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人类大约于250多万年前在非洲出现并演化，直到大约1.2万年前的这段时期被称为“旧石器时代”。旧石器时期人类的居住方式与陆地上的其他哺乳类动物大致无异，基本上依赖于大自然中天然环境形成的“居所”，例如昼夜温差适宜且冬暖夏凉的山洞，稍微经人工改造后树干上搭个架子，抑或躺在满天星辰的草原。

这个漫长的时期人们居无定所，过着靠“狩猎采集”的流浪生活，期间虽然掌握了火的运用，发明了各种“打制石器”和弓箭等武器，但生产力并没有出现太大的进步发展，承受风险的能力也并没变强。

了解生火技巧和控制火苗是人类跨出动物界的明确分割线，最初的火种可能是来自闪电的天火或森林自燃，但随后某些无聊的原始人偶然在摆弄燧石或两根树枝中获得了真理。在30万年前人类已经可以熟练运用火。火能把生的肉类烤熟，给身体带来温暖，使得木头变成坚硬的工具和武器，在黑夜中防范野兽的侵扰。

世界各地的原始聚落考古资料都有一个共同点，很多部落的中心都有一块被火烤硬的区域，可以想象人们围在火前讲故事，唱歌和跳舞，进而刺激了语言和文化的进步，萌发艺术的灵光。不久后火成为了部落的巫师和萨满在举行宗教仪式上不可缺的一部分。

原始社会白天男人出门跟踪捕杀猎物，女人则在树林里采集成熟的坚果和根茎类食物。大型动物在一个区域内数量有限，捕杀光就没了，而核桃杏仁等坚果摘完后得等一段时间后才能长回来。每当旧石器时期的狩猎采集者消耗完一个区域的作为食物的动植物后，就要被迫转移到另外一个没有被狩采的区域，频繁“迁移”成为原始人的主要生存策略。这也意味着陶器这类沉重易碎的储存工具变得没有必要，更不用说作为长时期居住的房屋，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他们信奉的是一种“节俭的文化”，自然无法形成人口众多的聚落。而且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情况下养活一个人需要的面积是很大的，在25万年前的大不列颠岛上最多只有500人，人们为了生计频于奔波而无力再做更多的技术创新。

而中国这片区域在旧石器时代发现最古老的是170万年前的元谋人，随后有70万年前的蓝田人，55万年前的北京猿人等，还有一直到距今3万年左右的山顶洞人。他们都是流动的狩猎采集者，所以在经过百万年后在平原和森林能留下的痕迹极少。

这很好理解，在户外烧过的火堆一阵风吹过就没了，搭建简易的草棚不打理的话也很快回归自然，没留下什么给我们今天用于考证推理的物件。已发掘的早期人类遗址大多位于天然洞穴中，但考古现场发现的只有零星的装饰品和打制石器，或有过用火的痕迹。通过为数不多的人骨化石鉴定年代，我们只能了解到这里什么时候有人居住过，除此之外并没大多信息可发掘。

对于现代人类的起源主流上有两套理论，一是从基因方面研究得出的“走出非洲“理论，大约12万年前，一些生活在非洲胆大的“智人”跨越了亚非大陆桥，在现代的中东地区安定了下来，现阶段还不能确定他们是否扩散到了中欧和亚洲。

接下来出现了一波接一波的出走潮，在6.5万多年前左右，东非的其中一批智人往外迁徙，大约在3万年前进入现代中国的这片领域；而另外一套则是“多地区发展模式”，即世界各地的现代人是由当地的直立人持续进化到智人发展而来，这种观点得到中国大多数考古学家认可，也就是像中学课本所说北京猿人是我们的祖先。但近年来分子研究学对越来越多的中国人Y染色对比研究发现，现代中国人和世界其他地区的人一样，都来自东非的埃塞俄比亚一带，而元谋人，蓝田人和北京猿人早已和我们没有什么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近期基因数据研究表明，在过去6万年里，从非洲陆续迁移到世界各地的大部分族群都遭遇了饥荒或各种灾难而灭绝，只有少部分群体存留了下来，他们随到之处便杀光当地的大型动物，征服或融合当地远亲人种（例如尼安德特人）。

在1.15万年前左右，“新月沃土”的中东人率先放弃了狩猎采集，他们在经过漫长的游荡后终于定居了下来，并有计划地种植和收获驯化的小麦。一年生的谷类本身具有高热量性的特征，因此成为驯化植物的首选，农业起源就此开启，他们使用“刀耕火种” 的种植方式与过去颠沛流离的生活告别。著名考古学家维尔·戈登·柴尔德（Vere Gordon Childe）认为人类定居是从事农业生产带来的结果，但后来的发现证明定居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原因之一。

大约9000年前在中国的黄河和长江的中下游地区也诞生了农业文明，随后的几千年里除了大洋洲外，世界上大部分的区域都独立发展产生了定居农耕的文明。

狩猎采集者最初使用的是刀耕火种这种原始的种植方式，有很多考古地层资料证明住在丛林边缘的狩猎采集者很早以前就已经意识到森林大火未必是一件糟糕的事。火焰刚开始在森林里蔓延是很危险的，但大火过后会留下焦炭层，人们发现大火烧过的地方根茎类植物长得特别快和好，这是因为大火为它们腾出空间并带来肥沃的焦炭颗粒。

于是人们开始人为地操控土地的焚烧，事后把动物骨骼和粪便放入焚烧过的泥土里搅拌，这无疑又增加了土地的肥沃度。最后再种上他们喜爱的根茎类食物种子，例如甘薯，芋头等。但他们并不把这些根茎类食物作为主食，主要还是当作一种新奇的奢侈品在邀宴时食用，直到进入农业社会才继续用刀耕火种这种方式改种谷物。

维尔·戈登·柴尔德在20世纪初提出了“新石器革命”（Neolithic Revolution）这一概念，除了制造和使用磨制石器，发明了陶器外，农业的出现无疑是其中最核心的内容。他率先指出，智人从狩猎采集到农业生产的转变是一场“革命”（revolution），而不仅仅被视为一次“转变”（transformation），他的整个研究生涯中都在完善这个理念。农业革命使得人口迅速增长，人们通过农业生产开始重塑自身与世界的关系，这包括如何和农作物，土地、气候、他人打交道。

众多考古迹象显示出后面的农人平均寿命远低于狩猎采集者，《人类简史》作者尤瓦尔·赫拉利在此书中称农业革命为“史上最大的骗局”。农民长时间、高强度地从事农耕劳作导致骨骼损伤病变，近代民族志的田野考察显示，一些非洲的原始部落每周只需工作12到19小时，仅靠着狩猎采集就能满足生活所需；由于可驯化的植物数目有限，长期过于依赖单一谷物造成营养不良，考古资料显示人类进入农业社会后平均身高明显下降，牙齿也变得糟糕；定居农耕文化使得人口数量和密度增加，同时与驯化的动物共居导致传染病流行。

贾雷德·戴德蒙从社会层面上认为原始人类从采集狩猎转向农业生产会带来以下几种弊端，农业革命缔造了阶级鸿沟。农业革命以前，人人都是平等的采集者和猎人，但是农业革命以后人类分化出了阶级，并产生了不事生产的食利阶层；农业革命促进了两性不平等。农业革命令女性不必四处奔波，促使女性尽可能多地怀孕来增加农业劳动力。

那么一个重要的问题来了，为什么人类选择了农业革命这一非常态路线？

在人类漫长的250万年的进化发展中都是用狩猎采集的方式生活，无论是直立人，匠人，尼安德特人还是我们智人都是在漂泊中度日，却在近1万多年前停止流浪了。如果人类历史形容为一天的24小时，那么我们是在接近午夜的最后5分钟进入定居社会。为什么世界范围内7个区域的人们都在差不多的时间段放弃了几百万年来的生活方式，从而选择迈上一条看起来颇为恶劣艰辛的道路？

其中一种说法是18000年前在最后一个冰河时代结束后全球气候普遍变暖，气温上升后也带来更多的降雨量。小麦这种谷物在中东地区生长繁茂，人们开始增加这种植物果实的食用量，进而人为干预小麦的生长状况，逐渐发展出农业生产。但在农业产生之前的千万年中地球上并不缺乏温暖潮湿的气候环境，即便在冰川期也有维持上千年的高温地区，而这些地方却完全没有农业萌芽的迹象。不同于非洲人类单一起源的说法，最新的考古证明中东和中国等7个地区的农业都是各自独立发展起来的。

莫斯科新经济学院的马特兰加在最新的研究中颠覆了气候变暖更适合农业发展的观点，他的研究表明大约2万年前地轴的倾斜程度增大，这一变动导致全球各地气候的季节性增强，也就是说一年之中变得四季分明，夏天更热，冬天更冷，旱季和雨季也更加明显。

路易斯·宾福德提出过一种“狩猎采集者”模式，如果全年可以在不同地点收获到足够的食物和资源，那么狩猎采集者们的生存策略会倾向于频繁搬迁根据地。反之如果资源地一年四季的季节性分别很大的话，他们则倾向于尽量收集更多的食物资源回到营地并储存起来，以备漫长冬季之需。地理气候环境决定了狩猎采集者的生存策略，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也是这个道理。

迈克尔·约基姆（Micheal Jochim) 也提出过类似的“狩猎采集者决策模式”，此观点有两个要素：一是保证食物和其他资源供应不能低于安全水平，多样化是取得生存的重要手段；二是根据当时游群的居住模式（无论是频繁搬迁还是一年之中大部分时间定居）和人口规模，考虑时间，经历，距离，人生安全，失败率等条件的前提下，在达到上一目标的对策里不要让能量超支。也就是说狩猎采集者必须考量自身安全的前提下保证食物供应稳定。

要想了解当时原始社会的狩猎采集文化可以通过民族志的田野考察，即人类学家亲自前往当今世界上为数不多的狩猎采集部落，与当地人同吃同住，以试图还原几万年前的人类生存方式。英国社会人类学家詹姆斯·伍德伯恩（James Woodburn）观察研究东非的哈扎比部落多年，并建立了长期的关系。通过基因组分析发现这个部落是区域内异类，它与数万年前的远古狩猎采集者血脉相连，并季节性地在不同地区迁移扎营。詹姆斯·伍德伯恩说：人们从劳动中获得直接，即时的回报。他们外出狩猎或采集，吃的都是当天弄到的，或在接下来几天偶尔弄到的，这些食物既不经过精心加工，也不储存起来。他们使用相对简单、便捷、实用、易于获取、代替性高的工具和武器。制作这些工具和武器需要用到的真正技术，所耗的劳动力并不大。他认为，哈扎比部落的经济形态属于“即时回报型”。

他把这与农业社会“延时回报型”进行了对比，在“延迟回报型”经济形态中，劳动往往是为了获取未来的回报。务农得要整理土地，播种施肥，平时必须浇水和清理杂草，数月或数季后才有收获。而“即时回报型”社会相对简单得多，只需要直接采集果实和根茎类植物即可。所有的“即使回报型”社会都没有发展出等级制度，没有酋长、领袖或权威机构，他们不能容忍成员之间存在任何显著的物质财富差异。没有人能凌驾于他人之上，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按需共享”。

距今12800年前“新仙女木事件”造成全球大降温，生活在高纬度如猛犸象，剑齿虎等大型动物陆续消失或南移，赖于采集食用的喜温植物也大量减少，这同时也造成平日陆地上人们追捕的水牛，驯鹿，犀牛等大型草食动物在缺少茂密植被的情况下灭绝，过去赖以生存的食物开始紧缺，于是人类被迫向南，东迁移，在古时中国干冷和湿冷轮替的气候持续了一千年左右。

随着大型动物和水果的稀缺，人们不得不调整口味接受小型动物和果实种子这类之前不愿吃的食物。气候变暖或变冷都不能作为农业产生的标准，地球上不同地区的人类都有应对气候的生计策略。4400年前在美洲西北岸的印第安人部落的社会经济就有点像狩猎采集到农业生产的过渡阶段，这里的寒冷气候让当地的原始部落面对更加明显的季节变化。他们被称为“复杂的狩猎采集者”或“延迟回报型的狩猎采集者”。

他们聚集在大规模的永久居住点，也大量储存食物，通过大量赠送礼物来追求社会地位，这是因为他们能在每年初夏到秋天能通过渔猎的方式捕获到大量鲑鱼，通过风干等方法保存起来可以吃到来年。在食物丰富的前提下他们每年的大部分时间用于发展传统艺术，举办大型仪式和宴会。这和传统热带或温带的狩猎采集者大相径庭，反而接近一些最有生产力的农业社会，他们并不从事农业生产，只是单一地利用当地的渔猎资源和采集浆果。

宾福德认为狩猎采集者从频繁更换居住地到相对稳定的停留是一种从简单向复杂过度的序列，因为“储存”的概念意味着“延时回报性”经济形态，这需要团队有更复杂的策略性生计方案。为了应对明显的季节变化，人类为了储存食物而调整工作时间，更重要的是改变了过往对待自然的方式。面对自然资源稀缺的问题，人们需要有更多对于未来的长期展望和计划，这包括代表着“新石器时代”要素的定居村落，驯化植物和动物，跨期储存食物，陶器和磨制石器等。

在世界各地的文明里，陶器的出现是狩猎采集和定居农耕的分界线，这些易碎的坛坛罐罐作为储存工具和蒸煮器皿，代表着生活中对食物风险的预见和防范性。陶器的制作是把泥土原料放在高温的火窑里烧制成一个硬度相当且不透水的器皿，这也说明陶器必须在人能有效地控制火的前提下才能诞生。

陶器的精细程度通常与石器，农业和古代村落的发展程度息息相关，建造烧制陶器的火窑需要有此项专业技能的人组织一定人数的劳动力合力完成，劳动力则需要农业生产的粮食补充营养。陶器本身的一项重要功能就是承载水和谷类植物的种子用火煮成米饭，松软可口的米饭淀粉热量高且易于人体消化，这比把粟米放在石板上烤着吃好上百倍，人在吃饱后才有力气干活和生育，这有利于日后更高效的劳动力和人口发展。不要小看陶器这一看起来简单的物件，人类可能花了上千年才摸索出来。

从狩猎采集到定居农耕是一个缓慢的进阶过程，期间的生计策略不乏狩猎采集与简单农业的混合经济模式。近年的考古发现显示，现代中国这块区域的“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更迭期有数千年之久，其“新石器化”进程开始的标志是距今18000年前的陶器的出现，此时人们开始有意识地驯化动植物，但还没有把它们作为主食，主要的生计策略还是依赖狩猎采集，他们会选择性地种植一些可食用的谷物，但主要用于酿酒和作为奢侈品送礼。在我国江西仙人洞遗址中发现了距今1.2万年最早的稻谷残骸，说明长江流域很可能是水稻的发源地。正式的新石器时期的定居农耕文化是距今9000年左右河南裴李岗文化，接着有8000年前的红山文化，稍晚一些的仰韶文化，一直到距今1500年前的中国台湾地区还有新石器时期的残骸。

既然大约两万年前全球的气候都变得四季分明，为什么不同区域跨入农业社会的时间相差数千年？除了气候外我们也要留意地理环境给原始社会生计策略带来的影响。

对于狩猎采集者来说最好的生存环境是短距离内生态丰富的地区，例如活动区域内有平原，森林，河流和高山，这样就可以通过迁移在一年四季中获得不同的动植物资源。几个率先进入定居农耕的地区都是冲积平原地带，如两河流域或中国的华北平原和长江中下游。这些平原区域缺乏高山，大范围内地理环境过于单一，人们不能通过频繁转移根据地来获得足够的食物资源，于是被迫选择了看起来生活条件大不如前的定居农耕，而这些大江大河也能提供生活和农业灌溉的水源。马特兰加根据更多位于今天叙利亚，土耳其于伊拉克境内的的考古遗址分析得出以下结论：如果在5公里到50公里范围内有超过1000米以上的高山，当地原始人进入农业社会的时间平均会延迟500年。

对于定居农耕比狩猎采集糟糕的说法，马特佳兰做了这样一个指标：人体骨骼上有一种哈里斯线，遗骨上的哈里斯线数目多少代表着这个人在成长期中的健康状况。如果一个人在发育期经常遭受病痛或饥饿的次数越多，骨骼上的哈里斯线也就越多。通过考古发掘人骨的对比，农业社会先民的哈里斯线比狩猎采集者少很多，这说明稳定的农作物收成使得他们免于饥荒，提高了抗风险的能力。尽管原始社会的狩猎采集者每周只工作大约18小时，但他们承受的饥饿和伤病的机率要比后来的农人高得多。

叔本华曾说过：“这个世界仅有一盏天平，就是灾难痛苦和邪恶罪行对等的天平，除此之外再无其它，衡量自己幸福的标准不是受过多少享乐，而是躲过多少灾祸。”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认为，社会化分工的农业生产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采集狩猎者能摄取到的营养水平仅由居住地的猎物和果实产量决定的，而定居农耕提高了生产率，于是有食物剩余。但为什么狩采社会的人不多工作一点来产出更多剩余呢？一是没有这个必要，肉类，瓜果和根茎类食物不易储存，不吃的话很快就坏了；二是由于频繁迁移居住地没法携带陶器等储存工具。

狩采社会的人们也会有意识地种植一些瓜果和根茎类植物，但只有播种单一性谷物的地区能发展出先进的文明和国家，这是因为小麦，大米等一年生谷物可以长期储存并被上位者占有和分配，从而建立更为复杂的社会结构关系。

人类学家理查德·鲍谢伊·李说过：“人类为自己创造了极其复杂和不稳定的生态环境，但人类能否在这种环境中生存下来，以及农业革命之后的技术繁荣是否能让我们走向乌托邦或灭亡，依然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从“人类地貌学”的观点来找寻并研究人为因素在地貌形成中的作用及所形成的地貌现象，即人类塑造土地使其为己所用。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一书中曾写到，至少从智人诞生以来，“智人”作为物种“祸害”，几万年以来制造了大量星球级的“生态灾难”。生物和生命过程也是塑造地貌的一种重要的外部营力，物种的灭绝和生态系统的改变势必影响地貌过程。如果1万年以前人类可能是以物种“上帝”的姿势塑造地貌，那么进入全新世以后人类确实开始撸开袖子自己动手去塑造地貌，到了工业革命以后更是和机器一起合作去改变星球的形貌。

农业革命是“新石器时代”来临的标志，大面积的开垦使得森林消失，人口大量增加则对生态环境带来更大的影响，同时迅速增加的人口吞噬了农业增产的成果，于是不得去不开垦更多的土地来扩张农业生产，这是一个不断互相追逐的痛苦过程，直到今天我们仍然粮食匮乏。

戴蒙德认为驯种植物，驯养动物和储存食物这些创新是糟糕的倒退，但这些创新提高了人们抵御风险的能力。而农业革命以来只有短短的1.2万年历史，所以为人类250万年历史长河中带来的后果下定论未免为时过早。毫无疑问农业革命加速了人类的文明进程，马克思提出生产工具决定生产力，通过两河流域的新石器时期考古发现，磨制石器与陶器的诞生发展使得生产力大幅提升，陶器在随后的发展中越为精细复杂，除了盛水和煮饭的工具功能外，还作为生产资料被社会阶级上位者所拥有，同样属于生产资料的剩余粮食和畜牲多数被他们占有，同时还有土地和房屋等有值资产。这样一来生产关系中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就能决定其他生产力之间的生产关系，“不公平”的私有制也就相应产生，阶级分化使得作为“首领”的上位者能对族人发动大规模的劳动生产或进行生产资料再分配，这对社会组织规模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文字这种象征着文明的交流记录工具也孕育而生。

无论是集中神权的埃及文明，抑或是以城邦形式出现的两河流域苏美尔文明，都历经了这一以农业生产为标志的“新石器时代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