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里开始，才进入正文。在索绪尔看来，语言学可以看成符号学的一个分支并同时认为语言学将会成为符号学研究的主要模型，而符号学和哲学的联系则要提到结构主义运动。结构主义运动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法国，本质上试图讨论一种相互关系(规则)。这种规则并不局限于数学里逻辑关系的规则，比如故事中的情节也可以看成某种关系。自然符号学研究表意关系的系统也算是这一种结构，除此之外结构主义还诞生出了后结构主义不过这里我先不展开讨论了。这一种这一章节中作者是以思考两种工作语言作为开始。

作者这里开始转向符号学关联最为紧密的语言学并给出一个情况：一个汽车修理厂(小规模企业)的组成为老板和几个熟练工人，可能还有一个学徒和一个记账员。作者调查了真实的修理厂并给出了一些他们工作关系的特点：

之后作者给出了一些工人工作时的实际对话，然后指出只看文本的话这种工作对话是不完整的：工人实际上还会用肢体语言、语气等演示动作和表达自己的意思。除此之外，有时候工人说的并不能算完整的句子，比如重复“把螺母移到某个方向”或“对”、“不对”这样的话而且根据对方所做的动作随时可能打断自己的句子。

不过总体来讲，这种工作关系还是主要由语言来达成的。师傅先叫学徒过来确立协调关系（建立和结束临时的社会关系），然后确认了两个子任务：固定一个螺栓和螺母，并且用语言确认了任务的边界（从一个任务过渡到另一个任务）。说话的方式明显有变化，在确认关系前因为在建立一种合作关系时，人们倾向于使用礼貌短语(请过来一下)。而合作关系确认后，师傅获得了某种权威性，渐渐的语气开始转换为命令的形式。除此外，语法结构也影响了工作，例如形容词规定了动作幅度。

并且通过分析这类工作语言我们发现，人们在工作中其实表达含义有很多模糊的部分需要动用我们的想象力来完成含义。而且语言很多时候并非描述事实，我们很多时候要使用比喻、夸张、重复等方式来表达我们的想法。

由于汽车是一种足够复杂的机械，需要在车库里有一定程度的专业化，因此相互指导的情况并不鲜见。在作者给出的另一个例子中，A向B请教安培表的插法（建立关系）。B重构了A的工作过程，并以相当详细的方式描述了这个过程。由于B了解A有一定的知识，所以他没有按字面意思理解A的问题而是详细分析A提问的意图。此外，对B来说，信息的传递也很重要，因为车库里只有一个安培表，如果A损坏了它则会影响B。除此之外，A多次打断并试图完成 "老师 "的句子—可能是为了表明他对这个主题并非完全无知。

在讲完这种作坊模式的人们的工作语言后，作者又说了另外一种情况——斯德哥尔摩的大型邮政局：

这些人被分为六个部门，每个部门执行一项特定的任务。例如，一个科室拿着客户的付款表格，准备好供读取信息(OCR)和处理；在计算机中完成会计工作后，把收据表格与账户报表配对，装入信封，并寄回给客户。这项工作由大量的子程序，以及一个复杂的劳动分工系统组成。这和修理厂的情况差别很大，邮局的工作是高度流水线化的，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在这套流水线上的任务所以口头命令很少，特殊情况（比如加班）则由部门主管通过扬声器发出。例如：

乍听之下，这句话类似于一个命令，分配给一组雇员（短日工作的人员）分配一项任务（打开支票信封）。其实不然。雇员们知道该做什么，按什么顺序做。他们也知道哪些工人应该延长他们的工作时间，而大量的材料可能是导致他们无法工作的唯一原因。

这是两种形式的根本不同：表面上看，工作的分配是由主任完成的。实际上，是由雇员自己根据他们对组织、时间表和任务的了解来做。当然后者也会因为特殊情况（比如人员离岗或调度）产生破坏规则的行为，但短暂的破坏规则后主管者会很快重新分配规则和负责人员。主管者无法认识所有工作人员，所以这种规则性对于这样的组织来说是必须的。

作者对比较了两种工作语言关系后，接着说明这种语言分析是片面的。因为工作场所不是一个封闭的世界，它包含了不属于工作本身的对话。试想，你会天天和你的同事只讨论工作吗。接下来则引入了语境或者说上下文(context)相关的分析。并给出了一个例子：A开了接待台，去楼下的一个部门拿材料，不是所有的材料都会被送到该部门，有时，工人必须自己去拿。

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语言游戏一样，如果我们按字面意思理解A和B的对话可能会以为A是B的上级并且A正在责令B。实际上二者的对话可能是脱离工作环境的，A说话的目的可能并非是出于同事之间互相检查工作更可能是同时之间半开玩笑的闲聊。

回到之前邮局的例子，在过了很多年后，邮局因为大规模引入计算机技术和工会运动的双重影响下，权力结构和流水线工作流程都发生了变化。管理层和工会对于重组的形式和目标并不一致，技术性上由于一些原有的工作可以被计算机所取代同样管理层和工会就这点爆发了矛盾。这是80-90年代很多企业变化的真实缩影，并直到现在还在很多企业中上演，因为二者的矛盾最后妥协的结果是邮局一部分技术进一步电子化了，组织结构虽然也发生了变化，但很多职位被保留了下来所以也没有完全电子化。

在上面这部分中，修理厂和邮局的工作语言有一些共同的特点：

然而，还有一大类工作类型，即以沟通为重点的工作，其中沟通行为和非沟通行为之间的关系是相反的：主要目的是沟通，而非沟通行为只是沟通的手段。典型的例子是记者、教师、媒体、宣发人员，很多管理者比如经理实际上也算是这种以沟通为主的工作。注重沟通的工作和注重产品的工作之间的区别不是本体论(ontological)的区别,而是历史性(historical)的区别。比如说邮局所发生的变革，会计部门与客户本来没有任何联系，这种联系原本被分配给特殊部门。改革的目的之一是减少这种分工的僵化，使会计部门也能提供一些客户服务。随着工作组织的复杂和壮大、会必然出现这些以沟通为主的工作。

这类沟通为主的工作语言可能会比生产为主的工作更复杂，教师掌握课堂互动的错综复杂的语言游戏，而管理者则是谈判的语言游戏。

传统结构主义关心的更多是规则的共时性(Synchronicity)而非历史性，心理学、社会学或历史因素与语言分析本身无关。在前文的两种工作语言中，重心在语言本身之外，语词行为与工作任务相互作用，它们有与任务相关的具体目的。在非工作语言种则并非如此，例如在咖啡厅谈话时重心就是谈话这个行为本身，如果讲笑话，可能需要有一个精心设计的语言结构，因为语言是传达观点和让听众笑的主要手段。在工作语言中，大部分的意思不需要表达出来，因为它们可以从说话者的共同知识中推断出来。作者认为，这些工作语言的特点导致了结构主义以传统文学和大众交际文本分析方式来分析工作语言可能是错误的，批判和偏离经典的结构主义架构是必要的。

我们的行为很多是符号性的比如挥手：我们知道这是道别或打招呼的意思。我们可以给它赋予 "你好 "或者"再见"的含义。但也不是我们所有的行为都有这一特点，我们用锤子砸钉子就只是为了砸钉子而不是我们想要告诉别人什么。但这一行为也不是只靠我们的目的性，我们会不自主的展示微笑向他人表示我们的友好，这一符号行为可能已经在我们的潜意识里而非自己有意采取行动。同样，就算我们做了一些非符号性为也可能被他人解读成符号行为：日常中很多矛盾来源于此，艺术批评家对每个镜头含义的分析也如此：批评家会对大量并非有意为之的东西做出自己的解读，譬如前段时间大火的《让子弹飞》分析。但这本身也不是什么问题，作品本身就是大于艺术家自己意图的存在，我们可以通过文化批判的方式让我们从艺术作品中获得更多的真相。

回到工作环境中，非象征性行为与象征性行为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语言（狭义的）是一种特殊的符号学系统，设计计算机系统意味着或多或少地改变用户的语言：因为他们必须学习新的术语，而且往往还要学习以不同的方式看待和描述他们的工作。在流水线模式之前，没人能理解用于这种模式的术语，在工作中历史性的变化（技术和组织变化）会改变我们的语言和行为。

在这里，作者提出希望通过一种理论能够描述象征性和非象征性的行为及其相互关系。

两位语言学家的观点可总结为：

作者认为这两为语言学家的观点虽然有一定道理，但前面的章节分析出了这种观点是狭隘的，研究工作语言不可能脱离它的非符号背景。作者认可第一种观点而否定第二种，认为语言无法与非语言隔离开。并给出了一个例子，之前邮局主管在广播中再做四十五分钟的命令：口令(utterance)和行动（停留45分钟）都发生了，但如果工人回家了，这个话语仍然算作是一个口令。在这种情况下，口令只是一个不服从的命令(order)。排列组合一下我们可以得到命令、口令和行动的以下几种情况：

这种情况则不会发生（我感觉可能作者写这文章的时候没有考虑到工贼的存在）：

这样一来，非符号行为就被引入了语言学描述中，但作者这里只会讨论和符号行为有关的非符号行为。

本来想一口气写完第一章的笔记，发现写到这里也刚到第一章一半。第一章里作者基本都在引用和批判语言学和符号学方法，而没有什么计算机部分的内容。我猜测是对于作者来说，计算机的使用与人的工作环境与方式密不可分。顺便和上一篇一样，标题图并非来自于书中，算是我藏的一个彩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