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什罗普郡，施鲁斯伯里。

这是一个毫不知名的地方，就算你在地图上刻意地找，都要找很久。

但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即将因为一个人的出生而享誉全球。

1809 年，当地有一名医生正看着自己新生的儿子，他的脑海里，一定想的是自己的事业后继有人了。

但他没想到的是，此刻在自己怀里啼哭的这个婴儿，却有着一个终结上帝的天才大脑。

这名医生，叫罗伯特·达尔文，而他的儿子，叫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

其实达尔文在成为一个生物学家之前，曾经有两次，差点被自己的父亲引上了另外一条路。

达尔文的父母跟绝大多数父母一样，对于孩子的未来，他们的心中早有安排。

在达尔文 16 岁时，他遵父命进入爱丁堡大学学医，但是不巧的是，他晕血。

一个医生，晕血怎么能行？

而且他自己其实对医学并不是那么感兴趣，在爱丁堡大学游手好闲的过程中，他逐渐发现了自己的兴趣所在。

那就是博物学。

他甚至加入了当地科学社团进行海生动物实验。

后来这件事被他父亲知道了，他父亲觉得他不务正业，于是又把他送到剑桥大学基督学院攻读神学。希望他能在神学领域有所建树，毕业后进入英国国教会担任神职。

那时的达尔文像许多剑桥学子一样，签署了英国国教会的《三十九条信纲》，并投入到数学和神学的学习中。

但这个天生的博物学家、生物学家，怎么可能对枯燥的经文感兴趣？

他仍向往自然，沉迷于地质学和植物学，还结识了植物学家约翰·亨斯洛等学者。

他热衷于在野外搜寻各种甲虫标本，沉浸在这别样的生物世界当中。

相比起无论怎么祈祷都没有任何回应的上帝，那些会飞会动的昆虫，在他的眼中更有趣一些。

玩的多了，自然会玩出点成绩来，更别说达尔文这样的人。

一次，他所鉴定的甲虫标本在《英国昆虫学插图》中发表，这种事情从科学的角度来说算不了什么，但是对个人来说，那就是一个大大的成就了。

这说明达尔文在这条路上是有天赋的，他就此坚信，自己并不是在“玩物丧志”。

此时的达尔文，虽然在神学学习上缺乏热情，但这并不代表他是个无神论者，在那个时代，信仰神是一种基本操作。

那个时代的所谓科学，其实就是在换另一种方式解释神的存在，只不过发展到后期，神的存在反而被磨灭了。

在达尔文的内心深处，他依然坚信自然世界是上帝的杰作，自然万物的精妙设计体现了上帝的智慧与力量。

但这样根深蒂固的想法，很快便迎来了第一次冲击。

1831 年，达尔文受邀登上“小猎犬号”，开启了长达五年的环球航行。

在这趟从 1831 年至 1836 年的 5 年环球航行当中，达尔文收集了大量关于植物、动物、地质和土著民族的资料。

在“小猎犬号”航行途中，达尔文阅读了查尔斯·莱尔的《地质学原理》。

莱尔在这部著作中主张，地球的历史并非由频繁的剧烈灾难塑造，而是在漫长的时间里，通过一系列渐进的变化逐步形成的。

达尔文在 1835 年智利地震后，观察到海岸线微微上升，并且在安第斯山脉高处发现了类似的抬高海滩。

这使他认识到地质变化是一个缓慢而持续的过程，进而启发他思考生物的变化是否也遵循类似的规律。

这种地质渐变论，为达尔文的生物进化思想提供了重要的时间维度和变化机制的参考。

在旅行途中，达尔文更是来到了他自己的天选之地——加拉帕戈斯群岛。

在加拉帕戈斯群岛停留的五周里，达尔文注意到不同岛屿上的动物，如地雀和巨型陆龟，在形态上存在明显差异，而且这些差异与岛屿之间以及岛屿与南美大陆之间的地理环境差异密切相关。

不同岛屿上的地雀，其喙的大小和形状各不相同，这与它们所食用的食物种类（种子、昆虫或仙人掌）紧密相关。

回到英国后，达尔文开始深入思考这些差异背后的原因，并意识到它们可能是生物进化的重要证据。

当时，关于物种起源存在两种主流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每个物种都是上帝在特定时间和地点创造的，但这种观点缺乏科学依据，且难以解释物种的多样性和变化。

另一种是拉马克的“转化论”，认为生命不断自发产生并朝着更复杂、更完美的方向进化，同时生物的主动行为可以改变其身体结构，并且这种改变能够遗传给后代。

然而，拉马克的理论存在诸多假设，如生命的持续自发产生、所有生命沿着单一方向进化等，这些假设缺乏足够的科学支持，而且与当时的科学认知存在冲突。

这两种观点都无法令达尔文满意，于是一个足以改变世界的思想，开始在这颗伟大的大脑中孕育。

达尔文脑中的宗教观念，被这五年环球旅行中所看到的听到的一切轮番冲击。

他见过了太多的种族部落，见识过各种各样的宗教信仰和实践，它们都声称拥有来自上帝的特殊启示，但是这些信仰之间又存在着诸多矛盾和冲突。

如果神是唯一且确定的，为什么会存在这么多冲突呢？

同时，他在自然界中看到了残酷的生存竞争和无尽的苦难。

比如姬蜂将卵产在毛毛虫体内，幼虫孵化后便以宿主为食，这种血腥而残酷的生存方式让他难以将其与一个仁慈、全能的上帝联系起来。

他开始思考，为何上帝会创造出如此充满痛苦和杀戮的世界？这些思考逐渐动摇了他对传统宗教信仰的根基。

结束航行回到英国后，达尔文的宗教信仰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

他的祖父、父亲和哥哥都对基督教持否定态度，分别秉持自然神论或彻底的自由思想。

在这样一种家庭思想氛围里，不对传统宗教思想产生疑问都不太可能。

此外，他对基督教教义中关于救赎和惩罚的观念感到深深的困惑和反感。

基督教认为，只有信徒才能获得救赎，而不信者、异教徒和不悔改的罪人将被打入永恒的地狱。

这种教义在他父亲去世后，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他无法接受自己不信教的父亲将遭受永恒的惩罚，在他看来，这种教义是“可恶的”，违背了基本的道德准则。

宗教的问题时时困扰着他，于是他将自己全部的精力都投身到科学研究当中，这样才能暂时地忘却那些无法回答的问题。

在对自然的研究中，达尔文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进化论思想。

他发现，生物的适应性和物种的多样性可以通过自然选择和遗传变异来解释，而不需要借助上帝的直接干预。

他开始相信，生物的进化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是无数微小变化在漫长时间里积累的结果，但这一思想与传统宗教中关于上帝创造万物的观点背道而驰。

随着时间的推移，达尔文对宗教的怀疑愈发坚定。

在自己与神之间，他选择了自己；他不再相信基督教的教义，但也没有完全走向无神论。

他认为，人类对于宇宙的起源和终极真理的认知是有限的，我们无法确凿地证明上帝的存在或不存在。

尽管达尔文内心经历了如此深刻的转变，但他在很大程度上选择将自己的宗教怀疑隐藏起来。

因为他渴望平静的生活，也注重社会的认可和尊重。在那个时代，如果表现出这样的想法，来自社会的压力不可谓不大。

更重要的是，他的妻子艾玛是一位虔诚的福音派基督徒，她对达尔文信仰变化的担忧让他倍感压力。

艾玛曾写信表达她对达尔文失去基督教信仰的恐惧，担心这将影响他的救赎，也害怕他们在死后无法在天堂团聚。

1851 年，他们心爱的女儿安妮的离世，更是让艾玛对来世的安慰充满渴望，而这也成为达尔文心中的一份沉重负担。

在达尔文去世后，艾玛在他的文件中发现了她 40 年前写的那封信，上面有达尔文的简短批注：“当我死后，要知道，我曾多次亲吻这封信并为之哭泣。”

达尔文在信仰与家庭情感之间，也曾艰难挣扎过。

但是最终，他还是选择了自己的发现——“自然选择进化论”。

达尔文的自然选择进化论并非凭空产生，而是在当时的科学知识土壤中逐渐萌芽而出的。

1838 年，达尔文阅读了托马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这成为他理论发展的重要转折点。

马尔萨斯指出，人口数量自然倾向于以指数级增长（1, 2, 4, 8...），而社会所能生产的食物量仅以算术级增长（1, 2, 3, 4...），这就导致了每一代都会出现资源竞争，强者生存，弱者淘汰。

达尔文将这一理论应用到生物界，观察到自然界中生物之间为了争夺有限的资源，如食物、空间等，也存在着激烈的竞争。

在这个竞争过程中，那些偶然具备更适应环境特征的生物个体更容易生存下来并繁衍后代，而适应性较差的个体则逐渐被淘汰。

这就是“适者生存”，也是自然选择进化论的核心思想。

达尔文的自然选择进化论认为，生物的适应性和物种的起源并非由佩利所设想的上帝的直接创造行为导致，而是通过地理分布、随机遗传变异、资源竞争和适者生存等自然过程，在漫长的岁月中逐渐形成的。

地理分布决定了生物所处的环境条件，不同的环境对生物的生存和繁殖提出了不同的要求。

在寒冷的极地地区，生物需要具备保暖的特征才能生存；而在炎热干旱的沙漠地区，生物则需要适应高温和缺水的环境。

生物个体之间存在着随机的遗传变异。

这些变异可能是微小的，如毛色、体型的细微变化，也可能在某些情况下产生较大的影响。

大多数变异是不定向的，它们为自然选择提供了丰富的原材料。

由于资源的有限性，生物个体之间、物种之间以及生物与环境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资源竞争。

在这场竞争中，那些具有更适应环境特征的生物个体更有可能获得足够的资源，从而生存下来并繁衍后代。

在食物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具有更高效觅食能力或更能适应食物变化的生物个体将更具优势。

经过漫长的时间，在自然选择的作用下，那些适应环境的特征逐渐在种群中积累和强化，不适应环境的特征则逐渐消失。

这样，生物种群就逐渐发生了变化，新的物种得以形成。

就像加拉帕戈斯群岛上的地雀，它们最初可能来自同一祖先，但由于不同岛屿的环境差异，如食物资源的不同，导致具有不同喙形的地雀在各自的岛屿上更具生存优势，经过长期的演化，这些地雀逐渐分化为不同的物种。

1858 年，当达尔文收到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的来信，发现华莱士提出了与他几乎相同的自然选择理论时，他加快了自己理论的发表进程。

1859 年，《物种起源》正式出版，这部著作系统地阐述了自然选择进化论。

它以科学的方法和严谨的论证，揭示了生命起源和发展的奥秘，为人类认识自然和自身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它的影响不仅局限于科学领域，还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的思想观念和文化认知，成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只不过任何一个新思想的提出，都必定要受到保守派的攻击。

而这一次担当反派的，是占据了社会主流声音千年的宗教派。

1859 年，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提出以自然选择为核心的进化论。

该理论认为，生物的适应性和物种的起源并非上帝的直接创造，而是在漫长岁月里，通过地理分布、随机遗传变异、资源竞争和适者生存等自然过程逐渐形成的。

但这一观点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宗教神创论截然不同。

在宗教神创论中，上帝在特定时间和地点创造了世间万物，物种永恒不变。

当时的英国社会，宗教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据核心地位。

教会不仅是精神信仰的中心，还在教育、社会秩序维护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宗教教义被视为不容置疑的真理，而达尔文的进化论却妄图挑战这一传统观念，势同水火的两方，都需要一场足以覆灭对方的“战役”。

很快，这场“战役”就打响了。

1860 年 6 月 30 日，不列颠科学促进协会年会，在英国牛津大学刚刚建造的自然史博物馆召开。

会议的焦点当然是前一年底刚刚发表，引起学术界以及社会各界强烈反响的《物种起源》。

它的作者达尔文因为健康原因并没有出席，但他的坚定支持者博物学家托马斯·赫胥黎出席了会议。

赫胥黎是英国著名博物学家，在生物学多个领域造诣深厚，对科学真理有着执着的追求。

他是达尔文进化论的坚定支持者，更是自称“达尔文的斗犬”。

保守派的领军人物是塞缪尔·威尔伯福斯，他身为牛津大主教，在宗教界地位尊崇，以能言善辩和维护宗教教义权威而闻名。

他坚信宗教教义的绝对正确性，将进化论视为对宗教信仰和道德秩序的严重威胁。

在他看来，宗教教义是神圣的启示，是人类道德和社会秩序的基石，而进化论的出现动摇了这一基石。

辩论开始，威尔伯福斯率先发言，他从宗教教义、哲学和道德等多个角度对进化论发起攻击。

他强调进化论违背了上帝创造万物的神圣教义，是对上帝权威的公然挑战。

他认为，一旦进化论被接受，社会道德将面临沦丧的危险，人们的信仰也会崩塌。

威尔伯福斯言辞激烈，试图用情感和传统观念打动听众，他以一种轻蔑的态度对待进化论，用一些看似巧妙却缺乏科学依据的言辞来嘲讽进化论。

赫胥黎则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大量的事实依据予以回击。

他详细阐述了生物进化的原理，从古生物学、地质学、比较解剖学等多方面列举证据，说明生物是如何在漫长的时间里通过自然选择逐渐演化的。

他指出，科学与宗教应该是相互独立的领域，科学追求的是客观真理，不应该受到宗教教义的束缚。

进化论并不会导致道德的败坏，相反，它能让人们更深刻地理解自然界和人类自身的地位。

辩论过程中，威尔伯福斯抛出了一个极具挑衅性的问题：“赫胥黎先生，请问您的祖父或祖母哪一方是猿猴的后代？”

他试图以此羞辱赫胥黎，引发听众的哄笑，从情感上打压进化论的支持者。

赫胥黎毫不畏惧地回应道：“我宁愿我的祖先是猿猴，也不愿是那种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口才来压制科学真理的人。”

他的回答毫不畏惧，赢得了许多在场听众的掌声和认可，将辩论推向了高潮。

辩论的细节我在这里就不多写了，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去网上搜索“牛津大辩论”，能够得到很多详细的讲解，这是一场记入科学史著名辩论，相关资料十分的多。

其实辩论的目的并不是说服对方，而是说服观众。

神学的知名度不用多言，所以这场辩论对于进化论来说，是一次绝佳的宣传。

许多原本对进化论知之甚少的人，通过这场辩论开始了解这一科学理论，这反而加速了宗教神创论的崩溃。

传统宗教通常将自然现象和生命的起源归因于神的直接创造和意志。

我们的神话中有盘古开天和女娲造人，又或者《圣经》中上帝在六天内创造了天地万物。

这种观点使得人们将自然视为神的伟大创造力的展现，具有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秩序。

但进化论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观点，认为生物的进化是通过自然选择、遗传变异等自然过程实现的。

自然选择如同一只无形的手，在漫长的时间里塑造了生物的多样性和适应性。

这一理论让我们认识到，自然现象和生命的发展并非是上帝直接干预的结果，而是遵循着自然规律。

这对宗教关于自然和生命的解释构成了严峻的挑战。

科学的出现是不可逆的潮流，宗教势必会在各个领域被科学的理论所侵蚀，所以进化论的出现，促使宗教界对传统教义进行重新解读。

一些神学家开始尝试调和进化论与宗教教义，认为上帝通过进化这一过程来实现他的创造目的，将进化视为上帝创造世界的一种方式。

在基督教中，对于《创世纪》中上帝创造万物的记载，一些神学家开始以更灵活的方式去理解，认为它可能是一种以神话故事的形式传达宗教真理的方式，而不是对宇宙起源和生物进化的科学描述。

此外，对于一些传统教义中的观念，如人类的原罪、救赎等，也因为进化论的影响而得到了新的诠释。

一些人认为，人类的道德困境和对救赎的需求，可以从进化的角度来理解，即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形成的一些本能和行为模式，可能导致了道德上的问题，而宗教的救赎观念则可以帮助人们超越这些本能，追求更高的道德境界。

然而，并非所有宗教人士都能接受这种重新解读。

一些保守的宗教信徒坚持对教义的传统字面解释，坚决反对进化论对教义的冲击，认为这是对宗教信仰的背叛。

这种分歧在宗教内部引发了激烈的争论，进一步加剧了宗教界在面对进化论时的复杂性。

在《人类的由来》和《人类和动物的表情》中，达尔文进一步探讨人类进化，甚至推测人类的情感、道德和宗教情感也可能通过自然方式演化。

到 19 世纪末，进化的基本观点在科学界已无严重反对，但对于自然选择作为进化主要驱动力的解释力，以及遗传过程等仍存在争议。

直到 20 世纪 30 - 40 年代，新达尔文主义结合孟德尔遗传学和自然选择理论，才形成我们现在熟悉的现代进化框架。

在这一过程中，神学家们对进化思想的态度各异。

在不同宗教传统中，有人接受进化论，也有人拒绝。

对犹太教来说，进化论不仅涉及圣经解读和人性问题，还因为与纳粹主义和大屠杀的关联，给犹太教信徒带来了特殊的情感冲击。

纳粹利用“适者生存”等进化论观点为其种族主义和优生学意识形态辩护，在二战期间对数百万犹太人和其他所谓“劣等”种族进行了屠杀。

这使得进化论在犹太教信徒心中往往带有负面的色彩，尽管科学理论本身并不必然导致这些极端思想，但历史的伤痛使得许多犹太教信徒对进化论持有复杂的态度。

罗马天主教会逐渐接受人类身体进化的科学观点，但强调人类灵魂是按上帝形象创造，不能仅用物质进化解释。

比如 19 世纪的解剖学家圣乔治·米瓦特，他努力说服教会相信有神论进化论的合理性。

20 世纪中叶，耶稣会古生物学家皮埃尔·泰亚尔·德·夏尔丹则将进化解释为一个由神引导的宇宙过程，人类的道德和精神意识是其最终目标。

而在新教和伊斯兰教传统中，出现了一些强烈反对进化论的声音。

20 世纪和 21 世纪的神创论与 19 世纪对达尔文主义的讨论已大不相同，这背后有着复杂的历史和政治因素。

不管那个“神”是否存在，我们仍然走在不断认识自己的路上。

我其实希望不要存在那样一个“神”，这样我们在寻找自己“根”的途中，一定会有更多的发现。

1882 年 4 月 19 日，达尔文因心脏衰竭逝世，死后被葬于威斯敏斯特大教堂，跟牛顿一起。

用于颂赞上帝的教堂，埋葬了这两位终结了上帝存在的科学家。

也不知道上帝他老人家是该高兴，还是该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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