一切都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与授地运动的开展而发生了变化，从而催生了上期提到的诸多进步。只不过当我们在专业化、职业化道路上走得足够远的时候，也不妨回过头来听听那声“走慢点！走稳点！”的呼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