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期本来已经写得差不多了

不过，难得碰上了一些事，有了一些想法，又听到这样的音乐

那就来聊点尖锐的

人生来就是自由的

自由，并非是一种“什么都可以，什么都能做到”的全能

从字面意义来看，”自由“只是在说

人的一生是由自己选择的

面对一些艰难的局面，我们有时会说

“我没得选择”

“实在没有办法”、“虽然不想，但只能这样”、“如果有得选，我也不想这样”

这些全都是谎话

选择，在说出这些话时，就已经做出了

现在，你面前有一盘你不爱吃的食物

你可以选择不吃

但你很饿

如果不吃点什么的话，你可能会死掉

这时，大家差不多都会选择吃吧？

毕竟，谁会选择死掉呢？

在达成“人生来自由”的共识后，我们的话题可以进展到下一步——

自由的人应该怎样活在这个世上？

当然是自由的活着。

所谓“自由的活着”

意思就是，你可以做出任何选择

你可以做任何事

令人惊讶的是，哪怕人们都是自由地活在这个世界里

世界并没有因此变成一片混乱。

原因也很简单

有些选择，很多人都不会去做

比如死亡

比如挑战比自己强大的东西

比如承认自己对自己的人生负有全部责任

我们说一个人负责任

就是说，一个人不会把自己的选择归因于其他东西

怪罪他人，抱怨这个社会的不公

对于一个自由的人来说

都太可笑了

但人其实并非生来就是自由的

法律上有“未成年人”的概念

未成年的人，可以不负法律责任。

同样，对于一个没有意识到自己是自由的人

他确实是不自由的

他还是个孩子

各位既然看到了这里

当然，这也是各位的选择。

那现在各位还可以做一个选择：

是选择当一个自由的人

还是就当作没看过，继续扮演一个孩子；

毕竟啊

人生来即自由。

以下内容节选自韦伯《以政治为业》

......

不管什么人，也无论他出于什么目的，只要他同意使用暴力手段(这是政治家必须做的事情)，他就必须接受由此产生的特定后果。对于信仰的斗士，无论是宗教的还是革命的，这一点尤其真实。我们不妨大胆地以目前的局势为例。打算用武力在地球上建立绝对正义的人，他需要有追随者，有一架由人构成的“机器”。他得不断为这些人提供精神的和物质的必要奖赏，不论这奖赏是来自夭国还是凡世，否则这架机器就不会运转。在近代阶级斗争的条件下，精神的奖赏包括，仇恨和报复欲，特别是怨愤之情和对一种貌似道德的自命正确的要求，以及由此而起的对敌人施以毁谤和虐待的要求，都可以得到满足。物质的奖赏是冒险、胜利、战利品、权力和捧禄。领袖和他所取得的成功，完全有赖于他制造的这架机器发挥功能。可见他所依靠的，是这架机器的动力，而不是他本人的动机.因此他也有赖于是否能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保证让他所需要的追随者—赤卫队、报信的、煽风点火的—得到奖赏。在这样的工作条件下，他的实际收获，并不由他自己掌握，而是受他的追随者的动机所左右，而从道德角度看，这些动机大都不堪闻问。他所以能够控制这些追随者，仅仅因为至少其中的一部分人(在这个世界上，他们大概不可能是多数)对他这个人和他的事业怀有真诚的信仰。这种信仰，即使主观上是真诚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实际上也不过是为报复欲、权力、分赃和俸禄寻找的一种道德上的“正当借口”。在这件事上，我们务必不可为言辞所欺骗—唯物主义的历史解释，毕竟也不是一辆招之即停的计程车，它是不会因为缺少了革命者便止步不前的!其次，也是最重要的，情绪高昂的革命精神过后，随之而来的便是因袭成规的日常琐务，从事圣战的领袖，甚至信仰本身，都会销声匿迹，或者，更具实效的是，变成政治市侩和实用型专家常用行话的一部分。在为信仰而从事的斗争中，这一发展尤其迅速，因为领导或发动这种斗争的，通常都是真正的领袖，即革命的先知。情况所以会如此，是因为在这里，就像领袖的每一架机器一样，获胜的条件之一，就是将一切都空洞化和事务化，简言之，为了“纪律”的缘故，变成精神上的无产者。信仰斗士的追随者，取得了权力之后，通常很容易堕落为一个十分平常的俸禄阶层。

任何想从事一般政治的人，特别是打算以政治为业的人，必须认识到这些道德上的两难困境。他必须明白，对于在这些困境的压力之下他可能发生的变化，要由他自己负责。我要再说一遍，他这是在让自己周旋于恶魔的势力之间，因为这种势力潜藏在一切暴力之中。在超凡的博爱和圣贤之道方面表现卓绝的伟人，无论他是来自拿撒勒、阿西西，还是来自印度的高贵种姓，从来不采用暴力这种政治手段。他们虽然曾在并仍在这个世界上工作，但他们的王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普拉东·卡拉塔耶夫式的人物，以及陀斯妥耶夫斯基所描述的圣贤人物，依然是同他们最相近的造型。为自己和他人追求灵魂得救的人，不应在政治这条道上求之，因为政治有着完全不同的任务，只能靠暴力来完成。政治的守护神，或者说魔鬼，同爱神、同教会所描绘的基督教的上帝之间，处在一种固有的紧张之中.这种紧张随时都可以导致无法调解的冲突。甚至在教会统治的时代，人们就明白这一点。教皇的禁令曾一再施于佛罗伦萨，这禁令对于当时的人们及其灵魂得救所具有的强大力量，远远超出了—用费希特的话说—康德的道德判断力所具备的“轻微惩罚”。但是那里的市民仍要同教廷开战。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马基雅维里在他的《佛罗伦萨史》中，当谈到这一情况时，写下过一段美好的文字，借他的一位英雄之口赞颂佛罗伦萨的市民，因为他们将自己城邦的伟大，看得比灵魂得救还要重要。

如果有人不提自己的城邦或“祖国”(目前这种东西所代表的价值，在某些人看来是令人怀疑的)，而是谈论“社会主义的未来”或“国际和平”，那么各位所面对的，便是以今天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这个问题。采用暴力的手段并遵守责任伦理的政治行动，它所追求的一切事情，都会危及“灵魂得救”。但是，如果有人在一场信仰之战中，遵照纯粹的信念伦理去追求一种终极的善，这个目标很可能会因此受到伤害，失信于好几代人，因为这是一种对后果不负责任的做法，行动者始终没有意识到，魔鬼的势力也在这里发挥着作用。这些势力毫不松懈地为他的行为，甚至为他的内在人格制造着后果，对于这些后果.除非他早有察觉，他只能束手无策地表示臣服。“魔鬼是位老者，要认识它，你们得变老。”—这句话所说的老，并不是指年龄上的老，在讨论中，我从未因为有人提到出生证上载明的日期，便允许自己甘拜下风。但是，某人才二十岁，而我已年过五十，仅凭这个事实，并不会使我觉得，这是一件足以让我神魂颠倒的成就。年龄是无关紧要的。关键是在观察生活的现实时，要具备训练有素的冷静头脑，具备面对这些现实并从内心处理它们的能力。

不错，政治是靠头脑产生的，但肯定不是仅仅依靠头脑。就此而言，信念伦理的信徒完全正确。谁也不能教导某个人，他是该按信念伦理行动呢，还是该按责任伦理行动，或者他何时该按此行动，何时该按彼行动.人们至多只能说一件事。如果在这些你认为不属于“无生育力的”亢奋—但亢奋毕竟不是真正的激情—的日子里，突然冒出一批信念至上的政治家,齐声念叨，“愚陋不堪的是这个世界，不是我。为这些后果承担责任的不该是我，而应是那些我为其效力、其愚蠢和粗俗有待我来铲除的人”，那么我得坦率地声明，我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搞清楚,支撑着这种信念伦理的内在力量大到什么程度。我的印象是，我十有八九是在同一些空话连篇的人打交道，他们对于自己所承担的事，并没有充分的认识，他们不过是让自己陶醉在一种浪漫情怀之中而已。从人性的角度看，这即引不起我的兴趣，也不会把我深深打动。能够深深打动人心的，是一个成熟的人(无论年龄大小)，他意识到了对自己行为后果的责任，真正发自内心地感受着这一责任。然后他遵照责任伦理采取行动，在做到一定的时候，他说:“这就是我的立场，我只能如此”。这才是真正符合人性的、令人感动的表现。我们每一个人.只要精神尚未死亡，就必须明白，我们都有可能在某时某刻走到这样一个位置上。就此而言，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便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互为补充的，唯有将两者结合在一起，才构成一个真正的人—一个能够担当“政治使命”的人。

现在，女士们，先生们，让我们设想十年之后再来讨论这个问题。十分遗憾的是，由于一系列的原因，我担心那时或许已是反动岁月降临到我们头上很久的时代。各位中间的许多人，我坦白地说，包括我自己，我们的希望和期待极可能只得到很少的实现，很少—当然不是一点没有，但至少在我们看来是太少了。我不会因此而垮掉，但无须讳言，认识到这一点毕竟是一种内心的负担。我希望能够看到，在各位中间，那些今天觉得自己可以成为真正“格守原则的”政治家、分享着这场革命带来的迷醉状态的人，届时发生了哪些变化。如果事情的变化方式，竟使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第102首变成现实，那就简直太妙了:

那时正值春天，我们萌生了爱情。

我用我的情歌，迎接着它的诞生，

如夏日将临时，婉转啼唱的夜嘴，

到了成熟时节，才锁住它的喉咙。

但事情不会如此。不管是哪一伙人现在表现上获胜，我们的前面都不是“夏日将临”，而是冰冷难熬的极地寒夜。在一无所有的地方，失去权利的不但有凯撤，还有无产阶级。当这长夜开始渐渐露白，那些今天还被春天的烂漫鲜花簇拥的人，还会有几个活着?届时，在座的各位内心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怨恨，还是流于平庸?各位已无可奈何地接受了世界和自己的职业?或者还有第三种，但并非最不可能遇到的命运:有神秘主义秉赋的人遁人神秘主义，或者是—经常出现这种令人厌恶的事情—跟随流行，强迫自己遁人神秘主义?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我都会得出结论说，这些人不适合在这个领域工作，他们没有能力应付这个世界由日常琐务组成的真相。实事求是地说，他们虽然自认为是在以政治为业，却并未体验到它最深层的含义。他们最好还是简单地做点促进人类之间单纯的博爱关系的事，至于其它方面，他们应当平静地处理自己的日常工作。

政治是件用力而缓慢穿透硬木板的工作，它同时需要激情和眼光。所有历史经验都证明了一条真理:可能之事皆不可得，除非你执著地寻觅这个世界上的不可能之事。但只有领袖才能做这样的事，他不但应是领袖，还得是十分平常的意义上的英雄。即便是那些既非领袖又非英雄的人，也必须使自己具有一颗强韧的心，以便能够承受自己全部希望的破灭.他们现在必须做到这一点，不然的话，他们甚至连今天可能做到的事也做不成。一个人得确信，即使这个世界在他看来愚陋不堪，根本不值得他为之献身，他仍能无悔无怨;尽管面对这样的局面，他仍能够说:“等着瞧吧!”

只有做到了这一步，他才能说是听到了政治的“召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