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古装片黄金时期的 “天皇” 们在 20 世纪 60 年代纷纷失势一样，随着《无仁义之战》的大获成功，东映将创作方向转向了实录路线，在这种情况下，俊藤浩滋逐渐失去了自己在公司的立足之地。俊藤浩滋的自传《任侠电影传》中，记载了他与冈田茂的如下对话。

“当《无仁义之战》大获成功时，冈田茂社长说‘鹤田浩二和高仓健也暂时先不用了’。意思是从今往后走实录路线，不再制作任侠题材的电影了。

我十分震惊。

‘等一下啊。鹤田和高仓，在忙碌的时候，各自每年都出演十部电影，为了公司拼命付出，不是吗？就因为任侠电影不行了就不再启用他们，说得也太无情了吧。而且，为了挖掘新的演员，也可以更多地支持他们，不是吗？’

‘哎呀，过去是过去，现在是现在啊。’

‘你是社长，所以能说出这么无情的话，但我可是在现实中一直带着大家努力，安慰他们不要说‘已经受够了’‘太累了’之类的话，制作了那么多部电影。有顺利的时候也有困难的时候，你这样太无情了。’

‘嗯。不过，这也没办法。’”

1973 年春初，俊藤浩滋打算带着鹤田浩二、高仓健、若山富三郎、菅原文太等一直关系亲密的明星们，从东映独立出来，成立自己的制作公司。他通过若山的弟弟胜新太郎的介绍，秘密确定了东宝作为接手方。得知这一消息的冈田茂，命令京都制片厂的高管高岩淡和翁长孝雄去阻止这件事。高岩淡和翁长孝雄分别去劝说每一位明星，结果，没有一个人聚集到俊藤浩滋的旗下。

在阻止俊藤浩滋计划的同时，高岩淡也对冈田茂和俊藤浩滋对立的状况感到担忧。

“俊藤先生是对东映有大功劳的人，不是吗？这次的事情不过是一点小矛盾。他们两人根本没有争吵的理由。” 在高岩淡的劝说下，冈田茂决定和俊藤浩滋见面。

“发生了很多事，但回来吧。我会让你做想做的工作。”冈田茂这样开口后，俊藤浩滋也回应道：“我明白了。如果是这样，我也没有意见。我会努力工作的。” 俊藤浩滋也被东急的五岛昇劝说，决定和好。

然后，作为双方和解后合作的作品，电影《山口组三代目》于1973 年夏天开拍。

由高仓健饰演田冈一雄的这部作品，由于吸引了山口组在日本全国的小弟竞相买票，取得了超越《无仁义之战》系列的巨大成功。这一年，东宝将池田大作（创价学会会长）的著作《人间革命》拍成电影，通过吸引创价学会会员买票也赚了一大笔。由此，“在公映前就能预期到票房效果的电影” 受到了关注，冈田茂接着制作了描绘部落解放同盟成立的《黎明的旗帜 松本治一郎传》。这部电影围绕着预售票的购买数量问题，与同盟方面产生了纠纷，冈田茂亲自前往同盟本部，让对方购买了约定数量的预售票。此外，东映还企划了《实录・共产党》，笠原和夫甚至已经写好了剧本，但最终没有投拍。

在处于衰落期的日本电影界，预先能估计到组织购票数量的企划非常宝贵。因此，《山口组三代目》的续集《三代目袭名》很快就投入制作。然而，这部电影却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陷阱。

对于将田冈描绘成 “任侠之徒” 的这部作品，当时正开始加强对山口组采取对策的警察并不满意。当时的东映接连推出刺激的黑帮片，仿佛在挑衅社会上的良识派，警察方面早就憋着一股劲，想着 “总有一天要收拾他们”。

《三代目袭名》中，山口组用预付款现金一次性购买了 3 万张预售票。然后帮众们在夜店等地将这些票销售出去。警察盯上了这件事，以 “违反证券交易法” 为由进行处理。从东映的角度来看，这近乎是故意刁难，但警察的目的是以此为契机，查发冈田茂和田冈一雄的关系，把冈田茂拉下马。

然后，高岩淡作为重要参考人被兵库县警方传唤。

自 1966 年冈田茂离开京都前往东京后，实际上一直掌管京都制片厂事务的是制作部长高岩淡。在以量产为前提的东映京都厂，如果不是能掌控现场的人，是无法身居高位的。自 1954 年进入公司以来，一直在冈田茂手下专注于制作工作的高岩淡，是非常合适的人选。1971 年冈田茂就任总公司社长后，高岩淡被任命为京都厂厂长。兵库县警方威胁身为冈田茂心腹的高岩淡，想让他说出冈田茂和山口组的关系。这就是他们的如意算盘。

“和山口组打交道不可能赚钱。背后肯定有什么隐情！” 兵库县警方的警官严厉地盘问，但高岩淡不为所动。

“正牌江湖人的风骨，世人根本不明白。对于田冈一雄来说，我们东映只是恩人。所以我们这边没给过他们一分钱。警察就认为这很奇怪。每个行业都有被黑帮索要钱财的情况，为什么只有东映是相反的呢？”（高岩淡的话）

之后，东映总公司和俊藤浩滋的宅邸都遭到了搜查，但当然，这是冤案，没有找到任何证据。

“这是创作自由的问题吧！ 为什么老美可以拍《教父》，咱拍个《山口组三代目》就不行？”愤怒的冈田茂这样斥责道。仅仅这样还无法平息他的怒火，他让《无仁义之战》的深作欣二和笠原和夫搭档制作了真实描绘警察与黑帮勾结的《县警对组织暴力》，摆出了坚决抗争的架势。

高岩淡再次被兵库县警方传唤，连续一周每天接受 12 个小时的调查。

“冈田肯定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吧！”

“社长怎么可能一一了解电影的企划！”

“俊藤是黑道人吧！”

“过去的事情我不知道，但现在他是个很不错的白道人！ 而且他是享受高级管理人员待遇的制片人，你在胡说什么！”

然后，高岩淡据理力争：

“把《山口组三代目》拍成电影有什么不行的？如果这样不行，那清水次郎长和国定忠治相关题材是不是也不能拍了？ 只是时代不同罢了，他们不都一样是黑道老大吗！” （译者注：把这话换个语境就是：把吴锡豪先生的故事拍成电影有何不可？要是这样不行，那宋江和陈永华（陈近南）的故事是不是也不能拍？只是时代不同罢了，他们不都一样是江湖老大吗？)

“你们给山口组回扣了吧！”

“根本没有那种事。你们尽管去查！”

最终，《山口组三代目》的第三部作品由于警察的彻底介入而被迫中止，但高岩淡挺身而出，始终守护着东映和冈田茂的清白。

高岩淡从年轻时起，就已经习惯了面对这样的麻烦。故事要追溯到 1960 年总公司新办公楼落成纪念电影《海贼八幡船》的制作时期。

由泽岛忠导演、大川桥藏主演的这部海洋动作电影，在九州进行了四周的外景拍摄，当时负责统管现场制片业务的正是高岩淡。拍摄前，高岩淡等人寻找能搭建起作为水军根据地的村落的开放式场景的、宁静且视野良好的海岸，从小豆岛到山口，走遍了濑户内海的所有岛屿进行勘景。然而，最终也没有找到理想的拍摄地点。出身福冈的高岩淡心想 “或许玄界滩会有合适的地方”，于是从佐贺的唐津到呼子，沿着海岸线寻找。即便如此，还是没有找到。

“算了吧。就在琵琶湖上凑合吧。”

考虑到在九州设置船只需要花钱，同行的美术指导井川德道提出了这样的建议。

但是，高岩淡反对：“别胡说八道。这必须是在海上，不然不行。大家再忍耐一下，配合一下。”

井川德道也同意了这个意见。如果可以的话，大家都希望能让八幡船漂浮在海上。因为这将成为这部作品的关键视觉元素。

然后一行人前往高岩淡小时候只去过一次、留有记忆的福冈糸岛半岛上的芥屋的大门。那里和高岩淡记忆中的一样，有着玄界滩和内海交汇的视野良好的海湾景色，半岛的尽头有一座小山。这简直就是绝佳的拍摄地点。而且，海岸线上排列着元寇的防垒，正中间有几百间存放柴火的小屋叫做 “苫屋”，海角上还有神社和鸟居。一行人心中所描绘的海贼村落的景象，就在那里原封不动地呈现着。

问题在于预算。当时担任制作部长的冈田茂制定的预算框架是 3000 万日元。然而，高岩淡估算了一下预算，却高达 4800 万日元。超出了 1800 万日元。在那个娱乐版电影预算 800 万日元、普通电影 2000 万日元、全明星电影 4000 万日元的时代，这是一笔不小的差额。

高岩淡试图蒙混过关，让拍摄强行开始，但在开拍前一天，事情被冈田茂发现，他被叫了过去。

“这样不行，要削减预算。”

但是，高岩淡没有让步。

“明天就开始外景拍摄了。现在已经做不到了。” 冈田茂提出了一个妥协方案。

“那你削减 900 万日元。如果能削减到 3900 万日元，剩下的 900 万我从全明星电影的预算里挪用过来。”

于是，高岩淡像泽岛忠导演的出道作品《忍术御前试合》时一样，制定了一个没有休息时间的强行拍摄计划，总算按照冈田茂的指示削减了预算。高岩淡心里盘算着，即使不安排休息时间，也能顺利完成拍摄。在北九州生活了多年的高岩淡知道，夏天的福冈，傍晚经常会下暴风雨。他打算把这段时间当作休息时间。

“只要稍微一下雨就休息，大家再忍耐一下。”

高岩淡这样和工作人员们约定，但当地却遭遇了历史性的干旱。而且夏天的福冈日落较晚，要到晚上七点多才天黑。拍摄一直持续到那个时候，每天拍完都已经很晚了。工作人员们唯一的乐趣就是品尝当地有名的生切鱿鱼。但是，由于连日的外景拍摄，大家身体状况下降，再加上有些人喝醉后吃多了，工作人员们陆续食物中毒。现场的士气眼看着越来越低落。

“今天就到这里吧。”

有一天，看不下去的高岩淡中途停止了拍摄。

“大家，现在我们去博多！”

高岩淡认为，工作人员们需要放松一下。

带着工作人员的大巴花了一个半小时，从糸岛前往博多的平和台球场。在那里，正在进行西铁狮子队对东映飞人队的比赛。工作人员们挥舞着拍摄用的八幡大菩萨的旗帜，敲着太鼓，在看台上为东映队加油助威。结果东映队在最后时刻获胜。此外，高岩淡还带着情绪高涨的工作人员们去了中洲的夜总会，那天晚上，甚至连东映的选手也加入进来，大家一起热闹地狂欢。

也许是这种放松起到了效果，之后的拍摄顺利地进行着。为了完成艰苦的拍摄工作，工作人员们以年轻人为中心进行了编排。但是，录音和照明部门在外景拍摄时没有太多工作。精力过剩的他们和住宿地旅馆的女仆等当地女孩子谈起了恋爱，据说其中还有人因此结婚了。

问题出在之后。

由于强行的拍摄计划，不可避免地留下了一些未拍摄的场景，最后这些场景只能在琵琶湖拍摄。在这里，拍摄了烧毁船只和村落的场景。然后，当往茅草屋顶上喷洒汽油并点火时，船只突然爆炸了。

这起事故导致 60 名出演者被烧伤，大津警察进行了现场勘查。在那个电影现场的事情还不为外界所知的时代，警察误以为 “导演就是现场监督”，追究了泽岛忠的责任。

高岩淡对此提出了反驳。

“导演只是个艺术家。现场的负责人是我。”

但是，警察不听他的解释。

“你与此事无关。出去。”

即便如此，高岩淡也没有退缩。他主动作为证人前往警察局，详细地说明了情况，最终泽岛忠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只在简易审判中被判处罚金 5 万日元（以此为契机，现场的火源负责人得以明确，那一组的现场制片为此事负责）。

在撰写本书时，笔者对高岩淡进行了总计 20 多个小时的采访。在这期间，我多次听到他对京都制片厂的深厚情感。

“制片厂的工作人员不可能是坏人。大家都是电影爱好者，是一群不在乎金钱的人聚在一起。”

“我在大学的时候学过德语，那时学到了 Gemeinschaft（共同体）和 Gesellschaft（社会）这两个词。Gemeinschaft 是指心与心交流的社会，而 Gesellschaft 是指基于利益、利害关系的社会。我认为摄影所更像是 Gemeinschaft，是一种同志般的核心母体。很温暖。如果不是这样，是无法制作电影的。”（高岩淡的话）

高岩淡的周围总是充满了制片厂伙伴们的欢声笑语。

在刚被分配到京都不久的时候，从高中到大学都在橄榄球队活跃的高岩淡，在休息时间会一个人在制片厂的空地上踢（英式）橄榄球。

“喂，也让我玩玩。”

出现的人是冈田茂。据说冈田茂在高中时是柔道队的队长，冬天还会帮忙指导橄榄球队。

两人正在踢球时，这次是牧野光雄走了过来。

“也让我踢踢。”

光雄自称在同志社中学时代打过橄榄球。

“就你那水平。你弟弟的橄榄球才是真本事。”

牧野雅弘也加入了进来。雅弘是京都市立第一商业高中橄榄球队的正规球员，担任 9 号争球前卫。就这样，不知不觉间，大家开始一起玩起了小型比赛。

当时在厂里，在拍摄间隙打棒球已经成为一种传统。在古装片黄金时期，每个明星都有自己的球队，他们会认真地进行训练，像拍电影一样激烈地比拼着各自的骄傲。若山队会和松下电器的棒球队进行硬式比赛，锦之助队里还有有高中棒球经验的外部人员加入。最激烈的是同样曾在少年时代当过棒球队员的近卫十四郎，他会招募原南海队的选手加入球队，还会举办小型训练营进行斯巴达式的训练来提升球队实力。他还引入了暗号战术，如果选手犯错，就会受到近卫的严厉斥责。

在任侠电影的时代，冈田茂队和俊藤队会在休息日进行比赛。据高岩淡说，冈田茂打球风格很大胆，“要么三振要么本垒打”，而俊藤则擅长击球。比赛结束后，大家一边烤肉，冈田茂会炫耀说 “今天我打出了本垒打。俊藤你可不行”，俊藤则会反驳说 “我的打击率更高”。

冈田茂离开京都后，就变成了高岩队和若山队进行比赛。有时在炎热的天气下，在桂川河岸从早到晚进行比赛，最后大家都累得满身是汗倒下，甚至还出现过高岩和若山两人单独对战的情况。大家还会带着家人一起来，白天热热闹闹地一起吃便当。“制片厂是个超脱世俗利害关系的社会啊。是同志般的结合体。所以直到现在，我都否定片场的上下级关系。片场里哪有什么上司下属。电影是'老子天下第一'的家伙们聚在一起创作的。导演没什么了不起的，光靠导演拍不成电影。还有副导演啦、灯光师啦这些人的贡献。正因为大家怀着共同目标工作，才能拍出好片子。”（高岩淡的原话）

京都最大的魅力在于，开车 20 分钟就能从城市的一端到另一端。因此，拍摄结束后大家也能很晚还在一起喝酒聊天。说大家都是邻里关系也不为过，人际关系也变得更加紧密。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左右，高岩淡、山下耕作、中岛贞夫等人同时购买了东映地产公司的房子，成为了邻居。在他们当中，只有高岩淡不能喝酒。结果，在祇园-附近喝酒的演员和导演们会被山下和中岛带到高岩淡的家里，一直喝到天亮。大家都喝得酩酊大醉，喧闹不已，说着傻话，吐槽着公司，就这样度过夜晚。在这期间，高岩淡一直充当着倾听者的角色。

“我觉得他是我们的受害者。”（中岛贞夫的话）

进入 20 世纪 70 年代后，酒豪深作欣二也加入了进来，喧闹变得更加升级。但据高岩淡说，深作欣二还算有良心，到了凌晨 3 点会提议 “我们回去吧”。问题人物是山下耕作，即使深作欣二这么说，他也会耍赖说 “不嘛！”，坚决不回去。他经常就在高岩淡家的沙发上睡着，到了早上山下夫人就会来接他。

山下耕作有时在和祇园的高岩淡喝完酒回家的路上也会耍赖。高岩淡把喝醉的山下耕作送上出租车。然而，这次山下耕作在行驶的车内又开始说 “不嘛”。接着，他竟然在出租车行驶过程中打开车门跳了下去。山下耕作就这样在马路上骨碌碌地滚了下去。高岩淡担心地看着他，山下耕作却一下子站起来，挥挥手说 “拜拜”，然后朝着祇园的方向走回去了。

因为山下耕作是这样的人，所以在酒桌上也不乏麻烦事。比如有这样一件事。

那是 1964 年冈田茂回到京都厂担任厂长后不久的事。那天晚上，为了庆祝山内铁也就任《忍者狩り》的导演，举办了一场派对。第二天有拍摄任务的高岩淡和中岛贞夫在第二次聚会后就回去了。第三次聚会时，以山下耕作为首，工藤荣一导演、古谷伸摄影师，还有一位年轻的副导演，这些在东映京都出了名的酒友留了下来。

聚会的地点是先斗町和町千本的小料理店 “ますだ”。这家店因新闻记者时代的司马辽太郎是常客而闻名，许多京都的文化人常来光顾，在电影界，内田吐梦作为山下等人的前辈也常来这里。在这样一家有历史渊源的店里，喝醉的副导演竟然露出了“第三点”。然后，他把“第三点”放在吧台上，大喊道：“喂，老板娘，快想想办法！”

剩下的三个人对此极为愤怒，把他拉到外面，对这位副导演进行了制裁。由于三个人也都喝了酒，这场制裁演变成了一场甚至动用了塑料桶的惨烈私刑。而这位副导演，对自己的体力很有自信。但出于尊重前辈的考虑，他没有反抗，而是夸张地装作很痛苦的样子。店里惊慌失措的新闻记者看到这一幕后拨打了 110 报警。三个人作为现行犯被带走了。当时，工藤荣一正在拍摄电影《大殺陣》，山下耕作正在拍摄《大喧嘩》，这真是颇具讽刺意味。

第二天早上，高岩淡看了报纸后脸色煞白。报纸上刊登了一篇文章，标题是 “暴力导演拍摄暴力电影”，矛头直指山下耕作和工藤荣一：“导演要是不在了可就麻烦了……”

正当他为此烦恼时，接到了冈田茂厂长的传唤：“我刚刚和警察谈过了。高岩，你去把他们领回来。”

高岩淡带着中岛贞夫去了拘留所。在那里，三个人完全没有表现出反省的样子，堂堂正正地坐在牢房里。特别是工藤荣一，一晚上过去了，他在里面被黑帮成员和盗窃犯们尊称为 “先生”，就像牢房里的老大一样。中岛贞夫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这样说道：

“我们去了警察局，那里的人说，‘电影人真是些奇怪的人啊’。我问‘为什么’，他们说，‘三个人都异口同声地说‘别告诉我们家里人，只告诉我们公司就行’。‘一般来说都是‘别告诉我们公司，告诉我们家里人就行’，你们这情况可真奇怪’。对制片厂的人来说，可怕的不是公司，而是家庭。嗯，从这一点也能看出，大家对厂里是非常信任的。”（中岛贞夫 原话）

“即使东映倒闭，制片厂也要保留下来。”这是高岩淡成为所长后，每年年初致辞时都会说的话。对高岩淡来说，制片厂的工作人员不仅仅是工作上的同事，甚至可以说是家人一样的伙伴。因此，他一直把守护与他们共同相处的制片厂这件事，放在首位考虑。

“可怕的是如果制片厂关闭，在那里工作的人就会四散分离。就算再让大家聚集起来，也很难再聚齐了。制片厂是无形的文化财产啊。”（高岩淡的话）

然而，在高岩淡成为厂长的 20 世纪 70 年代初，京都制片厂面临着严峻的形势。曾经有一段时间，除了东映，大映和松竹也在京都设有制片厂，京都太秦一片繁荣景象（译者注：按邵氏驻日代表、“香江四大才子”之一蔡澜的说法，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香港邵氏兄弟电影公司的有些片子是在位于京都太秦的东映京都制片厂和松竹京都制片厂租借摄影棚和场地拍摄的；要是再算上邵氏和大映合拍的沟口健二版《杨贵妃》，邵氏应该是把太秦的大厂用了一遍）。但是，受到 20 世纪 60 年代初开始的电影行业不景气的影响，松竹在 1965 年率先从京都撤退，大映也在 1971 年破产，其制片厂归工会管理。太秦陷入了与往日繁华相去甚远的状态。

东映京都的实录路线也开始出现衰退的迹象，这也并非与己无关。在黄金时期，发行东映影片电影院数量曾达到 7000 家，如今已锐减到 2000 家，曾经创造了 “人人都在忙碌” 这一传说的制片厂的开工率也下降到了 70%。

古装片、任侠黑帮片、实录黑帮片。东映一直以来，不是靠个别作品，而是通过将类型电影路线化来吸引观众，确立创作路线，按照该模式在短时间内接连制作出中等规模的电影。这种量产体制一直是东映繁荣的原动力。因此，找不到实录创作路线之后的新路线，直接关系到公司的生死存亡。同样处于不景气状态的东京制片厂，凭借铃木则文导演、菅原文太主演的 “卡车野郎” 系列的成功而恢复了生机，但京都制片厂却一直未能找到新的发展方向。1975 年和 1976 年，《无仁义之战》系列完结后，东映京都制作的作品从年度票房分红十强中消失了。照这样下去，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出现京都制片厂无用论，重蹈松竹和大映的覆辙，高岩淡对此深感危机。为了克服这一困境，高岩淡想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那就是卖掉太秦的土地，撤退到滋贺县的山中，在那里，不仅建设制片厂设施，还联合县政府打造一个集以安土城为首的观光设施和工作人员住宅等为一体的大型休闲设施，这是一个宏伟的计划。据高岩淡说，当时太秦土地的出售收益是每坪 50 万日元（注：1坪=3.3平米），而滋贺县深山里的土地每坪仅 100 日元，即使建设大规模的设施，也会有盈余。这样一来，即使摄影所与东映总部分离，也能实现独立核算运营。“这个想法很梦幻。即使转型拍摄黑帮电影，京都的产量也从以前每年 100 部下降到了当时的 50 部以下。只靠拍电视剧也不行。谁都能想到，不需要东西两个制片厂。在这种情况下，京都必须自己想办法，不然就完了。话虽如此，也没有其他可行的商业方向。”（高岩淡的话）

然而，刚就任社长的冈田茂对这个荒唐的项目表示反对。就在这样犹豫不决的时候，公司已经没有余力进行搬迁项目了。

既然如此，高岩淡又想到了一个方案，那就是将京都制片厂的露天布景向公众有偿开放，把它改造成一个主题公园。当时，厂里的一部分被改造成了保龄球馆，一度为东映的财政带来了收益，但随着热潮退去，顾客也不再光顾。为了重新开发，有人提议改建成超市，但高岩淡表示：“必须在守护电影这一前提下进行考虑。如果改成超市，电影的氛围就没了。”

高岩淡拒绝了这个提议。高岩淡一直忘不了曾经观光巴士经过制片厂前的三条通时，乘客们纷纷鼓掌的场景。他认为如果开放制片厂，肯定会有很多人来看。然而，冈田茂社长再次对此表示反对：“喂，高岩。电影是梦。制片厂是造梦工厂。如果让人们看到它的幕后，大家会失望的——原来电影制片厂像木材市场一样脏乱啊。”

但这次高岩淡也坚持了自己的想法：“难道就这样放任不管，把这里变成公寓或者超市吗？那样的话，我们就没法生存了。京都人离开了京都就没法活了。”

实际上，据说甚至有工作人员表示，如果要放弃电影，还不如上吊自杀。于是，他们估算了一下大概能吸引多少游客，发现相邻的广隆寺每年有 70 万参拜者，由此推断每天能吸引 2000 人。首先进行了一次实验性的、为期一天的开放活动。宣传方式只有报纸夹页广告和京福电铁的车内悬挂广告。尽管如此，准备的 8000 张门票瞬间售罄，于是紧急在食堂餐券上盖章当作门票发放。最终，到场人数超过了 2 万人。

面对如此火爆的场面，冈田茂也表示认可，决定对制片厂进行有偿开放。以开工率下降的古装片露天布景为核心，将保龄球馆的球道铺上木板，改造成了食堂。此外，作为另一个卖点，还设置了资料展示空间 “文化会馆”。1974 年，西德尼・波拉克导演的《The Yakuza》租借东映京都摄影所拍摄时，拍摄延期了一个月，产生了滞纳金。当时，高岩淡向好莱坞方面提出 “我们不要钱，给我们盖个摄影棚就行” 的要求，于是对方盖了一个摄影棚。文化会馆就是在这个摄影棚的基础上改建而成的。

此外，对这个项目表示感兴趣的 NHK 播放了一部纪录片，以此为契机，各新闻社和电视台纷纷前来采访。没有投入初始资金，也没有宣传费用。即便如此，一个出色的电影主题公园还是建成了。

游客来到制片厂，必然会对拍摄工作造成干扰。理所当然，拍摄现场的工作人员也表示反对。高岩淡一个一个地去说服那些反对的工作人员：“再这样下去，制片厂就要没了！”

电影村带来的另一个显著效果是，它成为了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以来冈田茂推进的“无裁员人员优化”的一个落脚点。

当时担任制作部长的翁长孝雄被冈田茂赋予了“大规模人员优化”的命题。他甚至一度被逼到考虑是否应该炒掉所有非正式工作人员，只带着一部分职员去台湾拍戏，这样或许会更顺利。就在这时，电影村开放的消息传来。翁长孝雄考虑让那些成为多余人员的工作人员前往电影村工作。冈田茂对此也非常赞成。

冈田茂几乎每天早上都会给翁长孝雄打电话问：“昨天安排了多少人去电影村？” 总公司的总务部门也给翁长孝雄下达了指标，要求 “这个月安排 ×× 人去电影村”。在这种情况下，翁长孝雄对每一位高薪员工、龙套演员和合同工说：“去也是地狱，留也是地狱。那还不如去一个新的地方，说不定还有梦想。”

新的路线尚未确定，未来会怎样也不清楚…… “去留皆是地狱”，这是翁长孝雄在厂里面临严峻形势下的真实心情，没有丝毫虚假。翁长孝雄承诺，电影村会以正式员工的身份聘用他们，让他们的工作和收入稳定下来，工作人员们这才终于接受，前往电影村工作。100多名前制片厂员工转入停车场管理员等为电影村游客服务的工作，以此作为自己的第二人生。

1975 年 11 月 1 日，“东映太秦电影村”“开园” 了。顺便说一下，这个名称据说取自当时 NHK 纪录片的标题。

因为可以看到明星们的拍摄场景，游客络绎不绝，仅仅一年就吸引了 200 万人前来参观。起初，厕所数量不足，便当也不够供应。甚至部门课长级别的人都全员出动去帮忙切菜，场面十分热闹。

即使没人走进电影院看电影，京都制片厂也能继续生存下去。这条道路，终于被开辟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