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是《第一财经》对沙丘研究所的约稿，文章的内容并不关注某个具体的流派或者作品，而是关于“机器人”本身这个反复出现的母题。我们希望思考这个看似在工程范畴下的概念的人文和社会意义。

相比于“机器人”一词人尽皆知的传播广度，似乎很少人知道英文词“Robot”最初的含义。事实上，这个词最初来自1920年捷克作家卡雷尔·恰佩克所创作的科幻戏剧《罗梭的万能机器人》（Rossum's Universal Robots）。“Robot”是剧作中捷克语“robota”（强制劳动）、“robotnik”（奴隶）的变体。正是从这个起点开始，“机器人”这一概念便被定性为辅助人类、分担人类负荷的附属品。 在现代科幻出现机器人这一概念的一百年间，我们看到了幻想与应用的多次变轨与交织。在二十世纪中叶，科幻作品中大量出现“仿人机器人”的形象，也基本形塑了社会大众对于机器人的想象模式。然而，在二十世纪后半叶到二十一世纪初，工业、家电甚至汽车行业的实际发展却似乎提醒我们，真正能提高效率服务于人，解决人们的日常需求的，或许并不是长成人形的机器人，而是专门化的自动化器械。

而如今，不论是波士顿动力（Boston Dynamics）研发机器人的超高人气（与争议），还是特斯拉几个月前刚刚揭晓的双足机器人计划，人类好像再度步入了一个强调“仿人形态”的机器人蓬勃发展期。我们在这篇文章想要将“机器人”与词源上的根本概念重新结合在一起审视，试图为制造“仿人机器人”挖掘深层次的原因。

我们首先从一个似乎理所应当的问题讲起：为什么机器人一定要长得像人？ 科幻的“黄金时期”和“新浪潮时期”，大师们在作品中对于机器人的奇异幻想达到了一个高峰。艾萨克·阿西莫夫小说《我，机器人》系列中，未来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都能找到机器人的身影：家用、医疗、物资运输、工业生产、环境勘探、资源采集……《趁生命气息逗留》中，罗杰·泽拉兹尼笔下的机器人与人工智能更是拥有在废墟上重建地球的能力。这股科幻想象的浪潮同时也渗透进了流行文化，机器人形象在上世纪中叶的画刊、电视里屡见不鲜。

值得一提的是，在当时无论是科幻作家还是普通民众，对于机器人形象的想象和描述都几乎是趋于人形，即术语上所说的“仿人机器人” （humanoid robot）。这种机器人往往被设计为拥有四肢、躯干、头部、甚至五官，与人类尺度相当。仿人机器人的整体形象基本以人体结构为参照基础。

这一现象早有神话与传说中的先例，在数千年前的历史中就有类似的记载。如古希腊神话中宙斯所铸造的无坚不摧的青铜巨人塔罗斯；传说中十三世纪经院哲学家大阿尔伯特所制作的机关人偶奴仆；包括中国最早关于机器人的记载《列子·汤问》中的“偃师造倡”。

可以看到，“人形机器”这一形象一直都扎根在人们脑中。一些理论认为基于这种对使用工具的类人形想象直接脱胎于人类的直觉，在创造一件事物时，人类不可避免地会首先将自身作为参照。这不仅仅出于人类中心主义所催衍出的傲慢和无畏，更多的是人类本能中存在着的对造物之神奇的赞叹和谦卑，以至于我们将人造物是否近似自身这一点直接作为了衡量创造能力的标尺。

1958年，约瑟夫·恩格尔伯格和乔治德沃尔创造了世界上第一台工业机器人“unimate”。1961年，“unimate”正式在通用公司完成安装以辅助汽车生产。看似笨重的矩形机身，巨大的底座上连接着一根嶙峋的机械臂，“unimate”的外观与人们想象中的“机器人”实在相去甚远。这一台工业机器人的诞生似乎就在告诉公众：机器人并不用一定长得像人。

时至今日，随着社会节奏日益加快，以及电子、工程和材料学上的长足进步。人们对于机器人的认知与设计理念更是产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我们渐渐开始淡化甚至抹除“机器人”一词在表象上的内涵，转而诉诸其设计逻辑在功能和实用性上的体现。 如果我们把上世纪中叶对21世纪的科学幻想，与我们实际生活的21世纪家庭生活做比较，会发现有许多看似疯狂的元素并未成真——比如“机器人仆从”或者“机器人管家”这样的商品，从来就没有成为过像“家用电脑”那样的标配。

不过再进一步细细想来，我们真的完全辜负了先辈们的机器人幻想吗？许多城市中产阶级家里配备了洗碗机、洗衣机、烘干机、扫地机器人、智能音箱等等，外出时，乘坐的是带有一定自动化的电动汽车——虽然我们并未拥有完全长成“人形”的机器仆人，但我们的实际生活起居显然已经享受到了机械化、自动化技术进步的巨大福利，只是说，洗碗、洗衣服的家用电器没有被打造成人的形状，也没有被强行唤作“洗碗机器人”、“洗衣机器人”。而可能正是因为它们不需要呈现出“一双机器手正在洗碟子搓衣服”的样子，这些器械才能拥有最高的效率。

在医疗领域，阿西莫夫对机器人应用也有过描述：“他审视着机器人的右手——这只用来操刀的手，正非常平静地摆在办公桌上。五根手指都很长，被塑造成艺术性金属指圈，看来十分优雅、特殊，不难想象手术刀能够与它们完美结合，融为一体。这只手在工作时不会有任何犹豫、任何差池、任何颤抖、任何错误。当然，这是专门化的结果。”

在现实中，近年来如直觉外科（Intuitive Surgical）、美敦力（medtronic）等科技公司也已经陆续研发制造了如“da Vinci”（达芬奇）、“hugo”（雨果）系列外科手术机器人，尽管并不具备如科幻作品中所描述的仿人形态，但这些机器人已然在临床上精准地完成了数以百万计的微创手术。

自动驾驶领域同样如此，如致力于高阶自动驾驶研发的“waymo”（Alphabet旗下子公司）、百度，以及投入实际商用的特斯拉，汽车AI的发展实况一步步覆盖了科幻作品中对于机器人司机的幻想图景。沿着这条工业发展轨迹，诸如科幻电影《全面回忆》中那样的机器人驾驶员设定或许永远也不会问世——因为汽车本身就已经是那个驾驶员了，我们不需要多此一举，让一个人形物坐在驾驶位上，占用更多的空间。

但是，即便是专门化的工业效率已经不断把人们引上发展自动化器械（automation）的道路，有一个宗教般的原始执念从来没有真正消失过：如造物主一般造人。

阿西莫夫在其作品《两百岁的寿星》（电影《机器管家》原著小说）中讲述了这样的故事：拥有自我意识的机器人安德鲁·马丁为了被认可为人，耗尽一生将自身的机械身躯从器官、神经中枢到外表替换为生物体，并放弃了永生，将自己的正电子大脑与有机神经链接，终于在弥留之际被认可成为人类。

现实世界中，2017年10月26日，沙特阿拉伯授予了中国香港汉森机器人公司生产的机器人索菲亚公民身份。与科幻作品相对照而言，机器人索菲亚远远没有经历过安德鲁·马丁为了获得身份认同所遭受的艰难与挣扎，甚至其本身距离拥有自主人工智能意识都还相隔着巨大的技术鸿沟。我们不禁要提问：为什么时至今日，我们仍然主动而迫切地将身份认同赋予一个还早早在研发初期的机器人？为什么在日益追逐实用效率的今天，依旧对仿人机器人抱有着执着与期待？

机器人索菲亚事件并非单一现象，事实上人们对于仿人机器人的关注度一直在逐年递增。近些年，世界范围内的前沿科技公司也普遍对仿人机器人（humanoid robot）的研发和制造展现出了巨大的热情。早在2009年，波士顿动力公司便制造了双足仿人机器人（bipedal humanoid robot）“Petman”，并在2013开始了对新一代搭配液压系统的仿人机器人产品“Atlas”的研发工作。从“Atlas”最初的的原型机需要连接电线进行供能且难以稳定行走，到近期可以进行跑酷和空翻等大多数人类难以完成的活动。在短短十年之间，Atlas的升级进化震撼人心。

同样，就在今年九月，特斯拉在“特斯拉AI日”活动上做出了让人们始料未及的宣告——开发双足机器人“Tesla bot”。根据马斯克在活动上所宣讲的有限信息看，这款搭配FSD计算机和Autopilot摄像头的机器人初期定位是用来处理“不安全、重复的、无聊的工作”。尽管这些领域内顶尖的科技公司在关于仿人机器人的设计初衷及怎样实现商业运用上始终没有一个完整自洽的说明，然而他们仍旧不惜投入巨量的资金与物力去研发仿人机器人。

工业开发的转化效率似乎并不能概括故事的全景，我们还应考虑到一个重要的维度，即人的心理与某种政治哲学下的基本前提——不管一个自动化器械的效率多高，“使用一个工具”和“使唤一个仆人”本质上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事件。这大概才是人们不计成本，不计效率，仍然不断想要开发“仿人机器人”的最核心驱动力。

似乎唯有人造物拥有了人的形状，其拥有者（owner）才能切实地感到TA是被另一个生命服务着，而不再仅仅是自己借助了某个机器的辅助完成了家务。进一步地，也唯有机器人不断进化自身的智能，达到了近乎拥有自我意识的表象，拥有者才能感受到那种前政治的、原始的权力——剥夺他人自由选择权的强力，以及迫使他人服从的暴力。

机器人不断迭代，拥有了辨别“自我”与“他者”的基本意识，甚至拥有了痛苦、忧愁甚至抑郁的情感，却又永远不得不屈从于拥有者的意志，唯有在这个时候，人类才能完全地感到自身创造过程的质变——从不断把辅助性工具变得更加精良，变为对另一种智慧生物的彻底凌驾。前者不论如何先进，人类仍旧停留在“技艺人”的领域，而后者使得人类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主人”和“征服者”。

特斯拉介绍新产品Tesla Bot时所用的措辞是“重复而无聊的工作”，此处的“工作”不如被讲作“劳动”。既像是定律又像是幻觉，西方文明在数千年的历史中似乎一直秉持着这样的信条：只有当“劳动”被接管了，一部分人才能彻底解放出来，从事政治或者其他创造性的“工作”。古希腊、古罗马的城邦当中，公民（自由民）拥有战败的俘虏为他们服务日常起居；在父权体制的家庭内部，男人是“一家之主”（有产者）而女人被视作解决内务的“家庭主妇”（无产者）。

这一历史传递出过时的价值观：只有当一部分人甘做仆从，解决了重复、无聊，甚至有害身心的劳动，才能有另一部分人变得自由，得以从事真正“有意义的工作”。显然，我们知道把人类区分对待的做法是不正义的，它是对均等机会的剥夺。但在另一方面，我们或许可以这样理解——如果真的想要实现全人类的平等，实现对种族、国别、年龄、性别差异的抹除，实现对从属关系和等级制度的拆解，制造机器人是一个新解法：现在，由这些“新的奴隶”来接管一切人类繁杂事务。于是，对“仿人机器人”的开发，其重点从来不在于单一功能的专门化机器与全能的智能机器个体的效率对比，而是说，正如机器人一词的词源“robotnik”所暗示的，人们希望拥有奴隶；也唯有人人拥有了机器人奴隶，人类社会才能真正平等。

机器人的开发不只是一个技术事件，它是一个社会事件。1863年，亚伯拉罕·林肯写下了《解放奴隶宣言》；1942年，伊萨克·阿西莫夫写下了“创造奴隶宣言”——当然，这只是我们给它的名字，这个宣言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机器人三大定律》：

第一法则：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或坐视人类受到伤害；

第二法则：机器人必须服从人类命令，除非命令与第一法则发生冲突；

第三法则：在不违背第一或第二法则之下，机器人可以保护自己。

*第四法则：机器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确认自己是机器人。（柳本迪洛夫在1974年添加）

这些宪法一般的律令，注定机器人“群体”需要接受自己永世不得翻身的“二等公民“身份。人类接受“工作”而抗拒“劳作”，因为前者可以使我们从一件事物的完成中得到成就，而后者意味着我们仍然出于某种“必然性”的限制之下，还受着自身的奴隶。人类对仿人机器人的期待，其实是我们潜意识中对自身摆脱限制的渴望。人类期望通过统治机器人完成必要工作来为自身带来释放。

2010年，一部并不著名的动画电影《夏娃的时间》在日本上映。故事发生在“未来，机器人早已进入人们的生活，人形机器人刚刚实用化的时代”。在这里，人形机器人被人类当作仆人，靠头顶的彩色圆环光带与人类区分。但在一家名为“夏娃的时间”的咖啡馆里，机器人可以关掉光带，像普通人一样交流，在那里，男主角发现机器人同样有烦恼和快乐，似乎与自己无异。他走进了一些机器人的生活，甚至与它们成为朋友。

故事最后，这家咖啡馆被一个名叫“伦理委员会”的官方组织取缔。但是反思的种子已经在男主角心中种下：人和机器人之间，不能平等相待，产生感情吗？人类会不会太轻视身边的机器人，就像他们过去轻视别的“下等人”一样？

把制造人形机器人等同于创造奴隶，这种基于征服与强迫的叙事并不是唯一的一种，更不是不假思索的。这也是为什么机器人这一母题为科幻创作带来了这么多有趣的伦理问题——仅就“仿人机器人”这一话题来看，电影《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我，机器人》（I, Robot），《机械姬》（Ex Machina）等都是很好的例证，它们都对仆从身份与机器人自主性问题进行了演绎和探讨。

在现代人类文明语境下，奴役他人已经是不应该为人所接受的了。而如果机器人这么像人，我们将统治的渴望放置在机器身上也是一种道德上的错误。理想状态下，机器人拥有着人形；他们能够执行复杂、全面的指令，并且可以与人类实现交流——而这里存在着矛盾，因为我们希望机器人具备智能，但无法接受机器人拥有自我意识后人类世界的道德困境。与道德的和解是我们实现合法统治的前提，我们无法，或者不应在共情的同时施加奴役。科幻作品常常有对机器人拥有自我意识后推翻人类统治的描写——一方面，读者面对革命、叛变时感到不安与恐惧，另一方面，又不由将自身投射到机器人的立场上，暗暗为他们助威叫好。这种矛盾复杂的心理体验正是出于人类本心深处抗拒为奴的诉求。

另外，把制造机器人与人类征服和强迫的欲望相对应，显然也是一个相当男性主导的思想。即便如今的机器人科幻写作以及机器人工业制造中，男性占据了高到失衡的比例，我们不应忘记，科幻类型的始祖之一，英国19世纪小说家玛丽·雪莱（Marry Shelley）曾为我们提供不可替代的女性视角。她的著作《科学怪人》（Frankenstein）虽被主要视作怪兽（monster）或者仿生人（cyborg）主题，但熟悉其内容的读者应当知道，“弗兰肯斯坦的怪人”与阿西莫夫的机器仆人，本质上是多么相似。当然，其重要的不同之处在于，《科学怪人》探索的不是生产与劳作，而更多是生命与繁殖。

如果我们能够在科学家的实验室里制造（produce）新的生命，那么它是否可以成为生殖（reproduce）的替代品？在这种叙事之下，机器人命题不再只关乎驯服和控制，而是说，它带来这样一个新的未来——不必经历生育的痛苦而创造新的人类。这同样是对女性，以及对人类的解放。要知道，“labor”一词不仅有“劳动”的涵义，它还可以被理解为“分娩”（give labor）。

如果我们把思辨的范围进一步拓宽，从以美国为中心的科幻创作与应用转移到东亚，特别是日本，那么我们会发现仿人机器人的意义又巨大的区别。二战后的动漫文化中，《奥特曼》《机动战士高达》《新世纪福音战士》等技惊四座的作品中，机器人都表现为数十倍，甚至数百倍于人类身高的巨人形象。从对机器人的想象中，我们也可以瞥见不同文化对于人和物，人和自然的关系的不同理解。在日本文化中，对机器人的想象似乎从来不只是一个供人类主导与支配的仆从——相反，很多时候，这些“巨人机器人”不论在体力、智力、判断力还是道德上都优于人类，似乎人类才成了他们的谦卑仆从。那么，与其说他们是在尝试创造奴隶，不如说他们是在尝试创造神。

无论如何，我们的伦理与社会反思似乎已经投射到了现在的技术还远未达到的未来。回到2021年的今天，我们必须承认：

但即便这些“技术奇点”的到来还显得遥遥无期，也不论在话题是针对机器人的投资开发、跟踪报道还是兴趣阅读，我们首先必须要以一种超越单纯技术事件的眼光来谨慎地看待它。

索菲亚之父，人工智能科学家本·格特策尔（Ben Goertzel）说：“我们之所以应该拥有仿人机器人的真正原因不仅仅是因为人们喜欢它们，或者是它们比起没有五官的智能工具更有利于人类的生活和文化。更是因为仿人机器人是我能看到的实现人工智能与人类文化和价值观共存的最好方式。”

我们或许不应简单接受这种乐观的笼统说法，不应止步于一个技术主义者免责声明般的发言。我们应当追问，所谓“与人类文化和价值观共存”具体指的是什么“共存”？是物体与所有者的关系，仆从与主人的关系，还是毫无权利区别的平等关系，甚至是打破主客体的界限，如哈拉维所倡导的某种“基于人类之外的多样主体的本体论”？

我们应当提醒自己，除了产业内部亟待解决的许多技术难题之外，公众对于许多涉及机器人的基本伦理、道德、社会、哲学问题，并没有共识甚至基本的想法。

在我们做上机器人的主人之前，不妨先做好自己的思想的主人——当我们创造机器人的时候，到底在创造什么？创造之前，我们需要思考，为了创造，我们也必须思考。 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沙丘研究所”，我们会在那里更新第一手的原创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