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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佐也

编辑：知傲曌

到西西弗书店去找加缪不是一件难事，因为你会发现他就在门口盯着你。在门口的柜台上，无论周遭的书封面多么花枝招展，加缪的书永远绷着一张脸，黑黝黝的，颇为“严肃文学”，仿佛就是在告诉读者们：我不好懂，请谨慎浏览（购买）。

我饶有兴趣地问店员，“你们书店和加缪是什么关系啊。”

店员回复：“守护与被守护。”

这倒也难怪，西西弗的店名出自于加缪的《西西弗神话》，这是一本哲理随笔，也被誉为最能体现加缪智慧的一本书。其实加缪黑黝黝的书籍封面在我看来还有另一层居之千里的含义，那就是悲观。虽然对于悲观，加缪呈现的更多为真实。

真实的世界在幻想的人群前本就悲观。

加缪的文学是存在主义的文学，是混杂哲理的文学，虽然海德格尔（海德格尔曾经写过：要做哲学，只能以诗歌的形式进行）一定不会赞同我的观点，但人们很难不去发现，当你去看汉德克、福克纳、昆德拉的小说，对于有些晦涩的文字，你很难不去否定这就是哲学。大众对于晦涩文字的界定大多调侃为哲学，说是调侃也是有原因的。

存在主义以人为中心、尊重人的个性和自由。人是在无意义的宇宙中生活，人的存在本身也没有意义，但人可以在原有存在的基础上自我塑造、自我成就，活得精彩，从而拥有意义。

加缪的《鼠疫》对于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来说根本难以琢磨，于是这个孩子故作高深地跟他的朋友说：我今天读了一本哲学！他的朋友们从未听过这个新鲜名词，却又不想显得无知，于是便说：“哲学啊，我知道，好看！”孩子误以为他的朋友们都能读懂哲学，于是也摆弄起来高深的姿态，双方互不相让，最后双双在攀比中达到高潮。

加缪就属于这类型的作家。《鼠疫》难懂，所以《局外人》成为了更多人心中的经典；书籍难懂，所以诺贝尔奖成为了更多人心目中知晓并尊重他的契机与理由；如果不知诺贝尔奖的分量，那么英俊成为了他得已被成为偶像的原因。

歌德曾认为哲学与文学间应该有一条明确界限，黑格尔也同样认为，但如今，这种界限明显不复存在了。萨特、加缪与存在主义联系到了一起，昆德拉的轮回哲学，汉德克则在一些专家中与老庄哲学联系到了一起。

无论这其中是否会有不合理的存在，但基本的现象是不变的，哲学与文学本身很难割离，连尼采都难以逃脱。但这种界限的消亡不止于此，当代文学中，文学的思辨性正逐渐被娱乐性代替，换言之，无论哲学还是文学，都正在成为一种小众的爱好。

这个问题庞杂，至此不再多聊。而存在主义也不多说，说多了感觉加缪好像只是一位哲学家，其实不然，加缪还是一名作家、艺术家。正如他自己所回答这个问题的一样，“因为我是根据词而不是概念来思维的。”

加缪自己也不想被定义为某一个身份所得。我们传统意义上理解的哲学家们都是深邃而递进的演算者，即便不是哲学家，只是一个哲学系的学生，也会被休谟问题搞得头昏脑胀，坐在学校长凳上拉住一个数学系的讨论休谟。

加缪不然，他像是一个“肤浅”（即不陷入，或可以理解为有天赋，不需要陷入，也可以理解为本意）的哲学爱好者，一生为追求美而奋斗。

法兰西与德意志都有哲学的基因，而加缪之所以没有沉入的原因或许是因为他的童年是在阿尔及利亚度过的，是在“尘土飞扬的街道”、“肮脏的海滩”、“纯净的远海”中度过的。对于他来说，“纯净的远海”是他一生所要追求的美，而“街道”与“海滩”则是窘迫的现实、无情的真实，也是黑黝黝的、“严肃文学”的。

现实与真实究竟有多窘迫无情，在于1957年加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评论界对其的批评声一浪高过一浪，大多的批评归结为他“既不哲学也不文学。”来自昔日好友萨特的讽刺更是激烈，他就是本意理解加缪哲学肤浅的那类人的代表。

法国曾不喜欢加缪，加缪的鲁莽与烂漫让法国传统的哲学门派难以接受，加缪那仅有的肤浅的哲学又让浪漫自居的法国大众不解。但背后的原因仍然要归结到政治，即加缪是法属阿尔及利亚的孩子。他既不法国，也不非洲，在加缪最后的十年里，他被迫选择了妥协。“人必须服从。”在1950年他说出了这样的话，两年后他便有些心力交瘁了：

我并不知道当马车出事故时的加缪有没有找到自己人生中关于美的最终概论，但不幸的是，他已再无机会去领略知命之年后的美了。

而在他去世六十年后，在国内的网络上，加缪的那句“我身上有一个不可战胜的夏天”成为了不少年轻一代的签名。很多人以为这句话是某个网文作家的杰作，大多数人并不在意加缪是谁。我忽然想到了这个时代有关哲学与文学的命题，也想到了“尘土飞扬”、“肮脏”的现实。

那些软化文学、稀释哲学的芸芸众生蔑视了加缪，蔑视了古老而庞大的思想力量，拍了拍屁股伸了伸腰，露出了珍视而又尊贵的肤貌，欲望的仪态贴于相机前，享受着盛誉与低俗的玩笑。

没有人在乎加缪，与他的隆冬，与他的“知道”，与他的不可战胜的夏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