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0年——1517年

欧洲应该比大多数人都所认识到的都更加感激基督教，当野蛮人摧毁西罗马帝国时，正是基督教会把分散的民族和城市重新整合成被称为“欧洲”的概念整体，其中的一个基本单元就是基督教王国，它将帝国和教会重新联系起来。它起始于8世纪的查理曼大帝的上帝之国，但随着帝国世俗权力的再次分散，教宗开始获得了更稳定的权力，最终逐步成为世界统治者。但随后的故事就比较传统了，教宗逐步膨胀的野心追赶不上权力的又一次转移，当然权力统治又一次变革还有着最本质的原因，封建国家开始走向集权形成一股股独立于教宗的实体，宗教内部对于教宗傲慢的态度和对于世俗霸权的迷恋产生的不服从运动也从未停息

在590年，罗马正反复遭受洪水、战争和瘟疫的袭扰，城内饿殍遍地，教宗帕拉纠二世本人就在这样的环境中，痛苦的去世了，之后被推上教宗位的是格列高利，他最初并不想就职，并且连夜逃出罗马城，但最终在山林中被抓住然后拖回了罗马，随后通告君士坦丁堡后，590年9月教会官员册封他为圣彼得的继承人。

为了向野蛮人传播基督教信仰，罗马教会招募了许多凯尔特人作为属灵军队，并且格列高利在自身的《教牧关怀》中对于这种虔诚身体力行，因此他也被称为神的执政官，这更多的是因为他在任职期间事实上肩负起整个罗马运行的重担，在整个欧洲都在战栗和惶恐时，罗马教会成为几乎唯一的组织化文明存续，他同时作为宗教和军事领袖与伦巴敌人谈判，并且数次保卫了意大利，可以说正是因为格列高利的举措，使后来教宗所享有的特权变得让人信服。另外也在这一时期，教会开始大力收集圣徒和殉道者所留下的遗物，包括衣服、牙齿、一缕头发、或者一只酒杯，这些被视作圣遗物来帮助人的虔诚信仰。

799年查理大帝率军队援助陷入教会内乱的教宗利奥三世，教宗随后为查理大帝加冕为奥古斯都，并且自己也随之向皇帝下跪，就此拉开了世俗皇帝和宗教权力联盟的帷幕

这里其实是借用了奥古斯丁“上帝之城”这个意向，将普世教会这个基督教概念，嫁接到罗马帝国这个支柱上，从这个角度上说法兰克国王查理算是恢复了基督教帝国——当然这里说不是一个版图上的新罗马——而是一个基督教王国的形象，这就意味着这是一个宗教事务和尘世事务合一的社会形态，也就是我们广为人知的中世纪。这种“复兴罗马”的意象所背后隐藏的一种稳定与秩序，作为一种政治理想一直延续到1806年，被另一个独具风格的皇帝拿破仑·波拿马所终结，这几乎是欧洲人历史中的一个代表着稳定和强大的符号

在这种情况下教会和国家是基督教王国的两个层面，教宗和皇帝实际上是竞争者，在查理大帝去世后，便失去了一个统一的声音，一个主宰一切的父亲形象，被称为封建制的制度逐所取代了统一的秩序。

封建制度的核心是领主与封臣之间的个人关系，这种契约形成了早期中世纪社会的基本连接点，而教会成为中世纪的一个部分后，它就不可能和封建制度无关，积极的说，基督的美德逐渐渗透到体现骑士精神的行为规则中，对于封建制度下的战争，教会也会作为一个跨国家的势力积极参与调停，以避免基督徒之间留下太多的血。但另一个方面，在具体是世俗权力的授予中，一般来说，一位主教或者修道院长要经过两次受职：其属灵权威由教会官员给予，其封建和市民权威则有贵族和国王授予，但是在实际操作上，基本都是由国王和贵族管制的，因为他们拥有一套现行的管理制度而教会往往无从插手，这种情况在德意志尤为明显，德意志教会在本质上是国家教会。

在骑士的受封仪式中，基督教会很乐意参与之中，扮演一些宗教角色，以此施加无孔不入的影响力

虽然在这一时期教会还没有充分做好挑战国王和皇帝的准备，但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一个由基督教维系的大欧洲逐渐形成。以910年本尼迪克教会建立为起点，一场复兴运动开始兴起，这场运动的本意是使整个教会，从世俗控制中脱离开来、完全臣服于教宗权威，他的策划人便是1073年的教宗格列高利七世，即不再宣称教会和国家平等，属灵权力高于世俗权力。

实际上当时大多教欧洲统治者都有或多或少干涉教会的行为，其中与享利四世的反抗最为激烈，享利卫世认定教宗其是篡位者没有资格颁布法令，格列高利宣布绝罚亨创（经典再现，双方互开教籍）直至最终亨利四世求和，站在雪地中忏悔三日，格里高利七世的所作所为其实在另一侧强化了两点：第一，对个人来说，属灵忠诚优于世俗忠诚；第二，人的家庭只有在家庭里才能找到真正的团结。借由这两点欧洲开始在中世纪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统一体，其实这种中世纪的社会结构并非完美、但在某种程度上有了属灵的共同想象，在这一点上远超过后来的神圣罗马帝国那种不稳定的疆边。

时间慢慢来到12—13世纪，教宗制在长期的耕耘和积累下，走向了空前的强化，沙特尔大教堂、斯特拉斯堡大教堂等大量的歌特教堂拔地而起，伴随着种种神迹亦或者是奇观，教会获得了无与伦比的权力和财富，号召世间的所有人的来到荣耀的神面前。在另一方面，哥特运动的效果其实是双向的：大教堂往往是孕育中世纪大学的地方，中世纪的教学任务在于理解和解释神的真理之说，这实际上为教会提供一个完整的神学框架基础，和教会法（12世纪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便是罗马民法和教会法的研究中心）一同建立起基督教社会不可质疑的底层框架，这也是基督教会能对世俗政权施加如此强大的影响力的原因。

此时的教宗是地道的的普世君主制（普世教权），所有的主教都发誓只对教宗本人效忠，可以说是完全的中央集权，没有教宗的授权就不能建立任何宗教修会并且罗马的宗教法庭有权审判所有基督教王国的上诉——如此强而有力的制度让同时代君主黯然失色，1198年的教宗英诺森三世直接宣称：他将审判所有人，而不被任何人审判。他写信给各个国王，说教宗就像太阳，国王就像月亮，月亮接受来自太阳的光，所以国王的权力来自于教宗。

支持这种教宗权威的主要是属灵惩罚，几乎每个人都相信天国和地狱，因此诸如绝罚(开除教籍剥夺救赎的恩典，包括不能担任法官和律师，死后没有基督徒的葬礼，如果被埋在圣地就要挖出来毁尸灭迹)、停圣事（这个是针对整个国家的处罚，暂停所有的公共宗教活动，把信仰从这个国家抽离，这个特别好用英诺森三世曾经85次成功的以此威胁不合作的国王）。为了支持这一系列的行动，英诺森三世开始向着整个西欧教会征税，为此填充自己的财库

中世纪的除了日趋强势的基督教会，也兴起了守贫运动，也确实如此，基督教远非等同于是教宗的政策，在腐败、视财如命和堕落的神职人员之中，人们又开始希望回到基督教初期那种朴素的运动中去这便是韦尔多派，他们坚持守贫，但教会不关心守不守贫，它只关心两者：使异端归正；保护基督教社会，当一些守贫者的信条和教会相互冲突时，他们变成了急需处理的问题。现代的基督徒很难理解这一点，因为在现代社会中，宗教信仰只是个人选择，极少还有人认为宗教的信条是涉及生死的大事，人为什么要因为自己的信仰残杀他人呢（这里埋个伏笔，最后两篇讲）

另一个基督教会中的异端便是清洁派，意思就是清洁者，另一个称呼是阿尔比派，他们认为宇宙是善恶的永恒冲突之地，对于恶、悔改和信心是无所裨益的，他们的对策是把自己一分为二，这其实是古代二元论的复辟，大公教会对此的回应是派遣十字军屠杀了法兰西地区的阿尔比派据点，设立宗教裁判所让异端忏悔，雪莱对此的评论可以说一针见血：教会赶出了一个魔鬼，却为其他七个魔鬼打开了大门。

在这种背景下，多米尼克会兴起了——这是归属于教宗的尝试和平帮助阿尔比改宗的教会，他们的信徒不设武装，像穷人一样，赤足，乞食，在人们身边奔走，因此他们的传导和教诲深入人群之中，他们被称为“托钵教士”。

1220年，教宗把异端审判权交予了多米尼克会，随后便是臭名昭著的宗教裁判所的设立，审判是秘密，被告人不知道原告，也没有任何信息的帮助，如果他无法自证清白，那么就会被剥夺全部财产和开除教籍，并且加以处罚，而负责这一切的裁判官不服从任何人。除了教宗，到1252年，宗教审判所的最后一块砖被补上，英诺森四世授权裁判官使用武力手段迫使异端坦白自己的罪恶，这无疑引起了人们的惊恐，但英诺森三世已经证明了谁才是这个世界的统治者。

让我们把目光从可悲的屠杀中移开，重新回到建立的大教堂中，前文已经提到，在中世纪教堂是知识和大学的孵化所，它的核心就是“学习虔诚”。这其实是一种独一无二的中世纪神学，它基于两个看似矛盾的前提：一个是对于基督教义的强调，另一个是理性的求知欲。基督教义被认为是固定不变的，自由的探讨真理从来就不作为目标，讨论的目的是表明教义的合理性，探索的目的是为了解释教义的深刻内涵。也即是说，教育以宗教为前提，求知以不违背信仰为前提。

但是，随着十字军东征，一些穆斯林收集下来的罗马和希腊文化典籍被反向传播会了西欧的大学中，这种对于学术纯粹和未知去求索的精神深刻的影响了一批修士，就比如阿伯拉尔。阿伯拉尔直言：智慧的第一把钥匙就是连续不断的追问和怀疑。这种精神其实对于希腊人来说并不陌生，但对于其他中世纪的人来说简直震惊，这无疑会被当时的大公议会所指责，坚定的保守派博尔纳主教宣称：称义的信仰只讲信奉，它不争论。

最终阿伯拉尔被指责为异端，但这颗种子已经埋下，并且迅速扩散开来。其实对于问和信的争论，一直都很难被很明确的分开，也许你可以说像阿伯拉尔这样的人对于求知的信仰已经超过了对于基督的信仰，学习是一件压倒其他的东西，而在博尔纳这样的人身上，你看到的是一种狂信徒式信仰，不寻问，只执行，这就好像我们之前讨论诺斯替教派一样，一些人选择相信去行动的时候，另一些选择思考自己的信仰，我们没有办法评论两者的好坏，因为即使是基督本身的教义也在漫长的实践中有了更多为人处世的智慧

面对荡起的名为怀疑和理性的涟漪，教会显然不会装聋作哑，他们选举出托马斯·阿奎那前往巴黎面对纷争，就像阿伯拉尔一样，他也认为理性高于人的其他一切，但他因为忠诚于教会而在学术上的观点与众不同，他在《神学大全》中写道：“在神圣的教义中，要从神的观点来看万有，神学的一部分内容存在于神的自身，另一部分存在于上帝之外的其他存在者”。阿奎那明确区分了哲学和神学、理性和启示，但这两对并不是矛盾，他们都是知识的源泉，他们都来自同一位神。他们不同之处在于它们寻求真理的方法。理性基于有形的受造物，启示是基于神圣的意志，而神是自在而非受造的，所以它在确定性上是优于理性。

如何证明理性和信仰的统一位格神，他举了个例子，比如用理性证明神的存在，根据亚里士多德的原则，每个结果都有一个原因，每个原因都有先前的原因，自此可以倒推到第一因——即神圣的造物者。但是通过三位一体的启示获得的知识，是一种特殊的恩典，这种恩典唯有通过神指定的圣事，那圣事由又谁来决定呢？当然是教会拉，因此阿奎那认为服从于教宗是得到拯救的必要条件（终于图穷见匕）。基督教的七大圣事也是在这一时期确定的：洗礼、坚振礼、圣餐、补赎、临终、婚礼和圣职。说到补赎，这个就很有意思了，阿奎那对此解释道受惠于圣徒和虔诚的基督徒的工作，教会有一个功德库——属灵宝库，神父可以从中支取功德来帮助其功德不足的基督徒，那怎么获得呢？答案是赎罪券，这个其实在十字军东征的时候就已经兴起了，这就不奇怪有人会说越有钱的人越容易上天堂。

1300年2月，教宗卜尼法斯八世创建了圣年，这是一个全新的手游玩法，所有在圣年期间来到罗马朝拜的人所有的罪恶都可得到完全的赦免，人群闻讯：居然还有这样的好事？于是蜂拥前往罗马，那沿途的教堂和商人必然是赚了个盆满钵满。历史就记载教宗多次站在人群面前，身穿紫袍，高深呼喊：我是凯撒，我是皇帝。传说他的教宗皇冠上有48颗红宝石、72颗蓝宝石、45颗绿宝石和66颗大珍珠，有两位神父夜以继日的将“无数的财富分类归档”。

在教宗享受着权力的愉悦之时，世界又一次开始变化，伴随着封建制度的争斗和转移，新的税收收入迫在眉睫——在英格兰，法兰西的国王开始渴望更多的钱来维持军队，对在中世纪前教会都是享有免税权的，但在一个日渐兴起国家，当然在讨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观念为时尚早，只是在具体实行中国王发现：离开教会之后国家体系仍然可以运转。

这种的抗争事实拉开了1300—1500的中世纪的衰败时期，教会开始失去对政治权柄的掌控，中世纪始于查理大帝的“上帝之国”，旧的大公基督教维系的普世秩序开始分解，在英格兰和法兰西国之对教会征税之后，教宗一度以绝罚相威胁，英国国王爱德华一世和法国国胁力陆续以剥夺教主政治保护和限制金银出口相对，最终以教宗卜尼法斯八世的让步收尾。数年后，法王腓力囚禁了一位主教，指控其有叛国罪，这引起了教宗和法王的又一次冲突，卜尼法斯发布《唯一神圣》，直接宣布教宗要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所有人都应该服从这一点。

法王的回应是以教宗选举非法迫使其退位，他找到诺盖雷特率人用各种手段得到一批“自愿”的证词，随后带人前往卜尼法斯避暑的意大利山庄，把这个当时86岁的教宗囚禁和羞辱数日，最终他在几周内去世了，同时代的人都说：他像只狐狸一样悄无声息的来到这个世界，像只狮子一样君临天下，像只一条狗一样死去。

如同两个世纪以前的卡诺莎觐见意味着教宗权力的上升一样，这次阿那尼事件之后，对于教宗来说更加混乱的时代即将到来，接下来七位教宗的多数都是法兰西血统，他们都选择住在一位名为阿维尼翁的小镇上，因此也被称为阿维尼翁教廷，这种领土上的包围实际上使其成为了法兰西王国操纵的工具，通过物资和税收的通道法王可以轻易的操纵阿维尼教廷，即教廷的巴伦比之囚，这个发展国人不要太熟悉，整个一曹操的剧本。

教宗制度在1378年迎来了彻底大分裂，三位教宗都宣称自己是正统，有权对于不信者发动绝罚，法兰西支持克莱门、意大利跟随乌尔班等，各地都有不同教宗的支持者，十字军四处劫掠，人们建议举行一次大公议会，但是根据《教会法》只有教宗可以批准大公议会召开，那么哪个教宗有这种权利呢？所以实际上《教会法》阻止了基督教王国的统一，看来需要一个更高的法律。这场混乱直到1417年的康丝坦姿会议才结束，会上废黜了两位教宗，另一位教宗被迫退位，从而选举出一个新的教宗，也就是马丁五世。但马丁五世一上位就开始否定这个公议会的权威，这么说吧，公议会的定期召开有点接近于有限君主制，而作为教宗的马丁五世并不希望被如此钳制，因此当选之后教宗便开始反对公议会的种种措施，其实这种矛盾来源于教宗，他们往往还不清楚自己到底是作为凯撒的继承人还是彼得的继承人

时间是一种细查和检验人类成就的方式。人们设计社会制度与政治制度，多少世纪以来人们认为他们自己的秩序是所能想象出来的最好的秩序。他们为之奋战，因为他们深信，这个属世的特定组织一旦崩溃，他们今生、来世的生命都没有意义了。但是时间之河漂满了社会和政治的废弃物：城邦，帝国，专制统治和君主。我们不禁会疑惑，为什么在此之下生活的人竟然会捍卫它们或高度评价它们？

在富有洞见的小册子《基督教与历史》中，赫伯·特·巴特菲尔德观察到人类兴起、兴旺，然后衰落，因为时间进程有其固有的“审判”。最初看似非常有价值的制度最终坍塌为废墟，因为时间自身使瑕疵显现。当然，被时间“审判”的不是这个人或那个人，而是制度本身。归根结蒂，因为在时间过程中，正是人类本性将美善的事物转变为弊端，所以正是人类本性中的瑕疵受到了审判。既然中世纪的教宗制就是这样的一种制度，那么它也落入审判之手

在审判到来之前，一些人便已经开始有了不同的声音，英国的威克里夫认为国家有神给予的资格去审判那些教会中的有罪者，毫无疑问，1377年教宗给他合适的定罪，所以威克里夫实际上是强调义人的属灵自由，类似于路德后来提出的因信称义，“基督是真理，教宗是谎言；基督拒绝世俗的主宰，教宗追求它；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教宗是十足的毒药，是将自己上升到神的罪人，是敌基督者！”1383在波西米亚，约翰·胡斯，在《论教会》中同样认为基督才是教会的元首，他的信徒被称为胡斯派，迎接他的是康斯坦斯公议会，他原以为这是一次陈述观点的机会，但到了这里之后就发现自己成为宗教裁判所的牺牲品，宗教裁判所的规则很简单，人数足够多证明被告有罪，那么被告就必须抛弃错误并且忏悔然后终身监禁代替火刑，不然就被烧死，对于胡斯来说，没有违背真理的选择。随着更多异端的剿灭，从内部改革教会已经被证明是不可能的，教宗制的审判即将到来，而这些反抗者的残余，也就是波西米亚的弟兄联盟即将见证这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