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距今5300~4800年，处于东北地区的西辽河流域，活跃着红山文化，这里社会进入到比较复杂的、文明起源阶段的特点是建立起“庙-坛-冢”宗教礼制建筑中心及其精美的玉器。由于红山文化的地处位置，这里的气候分明，而且大部分时间气候干燥，而驯化出的黍和粟这两种现在北方依然种植面积最大的作物。形成了北方特有的旱作农业经济以及以玉作为通灵的信仰体系。

在很多对于红山文化的介绍中，主要提及的是红山的玉器，其精美程度与良渚比肩有着其自己独特的文化特色，不过随着植物考古的发展，让史学界更为重视的实际上是旱作农业的起源。目前基本可以确定，黍和粟的驯化成果是从红山逐步扩散影响到整个中国北方地区的，这使得中国北方黄河流域一带小农经济成为主流。

其影响是多方面的。首先，旱作农业主要是依靠天然降水从事农业生产的一种雨养农业，因此这间接促成了北方农业社会对于农业历法的发展。

同时，这种对于历法的话语权的把持，产生了中国独特的“巫”文化。在甲骨文中，对于“巫”的解释就是能够以舞降神的人，主管奉祀天帝鬼神、为人祈福禳灾，并兼事占卜、星历之术等等。但凡是民众自己解决不了的事情基本上在文明早期都靠巫。

这也是为什么红山社会演变为神权社会的缘由。

而在文明丨中国史前2000年：碰撞中的海岱地区中我提到，山东的大汶口文化是市场经济与小农经济的对撞所产生的，南北之间的社会面貌有着明显差异，越靠近北方，城市生产就越接近小农经济，越靠近南方，城市生产就越接近市场经济。

这种小农经济生产方式就与旱作农业有着密切关系，旱作农业除了靠天吃饭这一点之外，还有就是耗费人工。稻米因为喜水，只要温度水分足够，那么只要将种子撒下去就可以生长，甚至可以一年两熟，亩产比黍和粟要高，营养价值也比黍和粟要大，这实际上就节省了大量的劳动力。

黍和粟就没有那么方便了，因为生长在旱地上，要注重土壤干湿注重土地肥力要注意病虫害要注意倒伏······等等问题，需要常年有人时刻关注，在生产力低下的古代，这就占据了大量的劳动人口，这使得小农经济的生产力比不过商品经济，这就是两种经济模式的根本性矛盾。

一旦商品经济商品进入到小农经济社会，就必然造成市场冲击，这在中国近代历史当中反复上演。商品经济生产的商品物美价廉，进入小农经济社会后挤压小农经济生产的商品的市场，甚至造成小农经济崩溃。

但是商品经济的本能就是从价格低的地方向价格高的地方倾销，这使得北方小农经济社会与南方商品经济社会严防死守，到最后良渚衰落，甚至彻底将这一文化的存在从历史当中抹去。

之后的以黄河为中心的北方政权基本延续了小农经济，最终成为了中国这个庞大国家的社会基石。

通过对牛河梁遗址群的分析，专家认为红山文化社会晚期呈现一种“金字塔”式分层结构，神权在红山文化当中占据着主导地位。而在神权当中处于统治阶级的在后世的中华文明中被称作“巫”。

可以说巫在红山社会有着崇高的社会地位，统治着西辽河流域的大面积的土地，依靠传承的知识他们“控制”着天气。他们通过玉与神明进行沟通祈求风调雨顺，粮食丰产等等。

因此和南方良渚、石家河的精美玉器不同，红山的玉器走的是另一条道路。显得更加符号化一些，带有浓重的程式化。而且对于上百座墓葬进行发掘之后，考古学家发现，精美玉器基本上都集中出土于贵族墓葬区域内，平民墓葬中出土的都是非常粗糙的玉料，更多的甚至没有玉随葬。这说明玉器在红山社会中，拥有玉器是一种权力象征，而并非单纯的一种装饰物。

而玉猪龙也基本上只被发现于墓主人的胸口。这表明玉猪龙是一种死后转生的器具，红山人认为玉是很好的通灵材料，或许是灵魂的通道，通过玉猪龙就能被带到“天上”去。

而玉猪龙被设计时可能就参考了动物的胚胎，表示一种新生的状态。

而最新的研究来看，所谓玉猪龙的头部并非是猪，因为怎么看也不像，而更有可能是天鹅的头，这一结合之后一直传承到了陶寺文化，我们暂且不表。之所以设计一个蛇身鹅头的神兽，专家认为应该是与两种动物的特性有关，天鹅是忠贞的，蛇是神秘的，同时两者都与季节有着密切联系。蛇会冬眠，到了春天的时候会复苏，在古人的认知中就如同复活一样，有着神秘的力量；而天鹅是候鸟，冬天的时候会飞走，春天的时候在归来。而且天鹅一生当中只会有一个伴侣，同样有着象征含义。古人或许认为这些特性使得两种动物的结合可能会产生神秘的力量，因此才会大量刻画这种神兽。

红山文化也诞生出了自己的天象观测体系，红山文化东山嘴女神庙圆形祭坛G6很可能有观测二分二至日出的天象崇拜。东山嘴遗址红山文化祭祀中心，主要功能是郊天祭日配女性祖先。

从这些发现上不难看出，红山的祭司集团已经掌握了较为先进的天文观测理念，并创造了自己的世界观。

从牛河梁N2Z3与N5SCZ1圆坛，我们解读到了红山文化宇宙观里的上、中、下三界结构。由于是将原本基本等大的上、中、下三界扁平化处理，必须改变为三个同心圆来表现，但是并没有固定规定三界同心圆直径的比例。N2Z3外圈直径是内圈的2倍，在N5SCZ1外圈与内圈直径比例根本没执行这个比例。

对于红山文化的人来说，宇宙被分成上、中、下三层，并且都是圆形的，是一种扁平化三同心圆宇宙观，而并非是后世流传的天圆地方宇宙观。

红山文化的墓葬也很有特色，它们迥异于其他新石器文化中常见的那种土坑竖穴墓，其墓上积石成塔，气势壮观，有“中国金字塔”之誉。在牛河梁遗址群南部的山岗上，就有一座类似积石冢的金字塔式建筑，形态与山丘浑然一体，总面积达1000多平方米，其规模之宏大、结构之复杂绝非其他文化类型的积石家所能比拟。作为一座单体建筑，它可以说是至今发现的中国史前建筑中规模最大的一个，而且其建造结构也十分考究：内部夯土，外部砌石，台体顶部还有炼铜坩锅等遗物发现。这说明红山文化的内涵已相当复杂。在红山文化出土的墓葬中，每个墓地都设有中心大墓，似乎在表现“一人独尊”的等级观念，这说明红山文化的社会结构也可能出现了“金字塔”式的形态：部落酋长高高在上，成了“金字塔”的塔尖；其他人则逐级下排，形成“金字塔”的塔身。另外，家坛结合是其墓葬的又一重要特点。

冢上置坛，说明“金字塔”式的积石家不仅为墓穴，同时还兼有祭祀的功能，因为这些积石冢的陪葬品几乎全部为各种精美的玉器，只有个别等级较低的墓葬以陶器为随葬物。

在红山文化当中的一位重要女性神祇，与其他文化当中的女神有类似的象征，都是代表着“生命、大地、丰产”的含义，就像是苏美尔文化当中的伊南娜，古希腊神话中的盖亚，古埃及神话中的伊西斯等等。

人类学家认为这种女神形象其实是古人对于更早期的母系氏族社会的一众纪念，而从对于红山女神的分析来看也确实如此。

她面部为朱红色，两颧突起，圆额头，扁鼻梁，尖下巴，与现代华北人的脸型接近。女神的眼珠用两个晶莹碧绿的圆玉球镶嵌而成，显得双目炯炯。

和女神头像同时出土的还有6个大小不同的残体泥塑女性裸体群像。牛河梁女神庙出土的这些彩塑女神像，其高度的艺术概括可与西方的维纳斯相媲美。但值得注意的是，已出土的女神上臂塑件空腔内带有肢骨，因遭火焚多成灰渣，专家推测有可能是人骨。

联系中亚曾有在人头骨涂泥成像的崇拜形式，牛河梁女神像有可能是以现实中的人物为依据塑造出来的。这就不单单是艺术造型了，女神头像可以作为研究古代中华人种学和民族史的典型标本，它使亿万中华子孙第一次看到用黄土模拟真人塑造的5000年前祖先的形象。

而在文献中记载，传说当中的“女娲造人”的故事，就是用黄土捏人， 牛河梁女神带有肢骨的塑件， 很有可能就是这种传说的历史源头。

有专家据此推测，辽河流域牛河梁女神庙可能就是当时的原始古国对女娲的一种回忆、崇拜，而古代传说中最高统治者的祭祀方式——“郊”、“燎”、“火帝”也可能在此举行。

红山文化是一个高度凝聚的神权为主的社会体系，这种体系在社会发展向上时期具有很强的社会凝聚力，这使得在生产落后的时代，红山文化依旧能够建立起如此宏伟的祭坛建筑，但是一旦社会发生动荡，尤其是天灾人祸，神权解释的那一套“不灵了”，那么社会共识将会迅速瓦解。

红山文化主要分布区，在农牧交错带的东端，却以农业为主，这是基本事实。农牧交错带在生态学上讲就是生态脆弱带，过度的粗放型农耕垦殖，容易造成荒漠化或沙漠化，很难生态修复。有一种生态学的角度认为，红山文化过度的农业开发，造成西辽河流域的荒漠化，导致以农业为基础生业的红山文化衰落，宗教狂热与财富资源的浪费只是推波助澜或雪上加霜。最终红山文化社会崩溃了。

在距今4800年之后，随着红山文化的衰落，西辽河流域的文明进程最先告中断。

红山文化是在错误的生态地理区位，选择了非可持续的农业发展道路，社会政治以神权为主，其政治试验和社会经济基础试验的失败教训，可能给中原文化的崛起提供了经验与教训。

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提到：

而在《国语.楚语·观射父论绝地天通》更是直接提到：

在中国还未成型的时候，传说中三皇五帝时期，就已经开始着手解决民间信仰问题，这次事件被后世称之为“绝天地通”。意思就是说断绝了天地之间的通路，将巫的解释权收归国有，只有官方认证的巫才是好巫，其他的巫都是胡说八道扰乱人心的家伙。并且记载了两个掌管此事的人。

“重”管理重大祭祀活动，比如祭天、祭地、祭先祖、祭四时；“黎”管理民间祭祀活动，比如祭祀已故亲人、祭祀山神、水神、土地神等等。

这使得中国对于宗教的认识非常务实，因为我们很早就已经完成了对于宗教信仰的管控，发展到了东周末年群雄并起的时候，孔子更是提出了“敬鬼神而远之”的口号，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没有发展出像是西方那样一神教的原因之一，对于宗教的态度成为中国统治阶级延续至今的治理核心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