趁着游戏《师父》广受关注的机会，来谈谈与它同名的电影《师父》。

《师父》被归为武侠电影，这个定义总让我觉得别扭，但却始终不能给出一个强有力的反驳：电影里有“武”，廖凡扮演的主角陈识为弟子报仇，不惜让自己在天津落脚的努力前功尽弃，从“以武犯禁“的定义来看，也算是”侠“了。但武侠并不是这部电影的重点，主角们的生活不仅难称洒脱，反而在无数“规则”的步步紧逼下疲于奔命。笔者认为，“规则”才是这部电影最重要的元素。

当然，《师父》的打戏确实精彩，以最后一场在长巷里的打戏为最，相信许多读者看过。如果读者们和笔者一样，最初是通过这个剪辑片段了解到的这部电影，想必也会和笔者有一样的疑问：为什么主角的对手们要在窄巷子中使用施展不开的长柄兵器？针对电影的武打动作是否严谨，能否称之为典范，武术爱好者们已经有过许多讨论，笔者并非武术爱好者，在此不敢从技术的角度上妄加评论，但从影片的故事结构来看，将场景安排在矛盾如此突出的地方是合理的——因为“施展不开”恰好是这部电影的一大特点。

构思这篇影评的时候，笔者曾想过以“远去的武林“为题。最后没有使用这个题目，一来是这个题目太大，不仅用的人多，并且用在这部电影的影评上的情况也不鲜见。贸然用这个题目来写影评恐怕不好驾驭。二来则是因为在看过这部电影的纪实纪录片后，发现导演和幕后工作人员并不是想表达武林远去的愁思，而是想展示时代剧变时武行在文化意义上遭受的冲击。武林并不是以体面的方式远去的，而是和影片结尾的主角一样，在剧变的时代中施展不开，甚至难以像主角一样落荒而逃。

和没落的武行一样，电影中的“规则”也面临着尴尬的境地。虽然“规则”常被人们挂在嘴边，但人们提及它的频率和打破它的频率恰好成正比例。不仅闯入天津的主角陈识在破坏规矩，下至主角的徒弟，上至武馆的馆长，他们都或多或少地打破了天津的规矩。那么，打破规矩，就意味着武林远去吗？

电影并没有回避这个问题。实际上电影开始时就直接挑明了这个问题：比武结束后的双方本不该动手，但最后还是在饭桌上打得毫无体面；电影临近结束时，更是让蒋雯丽扮演的武馆馆长亲手打破了“街面上不能见铁器”的规矩，虽然最后将搅局的陈识逐出天津，但带去的诸多高手也纷纷挂彩，赢得实在是有些狼狈。

规矩在被不断破坏，但以武为生的人并没有消失。廖凡扮演的陈识从南方来到天津要为小拳种扬名，军界想借助武林确立对城市的控制，陈识的弟子耿良辰作为底层劳动者，也有自己的算盘：练了拳，做不得重活，正好离开脚夫行当，过上体面些的生活。

明知要变，但为了生存，人们又不得不期望有些东西不会发生变化。于是“规矩“虽然天天被提到，却日渐混沌起来。故事的主线是陈识希望在天津开设咏春武馆。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陈识必须遵照天津武林的规矩，连踢八家武馆才能取得资格。但连踢八家武馆就像是故事开始时不能一口气吃得下的八个面包一样，不是能随便占得的便宜。在局内人郑山傲的点拨下，陈识才得知了诀窍：原来武馆不能由自己亲自去踢，否则武馆反而容不下他本人。非要自己教出一个徒弟，让他打赢了武馆不可；但打到最后，本地武馆为了面子，又要推出一位高手将这位弟子打败并逐出天津——如此一来，师父得了名声和开武馆的立身之本，本地武行保住了面子。看起来是利益最大化的方案。

但影片也在提示这样做的代价。

陈识在电影结束时亲口否定了这样的规矩：“毁一个天才，成一个门派。我不是个师父，我是个算账的”。笔者认为这句话的重点在于后半部分：在陈识的世界观中，“师父”不该是“算账的”。“算账”意味着计较得失，而“师父”的重点在于“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在利益计算之前，首先有人身的依附关系。

导演徐浩峰在纪录片中以中国传统的人伦关系“天地君亲师”来解“师父”与“师傅”的不同之处——师徒关系在这五种关系中比亲属关系离个人更近。在理想情况下，师父不说要对徒弟视若己出，至少也不该相互算计。但电影越是展开，观众越是发现这部电影里的师徒关系不对劲：陈识和耿良辰的师徒关系姑且是摆明了的相互利用，徒弟自愿接受被逐出天津的命运，似乎也不好指摘什么；但武馆前辈和军界新人的师徒关系就显得颇为尔虞我诈了：老师傅惦记自己一辈子的名声，希望借助军界新人把自己武行的护具推广开来；徒弟却希望把老师傅的名声夺为己有，借打败师傅震慑武行从而立威。末了，老师傅兴冲冲去参与录像，自以为是传扬名声的机会，结果却被徒弟下黑手毁了一世名声。气愤归气愤，徒弟奉上的房产又不得不收——一辈子的名声都毁了，送上门来的钱财焉有不取之理？算计到这个份上，师徒关系早就没有一点温情了。

陈识在故事的发展过程中越发感受到规矩之间的矛盾：按照传统师父的规矩，本该保护徒弟；但为了实现开设武馆的梦想，他又不得不自我麻醉，认定徒弟人品有亏，毁了不可惜。可是事情偏偏巧在徒弟的武学天赋不低，爱才之心让陈识起了犹豫的心思。如果事情真能按照他与郑山傲的计划发展，那么徒弟虽败，但一身功夫还在，自己对徒弟似乎也不亏欠；但郑山傲的军界徒弟突然发难之后，对武行的规矩也不那么看重，对耿良辰不仅下了黑手，也下了杀手；原本可以让各方体面地收获利益的规矩被外来者掀翻了牌桌，独吞了好处。既然表面的体面都不要了，那就只能回到“以武犯禁”的老路上。这才有了故事结尾时的长巷比武。

这场比武可以看做武侠理念的回归，只不过此时的“以武犯禁”，打破的却是此前局内人赖以生存的规矩，因为“规矩”已经开始腐蚀“师父”这个身份存在的意义了。

电影对“规矩”的阐释也揭示了它另外的尴尬一面：即使最后人们发现“规矩”在本质上已经变质了，但偏偏影片中所有的规矩还能维持表面的体面，甚至因为参与者不讳言利益，这些规矩却不让人觉得虚伪。最后打破利益交换的军界徒弟也只是在体面的程度上令人觉得无法接受，但他的行事逻辑同样是基于利益的。

如果我们将前文提到的那种通篇缺席的、理想的、规矩的基础视为温情，而影片主要体现的利益交换的规矩是基于利益的话，那么影片最后两种规矩的矛盾，确实可以套用“现代化过程中利益腐蚀了人伦”这样的论述来解释。但影片中还展示了一些并非出于纯粹利益的规矩。

影片中的脚行老大很爱提“规矩”二字。耿良辰以练拳为名不再拉车后，脚行就要收走他的小车；但这一处矛盾爆发并不纯粹基于利益——虽然在斗殴中赢了脚行的叛徒，但小车并没有被收走，他们只是开除了耿良辰脚行中人的身份。这个惩戒果然有效，哪怕是耿良辰遭到毒手时，脚行中人果然没有出手。但耿良辰死前回到脚夫队伍里推了大车，这一个举动一下赢得了脚行的尊敬，此前将他开除出脚夫队伍的老大愤愤不平地找到陈识，表示愿意为自己的人报仇。脚行老大的态度转变之迅速和极端令人吃惊，他本身在故事主线的矛盾之外，却在并不涉及利益的规矩影响下主动卷入故事中心，这样的决策显然不像是在精明地算计过利益以后做出的。

脚行老大的规矩提示我们，规矩还具有一种基于身份的形态。它区分出了自己人和外人两个群体，并在这个基础之上讨论利益的分配。陈识以外地人的身份进入武行，为此需要通过严格的入行规矩才能在利益分配中分一杯羹，取得开设武馆的资格。

郑山傲的军界弟子则不一样，武行的身份对他而言只是一个添头。更何况和武行相比，军界无论是在武器上还是在纪律上，都像是工业时代对农耕时代的全面碾压，以至于这位军界弟子可以完全以利益的标准对各种规矩进行取舍。武行对他无法形成身份上的约束，这使得他成为了整个故事里最大的搅局者。

如果说身份是规则得以存在的基础的话，那么在利益驱动下，规则反而开始侵蚀“师父”这个身份的正当性，这是影片的时代背景里最剧烈的变化。身份固然是讨论温情和利益的门槛，但问题在于，身份默不作声地改变了自己存在的基础。个人原本需要借助行当生存，但越来越多仅凭个人就可以冲击行当的异类出现时，基于身份的规则就越来越难以对个人进行约束。随着新的行当不断出现，个人不必对一种行当托付一生，这又侵蚀了传统规则下的温情。最后，不同身份间利益的争夺又让规则越来越精于盘算，原本一个行当的规则应当保护所有从业者，但电影中讨论规则的往往是有资格走上桌子的精明人，讨论的也往往是他们各自的利益。规则的个体化最终让规则本身的意义开始瓦解，这是《师父》设置的规则里最脆弱的一环。

在中国近代化的历程里，个体化的洪流不是电影中的武行可以阻挡的。近代化不仅摧毁了皇权，也摧毁了建立在农耕文明基础上的治理体系。电影中已经展现了近代化洪流的一个流向：军权作为一种新兴的权力开始渗入日常的治理体系。陈志让将1912~1949年中国的治理形态总结为军人势力壮大，反过来操纵领导士绅的军-绅政权，原本位居边缘的军人进入了权力格局的中心，而原本位居中心的士绅却在洪流中分化瓦解，有一部分被军权所俘获，剧中的武行正处于这一阶段下。个体性就是在这样的动荡时期中得到孕育，历经曲折发展而绵延至今。时至今日，我们对剧中的规则已经可以抱有一种局外人的态度加以审视批评。近代的剧变缔造了我们这样的个体，但我们并非完全游离于规则之外。近代化的洪流让我们在情感上难以接受“毁一个天才，成一个门派”这样的吃人的规则。

好在现在可以说已经不存在人身依附的行当，个体化的高扬终于让旧的规则终究是难以扎下根来了，但个体化的高扬导向军界弟子那样为个人利益践踏规则的威胁，则并未远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