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主任哭了，于是全班也跟着哭了。

班主任一边掩着面一边从教室走出去，班长跟在后面，班长长得很高大，像一台行走的攻城器械。班主任哭得很小声，班上的各位随着她出去，围着她，簇拥着她。班长让同学们回去，大家又都回到教室里。隔了不久，班长在教室里招招手，有几个人又抹着眼泪出去，班长也没说要叫谁，他们像是受到感召一般地出去了。后来我听他们走远，往门缝外看，班长扶着班主任的肩膀，像是一个子孙照顾一个年过花甲的老人。

我坐在最后一排，我没有出去，我也没有掉眼泪，我们这一排都一样，有人把脚翘在桌子上，嘴巴里咀嚼着，吹着泡泡糖，泡泡越吹越大，最后炸了，糊在他鼻子上，他用舌头把鼻子上的泡泡糖扫到嘴里，说：“开个班会有啥好哭的，搞得像是做老师委屈了她似的。” 我冷笑。这个时候，有个女生站起来，指着后排怒斥着：“你们怎么能这么说老师呢？”我们一个都没说话，那女孩目光扫过我们，有一些怯懦的低下了眼睛，有的若无其事的东张西望，我属于前者，吹泡泡那个属于后者。吹泡泡的同桌是空的，那地方长时间没人坐，好像以前有谁在那坐过，生长过，但我忘了。

班主任一会又回来了，她挺年轻的，三十来岁吧，但就个子有点矮了，她现在没有哭了，但眼眶还是红的。

班主任双手掌在讲台上，说：“马上就要考试了，大家一定要打起精神来，这可是人生的第一次分水岭，可别像老师这样……”说到这里，她又停顿了一下，擤了擤鼻子，全班鸦雀无声，吹泡泡那个的嘴里也停止了咀嚼，她又接着说：“总之，大家一定要竭尽全力，我能做的也都做了，有一些人实在管不了，也是我作为老师的失职，就这样吧。”她把讲台上的东西收拾了一下，下课铃响了，她还没出门，吹泡泡那个就举着篮球出去了。

课间我路过办公室，班主任招呼着让我进去。我背着手，心咚咚的跳着，她坐下来，抬头望着我。

“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

她把这几次模拟的成绩拿到我面前来，用手指指着，还敲了敲，“怎么办？”

我不说话了，我低着头看自己的鞋尖。

“你说我找过你多少回了，”她对我说，“你一开始不是这样的啊，你刚开始不还是前六吗？”她不说话，拿手扶着自己的额头，然后又用手把短发撩到耳朵后面，耳垂上挂着闪亮亮的耳坠。

我看着那个耳坠和班主任的耳朵，但依旧没有说话。

“你自己什么也不知道吧？”她又问我，不过我感觉她又像在自言自语。

她叹了很大的一口气，起身去饮水机倒水，一边过来一边喝水，接着坐下来。“你这么下去你就完了，你知道吗！”

“我知道。”我开始觉得有些不耐烦了。

她看着我，眉间有一股说不出来的执拗，褶皱深深地凹下去。她看了我好一会，然后把没批改完的作业盖在我成绩单上，一边工作一边对我说：“所以呢？你觉得应该怎么办？”

“我父母会有办法的。”

她什么也没说，冷笑了一声。

“你走吧。”

等我走出去的时候，课已经上到一半了，我从门缝后面看见数学老师在黑板上讲解着难题，讲台底下的书堆里，人们的笔记得刷刷地响。我一个人摆着手在操场上徘徊，太显眼了。我从教学楼之间的缝隙里穿过去，学校后墙的栅栏外面有一条河流，栅栏太高了，我翻不出去，我也不敢翻出去。我把背靠在栅栏上，蹲坐在楼宇间夹缝的地带，河边的风吹得我有些冷，学校门口的车流里时不时的有人按喇叭。整个世界把我以一种奇异的方式隔绝着，我感受到一种被遗弃的恐惧。

放学后我坐在外公的车上，外公板着脸，在回家前一句话也没有说。

母亲下班回来的时候，外公在阳台翘着二郎腿，戴着眼镜在看报纸。我躺在沙发上看电视，电视里播放的是记录频道，讲的是二战东线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为了有效应对德军的空袭，苏军在天空上放飞了很多充了气的假靶子。母亲把包放在沙发上，洗完手后去冰箱里开了瓶啤酒，一边喝一边问我，“今天学校怎么样？”她问了太多回了，好像把一个世纪的问题都给问完了。我没有说话，她坐过来拍拍我的腿，我也没有什么回应。她自己一个人回房去了。

“爸爸！”母亲的声音从房间里传出来，“下午饭吃什么？”

外公看着报纸，说：“不知道，一会等小谢来了再说吧。”

我想起来什么，问他：“外婆呢？”

外公把报纸翻了一页，说：“打麻将去了。”

开饭的时候小谢从厨房里端着汤走出来，外公收好报纸，客厅的灯光让他显得比他的影子更黑，更重。小谢朝着卧室喊：“开饭了！”母亲没有回应，我躺在沙发上，母亲的声音不一会从里面传出来，“我最近减肥，你们先吃吧。”

小谢坐下来，外公也坐了下来，叫我过去吃饭。

在老宅子的时候，外公拿着鸡毛掸子追着我，我惶恐地绕着麻将桌跑着，他从后面抓住我，指着桌子上的数学本，大声呵斥着我，我一边擦着鼻涕，一边把练习本上的习题擦掉，再一字一句的工整地把算式写在上面，现在的数学作业，他想管也管不了了。

外公和小谢聊着天，小谢说她准备走了，不准备在这干了，外公问她为什么，她说，她跳广场舞的时候和一个老头看对了眼，那老头住得离这远，要到另一个区去。这时候母亲过来了，她换上了睡衣，见我还躺着，就过来拍了拍我，这一次拍得很用力，像被人扇了耳光似的，我的大腿有一些红肿，但我依旧无动于衷。

“行，”她说，“那你今晚就什么都别吃了。”我依旧没什么回应。

到了傍晚，我自己从床上爬起来，掏出铁锅准备煎两个鸡蛋，我听见母亲从房间里走出来，她走到厨房，扶在门框上，看着我煎了一会后进来让我把锅给她。鸡蛋在锅里发出丰富的响声，花园里好像有蝉什么的东西在叫唤着。

“你最好还是给你爸打个电话吧，要考试了。”

“嗯。”

“不管再怎么说，他好歹是你爸嘛。”

我没有说话，她转过头来，接着说：“给你煎全熟的吧。”

我点了点头。

过了一会，她把鸡蛋倒在盘子里，我在厨房拿着筷子。母亲插着腰，“还疼吗？”

“什么？”

她用手戳了戳我的大腿。

“没事了。”

“嗯。”她走出厨房，“一会你直接把盘子放在台子上就行，吃完之后直接睡觉，听见没有？”

我点头。

我睡觉之前看见玄关那摆着三双鞋，门还没锁，外婆还没回来。

我那晚上梦见，考试那一天，空椅子的主人久违的出现在我的面前，我全然忘记他是谁，只知道他和以前一样的健康。他从班级里的人群里一眼就认出我来，他推开人群，用纹满了纹身的手握住我的肩膀，像是好哥们一样对我倾诉着：“只有你还记得我……只有你还记得我……”

考试结束之后的日子里，我每一天都在忐忑地等待着。我的记忆回到老宅子的门口，书房被闭合的厚厚的窗帘包裹着，我做到电脑面前，像等开奖似得等待着成绩的公布，中途去上了一次厕所，再一次回到书房，一个陌生的剪影坐在电脑面前，我慢慢走过去，一个长得很像我母亲的女人握着鼠标，头发杂乱地像一个落魄的女毒贩，她面容枯黄且消瘦，眼眶被失望的血液和眼泪笼罩着。她颤抖地把手放在大腿上，不一会又指着我，对我说：“你彻底完了。”

第二天我醒来，异常清楚地记得梦里的每一个细节。我浑身发颤，抓着被子，久久不愿从床上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