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核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本文是《汉末英雄录》两期电台节目的前置内容，帮助不太了解汉朝历史的朋友们理解“郡县、谶纬、外戚、宦官、羌乱”等等名词和事件的意义，以及它们在汉末到三国的时代具体产生的影响。

作者虽然是历史学出身，但三国并非自身的专业研究方向，因此也只能以爱好者的身份勉强拾人牙慧，引用一些史料和其他老师的研究成果，希望能够给各位带来一点微小的帮助。

学界通常认为，我们所谈及的“郡县制”，是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开始施行的社会管理行政制度。在这一制度下，由皇帝作为代表的中央权力，通过任命地方官员等形式对区域进行自上而下的组织和治理，形成中央—郡县地方—乡里的行政架构。基层与地方均服从皇权中央，治理官员由中央任命，所谓“秉皇帝命以治郡，法令由一统，不能自由妄行处置”。这种管理架构由秦至汉一直沿袭迭代，并能够通过郡县对自耕农进行有效的动员与管理，从而获得统治所需的劳动力与物资。

因此，我们所谈及的“东汉末年分三国”，其本来面貌便是中央皇权逐步丧失对地方的控制能力，导致各郡县重归无序，拥有世袭影响力、拥有武力的势力们彼此攻伐的图景。

“所有命运赠送的礼物，早就在暗中标好了价格”，谈及东汉末年的乱象，必须从上一个“汉”即西汉的崩溃说起。

西汉初年，天下初定，为了巩固政权，当时的西汉统治者采取了休养生息的政策，同时试图抑制土地兼并。但随着天下的逐步安定，商人们不可避免地活跃起来，地主阶级在不断的发展中也慢慢积蓄自己的力量。虽然前期西汉政府还可以对豪强大族的势力进行有效的控制，比如通过“陵邑”制度，强制让地方上强大或有影响力的家族迁徙至长安附近的陵邑（以皇帝山陵为基础的县），强迫其断绝与本乡本土的联系，只能转化为在长安附近的消费型社群。故而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的坟头蹦迪消费盛景一度十分常见。但西汉后期地方上出现地方上的豪强家族已经成为了既定事实。

据《后汉书·樊宏阴识列传》载，当时南阳大族代表樊宏的家族产业规模“其营理产业，物无所弃，课役童隶，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财利岁倍，至乃开广田土三百余顷。其所起庐舍，皆有重堂高阁，陂渠灌注。又池鱼牧畜，有求必给”，而这些财富的积累则来自他的父亲樊重，据《水经注·比水注》载：“（樊重）能治田，殖至三百顷，广起庐舍，高楼连阁，波陂灌注，竹木成林，六畜放牧，鱼嬴梨果，檀棘桑麻，闭门成市。兵弩器械，赀至百万。其兴工造作，为无穷之功，巧不可言，富拟封君”。

由此可见，在西汉末年，地方势力经营的经济体已具有相当活力，农林牧渔、生产军事皆有涉猎，甚至用到“富拟封君”的形容，足以说明地方豪强的势力雄厚程度。而急剧的土地兼并，则使得大量农民无地可耕、无钱缴税，便成为流民或沦为奴仆。而中央政府的财政与动员能力也随自耕农的减少而逐渐衰弱，故而西汉在宣帝时期国势看似达到极盛，之后便逐渐走向危机。

汉元帝继位之后，天灾人祸纷至沓来，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动荡不安。根据《史记·汉书·元帝纪》的记载，初元元年九月，关东即遭遇洪灾：“关东郡国十一大水，饥，或人相食，转旁郡钱、谷以相救”；二年六月，“关东饥，齐地人相食”，诏曰：“岁比灾害，民有菜色……北海水溢，流杀人民”；三年又遭遇大旱，珠崖郡山南县反乱，等等。

自然灾害与治理危机层出不穷，而汉政府的实际能力又在不断被削弱。西汉政府相较于豪族力量的优势逐渐下降。故此汉元帝时期废除了西汉建国以来为削弱地方豪强执行的“陵邑制度”。

与此同时，自武帝以来谶纬之术大兴。这里我们需要解释一下秦汉期间流行的“谶纬”： “谶”即谶语，本是巫师、方士、术士卜问吉凶的隐语，通常假托神仙圣人，预决吉凶，告人政事。《说文解字》云“谶者，验也”；“纬”则为纬书，是相对于“经”而言的，顾名思义在儒家经典基础之上衍生出来的解读，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围绕四书五经产生的各种“契、图、记、谋、命”等篇章。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谶者诡为隐语，预决吉凶”；“纬者经之支流，衍及旁义”。用互联网的后现代观点来看，谶纬结合就是谜语人+二创的综合体。

秦末的大泽乡起义，陈胜、吴广就制造了“大楚兴、陈胜王”的谶语，鼓动乡民起兵反秦。到了西汉武帝时期，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公羊学派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将儒家与阴阳家结合，信奉“五德终始”之说，强调“天命靡常，惟德是辅”的概念，强调“天人感应”，将天象、人间征兆作为统治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来源，故此祥瑞与谶纬盛极一时。

但有利必有弊，当时运不济、灾荒连绵、人治混乱时，这套理论或学说带来的副作用就很明显了：人们会将原因简单地归结为“帝王失德”，这时候奉天承运的天子就得出来做检讨了。譬如我们上面提到汉元帝在初元二年面对灾荒便诏曰：“盖闻贤圣在位，阴阳和，风雨时，日月光，星辰静，黎庶康宁，考终厥命。今朕恭承天地，托于公侯之上，明不能烛，德不能绥，灾异并臻，连年不息。乃二月戊午，地震于陇西郡，毁落太上皇庙殿壁木饰，坏败豲道县城郭官寺及民室屋，压杀人众。山崩地裂，水泉涌出。天惟降灾，震惊朕师。治有大亏，咎至于斯。”故而在西汉后半段灾异不断的大背景下，刘氏皇族“失德”继而终将“失天下”成为了一种社会的普遍预期。

与此同时，王莽作为儒生/大族的代表，成为了全社会热切期待的救世主人选。而他自己，也不断创造祥瑞（石牛）、符命（指上天预示帝王受命的符兆），哀章伪造“天帝行玺金匮图”、“赤帝行玺某传予黄帝金策书” “高帝承天命，以国传新皇帝” 等等，利用谶纬将朝野之间对自己的期待值炒作到最高，最终成功受禅。

新莽改制在历史中有着许多争议，因其改革的规模与范围之巨大，涉及官制、土地、经济、币值等，虽然目的在于解决豪强家族兼并土地带来的社会不公以及一系列问题，但是步子迈得实在太大，加上各地灾荒不断，人都活不下去了还改什么？于是天下大乱。

我们知道最终收拾山河，建立东汉的是光武帝（位面之子）刘秀，那么他为何能够成就大业呢？其实还是与出身有一定的关系。刘秀出身正是南阳的地方豪族：论血统，他是高祖刘邦的九世孙， 父亲是巨鹿都尉，父为南顿县令；论地方关系，他的母亲樊娴都，就是我们上面提及的南阳望族樊重的女儿，是正经的豪门联姻；刘秀自己也曾去长安入读太学，师从名儒许子威治《尚书》，还结识了邓禹、朱佑等至交，可以说后来夺得天下的核心班底“云台二十八将”从那时起就具备雏形了。

由上述可知，刘秀的出身是标准的世家士人，绝非草莽中走出的革命者。新莽的乱局之中，刘秀能够获得斗争的主动权的原因除了过人的军事才能与组织能力之外，自然也少不了谶纬的传播力帮助与世家的支持。《后汉纪·光武帝纪下》就提及有关他的各种异象，如出生当夜红光满室，当年有嘉禾一茎九穗，在长安读书时有童谣传曰“刘秀当为天子”“国师公刘秀当之”等等。

刘秀青年时代性格内敛，不事张扬却行事果断，故而获得了士人阶层的认可。新莽天凤年间，赤眉、绿林、铜马等数十股大小农民军纷纷揭竿而起，大批豪强地主也乘势开始倒莽。刘秀与长兄刘縯趁此机会，联络南阳的宗族势力，以舂陵军为班底起家。昆阳之战后，新朝颓势明显，刘秀在其兄遇害后主动招抚河北，得到河北大族尤其是渔阳、上谷两郡支持，后来更是依赖郡国兵、边防军以及士族的赞助扫平天下。

这一过程中，刘秀称帝的机缘便来自著名的谶纬《赤伏符》。《后汉书·光武帝纪上》载：行至鄗，光武先在长安时同舍生强华自关中奉赤伏符，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群臣因复奏曰：“受命之符，人应为大，万里合信，不议同情，周之白鱼，曷足比焉？今上无天子，海内淆乱，符瑞之应，昭然著闻，宜荅天神，以塞群望。”

故此，刘秀既以谶纬称帝，其一生的用人、任官、政策等决定都十分笃信谶纬，可以说一切从政治需要出发，事实退居其次。他在执政期间有意识地收集、修正和调整各路谶纬的内容，首开“校定图谶”之举。《后汉书·儒林列传上》载：“帝以敏博通经记，令校图谶，使蠲去崔发所为王莽著录次比”，由此可见，规范化、体系化地使用谶纬学说维护统治逻辑，在东汉王朝的政治操作中具有重要地位。

建武三十二年，刘秀于泰山封禅，改年号为中元元年，并颁布《河图》《洛书》《论语谶》共八十一篇图谶，明令儒生必读谶纬，否则不能入仕。由此，谶纬被称为“内学”，五经反而下降为“外学”，谶纬学说也正式成为了整个东汉的意识形态基础。

当然，要进行一个国家的统治，只有谶纬是不够的，最终的结果还是要落在人身上。西汉武帝始行内外朝分离，内以尚书为中心，外以三公（太师、太傅、太保）为中心。皇权与相权进一步分离，皇权决策，相权执行，且相权承担天下灾异的责任。但这也就导致窃取尚书令的核心地位，便可能颠覆朝纲。

汉光武帝有鉴于王莽篡位之祸，为防止臣下专权，故亲总吏职，将政务中枢由三公府移入宫中由尚书协助处理，此种制度，人称“事归台阁，政由上出”。《后汉书·仲长统列传》中的《法诫篇》也写道：“光武皇帝愠数世之失权，忿强臣之窃命，矫枉过直，政不任下，虽置三公，事归台阁。自此以来，三公之职，备员而已，然政有不理，犹加谴责。”

但在东汉，另一个问题变得尖锐起来，这就是外戚专权的问题。 形成外戚专权主要的原因就是“主少母壮”与“功臣之后”，观览东汉历代帝王，除光武帝刘秀、明帝刘庄、献帝刘协外，其余都未满36岁而亡。

皇帝们短命虽然有其偶然原因，但汉朝时皇后有其嫡正地位，可以幼帝监护人身份监督、废立，甚至临朝称制，其实际权力与帝王相等。东汉历代“临朝者六后”，太后专权比权臣要厉害多了，在权欲驱动下，太后选择幼帝时往往“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贤以专其威”。由于皇族往往与功臣之后联姻，虽然光武帝刘秀收群臣兵权并“退功臣而进文吏”，甚至“帝以天下既定，思念欲完功臣爵土，不令以吏职为过，故皆以列侯就第也”，但到了汉章帝的“更始政策”，放宽了对功臣氏族的限制，原本的功臣往往就以舅舅的身份，正大光明地回到了权力中央。因此外戚家族把持朝纲于情于理都非常正当，以致于皇帝反而是被架空得非常尴尬的那一个。

如《后汉书·皇后纪第十》就记载道：

（章）帝省诏悲叹，复重请曰：“汉兴，舅氏之封侯，犹皇子之为王也。太后诚存谦虚，奈何令臣独不加恩三舅乎？且卫尉年尊，两校尉有大病，如令不讳，使臣长抱刻骨之恨。宜及吉时，不可稽留。”

太后报曰：“吾反覆念之，思令两善。岂徒欲获谦让之名，而使帝受不外施之嫌哉？昔窦太后欲封王皇后之兄，丞相条侯言受高祖约，无军功，非刘氏不侯。今马氏无功于国，岂得与阴、郭中兴之后等邪？”

所以在这段皇帝与太后之间的对话里，就可以看出真实的权力到底落在何处了。故此《皇后纪第十》还写道：东京皇统屡绝，权归女主，外立者四帝，临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帟（yi），委事父兄，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贤以专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祸速。身犯雾露于云台之上，家婴缧绁（léixiè）于圄犴（yǔ àn）之下。湮灭连踵，倾辀继路。而赴蹈不息，燋烂为期，终于陵夷大运，沧亡神宝。

偌大的朝廷里，堂堂的帝王身边，竟然连可以信任的人都没有，那么除去时刻在算计自己的那些“亲人”之外，剩下的也就是宦官了。 从东汉开始，所有的宦官都是阉人，宦官内部分为两个系统：侍候皇帝的是常侍，侍候皇后的是大长秋。其中较为知名的人物有郑众、蔡伦，以及著名的曹魏高皇帝曹腾公公。

宦官在内廷中的权力与运筹，于东汉并非什么新鲜事，譬如《后汉书·宦者列传》就谈及大宦官郑众协助和帝除去窦太后一族的势力：“和帝即祚幼弱，而窦宪兄弟专总权威，内外臣僚，莫由亲接，所与居者，唯庵宦而已。故郑众得专谋禁中，终除大憝，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宫卿之位。于是中官始盛焉。时窦太后秉政，后兄大将军宪等并窃威权，朝臣上下莫不附之，而众独一心王室，不事豪党，帝亲信焉。及宪兄弟图作不轨，众遂首谋诛之，以功迁大长秋。”

同样，曹腾的地位也来自于拥立桓帝的“策立之功”。公元145年，汉冲帝夭折后，外戚大将军梁冀专权，立勃海孝王刘鸿的八岁儿子刘缵为皇帝，为汉质帝。然而官僚体系对质帝不满意，都想另立新君，而且分成两派，一派以太尉李固为首，欲立清河王刘蒜；一派以大将军梁冀为首，欲立蠡吾侯刘志。此时曹腾果断与梁冀联手，由梁冀毒死质帝，拥立刘志为桓帝。站队的回报是丰厚的，《后汉书·宦者列传》载：“桓帝得立，腾与长乐太仆州辅等七人，以定策功，皆封亭侯，腾为费亭侯，迁大长秋，加位特进”。

但是跋扈的梁冀并未将十五岁的汉桓帝放在眼里，彼时梁太后临朝听制，皇帝毫无实权，只能将复仇的希望寄托于亲近的宦官。公元159年，梁太后死，桓帝即与中常侍单超、具瑗、唐衡、左悺、徐璜五人合谋，派虎贲、羽林等千余精兵包围梁冀府邸，一举将其族灭。事成之后，一日之内五人皆得封侯位，所谓“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

与外戚比起来，宦官看似既没有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也没有子嗣后代与家族牵绊，一生重大的关联仅限于皇帝一人，因此作为皇帝的工具人来说，即使参政弄权，看起来似乎也可以掌控。然而随着宦官通过封侯，收养继承人等方式实现权力的传承。以及有选择的与地方势力合作，编织起自己的权力网络。宦官集团也从仅仅依附于皇权的“工具人社群”，变成了拥有自己政治利益与政治能量的实际政治集团。东汉一朝宦官与外戚的争斗，就是分别依附于皇帝和太后的权力结构的斗争，是真正的不死不休。也正是代表外戚的何进与代表宦官的十常侍的矛盾，最终引爆了汉末大乱局。

上面说到的都是一些积累下来的历史渊源，我们下一期会说说地方豪强势力，以及汉末羌乱，对最终爆发黄巾起义以及东汉覆亡的直接影响，感谢机核的朋友们！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