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接着上篇读书笔记，概述《社会学：批判的导论》后三章的主要内容，讨论包括城市、家庭、性别、民族主义等议题。

资本主义的扩张带来的另一种影响是城市的扩张。在此之前，城市与乡村之间界限分明，城墙将城市与乡村区隔起来，市中心通常是仪式和商业中心。现代资本主义都市则规模巨大，并且不再有城墙，城乡之间的界限愈发模糊。

谈及城市研究，不得不提及芝加哥学派，尤其是他们的两种代表观点。

第一种观点是“生态学途径”，提出类比生物学中生态过程来研究城市的区域分布（distribution of city neighbourhood）。动植物在适应自然环境的过程里形成了某种秩序与分布态势，而城市也是如此。城市具有某种分类与过滤机制，将特定的人安置在最适合其生存的区域，由此城市逐渐成为一个层次分明的“自然区域”：城中心通常为商业交易与娱乐活动中心，内城（inner city）通常被衰败的居民区包围，再向外一般是工人阶级区域，最外围的郊区通常住着中产阶级。

芝加哥学派的第二种重要观点是“都市是一种生活方式”（urbanism as a way of life）。这种观点试图揭示城市定居者生活方式的普遍性。此观点的倡导者路易斯·韦尔斯认为，城市居民与他人的接触具有转瞬即逝和片段性的特征，并且通常是实现某种目的的工具与手段，而非让人产生满足感的关系；“个体已经被剥夺了‘整体社会’（integrated society）生活所具有的那种主动地自我表达、道德观念和参与感”。韦尔斯进一步提出，稠密的城市人口会导致区域多样化与差异化，不再存在“完整社会”，这也会让种种秩序性的例行盛行，这些例行由非个人化的行为准则主导。并且，这种城市的生活方式不仅限于现代大都市，而具有普遍性，甚至可以囊括生活在小城市和部分生活在乡村的人。

但是在吉登斯看来，韦尔斯的理论并没有它所自称的那样具有普遍性，不能被用于分析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城市。另外，城市研究不能仅仅以城市自身的特征为基础，而必须从整体上更广义的社会出发，因为城市生活是社会制度的一部分。最后，韦尔斯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工业社会理论，而工业社会理论蕴含的二分法观念是可疑的。

城市的发展也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有直接的关系，我们可以通过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的空间商品化来理解这种关系。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土地与房屋大都不可转让或转让受限。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土地与房屋逐渐变为可自由转让的商品。

空间的商品化还体现在以下与物理环境相关的几个方面：

雷克斯的“有房阶级理论”（theory of housing classes）为我们分析资本主义城市的相关概念与资本主义社会之间关系提供了思路。

吉登斯认为，雷斯克的有房阶级理论大体上是正确的。但是，他认为城市内部不同群体间的斗争最好被看做特定的社会阶级结构的总体特征的表现，而不同区域的组织形式与生活方式也可以视为阶级划分的强化。此外，我们还应该关注国家、工商业资本和居民行为三者之间的互动模式，因为国家的一些促进空间非商品化的行为有可能抵消空间商品化的进程，例如公共住房供给、城市规划和租金与投资控制等。作为结论，城市区域和房屋类型的分化并非自然过程，而与更广泛的社会组织相关。

前文已提及过韦尔斯的“都市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观点，这种观点尽管存在局限性，但也揭示了城市的某些特征。在吉登斯看来，现代城市“创造了一种与传统社会截然不同的日常生活背景”。对此列斐佛尔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这种生活方式具有例行化特征，被剥夺了道德意义和“生活的诗意”，而具有强烈的功利色彩。

现代城市生活日趋空洞与陈腐，既与空间商品化有关，也和人类活动与经验的“隐退”有关。诸如犯罪、疯癫、疾病和死亡等威胁日常生活连续性的现象，统统以隔离的方式被从日常生活里剔除出去了。与此同时，“平凡的生活”和以工具性目的为导向的例行生活进一步扩张。

工业社会理论对于家庭关系的发展的描述通常是对工业革命前后的家庭情况进行对比。在他们看来，工业革命前的家庭有庞大的亲属关系网，并且是经济生产的中心；而在现代工业社会中，家庭不再是生产单位，家庭规模也逐渐缩小为由双亲和直系子女构成的“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成为生育后代的基本单位和为家庭成员提供情感支持与满足感的地方。

吉登斯认为，工业社会理论对于家庭的变迁的解释过于粗糙，并认为家庭形态的变化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关系密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与发展推动了家庭与工作场所普遍分离的趋势，当今主流的家庭形态受到资产阶级家庭的很大影响。

斯东对于英国家庭生活的发展做出了有益的分析：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家庭形态的变迁也导致了女性地位的相应变动。总体上而言，家庭与工作场所的分离促使女性与家庭生活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并引发了“女性的位置属于家庭”的观念。

那些不局限在家庭生活、参加工作的女性则会发现，她们的就业机会往往也和她们在家庭中从事的传统事务十分接近，例如家庭用人和纺织工。随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白领阶层的壮大伴随着女性步入办公室与服务业，但是人们仍会发现，绝大部分女性工人都从事着单调的例行化工作，位于办公室的权力底层，升迁机会少之又少，并且薪水无法与同级别的男性员工相提并论。更有甚者，参加工作的女性还会面临一种“双重歧视”：她们既要赚钱养家，还要承担照料儿女和做家务的任务。

可以看到，阶级划分与性别区分之间存在明显的关联，资本主义的发展与父权制之间有密切的关系。父权制指的是男性在家庭和社会环境中对于女性拥有的支配权。由于这种性别剥削根植于家庭中，因此工作方面完全的性别平等不一定就能带来真正和完全的平等，因为这种性别剥削未被完全消除。

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的背景是随着科技发展而交流日益便利、不同地区和国家之间关系日趋紧密的世界体系。对这一世界体系做出分析十足重要。

现代化理论与工业社会理论直接相关，这种理论认为第三世界中的“不发达”社会需要工业转型，必须重蹈工业化国家的老路，才能取得工业社会所取得的成就。

吉登斯对现代化理论提出了一系列批判。他认为这一理论建立在错误的前提上，并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支配世界其他地区提供了意识形态辩护。

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永不休止和永远扩张”的性质，自资本主义发展早期阶段，资本主义社会与“不发达”社会之间就形成了一种系统的剥削关系。

对此，沃勒斯坦认为，在16世纪之前，农业帝国都只能支配世界的一部分；而在16世纪之后，现代世界体系逐渐形成，资本主义经济逐步成为一种全球性的经济，经济活动往往跨越国界，其范围远大于政治与军事力量能够控制的范围。

16世纪早期到19世纪晚期：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由“重商资本主义”占主导，世界性的贸易扩张兴起。被纳入西方商业资本的社会在文化、经济和政治层面受到侵蚀。殖民主义在被殖民社会创造出一种“二元”体制：在经济层面，发达的工业化经济与传统经济活动形式并存；在政治上，由西方官员组成的政府机器和殖民地当地政府机构并存；在文化层面，西化的城市周边仍然保留着传统文化与生活方式。而这些情况随着非殖民化运动的推进会演变为一种“头重脚轻”的社会——用一套高度发达的政府体制来治理一个深陷于殖民主义经济剥削的国家。与此同时，这种殖民剥削也催生了西方国家与被殖民国家之间不平衡的经济模式。

当前的世界经济体系是一种后殖民主义的体系，曾经被殖民的国家尽管赢得了民族独立，却仍然被剥削着，“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仍然存在着巨大的、世界范围内的经济不平等。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资本主义出现了一个重要发展：跨国公司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跨国公司可以逃避不同国家政府的限制，从不同途径国的资源；而其母公司的国籍分布影响了世界资本积累的模式。

在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同时，民族国家也逐渐成为世界的主流政治形式。民族国家指的是一系列政治制度，这些制度能够让统治者垄断暴力工具并对其领土范围内的区域进行行政管理。民族国家的兴起与资本主义的兴起以及欧洲中世纪后期的社会状况密切相关。那时的欧洲由众多相互间不断结盟与发生冲突的小国构成。

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还和民族主义情感息息相关。民族主义指的是特定人群对于某些符号的共同归属感，这种归属感使得他们认同其归属于相同的共同体。

在本书的结尾章节，吉登斯再次强调了社会学的批判功能。同时他也强调了社会学与历史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

吉登斯还批评了用马克思主义替代社会学的观点，认为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学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知识体系，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传统中也存在一些缺陷与不足。在吉登斯看来，以下四组问题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没有得到有效分析：

最后，吉登斯提出，社会学批判需要对世界民族国家体系有更充分的理解，其主要关切点是支持各种社会运动，以制止将“威慑”作为应对民族国家“无政府状态”的唯一手段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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