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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佐也

编辑：知傲曌

整个高三，我有两篇语文阅读记忆犹新，巧合的是，这两篇小说的作者都是欧内斯特·海明威，而选择的小说都来自于同一本书——《尼克-亚当斯故事集》，一篇是《医生夫妇》，另一篇就比较有名了，叫做《越野滑雪》。后者之所以有名，是因为2020年全国高考一卷所考的就是这篇文章。

大多数人提到海明威，可能最多提及的便是“钢铁硬汉”的传统印象与极简风格的“冰山原理，前者是因为《老人与海》过于出名，按照当下潮流来说应该叫做“出圈”。妇孺皆知的《老人与海》不仅为海明威赢得了195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还为这个喜欢一只脚站着写作的男人赢得了“钢铁硬汉”的称号。而海明威本人确实配得上硬汉形象，干练、严肃、不苟言笑、直接了当，如此行事风格下的海明威看起来庄严无比，旁人难以揣测他的想法。

人们大多只在意结果——事如此，人亦然，在二十世纪前半叶的战火中摸爬滚打的人们多数丧失了表达的欲望，他们对于希望的渴求，正在淡化，正如保罗-福塞尔在《大战与现代记忆》所说：

这种希望暗淡，五味杂陈，将生死视为常态的现状，也只有在那段战争集中的年代迸发而出。无论是一战二战，还是希土战争、朝鲜战争，世界性战争与局部战争交错，炮火覆盖了这本宁静的蔚蓝母星，信仰的不断崩塌与肉体的血浓摧残，最终使得痛苦附加在了那个时代。破土而出的，便是“迷失的一代”。

“迷失的一代”是一个专有名词，是指代一类作家群体，以时间划分，以目的收尾，游离于一战二战之间的反思作家。这是一个时代产物，是一种痛苦折磨，是一种精神压力，但最终也是一种救赎。一种信仰救赎。

福塞尔对于战争后社会的断言是一段时间内的现象。人们对于社会的失望，终究会随着时间消磨，那种民族的痛苦也会淡去，其中，文化艺术、信息传媒形成了一种媒介，一种催化剂，只不过前者是将战争遗产上升一种文化信仰，后者用娱乐推广来让人们忘记战争。

海明威属于前者。

肯尼迪评价海明威说：

这句话如果在可以放大，至西语区可能也使用。古巴前领导人，那个传奇的卡斯特罗与海明威便互相欣赏，虽然只见过一面，但文字的魅力已经不仅仅局限于相识熟面。2002年卡斯特罗在海明威故居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的那天对于海明威的作品不以“小说”相称，而换了一个更加宏大、更加高亢的词语：

“历史。”

历史——这个评价对于海明威来说颇具玩味，因为海明威的“冰山理论”一直反对宏大的历史史诗小说的创作，而历史本身的厚重感，又是加在海明威身上不得不维持的特色。所以他的文学，大多以小见大，哪怕是爱情，也是历史的爱情，哪怕是两个人的矛盾冲突，也是历史的冲突——在《医生夫妇》里，代表印第安土著的迪克与代表北美白人的老尼克平常冲突便是一种历史的冲突，背后映射的就是那根深蒂固的“外来与原著”长期的对立。

而对于海明威更具有玩味的一点在于，当古巴与美国矛盾频发时，这个美国的古巴人却获得这两个国家领导人的最高赞誉，海明威用西语来致敬诺奖，但肯尼迪并没有因此上升到国家恩怨，他依旧赞誉这位美国大师——由衷的、单纯的、来自艺术的至高赞誉。

有趣的是，文学的传承也恰到好处地体现于此，在1957年的巴黎，海明威与妻子玛丽散步于圣米歇尔大道，而他身后正站在一个从哥伦比亚来的、比海明威小了二十来岁的、报社从业人员，他来到巴黎这座曾经让海明威木讷的城市，有着与他同样的追求，并可能走与他同样的路。

而就在那一刻中，海明威忽然转过头来，举起手，用卡斯蒂亚语对他喊道：“再见，朋友！”

这是两个人唯一相见的时刻。

四年后，海明威自杀。

二十五年后，这个男人同样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并被誉为“百年西语小说第一人”，他的名字叫做加西亚-马尔克斯。

不可否认的是，海明威是为数不多影响西语文学与英语文学的大师，诸如像奥斯特、贝内德蒂这样的文学巨匠都是海明威文学的忠实拥簇，而根据文学传承来说，影响海明威的那些文学前辈中，我们也能看到很多耳熟能详的名字，例如马克-吐温、莎士比亚。

但有一个人却是海明威文学不可多得的幸福依存——一种阳光的、凌驾于痛苦之上的幸福。她就是格特鲁德·斯泰因，一句“玫瑰就是玫瑰就是玫瑰就是玫瑰”而闻名于世的二十世纪初期的美国女作家，一位印象派艺术家。

其实美术生可能更了解她一点，而了解的那个她也并不是有血肉的风度女子，而是一副来自毕加索的同名的画，一副颠覆西方美术中对于女性理想饱满的姿态美的画作。毕加索笔下的斯泰因是茫然的、漠然的，如同斯泰因曾以雕像身份矗立于毕加索面前，像个戴面具的人，冷视众生。

而毕加索柏拉图式的画法让这副画更贴近于斯泰因作为一个艺术家本身的形象，斯泰因的灵魂跃然纸上。

而现实正如斯泰因本人所述一样：

艺术性高于生活的斯泰因在生活中同样褒义了艺术，在二十世纪初即便是自诩“自由世界”的美国也对同性恋颇有歧视，直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在美国的某些州中，同性恋甚至要被处以绞刑，这足以可见时光倒退六十年的同一片土地内同性恋群体也很受限制。但斯泰因却并没有被世俗封锁，在她的世界里，爱情可以超越性别，是一种人生的艺术，于是她与她的伴侣艾丽丝·B·脱克拉斯众生幸福，这位先锋派女性，早在百年之前就已经活成了理想主义的模样。

而这层理想主义是海明威文学中少有的光明，在他的小说《艾略特夫妇》中，艾略特与妻子科妮莉亚的婚姻充满悲剧，而这层悲剧归根结底是因为对于生活未来的想法不同导致的，如果仅局限于这样的悲剧似乎落入俗套，真正将其提升境界的，恰好是那个艾略特夫人的女朋友。一个涉足婚姻生活的女人掺杂进来，居然让这对夫妇得以在彼此的折磨中解脱，获得一个生活的平衡点——虽然这篇文章险些让海明威陷入官司（艾略特本人认为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诽谤杜撰，是违法行为），但毫无疑问的是，区别于普通海明威的文章，《艾略特夫妇》中的“伤痛”最终得以解脱——虽然以这样一种违背婚姻伦理的方式。

而斯泰因显然就是艾略特夫人或者她女友的原型——有趣的是，将斯泰因与艾略特两位文学家以一种简单行为逻辑捆绑在一起后，他们伟大的躯壳便消散很多，我们从中看到的，便是一个喜欢专研长诗婚前花花公子婚后或为艺术家暴的诗人与一个普通至极的女人的故事，让斯泰因变得普通，是在现实中很难做到的事情，但海明威却用文字轻巧的解剖了“平凡”，也是一种作家不凡的功力体现。

而对于写作，海明威其实本身并不喜欢像我这样的解析文字的行为，他曾说过：

这与“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有异曲同工之妙，但事实上，海明威对于阅读的理解，是在他作为作者去判断读者思维的一种体现。

就像是很多作家去完成自己的文章的高考语文阅读也不能拿高分，其实很多写手也并不是很好的语文阅读者，优秀的写手往往会以一种创作思维去阅读文章，这种创作思维，是对于原作者本身人物性格的分析得出的，而并非是受时代背景等外在因素影响。

我们的语文理解，往往是外在分析大于内在，对号入座的话，海明威口中的“坚硬的方面”便是个人不变的写作思维与行事风格，而“脆弱的部分”，则是恰好客观存在的时代背景为首的外在分析，当我们强行赋予时代感时，往往人物会失去他本身的质感。

所以：“写作是私人的、孤独的职业，在终稿完成前，不需要任何旁观者在场。”

认真来说，《老人与海》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正义。海明威的正义，或者说是正义这个词，本身就是飘忽不定的。

海明威笔下有太多动物形象，譬如猫（《雨中的猫》）、牛（《太阳照常升起》）与《老人与海》的鱼，都是一种人类之外的体现。

换言之，人类社会所用的正义，并不一定适用于人类之外的事物，而相反也一样，如果老虎的正义就是弱肉强食，那么被视为食物的人类被吞食则也是一种老虎的正义。之所以对于正义理解的缺失，正是因为海明威生活在战争频发的时代，也恰因为海明威曾是一名记者，一名战地记者。

记者是严谨的，新闻工作者的文字是纪实的也是概念的，而文字背后所映射的记者本身，在战火下亲历又记录战士的亲历，便逐渐将自己曾经在和平乌托邦世界里所践行的三观视若无物了。他在描写希土战争中希腊士兵败退的场景中，用了一个本象征希望的婴儿出生看起来是软化战争的残酷。但实际上正如最后一句描绘的雨一直下，贯穿了文本信息后留给读者的遐想空间，我们便可以看出，婴儿的出生并不是一种希望的馈赠，而是残酷的战争下人们生存的无望，正如这雨，淅淅沥沥，却又惨惨戚戚。

所以，正义是无望的，没有绝对的正义，就连人类自身都很难正义。而唯一能冠以正义的，唯有胜利者的宣言。

海明威的一生都在致力于写渺小的历史，或许也跟他记者的身份有关，他笔下的每一个小人物，都是当时时代的写照，但没有一个能真正意义上代表一个时代，哪怕是桑蒂亚戈，也只是一类人类精华品质的代表，他与多斯·帕索斯是相反的。

帕索斯的文学是五光十色的文学，而海明威的则是黑白色调的文学；帕索斯的文学是满腔浪漫的文学，而海明威的则是极致克制的文学。甚至你从帕索斯的三部曲的名字中就可以看出他的宏大——《美国》——一个国家的文学三部曲，一个时代的国家三部曲。

而这位文学巨匠对于文字运用的功底，或者说天赋不光是在于内容上，甚至文字本身都是颇具传奇的。要知道，一个严肃文学的作家与一个优秀的新闻工作者所用的文字体系是截然不同的，作家是感性的，而记者是理性的。在斯泰因的指导下，海明威把语言表现欲的克制体验在了他的文学上，也正是那一个个简单句的叠加，在形成了最直接的海明威文学。

而在痛苦中一步步前进的海明威，终究还是选择了最极端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在我的学生生涯里，很多语文教师都将海明威与梵高视为自己的偶像，敬佩他们对于艺术最崇高的追求，与同生命折磨的反抗。在海明威笔下的尼克，那个伴随海明威成长的文字海明威，便是他长存于世最真实的他——

那个痴爱于写作的文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