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我们在社交网络或新闻媒体上，有时候或许会看到一些奇怪的“建筑”——甚至对于习惯了现代建筑叙事体系的人们来说，它是否能够被称作建筑都尚需探讨。

它们看起来既像是人类认知规则之外的文明所建造的遗产，又好像是一种孤立于现代的审美体系。用现代主义、野蛮主义的框架去套用这些建筑都显得格格不入，更不要说古典主义、巴洛克等传统的建筑风格了。

这就是南斯拉夫及东欧的战争纪念碑，它有一个独特的名字叫作Spomenik，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80年代，由当时的南斯拉夫联邦政府为纪念二战中在巴尔干半岛发生的大屠杀事件以及人民对纳粹的英勇反抗而修建的。由于即使在建筑体系之中它也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因此当1999年南联盟解体之后，有关它的系统性资料便逐步散失，甚至有大量纪念碑在之后的战争中被损毁或夷为平地。

有趣的是，在互联网上每隔一段时间，这些纪念碑就会被人“重新发现”一次，被拿出来作为超现实主义、令人惊叹的、难以理解的建筑，让人们在茶余饭后有所消遣，而对其背后的历史却鲜有人知。正巧最近机核的一位摄影师朋友inhiu老师要做一期“遗迹摄影展”，因此我觉得恰好是个介绍那些尘封历史与沧桑往事的机会，也算是稍微了结一下多年来的夙愿。

假如说Spomenik对于更多人来说仍然是一个陌生的概念，那么我们不妨从这座莫斯拉维纳人民革命纪念碑【Monument to the Revolution of the People of Moslavina (Spomenik Revolucije Naroda Moslavine)】开始。

1941年4月，纳粹入侵了当时的南斯拉夫王国，并与仆从国将其瓜分，同时扶植自己的傀儡政权与爪牙武装。巴尔干半岛上的各族人民在压迫之下没有就此臣服，而是奋起反抗。1941年6月22日，纳粹德国入侵苏联当天，在锡萨克（Sisak，现克罗地亚城市）发动了一场人民起义。虽然它很快就被镇压下去，但斗争的火焰从此生生不息，南斯拉夫的反抗历史就此揭开了新的篇章。辗转的游击战中，大批反抗战士最终汇聚到一位领袖的麾下，这就是后来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国父，被尊称为“老将军”的约瑟夫·布罗兹·铁托。

在战后，著名的克罗地亚马其顿雕塑家、建筑家杜尚·哈默亚（Dušan Džamonja）主持建设，建造了这座纪念碑。1967年9月7日，铁托为这座纪念碑揭幕。它中央的圆球就是眼睛的象征，由铝板构成，雕塑主体是混凝土结构，形状是张开的翅膀。而且设计师特别采取了不对称结构，一边是双翼，另一边是三翼，象征当时构成南斯拉夫的五个共和国。在它的背后是南斯拉夫解放运动烈士墓地，有一块青铜墓碑，铭文的意思是：“这里埋葬着900位来自莫斯拉维纳的战士。他们在1941至1945年的民族解放斗争中，为我们的自由与独立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遍及整个南斯拉夫乃至东欧的Spomenik，与铁托的操作直接相关，它既是巴尔干半岛人民争取独立和自由的不屈抗争写照，也代表了南斯拉夫这个短暂的国家在历史上曾有的辉煌。与此同时，它还与20年代苏联先锋运动思潮、构成主义运动、冷战中的美苏争霸以及南斯拉夫各族的命运息息相关。这也是我们在接下来要展开叙述的故事。

对世界近代史稍有了解的朋友都会知道：巴尔干地区被称作欧洲的火药桶。这里全境多山，狄那里克阿尔卑斯山脉、罗多彼山脉和巴尔干山脉等诸多大型山脉犬牙交错，巴尔干一词在土耳其语里就是“山地”的意思。只有东部的沿海一带及部分山间盆地，才有一些地势相对平坦的低地平原。

缺乏适宜耕种的大面积平原，山地之间使得文明的交流饱受阻碍，这使得巴尔干半岛在地中海文明板块的发育期中处于明显被劣化的边缘地位，即使是古希腊与东罗马帝国的荣光时代，巴尔干群山中的人们也未能因此获得更多垂青。在另一方面来说，西/南欧、西亚与东欧的文明势力崛起时，这里往往便是力量交集的前沿：任何一方来的势力在强盛时都希望将此作为扩张的缓冲带与厮杀的战场，千年间这里经历了希腊与波斯、天主教与伊斯兰教、奥斯曼土耳其与沙皇俄国等等宗教与帝国势力搏杀的战场。整个巴尔干地区600年来饱受磨难，尤其是在现代国家与民族概念被提出之后，压迫与反抗、斗争与残杀层出不穷。

1914年6月28日，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加夫里洛·普林西普在萨拉热窝枪杀了访问波斯尼亚的奥匈帝国皇储弗朗西斯·斐迪南大公夫妇，成为了巴尔干地区反抗奥匈帝国统治的象征，也成为了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这场没能解决任何战争的终极战争将欧洲版图一拳砸个稀碎，送走了奥斯曼土耳其、奥匈、沙俄等传统帝国，传统欧洲势力范围在此陷入了你死我活的争夺。就在此时，塞尔维亚国王彼得一世（彼得·卡拉乔杰维奇，Петар I Карађорђевић）突出奇兵，在奥匈帝国崩溃之后的乱象中抓住机会，整合了巴尔干散乱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构成了南斯拉夫王国的前身。在他之后，亚历山大·卡拉乔杰维奇大公继承了王位，并正式宣告了南斯拉夫王国的成立。

尽管此时欧洲大陆上的摩擦与攻伐仍然时有发生，但是巴尔干半岛好歹是度过了安静的十几年——然而连这种平静对于人们来说都如此奢侈：1941年4月，纳粹德国携轴心国仆从意大利、匈牙利、保加利亚等发动了侵略南斯拉夫王国的「四月行动」，将这里再度变成了占领地带。除了在此劫掠资源、压榨劳动之外，纳粹还扶植极端民族势力如克罗地亚族裔的“乌斯塔沙”，还有后来投靠纳粹的南斯拉夫保皇党-祖国军“切特尼克”等等，在南斯拉夫展开了带有强烈种族主义色彩的血腥屠戮，不甘被奴役和杀戮的南斯拉夫人也展开了各种形式的反抗。

纳粹对巴尔干抵抗力量采取残酷的绞杀政策，乌斯塔沙同时执行残酷的种族清洗政策，并建立了10多个集中营来囚禁、奴役和屠杀塞尔维亚族、犹太人、吉卜赛人和支持反法西斯斗争的克罗地亚人。在四年的斗争中，以铁托为领袖的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遭遇了七次大规模的反围剿，牺牲人数达到30万人以上，同时抵抗运动的过程中也缺少外来的物资支援与武装力量援助，处境非常艰难。今天我们中国人可以说家喻户晓的南斯拉夫战争电影《桥》、《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黑名单上的人》这些电影都是那些历史记忆的展现。

1944年8月之后，随着同盟国部队的战线推进及苏军的不断反攻，南斯拉夫反抗力量进一步壮大起来。1945年5月15日，在约瑟夫·布罗兹·铁托的率领下，南斯拉夫全境解放。在11月的制宪会议上，塞尔维亚、克罗地亚、阿尔巴尼亚等几个民族代表与政治代表一致决定，废除君主制，建立统一的南斯拉夫国家，把破碎的国家版图重新整合起来，这就是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成立。

巴尔干地区的多年动荡与南斯拉夫获得解放的过程，都给这个新生社会主义国家注入了富有个性的文化基因：首先，它的民族历史久远而丰富，又有独特的地缘属性；其次，总体而言南斯拉夫的光复依靠的是自身力量而非外来扶持和仰人鼻息；最后，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给巴尔干地区带来了长久的苦难。因此，南斯拉夫具有强烈的自主意识与强大的自豪感，对于外来势力的干涉极度敏感，希望将国家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这种独特的立国情感也在后来体现在诸多文化作品之中。

谈及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方方面面，都不可能回避约瑟夫·布罗兹·铁托的影响。他于1937年开始领导南斯拉夫共产党，成立和指挥了南斯拉夫第一支有建制的正规反抗军“第一无产阶级旅”，后来演变成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与游击队，最终获得了反纳粹斗争的胜利。他在战争期间树立的威望，令他成为了各族人民公认的领袖。

虽然在二战之后，铁幕很快落下，但南斯拉夫并未在苏联阵营中停留很久。1948年6月，在激烈的争执之后，苏联宣布将南斯拉夫从重要的共产主义国际组织“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开除，铁托在7月给予回应，号召南斯拉夫人民团结起来抵制苏联的沙文主义威胁。这也标志着南斯拉夫在社会构建与经济体系方面都脱离了东方集团，走上了独立自主的道路。

苏南决裂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来说，苏联在地缘政治与复国过程中给予了南斯拉夫相当的帮助，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阵营意图仍然是强行赋予南斯拉夫卫星国的身份，希望让其成为阵营中“听话”的一份子。尤其是南斯拉夫本身所在地理位置的独特性，其自主意愿可能对欧洲势力形成的刺激，都使得苏联方面忧心忡忡；而国家建设理念和发展观点方面的分歧，则使得南斯拉夫对于苏联的信任急剧流失。最终，大家走上了互除马籍，不欢而散的结局。在1953年斯大林去世之后双方曾经意图通过协商的方式重归于好，但是苏联在1956年对布达佩斯的碾压毁了一切——南斯拉夫的警惕性再度被提升至顶点，使得彼此之间的互信互助几乎成为了不可能的选项。

也就是在50-60年代，具有南斯拉夫特征的社会主义艺术风格不断被发挥、延展和巩固，最终成为了巴尔干地区独有的艺术体系：“社会主义现代主义（Socialist Modernism）”。它继承了苏联20年代先锋艺术中有关未来主义、构成主义的精神，以现代材质与构型为核心，不拘泥于具象的表达。同时，它又受到了量产化清水混凝土建筑衍生的Brutalism粗野主义的影响，在快速进行大规模、可复用、品质能够满足日常生活需求的建设的同时，开始追求严肃强劲的建筑肌理与毛糙沉重的质感。在有意无意之间，“社会主义现代主义”也与当时苏联秉持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Socialist Realism）”形成隐隐的对抗：当苏联对抽象艺术给予意识形态上的绝对否定评价时，南斯拉夫却在独立的基础上强调艺术自身的功能性及其价值观的具象传递。

因其自身立国与发展的特殊性，铁托与印度总理尼赫鲁、埃及总统纳赛尔共同发起了“不结盟运动”，力图影响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不要加入美苏争霸的泥潭之中，成为工具或耗材任其宰割。但在文化方面，铁托却给予开明的“兼收并蓄”的指导方针，允许东西方阵营的文化产品与艺术创作思想自由流通，只关注艺术为人民服务的实际价值而非先决定性，这就令南斯拉夫在大国碰撞的前沿反而拥有了更多游走空间。用现代学者，哥伦比亚大学的西尔弗伯格（Laura Silverberg）在一篇讨论前东德艺术的文章作为总结：“这些社会主义者将现代主义技巧与他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相结合的努力，打破了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参与共事与持不同政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西方现代主义之间的分界。”

1960年是南斯拉夫的经济发展与国际地位都如日中天的时期，为了纪念二战期间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流血牺牲，同时也是为了宣示自身独立性的存在，铁托发起了南斯拉夫战争纪念碑修建计划。这个计划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Spomenik的开端。

当苏联放弃了现代主义的时候，今天我们看到南斯拉夫的纪念碑是少有的二战之后极具未来感、工业感、科技感，但同时又充满了极致想象力的建筑典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塔特林在第三国际塔之后关于纪念碑理念的继承：它应该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自由创造，应当与艺术、与历史紧密相联，而不是仅仅关于某些帝王将相、某些英雄史观中的“人物”的形象。

但是Spomenik又绝不是纯粹想象，完全空对空的东西。仅仅依托幻想创造出来的建筑是没有根基的，南斯拉夫所有的纪念碑都是有真实的事件、真实的牺牲、真实的反抗作为背景存在的。南斯拉夫全国有几千座纪念碑，每一处都代表着起义和屠杀，我们今天回顾这些历史的时候也可以看到巴尔干地区人民的苦难。

锡萨克人民解放游击队纪念碑（Sisački narodnooslobodilački partizanski odred）位于今天的克罗地亚（Novo Selo Palanječko）境内。1941年6月22日，纳粹德国发动了入侵苏联的巴巴罗萨计划，得到这个消息之后，10位南斯拉夫共产党党员在锡萨克附近的森林里找了一棵树， 在树底下开会决议，要与纳粹法西斯进行武装斗争。这10个人就组成了整个南斯拉夫的第一支反抗游击队，由南斯拉夫历史上很著名的传奇指挥官弗拉多·雅尼奇·卡波（Vlado Janic-Capo）率领。

当时情况非常清晰：没人、没枪、没钱，今天看来，他们的起义如同飞蛾扑火，以卵击石。但是南共党员们发动了锡萨克的进步青年，大概有80个人陆续加入了游击队。纳粹傀儡乌斯塔沙在锡萨克围剿他们，试图把起义扼杀在萌芽状态。但是卡波带着游击队骨干突破了包围圈，向南渡过拉瓦河跑到森林里去了。这批人逐渐与其他的反抗军合流，最终形成了南斯拉夫统一的解放力量。

到了70年代，南斯拉夫寻找斗争旧址，决定在这里造一座纪念碑，请萨格勒布大学美术学院的教授泽米尔·雅恩斯来设计。他的创意来源就是参天大树的根基，设计的这个纪念碑材质是混凝土为主体，构成一个20米高的基座托起天空。这座纪念碑在1981年6月22日揭幕，纪念南斯拉夫解放运动40周年。

在南斯拉夫的反抗斗争中，各地游击队创造了其中至为重要的功绩，也使得游击战成为了南斯拉夫反抗侵略的最重要方式。科斯马伊将士纪念碑（Споменик борцима Космајског одреда）纪念的就是其中一支重要队伍“科斯马伊-萨瓦”联合游击队的功绩与牺牲，而这支游击队的领袖则是一位超现实主义艺术家，后来南斯拉夫的缔造者之一康斯坦丁·“科查”·波波维奇（Константин “Коча” Поповић）。

科查·波波维奇于1908年出生在贝尔格莱德的一个富裕家庭——甚至传说当时他的家族是塞尔维亚的首富。但是这个小伙子并未像其他有钱人家的少爷那样循规蹈矩：他自幼在瑞士受到全套的贵族教育，回到萨拉热窝后却去军校读书并成为一名炮兵中尉；他去巴黎读哲学专业，却在左岸的艺术家群体中获得了“超现实主义天才”的美誉；他是一名货真价实的富家子弟，却毕生信仰马克思主义，并在1933年成为了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骨干。当41年的反抗斗争开始时，他率先带领“第一无产阶级旅”的前身科斯马伊游击队抗击德寇与纳粹爪牙，在1240天里经历了530场大小战斗，用铁托的话来形容就是“科查的每一天都是在战斗中度过”。

1941 年 7 月 2 日，45 名南斯拉夫共产党党员在科斯马伊山顶（贝尔格莱德以南约 55 公里）举行了一次会议，决议Kosmaj与Sava区域的两支独立游击队合并为一支完整的武装力量，并由科查·波波维奇统帅。他们的队伍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壮大到300人，成为一支令纳粹感到忌惮的力量。在1942年2月，德军纠集起强大的力量对游击队进行围剿，并使它遭受毁灭性的打击——300多名战士大部分牺牲，仅有13人从包围圈中逃脱。

但科查并未放弃反抗的决心：他带领反抗者们继续在森林、村镇与道路上战斗。1943年，重组后的游击队再度成为重要的反抗力量；到1944年，游击队已经成为了一支拥有1000多名战士的旅级建制单位，在人民军内部称为Kosmaj-Sava旅。他们从塞尔维亚的群山与森林中走出来，一路攻向贝尔格莱德，并获得了最后的胜利。

二战结束后，应铁托的请求，科查没有回到艺术家的领域，而是将余生奉献给了军队与外交。他曾担任南斯拉夫陆军总参谋长，并在1953年获得“南斯拉夫人民英雄”称号；50年代后他退出现役，转任外交部长并任南斯拉夫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为发展南斯拉夫的国际影响力与声望做出了卓越贡献。与此同时，他还是一位体育迷，为南斯拉夫足球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他是贝尔格莱德游击队俱乐部（FK Partizan Beograd）的创始人之一。

1960年代的尾声到来时，南斯拉夫退伍军人委员会开始计划在Kosmaj山顶建造一座纪念碑，用以纪念当年在此牺牲的游击队员们。在26个竞标方案中，贝尔格莱德艺术家Vojin Stojić和建筑师 Gradimir Medaković的联合提报最终获得了优胜。委员会给予他们高度赞誉：

1971年7月2日，Kosmaj游击队成立30周年的纪念日上，这座纪念碑落成揭幕。它由5个独立的30米高的混凝土多重尖鳍以圆形辐射状构成，俯瞰是一颗展开的星星，中间是一个雕刻的圆形石坛，顶部是一座巨大的青铜浮雕板。它坐落于大型森林公园的中央区，周边设有娱乐区、小径及其他休闲地带。人们将它称作“自由的火花”（Slobodarska iskra）。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由于凶残的种族灭绝政策以及对革命的血腥镇压，巴尔干地区的死亡人数一度难以确切统计，大批的人们消失在山川、河流、森林与集中营里。有初步的估算指受害者有将近140万人，其中有确切名录的就将近80万人。当民族主义走向极端时，迫害与杀戮让巴尔干半岛蒙上了恐怖的阴影：为了建立纯粹的克罗地亚族国家，当时的乌斯塔沙执行了残酷的种族清洗政策，并建立了10多个集中营来囚禁、奴役和屠杀塞尔维亚人、犹太人、吉普赛人和支持反法西斯斗争的克罗地亚人，其中建于1941年8月的亚塞诺瓦茨（Jasenovac）集中营是规模最大，同时也是手段最为残忍的集中营，连纳粹德国军官都在报告中称其“恐怖”。

亚赛诺维茨集中营是纳粹治下唯一一个没有由德国人运行的死亡营，但是这里的残暴和反人类程度是一点都不亚于其他集中营的，它的绰号就是“克罗地亚的奥斯维辛”。普通公民、游击队员、反抗者，犹太人、罗姆人、塞尔维亚人、斯拉夫人从南斯拉夫各地被运送到这里来，大部分人的命运最后都是死亡，也有大量的犹太人在这里被转运到奥斯维辛。乌斯塔沙分子认为异族囚犯“不值得使用子弹和毒气”，所以直接用铁棍殴打、刺刀捅死、利斧砍杀、铁锤碎头或集体吊死；为了加快杀戮速度，他们甚至发明了一种套在手腕上的半圆形匕首，以便快速省力地割断囚犯的喉咙；与此同时，有大批吉普赛人甚至被直接斩首。实际上迄今在该集中营附近已发现128个集体屠杀点，恶劣的生存条件也导致大量囚犯饿死或病死，因此没人知道有多少人在这里失去生命，遇害人数仍是今天亚塞诺瓦茨集中营的主要争议问题。

亚赛诺维茨受害者的数量没有确切统计，这是因为纳粹败亡的时候毁掉了大部分档案和资料，并且把整座集中营付之一炬。1945年5月2号，这里被解放的时候已经是一个活人都没有了，历史记载游击队到达这里的时候剩下的只有灰烬、废墟和还在燃烧的最后的犯人遗体，但是受害者数目的基础共识至少是8-10万人左右。

亚赛诺维茨当地人从南斯拉夫统一之后就开始自发纪念这场屠杀，建立了一些非正式的木制、石制的纪念碑，而且不断给国家写信要求建立博物馆。铁托对这段历史痛心疾首，1950年末他就打算在亚赛诺维茨建立战争纪念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以此告诫所有后来者。1960年铁托亲自找到当时已经非常有名的现代主义建筑师博格丹·博格丹诺维奇（Bogdan Bogdanović），请他来主持这个纪念馆的建造。

博格丹·博格丹诺维奇（Bogdan Bogdanović）也是一位与战争、文学和建筑都有非凡交集的传奇人物：他毕生从事建筑事业，但又是一位文学家，而且在南斯拉夫解放战争中打满全场。他出生于1922年8月，父亲是文学评论家、戏剧导演，在贝尔格莱德上学上到纳粹入侵，19岁投笔从戎，加入南共拿起枪打仗去了。在波斯尼亚他曾受重伤，差点没命，但养好伤之后又继续投入战斗，一直到革命胜利。

战后，博格丹回到了贝尔格莱德继续学业，从1950年开始在贝尔格莱德大学城市规划系当助教，到了1960年的时候已经成为正职讲师了。他以不拘一格的想象力和超越框架的现代构型知名，这也吸引了铁托的注意——虽然苏南决裂很长时间，但苏联建筑在东欧的影响力仍然是首屈一指的，其理念都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核心，雕塑类的形象也都以具象为主。谈及战争、反抗与屠杀，都是以人的状态或场景化的表达为主干：无头的尸体、燃烧的火焰、哭喊的母亲、奄奄一息的人们、刺刀与镣铐等等。

根据博格丹自己的回忆，铁托本身对于建筑和美术的鉴赏力并不是特别出众，但他希望艺术家能够不受拘束，也不要被意识形态的枷锁桎梏，要在自由发挥的基础上对历史加以纪念并赋予建筑意义就足够了。于是博格丹·博格丹诺维奇便开始寻找创作的灵感，他曾经深度研究纳粹在南斯拉夫的统治历史，也收集和整理有关集中营的史料，屠杀记录等等，试图从惨案中复原历史的真相。

但到了后来，过于残酷的记录令设计师感到极大的痛苦：博格丹忽然间意识到，这一作品并不在于令死亡永恒，而是要让人民在记住这段历史的前提下，望向更广阔的未来，给人们活下去的勇气与希望。带着这样的念头，设计师在著名的游击队诗人，1943年牺牲的伊万·戈兰·科瓦契奇（Ivan Goran Kovačić）的诗《Jama》里找到了灵感。

Jama这个词在克罗地亚语里是“坑”的意思，是指被杀害之后扔进埋尸坑，这首诗可以看作是科瓦契奇自己的经历：他的青年在塞尔维亚的乡下成长，生活舒适、家境不错，但是41年纳粹来了，他村子里的人被拉出来排队枪杀，尸体被扔进深坑。他侥幸没死，从坑里爬出来，想要回家看看，但是爬到了家附近的时候看到的是熊熊燃烧的整个村子。这时候游击队来了，把他救活了，他也因此加入了反抗军。《Jama》后来被选入南斯拉夫的小学课本，任何一个孩子看到诗句，都会立即知道它在说什么。

科瓦契奇的人生经历，也是许多经历过纳粹统治的南斯拉夫人的记忆：从田园到地狱。但是诗人表现出的是对生活、对和平的渴望和留恋。他写道：

虽然亚赛诺维茨集中营里很多人是由于乌斯塔沙的克罗地亚极端民族主义清洗行为遇害，但是科瓦契奇本人就是克罗地亚人。他最后为了保护自己的战友，一位塞尔维亚人，在第五次围剿中牺牲了。

所以博格丹最终选定了一个意象，就是盛开的花朵，但是这朵花是由钢筋混凝土铸造的。他希望这种沉重的美丽能够让人们牢记历史的沉痛，又对未来充满希望。博格丹后来在自传里说：它的根基是被埋葬的受害者，是残忍的死亡，但是花朵是向天空盛开的，象征着生命与重生，我们要克服苦难，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的种族冲突已是历史，我们应当携手开创未来。

亚赛诺维茨受难者纪念碑最终被定名为“石之花”。这座纪念碑高24米，共有6个单体花瓣，整体钢混结构，底座铺着铁路枕木，这些枕木是当时集中营用来运送囚犯的铁路上的。在周围有起伏的大型土丘，象征原来集中营的营房。建造这座纪念碑和配套的纪念馆一共用了6年时间，这个项目不但获得了国家建设基金，而且还有大笔的公共和私人捐助。博格丹当时还想建造一个巨大的地下纪念馆，象征着被埋葬的死者，里面放置纳粹的屠杀证物，但是由于耗资巨大作罢，后来人们在周围修筑了平顶的地上建筑作为博物馆。

1966年7月，石之花纪念碑正式落成，当天也成为了巴尔干半岛历史最为著名的一天。博格丹·博格丹诺维奇后来在回忆录中记录道：这一天，我去参加亚赛诺维茨纪念碑的揭幕仪式。……现场人山人海，远超我的想象，人们的队伍绵延了几公里长，都身着黑色丧服——他们都有亲人在亚赛诺维茨集中营里遇害。当宣布揭幕之后，参加者的悲恸情绪达到了顶峰，他们哭喊着奔向纪念碑，想触碰它一下，甚至爬上纪念碑或者抱着它不撒手，好像抱住了逝去的亲人。

设计师被当时这种情况吓得手足无措：他设计纪念碑时没有想过会有大几百人站在上面！万一出了事这可是更大的惨剧——但是钢筋混凝土的强韧经受了这个考验，纪念碑完好无损。从那之后，亚赛诺维茨受难者纪念碑便成为了整个巴尔干地区最重要的二战纪念场所。它落成之后就成为了观光和历史教育的核心，提醒所有人勿忘历史。博格丹·博格丹诺维奇也因此成为了南斯拉夫最著名的纪念碑设计师，之后设计了几十座纪念碑，获得了极高的艺术成就。

以上只是简单地介绍了几个在南斯拉夫Spomenik建筑群中最为著名的代表性建筑，其他还有非常非常多的纪念碑限于篇幅，都无法更详细地介绍了。如果对Spomenik加以评价，恐怕唯一的描述就是“高尚的想象力”，具备着极高的审美与人文素养。

但是南斯拉夫这个国家的命运是非常悲惨的。我们提及这件事情，往往就会本能地联想起上个世纪末，1999年5月8日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的事件，它其实也是时代动荡与帝国主义罪恶的一个侧写。

1980年5月4日，铁托去世，享年88岁。他一生的功绩是以强大的手腕统合了巴尔干半岛，同时又保持着独立自主的立国路线，以“铁托主义”支持南斯拉夫不依附于冷战的美苏任何一方，东西方阵营对他都非常敬畏。

鼎盛时期的南斯拉夫在欧洲是一个交流的窗口，它的经贸发展非常显著，对外既有资源、工业品的输出，也有文化产品、艺术的输出，同时华约和北约阵营的文学、电影等等艺术作品都允许在南斯拉夫流通和传播。以1976年的统计标准，南斯拉夫每年的外来游客就有600万人次，整个国家有36%的家庭拥有自己的汽车，平均每两个家庭拥有一台电视和冰箱，这种生活品质已远超华约体系内的一般国家，甚至比普通苏联人过得都要好。

但是南斯拉夫成也铁托，败也铁托。他功勋卓著，问题在于后继无人，没有人能拥有他的威望和手段。南斯拉夫内部的矛盾开始浮现出来，这些问题在1991年苏联正式解体之后立即就变得恶化了：虽然南斯拉夫与苏联多年来若即若离甚至背道而驰，但它终究是一个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其体制依托于既有的大国集团。当苏联崩溃后，南斯拉夫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威胁就成为了欧洲与美国的共识。从他们的角度来看，冷战胜利之后，一个拥有自主能力的版图完整的巴尔干国家是不应该也不能存在的。只有将统一的力量不断分裂为单独的、弱小的、不可团结的碎屑，才能保证之后的世界秩序统治。

与此同时，民族主义不断走向极端，乌斯塔沙、切特尼克等等极端余孽死灰复燃，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马其顿等等行政区域纷纷开始谋求自行其是，过去在亚赛诺维茨纪念馆上的标语“巴尔干兄弟民族亲如手足”被人彻底遗忘了。信仰的崩塌导致巴尔干民族独立自主的意识趋于消亡，在欧美不断的挑唆之中，南斯拉夫最终也走向解体的命运：因为归根结底他们能够依靠的意识形态已经不存在了。

1992年南斯拉夫分裂为5个国家，斯洛文尼亚、马其顿、克罗地亚、波黑与塞尔维亚和黑山，之后塞黑在2006年再次分裂。整个东欧在1991年之后基本上丧失了自主能力，变成了欧洲廉价劳动力和资源的来源地。在南斯拉夫解体之后，极端民族主义带来的劫难比二战时代更加残酷，以民族为名义的争夺和残杀层出不穷。至于说那些曾经象征着所有人共同争取自由的纪念碑，就无人过问，甚至自身也成为战场。亚赛诺维茨石之花的地平线上再度硝烟四起，只不过这次是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人互相攻伐。

战乱再次来临，许多纪念碑的命运令人扼腕：在南斯拉夫解体之前，根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的Spomenik就有至少两千多座，但其中有许多已经毁于战火，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废墟。

与此同时，由于意识形态的崩溃，人们对于历史的态度也改变了，甚至会为了眼前的利益与狭隘的纷争，否认历史的存在甚至倒行逆施。我们仍然用最著名的石之花来举例子：1992年克罗地亚独立之后，整个地区陷入动荡，塞尔维亚与克罗地亚军队兵戎相向，博物馆里存放的大批纳粹时期历史文献被焚毁和丢失。1995年，克罗地亚收回了亚赛诺维茨地区，但是克罗地亚官方不想承认这些历史：因为乌斯塔沙秉持极端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而纳粹的罪行是无法洗刷的。

所以当时的克罗地亚官方就想尽办法消解和掩盖来“创造历史记忆”，先宣布说亚赛诺维茨集中营总计死了最多四万人，乌斯塔沙的罪行被夸大了——但是连克罗地亚普通人都受不了这种说法，因为很多人的亲朋好友都在集中营里丧生。后来克罗地亚政府甚至想要把这个纪念馆彻底拆毁，并且把收集起来的集中营受害者遗骨彻底埋了。但是经历过二战和反法西斯战争的老兵们愤怒了：这是要把我们的亲人挫骨扬灰！再加上欧洲的犹太人社团也是强烈反对，因为他们也是大屠杀的最大受害者，最后导致这个计划流产。

石之花的建筑主体幸运地保存下来了，但它也有很多史料、纪念品与艺术品在战争期间不知所终。2016年，石之花重新开馆，每年4月22日都会在这里举行罹难者悼念仪式。

但是并非每座纪念碑都能如此幸运。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只是那些人类艺术遗产中留存下来的极少一部分——甚至这些如不珍惜，也会迅速在历史的长河中消逝。本篇内容作为配合电台节目的说明性文字，仅仅是对于Spomenik进行了一个简单的描述与说明，更多内容也期待着有兴趣的读者去寻找与发掘。最后，我想以Inhiu老师在进行废墟摄影时写下的随笔作为结尾：

https://www.spomenikdatabase.org/ http://socialistmodernism.com/ https://www.inhiu.com/ https://www.antifasisticki-vjesnik.org/ https://rememberingyugoslavia.com/ http://rs.chineseembassy.org/

《Spomenik Monument Database》，Donald Niebyl，Fuel，2018.8 《Bogdanovic by Bogdanovic: Yugoslav Memorials through the Eyes of their Architect》，Bogdan Bogdanovic，The Museum of Modern Art, New York，2018.7 《Armin Linke & Srdjan Jovanovic Weiss: Socialist Architecture: The Vanishing Act》，Armin Linke & Srdjan Jovanovic Weiss，JRP | Ringier，2012.3 《Atlas of Brutalist Architecture》，Phaidon Editors，Phaidon Press，2020.11 《Urban Architectures in Interwar Yugoslavia (Routledge Research in Architectural History) 》，Tanja D. Conley，Routledge，2020.3 《Impossible Histories：Historic Avant-Gardes, Neo-Avant-Gardes, and Post-Avant-Gardes in Yugoslavia, 1918–1991》，Dubravka Djurić and Miško Šuvaković，MIT Press，2003.11 《Consumer Culture Landscapes in Socialist Yugoslavia》，Onomatopee，2019.6 《Architecture in Global Socialism: Eastern Europe, West Africa, and the Middle East in the Cold War》，Łukasz Stanek，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20.1

在最后，还要为我们在节目中提及的摄影展做一个广告：独立音乐厂牌“部分明日派对”将在2022年4月23日，举办一场演出与展览“献给纪念碑与废墟的一首诗歌”。当天晚上8点半是4支乐队的演出，分别是Cephalosis、空气纸、4ChannelsClub、Jump In Unit，风格涵盖后朋、电子、迷幻等等。废墟摄影展是我们提到的Inhiu老师和另一位废墟摄影师然潘老师的影展，包括Spomenik、前苏联废墟、美国废墟等等，演出与展览的地点是在三里屯北区024小白楼，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关注部分明日派对的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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