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警察无处不在，这使得我们很难想象其他制度可能是什么样子。一个特别值得玩味的制度是“守夜人”。这种制度出现于中世纪早期的几个欧洲城市中，到了文艺复兴末期，它已经蔓延到欧洲和北美的几乎所有城市。

要谈论守夜人，我们首先要谈一谈夜晚本身。在前工业化的世界里，人工照明很昂贵。牛油和蜂蜡的蜡烛是动物产品，所以只能生产有限的数量。木柴、泥炭和干粪在收集和准备方面是劳动密集型的。用于照明的橄榄油或亚麻籽油也是如此。在煤气和煤油之前，如果你真的想要，你可以照亮黑夜——但这要花钱。

因此，夜晚一直是黑暗的。大多数欧洲人在黄昏时分回家，把门闩上，呆在室内。在中世纪，许多城市实行宵禁：只有少数人在天黑后才能外出。这既减少了入室盗窃，也减少了人们跌入露天地窖而摔断脖子的情况。

由于执行夜间宵禁对于维护城镇的和平和良好秩序非常重要，因此，城镇居民们同样必须了解并遵守夜间限制的开始和结束。

几个世纪以来，英格兰和欧洲大陆的城市和城镇通过声音信号来满足这一需求，一般通过打鼓或吹号在街上游行发出信号，这种做法叫做“归营鼓”（tattoo）和“起床号”（reveille）。日落时的归营鼓宣布“放哨”，并警告奴隶、仆人和水手在晚上回到各自的住所或船上。日出时，敲打或吹起床号的声响解除了宵禁，标志着工作日的正式开始。

但整个城市的沉睡带来了自己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火灾！中世纪的欧洲城市是火药桶。整个城市街区每年都会发生火灾。如果午夜时分没有人醒着，当某人不适当的炭火点燃了他们的房子时，大火可能会在任何人注意到之前蔓延到多所房子。

此外，还有犯罪问题：如果天黑后没有其他人在，那就给了小偷充分的机会。

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是守夜人。

瑞士旅行家塞萨尔·德·索绪尔在1725年写给家人的信中描述了守夜人的作用：

许多守夜人都是以市民大队的形式开始的，每个身体健康的男性居民都要在一年中的各个夜晚巡视街道。早在1150年，巴黎的行会就负责提供城市的守夜人。守夜人们坐在城里最高的教堂尖塔上，监视火灾的发生。(阿姆斯特丹足够大，以至于守夜人在四个不同的尖塔上站岗！）其他守夜人单独或结伴在街上巡逻，监视火灾和盗贼。巡逻范围可能包括整个城市，或者只是自己的社区。如果守夜人看到了火灾，他就发出呼喊，让睡觉的人醒过来并帮助灭火。如果他看到一个小偷，他试图抓住他，这样小偷就可以在早上出现在地方法官面前。对于更严重的犯罪，他开始“喊捉贼”（hue and cry），召唤熟睡的邻居来帮忙。这种守夜制度虽然实用，但却不受欢迎。

没有人喜欢当守夜人。守夜人制度的问题是，很少有人愿意整夜不睡，在所有的季节里在城市里巡逻，所以他们转而花钱请替身为自己服役。

守夜人通常是两人一组，从晚上9点左右一直巡逻到天亮，他们的工作是对任何看起来可疑的人、未经授权的街头商贩以及“任何在街上投掷粪便的人”提出质疑。可以看出，这些都是维持某种一般公共秩序的一般职责——没人指望守夜人抓到杀人犯或严重罪犯的人。

这并不是一个报酬丰厚或备受尊重的角色，而且似乎有一些人担心，一些守夜人与他们所要防范的罪犯过于友好。

事实上，“Charlies”或“Charleys”，作为守夜人的绰号，在乔治时期（1714年-1837年）的印刷品中经常成为讽刺的对象，在工作中睡觉，让罪犯有机可乘。

随着守夜活动扩展到更多的城市，他们也倾向于取消对所有市民支援的繁琐要求。守夜人“专业化”了，但效果不佳。工资很低，夜晚很冷，而且在没有月亮的夜晚，即使有提灯，也有掉进洞里的真正危险。

因此，守夜人往往是那些难以找到其他工作的人：老年人、非常年轻的人、弱者和穷人。许多人在白天也有工作，这使他们在晚上很困，很迟钝。搞不好莎士比亚的《无事生非》中的警员道格勃里真的是对守夜人的最佳时期刻画之一：

卑微的守夜人的名声越来越差，而报时的做法也很奇怪。许多城市的守夜人在巡逻时都会高声唱出报时的韵律。这些小调也可能表达了对听众睡得好的美好希望。因此，当你打瞌睡的时候，某人十四岁的仆人在做他的第二份工作时走过你的窗户，喊着希望你睡个好觉，实际上却把你吵醒。

在斯莫列特的经典故事《汉弗莱·克劳德》（1771）中，有一个长期受苦受难的角色，他说：“我每小时从睡梦中开始，在每一条街道上，在每扇门上，都听到了守夜人可怕的叫喊声；一群无用的家伙，他们除了扰乱居民的休息之外，没有其他目的”。

在一些城市，守夜人还会试探他们经过的房屋的门，以确保它们是锁着的或有栅栏的。如果门没有正确扣上，就会提醒房主。所有这些据说都是通过使城市的居民睡得很香来阻止盗窃，尽管并不是那么贴心的提醒。就拿英格兰来说，守夜人的呼喊声像这样荡在漆黑的街道上：

不管是因为他们的低效还是低能，守夜人并不受欢迎。

1635年，在丹麦的奈斯韦德，两名守夜人与一群职业鞋匠发生了冲突。鞋匠们拔出刀子，追着守夜人，喊着“杀了他们！杀了他们！”守夜人一路跑到市长的家里，把他从床上拖下来救他们。

另一个例子更加令人发指。1724年，一帮喝醉了的伦敦守夜人在一个晚上逮捕了26名妇女。伦敦没有宵禁，所以这些妇女被逮捕仅仅是因为醉酒的守夜人认为她们看起来很可疑。警员们将这些妇女锁在一个门窗密封的圆屋里。在其他时候，伦敦有一个夜间治安法官来处理这种情况，但显然不是在那个晚上——被拘留者必须等到早上才能见到法官。但到了早上，26人都已窒息而死。

然而，至少有一些乔治时代的守夜人在他们认为有犯罪行为发生时并不害怕出面。1796年，两名守夜人在伦敦汉诺威广场拦住了约翰·威尔逊，然后把他带到了警员那里，警员在搜查他时发现了从一家酒吧偷来的锡壶。

不管怎样，守夜人的形象逐渐朝着正面的方向发展。到了十八世纪，守夜人开始变得有组织，并且工作待遇更有保障。

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有钱人花钱让替补来代替他们，甚至只是选择了支付罚款。但监督一支由户主单独雇用的代理人队伍的困难，以及对犯罪率上升的担忧，导致教区从议会获得了《守望法》，该法案授权教区向其居民征税，以雇用一支受薪的守夜人队伍。

最终，教区税取代了义务服务，从中支付“职业”守夜人。早在十七世纪，各种守望法案规定了守夜人的年薪为13英镑，他们的工作时间，并命令他们每晚都要在自己的岗位上。

1735年，一项议会法案允许在皮卡迪利的圣詹姆斯教堂和汉诺威广场的圣乔治教堂任命带薪夜间守夜人。城市队长和教区警员在白天巡逻街道，夜间则由守夜人负责。

当他们建立了第一个夜间街道的有偿监督系统时，圣乔治教堂雇用了38名守夜人、4名教区警员和一名看守所看守人。十八世纪初，什么样的人被吸引到这份工作中来并不清楚，但近一个世纪后的19世纪20年代，许多守夜人是退伍军人。当时和现在一样，许多军人在安保部门从事工作，这一点也不奇怪。

教区警员负责管理守夜人，确保他们在正确的时间值班，并向教堂执事报告任何问题。通常情况下，每次都有一名教区警员在岗。

看守所（watchhouse）是守夜人工作的基地。它是他们的仓库，是存放装备的地方，当要拘留某人时，也可以充当监狱。这里也是存放值班簿的地方，他们在这里记录下他们的巡视情况。

在本世纪末出现了进一步的创新。1774年，《威斯敏斯特守望法》规定了守夜人的数量、薪酬和基本职责的最低标准，同时仍然允许各个教区控制自己的守夜人。1785年，为了应对戈登骚乱和战后犯罪浪潮所引发的社会焦虑，市政府设立了全城巡警，负责逮捕流浪者和不守规矩的男女，并制止轻微的骚乱。城市巡逻队配备了一根棍子和一把弯刀，并穿上了蓝大衣和帽子的制服，它预示着大都会警察的许多特征。

到了19世纪初，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了守夜人的不足，再加上犯罪率的急剧上升以及政治和工业混乱程度的上升，促使一系列委员会对整个执法问题进行调查。由罗伯特·皮尔爵士领导的改革运动，最终在1829年《大都会警察法》的通过中，引入了一支统一的专业城市警察部队，从而有效地瓦解了伦敦的守夜人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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