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话 淮水东南第一州

这篇文章里不太有人物故事，所以可能读起来稍微平淡无聊些了。

《西游记》小说中留下了许多能够说明作者可能出身淮扬，或与淮扬地区有密切联系的痕迹。之前讲过，《西游记》中有许多江淮一带的方言，唐僧师徒一路上吃的素宴上也有颇多明清时期里下河一带特产，如“蒲根菜”、“菰米糊”、“辣煼煼汤水粉条长（辣汤）”等等，足以说明《西游记》小说作者的出身。

而目前《西游记》小说作者的第一候选人吴承恩，就生在淮安府山阳县，这个在明代可以称为淮扬核心的城市。透过如今留存下来的大量地方志、乡人艺文、笔记小说等等资料，我们可以看到明代嘉靖、万历时期淮安的轮廓，并借此窥得当时淮扬地区的整体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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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代交通运输尚不发达的年代，扼守要道的枢纽城市往往会成长为一方经济中心。淮安正是这样一个占尽了地利的商业城市。淮安府治所在的山阳县坐落在京杭大运河中游，更有黄河、淮河在此交汇，于是全国南来北往的货物在这里集散，四方商贾也云集于此。淮安的政治地位甚至也因为它的地理位置而得到提高——淮安在漕运上是如此重要，所以漕运总督衙门和两淮都转运盐使司也设立在这，使得坐落在苏北的淮安府成为了与南直隶省会应天府同等地位的政治中心。

（明代淮扬一带地图，引自谭其骧等编《中国历史地图集》）

在淮安大大小小的生意中，有一门特别重要：贩盐。淮安府沿海一片地势平坦、滩涂广阔，自春秋起就是海盐的重要生产地；如今当地还有许多带“场”、“灶”的地名，反映了这些乡镇曾从事煮盐活动的历史。明初时，政府为了巩固边防，特意规定让盐商到边境开垦田地供给粮食，用优惠的价格换取盐引（贩盐的凭证），再持盐引到盐场换盐。如此，在盐商的活动下，两淮地区生产的盐便随着运河通行南北，流向全国。

到了明代中叶，户部尚书叶淇推动盐法改革，使得淮安的盐业更加兴旺。原来，政府认为商人享受的优惠让国家吃了亏，于是提高了盐引价格。作为交换，又允许商人直接去都转运盐使司的驻地交钱买盐引，如此暂缓国库的亏空。这个变化对淮商来说绝对是重大利好，而许多徽商、晋商也来到淮安贩盐，并在此定居，也带动了其他货物的贸易和相关的商业交易；后来掌握淮安商业命脉的也是这群侨居淮安的徽商、晋商。推动改革的叶淇正是淮安人（他也是吴承恩妻子的曾祖父），所以很难说此次变法有没有抱着私心。然而，国库是充实了，边防却因此遭到了破坏：原先在边境活动的商人（主要是晋商）纷纷南下，之前开垦的田地也被废弃，边境粮价飙升。这样一来，边防的粮食储备就不可能充足，边军战斗力也大幅下降，埋下了深远的祸患。

说回淮安。可以看到，不论官员们在奏折中讲了如何冠冕堂皇的话避嫌，淮安商人与官僚的密切结合都是事实。这种情况也不限于淮安，在整个淮扬地区都算普遍。像吴承恩这样出身商人家庭却业儒、并与官员家庭联姻的人不在少数。吴承恩的几位好友基本也同他有着类似的家庭背景：沈坤的父亲沈炜年轻时也曾跑到江南做长途贩运；交好的后辈丁士美（后来也考中了状元！吴承恩的状元朋友真是太多了）的父亲也靠着经商补贴家用；李春芳虽然是隔壁扬州府兴化县人，家里也不富裕，但他的祖父、父亲也是小商人。这些商人的儿子们，通过考取功名、经营仕途，也为自己的父亲挣得封赠，让他们得以跻身上层官员的交流圈。

在用经济实力说话的淮扬，商人们的地位并不算低，但最好家里还是能有个入编制的人，毕竟做盐、茶这种大生意还是需要官场中人的助力。所以在淮安，商人们对子代的教育非常重视，纷纷延请有名文士来自己府上坐馆当家教，家贫的文人们也乐得来淮安一边挣钱、一边积累人脉，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淮扬文风的盛行。

李春芳就是来淮务工文人中的一员，正是因为来淮安（可能就是在张侃家）坐馆，他才与吴承恩、沈坤、张侃等人相识相知。他不仅在淮安打工，也常去扬州商人家坐馆，于是可能就在那时搭上了一位叫作郝理的扬州巨富。他们的关系一直维持得相当之好，郝理的儿子与李春芳同年考中进士，发达后的李春芳也曾寄信给郝理诉说思乡之情，“秋杪当作归计，比得与怀堂兄（李春芳的发小）共醉芙蓉仙庄寻旧盟也，幸为我扫榻以俟。”（《贻安堂集》卷十《答郝封翁》）

这位郝理人生也非常传奇，是进了地方志的人物。他出身北京锦衣卫籍，但从小家贫，与母亲相依为命。他后来跟着叔叔到扬州做生意，二十年间竟起富巨万，此后便转型成了当地的慈善家。在子孙的教育上，郝理并不满足于只请淮扬当地文士来家坐馆，他还会发掘全国各地的贫困文人，可能这对他来说也是一种做慈善吧。嘉靖三十七年，他致信宁波知府，请了宁波鄞县的穷书生余有丁来扬州为他的孙子当家教。郝理非常满意余有丁的表现，甚至资助他入太学、进京参加乡试。余有丁考运不错，嘉靖四十年顺天乡试首考即中，次年更是在殿试中一举拿下探花，与他同榜的状元、榜眼分别是后来成为首辅的申时行、王锡爵，他自己也在万历年间入阁。（余有丁和申时行、王锡爵是一起被关过翰林院小黑屋的交情，这个后续有机会再讲）对于自己的贵人，余有丁自然是感恩戴德，在郝理去世后还为他亲自写行状，也没少扶持他的子孙们。这样的事情多了，淮扬商人和文人、官员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不可分割了。

渐渐地，淮安的娱乐业也兴旺起来。起家于漕运的商业城市淮安与苏州、松江（现在的上海）等等江南城市有一个根本性的不同：江南地方的商业繁荣往往依托于当地缫丝、织布等手工业的发达，而淮安却很少发展这些产业。事实上，明清时期许多淮安地方官效仿江南城市，试图在淮上推广桑树、棉花的种植，然而不论是作物还是生产模式却总是水土不服，最终还是作罢。于是造成了这样一个局面：淮安的农民、手工业者相对不多，但商人、文士却云集于此，或愿一掷千金，或愿一醉方休，或愿在此地暂住时找个温柔乡，显得格外混乱喧嚣。各种赌场、酒楼、风俗场所便应运而生，这又引来了三教九流各色人等，让淮安变成了一座消费主义盛行的、热闹嘈杂的城市。吴承恩青年时“迂疏漫浪”的生活习气应当也与淮安的整体风尚脱不了干系。楚山淮水之间自古出侠士，人们重意气、重然诺、爱憎分明，城市中的人际情感又格外地鲜活。也因此，淮扬一带也是许多明清世情小说故事发生的舞台。有说法称，与《西游记》差不多同时流行于市面的《金瓶梅》虽将故事发生地设定在“山东清河县”，但小说中的那座城市原型就是淮安或扬州。

然而，对于城外的普通农民来说，上面的这些享乐生活都几乎是遥不可及的。商人、官员结合得越紧密，对农民的盘剥就更严酷、更难以逃脱。天启《淮安府志》中称：“民多穷徙。岁丰则偿称贷不足，租税从而迫之，稼甫登场，室已悬罄。盖膏沃之亩，多入富豪之室；盖□藏之积，率充子钱之家。此务农作苦，无怪逐末之多耳。”这揭露了淮安商业发达的另一个不那么光彩的原因：是农民不想种地吗？是被逼得种不了田，只能来往周边县市做生意，或是进入城市卖苦力打短工糊口啊。好田地都被地主们并去了，农民本就得不到好收成，甚至每年还要面对官府花样百出的税收，将每年收粮的大头捐出去；若是青黄不接时不幸借了哪家商人的高利贷，春耕前还要被逼债。因此，农民常常被逼远走他乡，而他们的外流也成了淮安的严重问题。从正德七年到万历元年，尽管淮安商业、文化大举发展，淮安人口却始终稳定减少，这正是农民大量外流逃荒导致的。吴承恩的同乡前辈、官至礼部右侍郎的蔡昂在《淮阴曲》中描述了农民无以维生、但农田又无人耕作的景象：“迩来寂寞居人少，韩侯城下生春草。力尽难供官长求，大室将焚无宿鸟。老人向我分明语，地有官仓谁适主。积粟翻为腐鼠谋，当涂又见横豺虎。”此外，嘉靖年间倭寇频繁进犯，沿海一路烧杀抢掠，百姓更是无法安居。

让农民的辛苦生活更加雪上加霜的是频繁的自然灾害。濒临黄、淮，水系发达，对于商业贸易的发展是祝福，但对于农耕来说却是诅咒。黄河中下游地势平坦，这使得本就积淤泥沙成为悬河黄河河道常常在广阔的平原上来回摆动。明代中叶后，黄河全流夺淮，每次黄、淮并涨时，由于黄河水流更强，淮水总是被逼至淮安、泗州之间的洼地，于是洪泽湖的面积被大大扩展，甚至与淮水连成一片。黄河又携带大量泥沙灌入洪泽湖，不断抬高湖底，高家堰（洪泽湖大堤）也随之越修越高。当时就有民谚云，“倒了高家堰，淮扬二府不见面”，洪泽湖蓄积的大量湖水成为了悬在淮扬一带农民头顶的利剑。此外，淮安还位于鲁南地区沂水、沭河等河流下游，更是加剧了水患的复杂程度。而明政府为了保证凤阳祖陵的安全和大运河的畅通，只得“牺牲”里下河七州县，采用蓄清刷黄、借黄济运等措施，使里下河地区成为了淮河、运河的“泄洪区”。一旦河水泛滥，由于地势低洼，漫漶大水往往数年不退，而河流枯竭时旱情又格外严重，给当地百姓的生活造成了极大威胁。正德十四年，淮安因水旱为灾，出现了人相食的情况；这时正德皇帝正在南巡，不知他是否目睹这一惨状，若见到此景，又是作何感想？

水旱灾害和瘟疫、蝗灾又常常相伴而来。正德十五年到嘉靖三年漫长的水旱灾害之后，是蔓延江淮二十七个府州县的大瘟疫。虽有官府救治，但只是杯水车薪。当时庐州知府龙诰在《请蠲赈疏》中写道：“乡市人家，不问官民老少，悉皆传染，虽蒙本府分役差官握门问疾，逐村施药，既给之姜茶，又贩以食米，奈何药不胜病，人莫胜天，愈治愈病，愈病愈死。” 最终酿成了“父子相食，道殣相望，臭弥千里”的惨状（《明史·五行志》）。江淮地区是南北要冲、贸易发达，人群熙攘往来，因此瘟疫在江淮地区一旦爆发，往往就会出现大流行。蝗灾虽然对社会经济造成的危害不如水旱灾害和瘟疫严重，但因为破坏作物，对农民的影响是直接而巨大的。洪泽湖洼地、里下河平原等处是蝗虫生长的适宜区，又因为水患、农民弃耕出现了大量荒地，一旦条件适宜，便有大量蝗虫滋生。嘉靖六年至嘉靖二十年是蝗灾严重的时期，不止一处州县的地方志记载了“飞蝗蔽天，积地厚数寸，禾稼不登”的景象（嘉庆《高邮州志》）。

被自然灾害侵扰是嘉靖、万历年间江淮地区的常态。由于当时还不能科学地解释它们，每一个在此成长、生活的人心底里都抱有对灾害的恐惧和敬畏，不论他是腰缠万贯的商人，还是家徒四壁的农民。江淮一带与治理灾害相关的信仰和传说也由此发展，淮安城里用来祈雨的龙王庙、安抚蝗神的八蜡庙等庙宇总是香火旺盛，当地百姓也经常有崇拜都天瘟神的迎神赛会活动。而淮河一带最具地方特色的治水神话，则是无支祁的传说。

无支祁的具体形象最早出现在《太平广记》所引唐代李公佐的传奇小说《李汤》中。其中李公佐写了一段假托《古岳渎经》的文字，描述了大禹降服淮水神无支祁的故事：

传说中，淮河水神无支祁是一种猿猴形状的妖神，能口吐人言，力大无穷又轻捷灵巧。禹派出庚辰制服了它，将它锁在淮阴龟山下，于是淮水才得以平定。虽然无支祁传说的文本最早见于传奇小说，但它应当并非李公佐的文学创作，而可能是一个经过再加工的地方传说，因为唐代李肇的《国史补》中也提到了无支祁，并称是出自《山海经》（虽然《山海经》中并无相关记载）。宋代时无支祁传说似乎已经很普及，苏轼的《濠州七绝·涂山诗》就将其作为典故入诗：“川锁支祁水尚浑，地理汪罔骨应存。樵苏已入黄能庙，乌鹊犹朝禹会村。”

可能是因为无支祁叫着有些拗口，它的名字在民间传说的演化中逐渐跑偏。因为无、母两字古音相近，无支祁也被叫做母支祁（《吕氏春秋》中有兽“岐母”，不知道是否也与无支祁有关），又逐渐被民间称作“水母”；因“母”字产生的联想，又有了“水母娘娘”的叫法。不知道是与什么传说融合了，到宋代降服无支祁的不再是大禹，而是唐代高僧僧伽；到元代陶宗仪的《辍耕录》中，僧伽已经被称作“泗州大圣”，民间传说泗州塔下正是“泗州大圣锁水母处”；后来又说僧伽是观音化身，于是也有了观音锁水母的说法。“大圣降水母”也衍生出小说、杂剧、变相（一种讲述佛教故事的连环画），也有许多画家乐于动笔演绎这个故事。吴承恩的友人朱曰藩就曾为当时藏于姚家的一幅宋代《大圣降水母图》作跋。明代时，由于淮水泛滥，对无支祁的供奉也开始兴起。嘉靖年间，民间人士在龟山上建起了一座淮渎庙，虽然官方不肯承认，但其中供奉的淮水之神正是无支祁。

无支祁的故事不免让人产生联想——这个设定看上去有点像孙悟空啊！确实，许多研究《西游记》的学者都认为它是孙悟空的原型之一。无支祁传说在不断演化中也的确和西游记扯上了关系，不过严格来说无支祁在那些西游故事中对应的角色并不是孙悟空，因为到元明时期它已经被定性成了“女性”。元代杨景贤《西游记》杂剧中，孙行者称“巫枝祇圣母”是自己的二姐；明人杂剧《二郎神锁齐天大圣》中，猢狲精齐天大圣称“龟山水母”是自己的姐姐。《西游记》小说中也能看到水母的身影：第六十六回里，孙悟空因遇黄眉怪而前往泗州请救兵时，大圣国师王菩萨也提到自己的徒弟小张太子前不久刚在淮水漫泛之时降服了水猿大圣。

既然孙悟空和水母经常同时出现，那我们就不能说他们是同一人了吧。不过，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否认孙悟空的形象在演变中或许结合了无支祁身上的某些要素，毕竟那是江淮一带广为流传的故事，西游故事的创作者耳濡目染，将无支祁融合其中也未可知。

这次我勾勒了西游记作者家乡的大致轮廓，希望可以给大家一个作者所处文化区的概念。然而，有一件大事我特意略过了，准备留到下一篇展开讲，那就是淮扬地区的抗倭活动。沿海的战火不仅极大影响了百姓生活，也是朝廷中各方势力在东南沿海这个舞台上互相拉扯角逐的手段，甚至将吴承恩和他的好友们也卷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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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苏兴《吴承恩谱传》

《明史·叶淇传》

万历《淮安府志》

天启《淮安府志》

乾隆《淮安府志》

万历《江都县志》

余有丁《余文敏集》卷十《封奉直大夫刑部员外郎寅楼郝公行状》

陈诏《<金瓶梅>故事地点考》

王建革《明代黄淮运交汇区域的水系结构与水环境变化》

荀德麟等编纂，《淮安历史文化丛书·淮安史略》

张崇旺《明清时期自然灾害与江淮地区社会经济的互动研究》

萧兵《无支祁哈奴曼孙悟空通考》

题图：清乾隆《京杭大运河地图（Map of the Grand Canal from Beijing to the Yangzi River）》淮安府清河县段，现藏于大都会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