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瑞克·特伦特莫勒陷入一种木僵[1]状态。他身处的养老院一片寂静。他记不得任何事物的名字了，所有命名的联系对他而言都毫无意义。他忘得一干二净。一切记忆都荡然无存。他带着孩子般的幸福问号凝视着整个世界。两个月后，一名看护走进他的房间，在门口松了一口气。他从老人手腕处取下导管。蕾丝般的树影在墙上摇曳，一辆机动车在外面的雪地上飞驰而过。

车轮在雪地上嘎吱作响，而一位著名的极简主义者兼聋哑乐评人，杰斯帕事务所的同事奥勒·阿克伦德，正在温暖的客厅里徘徊。他的前景似乎并不光明。如果没有新唱片出炉，几乎就没办法抄袭西方的乐评。不过奥勒·阿克伦德吸食了很多可卡因，众所周知，那玩意能让你变得非常聪明。现在社会环境不同以往，但消费本身仍然存在。这意味着仍有广告行业的一席之地。奥勒·阿克伦德为后来闻名世界的瓦萨创意实验室奠定了基础，那是家广告代理公司，为广告提供创意，而不会制作实际的广告。其他人会负责之后的制作。几个月后，创意实验室成为世界末日广告的杰作。在北欧地区，交通业巨头ZAMM也发起了一场跨洲运动，口号是“快逃！为时未晚。”

大约在那段时间，或许是稍晚一些的冬至前后，康拉德·盖塞尔的新纪录片并没有引起大众的关注。黑暗而又漫长的冬天即将到来，陷入恐慌的大众需要的是更加轻松的娱乐，根本不管这位导演曾八次获得奥斯卡·佐恩奖提名。随后，普世侵略者梅斯克派遣军舰驶出灰域，越过北部高原向北航行。在格拉德的霍洛德纳贾·泽姆利亚行政区的极光之下，黑色烟雾升向空中。阿尔达、瓦萨和苏鲁，加入了两个月前已向梅斯克宣战的格拉德。卡特拉这个世界的边境地带，就这样被卷入漩涡之中。

影片《维德昆·赫徳：“维德昆·赫徳”》的观众一直在增加。然而令康拉德·盖塞尔痛心疾首的是，他在电影院里见到的，正是这个有争议的项目开始之时就最害怕的那类观众。糟糕的时代给不满情绪赋予了民族主义的色彩，电影院里坐着军国青年和老迈的纳粹祖父们，他们看得入迷。他们都没领会盖塞尔的微妙象征，他的嘲讽意味和荒谬感。愚笨的战士非常欣赏赫徳穿着黑衫的样子，这欣赏不带一丝讽刺意味。令他们印象最深的是这位伟人最后因自己的超人格言而崩溃。他在最后一次采访中胡言乱语，对他们而言似乎是种诗性大发。赫徳在牢房里像植物人一样的画面让他们感动得热泪盈眶。最后事实证明，即使是他的英雄思想也无法靠这些古老的真理生存，因为这些真理太过真诚和真实了。作为一名战士，赫徳将自己逼向极限，没有屈服于淡化的文化影响。那是他的胜利、他的傲慢，以及他的堕落：真理——太强大了。

这段文字只是描述末日荒诞性的众多情景之一，但这是让斯文·冯·费森觉得是自己该公开站出来的时候了。机智风趣的管理文章斯文撰写得越来越少了，转而发表“对政府和武装力量的支持声明”。格拉德及其北方盟友在世界大战中处于劣势的那段时间，唯一真正的对抗是在伊尔玛组织的。冯·费森不想从“骆驼屎”那里获得帮助：“在你察觉到之前，他们会拿着弯刀从背后刺你一刀。”

不过到了最后，法西斯主义仍然处于社会边缘，介于神秘动物学和心灵感应之间。公共生活中的主导大众并非斯文·冯·费森那样的人。这些人的北方风格太过明显了，极端主义并未引起共鸣。主编灵巧的双手将种族敏感词汇从这类著作中剔除出去。他们不能阻止这类著作发表出来——那将违背言论自由。因此，灰域里的这片土地，同世界其他地区一同进入了地缘政治的末日舞台。但它没有崩溃，而是解体了。仍然是社会民主党派，仍然慷慨地向那些无所作为的人提供帮助。巡洋舰在北海的炮火中沉没，国家则仍然向失业的艺术家提供在自身领域重新培训的机会。格拉德失去了北部的寒带高原，杰林卡在长达三个月的冬夜里被火焰吞噬，无人幸存，但失业的佩尔-约纳斯还在谈论他正在写的书。格拉德放弃了无足轻重的卡特拉战区，集中武力保卫自己的家园，通往阿尔达的道路现在向侵略者开放，前线日渐逼近，但佩尔-约纳斯的书仍然没有消息。因此，尽管极端分子反对，瓦萨连同自己的三年带薪陪产假，以及运转良好的公共交通，还是渐渐在历史的帷幕后淡去。

似乎也没有什么能阻止未来的生态良知项目。在那最后的几个月里，当灰域越过海洋靠近瓦萨时，光污染反对游说团体的伟大梦想成真了。工业和商业建筑在工作日结束时关闭了人工照明，路灯装上了特殊滤镜。瓦萨成为世界历史上第一座，也是最后一座完全消除光污染的大都市。这不仅是导弹空袭的对抗措施，而且还拯救了可能在城市灯光迷宫中迷路的飞鸟，以及交配节奏被日照过长所打乱的海豹。这可能会惹你发笑，但到了晚上，即使外界陷入一个血腥的漩涡，家家户户仍然可以走到瓦萨的街头，聚在一起，哪怕这样的聚会显得微不足道。只有远处的爆炸声侵扰着冬夜的宁静和完美的星空。每个人都仰着头，凝视夜空。

在萨勒姆，可汗的老母亲也在仰望星空。她的眼睛呈现出伊尔玛种族的暗色虹彩。她的头发上裹着金色发巾。天气寒泠，这位妇女的呼吸在这座满是木屋的街道上冒着热气。四年前的那个晚上，阿利雅·可汗最后一次见到她的儿子。在那不久之后——不超过一个月——他就打电话来向母亲告别。家家户户四处奔波，其中不乏适龄服役的男性。伊纳亚特说他不会回来了，但他们，那些士兵，却时不时从北方前线回来。不知何故，战争也被忽视了。一切都像是某种停滞，某种屈服，但这也反映了一种与道德主义密切相关的偏差，一种将社会民主作为子细胞的运动。话是这样描述的；‘’有那么一瞬间，人类似乎有了希望。“

随后，当灾难降临之时，头顶的星辰发生扭曲，许多人不再严肃对待“世界末日”的口号。恐慌已经消退下来。出于对撤离的异常冷漠，许多家庭全员留在了瓦萨。他们在私人住宅和宽敞公寓里下棋。他们喜爱富含维生素的食物，而灰域到来的几天前，也总是有美妙的事件发生好用来纪念这一时刻。水果开始发霉。霉菌在果肉中病态繁衍。孩子们听着橙子在桌上崩裂的声音。孢子在水果的果肉中发芽，苹果因此长出毛发。假如你用手触碰，苹果便会破裂开口。没人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但到了那时候，已经不太有人会感到害怕了，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这情况很美妙的原因。

可汗的母亲是那些在灰域来临之时，决定留在瓦萨的人之一。许多人都逃走了。他们逃往阿尔达，那里靠近前线，但远离灰域。安妮塔·朗德奎斯特带着她那双灵巧的双手前往那里，在冬季轨道上的弹药厂做子弹抛光的工作。最后的这些年里，特别是在撤离之后，这位内衣模特表现得非常坚强。在正常运转的世界里，所有让这个女孩成为模特的轻浮之物和生活情趣，都在世界末日之时完全转化为了其他东西。那就是她的领导才能，安妮塔·朗德奎斯特是难民营的女王。奥勒·阿克伦德在那遇见她的时候，他根本就不认识她。这位女战士[2]是谁？但后来安妮塔走向他，叫出他的名字向他打招呼，还给了他一些药物来缓解阿克伦德的戒断症状。这位著名的极简主义者兼聋哑乐评人甚是感激。他告诉了她一个不再运作的国际毒品生意，还有黑色钞票IIR——跨洲雷亚尔——是怎么贬值的。最后，阿克伦德向她讲述了非世界——他在前往难民营路上经历的一切。他步行来到阿尔达。错过了撤离，这个人在冰冻的峡湾里长途跋涉了两个月。他穿过遭人遗弃的鬼城，独自一人，灰域紧随其后。他爬过永冻土层，坠毁的飞艇残骸就陷在他身边的土堆里。阿克伦德还提到他那匹拉雪橇的马，他在最后吃掉了这匹马。安妮塔则告诉了他关于杰斯帕的事情。她只说了好的部分。

安妮塔工作的弹药厂是一个战略资源。尽管工厂隐匿在峡湾深处，但不久前发射的梅斯克侦查卫星“马赛克”还是发现了它。普世侵略发射了一波炸弹将其炸毁，内衣模特消失在战争漩涡中。这是可汗、杰斯帕和特雷兹在暴风雪之夜驾车驶离的六年之后。

在卡特拉南部海岸，物质的敌人、巨大的转变埋葬了曾经的大洲。那里曾经有着瓦萨和夏洛茨扎尔海滩。现在，再也没有人从那里归来，尽管那些留下来的人——朋友和家人——一直在难民营里等待着。在那的某个地方，安-玛格丽特·朗德坐在她的厨房里，灰域包围着她，她的屋子静谧且干净。这位前教师穿着米色夹克和及膝裙，望着杏子发霉。说她没在此期间报过警可能太过分了。和其他人一样，她不知道在这个漫长的静止中该做些什么，当下的感觉渐渐消失了。但当其他人溶解进他们的记忆里时，她不久就消失了。她的一生仿佛就不曾存在过。过往不会等待她回来。她在屋子里徘徊，调整了下奶奶的蕾丝垫子和床罩，重新整理了下挂杆上的窗帘。因此，她优雅地拒绝屈服于因世界解体而侵袭人类精神的摇头丸。没有什么能从她的掌控中减弱，也没有什么能够回到她的掌控之中。卡特拉洲最终沉入灰域之时，安-玛格丽特·朗德变成了一团丝毫没有愉悦感的蛋白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