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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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我们仍相信人类具有潜在的永生可能，拥有超乎常人的寿命，我们就能耐心等待人性中那种进化性的转变——无论是渐进式还是突变式——让爱与理性最终占据上风。然而人类的生物进化在距今5万至10万年前的克罗马农时期已近乎停滞。我们无法再等待十万年等待那个微乎其微的偶然突变来扭转乾坤，只能寄希望于发明替代生物进化的技术。换言之，我们必须寻找治愈人类天性中固有的分裂生理学的方法，正是这种分裂导致了我们如今的处境。若无法找到解药，人类固有的偏执特质与新获得的破坏力迟早会走向灭绝。但我同样相信，当代生物学已不遥远地触及这一解药；只要集中足够的精力，或许能让人类在这场生存竞赛中胜出。

我深知，这番话听起来过于乐观，与前几章所表达的对我们未来前景的悲观看法形成鲜明对比。

然而，我认为这些担忧并非夸大其词，对救治的希望也并非完全空想。这种希望并非源自科幻小说，而是基于神经化学及相关领域近期取得的惊人进展。尽管目前尚未能治愈人类的精神障碍，但这些进展指明了研究方向，有望最终实现序言中所提及的治疗方案：这种由仁慈激素或酶组成的复合体，通过赋予新皮层对古老低级中枢的层级控制能力，可以化解大脑中古老与新近结构间的冲突，从而催化从狂人向人的转变。

然而，我从痛苦的经历中领悟到，任何涉及“篡改人性”的提议都必然引发强烈的情感抵制。这种抵制部分源于无知与偏见，但更多是基于对社会工程、人格工程、各类洗脑手段以及公开或隐蔽的极权主义威胁性行为进一步侵犯个人隐私与神圣性的正当反感。毋庸置疑，我与那些在噩梦阴影下度过大半生的人们同样厌恶这种噩梦。但另一方面必须认识到，自第一个穴居人将颤抖的躯体裹入死动物皮毛以来，人类无论好坏，始终在为自己创造一种不可或缺的人工环境与生存模式。住房、衣物、人工供暖、烹煮食物；眼镜、助听器、产钳、假肢、麻醉剂、消毒剂、避孕药、疫苗等，这些都已无法逆转。我们几乎从婴儿出生那一刻起就开始篡改人性——通过普遍采用的滴入硝酸银溶液预防新生儿眼炎（一种常导致失明的结膜炎，由潜伏于母体生殖道的杆菌引起）的普遍做法。随后在大多数文明国家，针对天花等传染病的强制性预防接种也接踵而至。要理解这些与自然进程相协调的调整价值，我们需铭记：美洲原住民间爆发的天花疫情，正是他们丧失土地给白人的主要原因之一。这场瘟疫同样在17世纪初重创了欧洲人口——其破坏程度或许仅在象征意义上可与三十年战争期间以所谓正统宗教的名义实施的大屠杀相提并论。

与本课题相关的另一种鲜为人知的干预人性的例证，是预防甲状腺肿及其相关类型的克汀病。在我童年时期，阿尔卑斯山山谷中颈部前方出现巨大肿胀的人数，以及家庭中克汀病患儿的数量令人不寒而栗。在最近的旅行中，时隔半个世纪重访同一地区时，我已记不得曾遇到过任何克汀病患儿。得益于生物化学的进步，现已发现此类克汀病是由甲状腺功能障碍引起的。而这一现象又源于受影响山区营养中碘含量的缺乏。当碘摄入不足时，甲状腺无法合成足量的甲状腺激素，从而对智力发展造成灾难性影响。因此，卫生部门在普通食盐中添加微量碘，欧洲的甲状腺肿型克汀病几乎已成为历史。

显然，人类缺乏在贫碘土壤环境中生存或抵御疟疾、天花等微生物的生物适应能力。我们也没有本能的自我保护机制来防止过度繁殖：动物行为学家的研究表明，从花甲虫、兔子到狒狒，所有被研究的动物物种都具备这种本能调控机制。这些机制能抑制过度繁殖，使特定领地的种群密度保持相对稳定，即便食物充足时也不例外。当密度达到临界值时，过度拥挤会引发压力，影响激素平衡并干扰寿命和繁殖行为。因此存在一种反馈机制，通过调节繁殖频率来维持种群数量的稳定。事实上，特定领地内某一物种的种群行为，本质上就像一个自我调节的社会全子。

但在这方面，人类同样是个生物学上的怪胎——在某个进化阶段，我们失去了这种本能的调控机制。人类群体的生态规律似乎被颠倒了：贫民窟、贫民区和贫困地区越拥挤，人口增长速度就越快。历史上人口爆炸式增长之所以未能更早发生，并非因为动物身上那种自动反馈机制，而是战争、瘟疫、鼠疫和婴儿死亡率造成的死亡收割效应。这些因素超出了大众的控制范围；但自人类文明曙光初现时起，就有通过避孕和杀婴来调控生育率的有据可查的尝试。（最古老的避孕秘方记载于公元前1850年左右的所谓《佩特里纸草书》中。）从古斯巴达到近代爱斯基摩人，通过杀婴来控制生育的现象也屡见不鲜。与这些残酷手段相比，现代通过宫内节育器和口服避孕药直接“干预自然”的方式显然更为可取。但它们以激进且永久的方式干扰了发情周期的关键生理过程。若在全球范围内应用，这些方法将相当于人工诱导的适应性突变。

关于对人性有益的“干预措施”，其清单可谓无穷无尽，相比之下，医学与精神病学的滥用行为及偶发性失误都显得微不足道。这些干预措施的总体价值在于修正人性——若缺乏这些矫正手段，人性在生物学层面几乎无法存活；而在社会层面，历经无数灾难后，正走向终极灾难。人类已战胜了侵袭身体的最恶劣传染病，现在是时候探索方法，使人类免受自古以来就困扰群体意识并使其历史血流成河的传染性妄想的侵害。神经药理学为我们提供了致命性神经毒剂、洗脑药物，以及其他可随意诱导幻觉与妄想的制剂。这些技术既可被善用，也必将被善用。让我引用一个指向该方向的研究范例：

1961年，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医学中心组织了一场关于“心灵控制”的国际研讨会。在首场会议上，哥德堡大学的Holger Hyden教授发表了题为《脑活动的生化机制》的论文，该论文在新闻界引发轰动。Hyden是该领域的权威专家之一。以下引用的段落引起了广泛关注（参考文献的标注源于我曾参与该研讨会）：

在探讨心灵控制问题时，数据引发了以下疑问：是否可以通过诱导大脑中生物活性物质的分子变化来改变情绪的基本机制？RNA*尤其成为此类推测的主要靶点，因为RNA的分子变化可能导致所形成蛋白质的改变。通过不同措辞可调整问题的侧重点：

本文提供的实验数据是否提供了通过特异性诱导化学变化来改变心理状态的方法？已有研究结果指向这一方向；本研究使用了一种名为三氰基氨基丙烯的物质进行实验。

*核糖核酸，是遗传装置中一种关键物质。

...应用一种能改变RNA生成速率与组成、并引发中枢神经系统功能单元酶活性变化的物质，既有积极意义也有消极影响。现有证据表明，人体摄入三氰基氨基丙烯后会表现出更高的易感性。基于此，这种对大脑中具有重要功能的RNA分子进行定向改变，可被用于行为条件反射训练。作者并非特指三氰基氨基丙烯，而是泛指任何能诱导神经元与胶质细胞中生物活性分子变化、并以负面方式影响精神状态的物质。不难想象，在警察控制国家中，政府可能将这种物质用于特定用途：先让民众长期承受严苛生活条件，突然解除困苦，同时将该物质注入自来水系统并开启大众传播媒介。相较于科斯特勒书中描述的伊万诺夫长期单独治疗鲁巴绍夫的方式，这种方法不仅成本更低，还能创造更多引人入胜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针对三氰基氨基丙烯等物质的效应，其对策措施亦不难设想。[1]

最后这句话措辞谨慎，但其含义显而易见。尽管这听起来令人震惊，但若要拯救我们这个病态的物种，救赎将不会来自联合国决议和外交峰会，而是来自生物实验室。生物学上的故障需要生物学上的纠正，这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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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认为药物能为心灵提供免费赠品，注入原本不存在的元素，这种想法未免过于天真。无论是神秘主义的顿悟、哲学智慧，还是创造力，都无法通过药片或注射剂获得。生物化学家虽不能增强大脑功能，却能消除阻碍其正常运作的障碍。他无法在大脑中增设神经回路，但能优化现有回路间的协调性，并提升新皮层（层级体系的顶端）对低级情感层面及其催生的盲目激情的控制力。当前的镇静剂、巴比妥类药物、兴奋剂、抗抑郁药及其组合，仅仅是迈向更精密辅助手段的第一步——这些手段旨在促进心理平衡状态，抵御诱惑之歌、煽动者的吠叫和虚假救世主的蛊惑。我们追求的并非LSD催生的“流行涅槃”，也不是《美丽新世界》中的“灵魂药丸”，而是信仰与理性分裂的家园重归统一、层级秩序得以恢复的动态平衡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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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初在《机器中的幽灵》结尾章节发表这些充满希望的推测——这是我唯一能（且确实能）预见的绝望之外的替代方案。尽管该书引发诸多负面批评，其中最常被提及的指控是：我主张制造一种能抑制所有情感、使人类变得如白菜般麻木的药丸。这种指控有时甚至带有激烈言辞，实则源于对文本的完全误解。我所倡导的并非情感阉割，而是调和人类精神分裂历史中长期对立的理性与情感。这不是割除，而是一个调和过程，它为从本能冲动到抽象思维的每个心智层级在等级体系中分配恰当位置。这意味着强化新大脑对那些无法与理性调和的情感行为——仅限此类行为——的否决权，例如群体意识中的“盲目”激情。若能根除这些行为，人类物种将获得安全保障。

情感分为盲目的情感和有远见的情感，谁会因为听莫扎特的音乐或看到彩虹而放弃自己的感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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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任何声称与魔鬼缔结契约或与魅魔有往来的人，都会被立即送进精神病院。然而就在不久之前，这种信仰还被视为理所当然，并得到常识的认可——即群体共识，也就是集体意识。精神药理学在临床治疗精神障碍（如影响批判性思维能力且未被集体意识认可的个体妄想）中正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但我们关注的是所谓“正常人”中偏执倾向的治疗，这种倾向在他们成为集体意识受害者时显现。正如我们已有增强人类暗示性的药物，很快就能实现相反的效果：强化人类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取消错误的奉献精神，以及那些在历史书籍和日报版面上也有所反映的、既具有杀伤性又具有自杀倾向的激进热情。

但究竟该由谁来判定哪种虔诚是错误的，哪种对人类有益？答案看似显而易见：当社会由自主个体组成时，一旦他们免受宣传和思想控制的催眠效应影响，并被保护免受自身作为“信仰接受动物”的易受暗示性，这种保护便能实现。但这种保护无法通过反宣传或退出态度来提供——它们是自相矛盾的。唯有通过“干预”人性本身，纠正其固有的精神生理分裂倾向，才能达成。历史告诉我们，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5

假设实验室成功研制出一种能赋予人精神稳定性的免疫制剂——我们该如何在全球推广其应用？是否要强行将其灌输给人们，无论他们是否愿意？

答案又显而易见了。无论是利是弊，止痛药、提神药、镇静剂和避孕药都以最低限度的宣传或官方支持席卷全球。它们之所以传播，是因为人们乐见其效。精神安定剂的使用不会通过强制手段传播，而是源于开明的利己主义；此后的发展就像任何革命性发现的后果一样难以预测。瑞士某州可能在全民公投后，决定在食盐中添加碘、在供水中添加氯进行试验，其他国家可能会效仿其做法。年轻人中或许会出现国际潮流。无论以何种方式，这种模拟性变革都将启动。极权国家或许会试图抵制，但如今连铁幕都已变得漏洞百出；潮流正不可阻挡地蔓延。若在过渡期间任一方独行其道，它将获得决定性优势——因其长期政策更具理性，更少恐惧与歇斯底里。

最后，我想引用《机器中的幽灵》中的话：

每位作家都有一个最喜爱的想象中的读者——既是亲切的幽灵又是苛刻的评判者，其意见才是唯一重要的标准，与之进行着持续而令人疲惫的对话。正如我所说，我确信这位亲切的幻想中的读者拥有足够的想象力，能从生物学近期惊人的突破中推演未来，并承认这里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可行的。令我担忧的是他可能不喜欢这个方案；或许会因我们依赖分子化学而非精神重生来拯救人类的想法而感到厌恶。我理解他的困扰，但别无选择。我仿佛听到他喊道：“你们试图向我们兜售你们的药丸，这正体现了那种粗鄙的唯物主义态度和天真科学傲慢，而你们却假装反对这种态度。”我依然反对这种观点。但我认为，以现实主义视角看待人类状况并不等同于“唯物主义”；给本可能发育成白痴的孩子喂食甲状腺提取物也不算傲慢。在我看来，用大脑来治愈自身的缺陷是一项勇敢而专注的事业。与读者一样，我更希望寄希望于言传身教的道德劝导。但我们是一个精神失常的种族，对劝说充耳不闻。从先知时代到阿尔伯特·史怀哲，人类始终在尝试宗教信仰，正如斯威夫特所言：“我们拥有的宗教信仰刚好够让我们彼此憎恨，却不足以让我们彼此相爱”。这句话适用于所有宗教——无论是神学的还是世俗的，不论是摩西、马克思还是毛所倡导的；而斯威夫特那声痛苦的呐喊：“不要像洞穴里的中毒老鼠般在此地暴怒而死”，如今已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紧迫性。每位作家都偏爱某种想象中的读者——一个友善却苛刻的幽灵，与之展开持续而令人精疲力竭的对话。我确信我的这位幽灵读者拥有足够的想象力，能从生物学近期令人惊叹的进展中推演未来，并承认本文提出的解决方案在可能性范围内。令我担忧的是，他可能会对“我们应依靠分子化学而非精神重生来获得救赎”这一理念感到排斥和厌恶。我理解他的忧虑，但别无选择。我听到他解释道：“试图向我们推销你的药丸，就是采用那种你假装反对的粗鄙唯物主义态度和天真的科学傲慢。”我依然反对这种观点。但我并不认为以现实主义视角看待人类处境是“唯物主义”；也不认为给可能发育成白痴的儿童喂食甲状腺提取物是傲慢之举……与读者一样，我更愿将希望寄托于言传身教的道德说服。但我们是精神病态的种族，因而对说服充耳不闻。从先知时代到阿尔伯特·施韦泽，这种尝试从未停止；而斯威夫特那句痛苦的呼喊——“不要像中毒的老鼠在洞穴中愤怒地死去”——如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显紧迫。    

自然已让我们失望，上帝似乎对接收器网开一面，而时间正在流逝。若期待在实验室里实现救赎，或许会被视为唯物主义、怪诞或天真；但说实在的，这背后蕴含着荣格式的隐喻——它映射出古代炼金术士配制长生不老药的梦想。不过我们期待的并非永生，也不是将低贱金属转化为黄金，而是让狂人蜕变为智者。当人类决定掌握自己的命运时，这种可能性终将触手可及。[2]

这是面对绝望的未来，我所能想到的唯一解法。

接下来我们可以看看更有希望的前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