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勇”是一位肌肉结实的男子，在高中的应试教育重压下，体会到了严重的存在主义迷惘。于是他用男人的方法排遣，每当下课铃响起，他会走向田径场，追随着长跑训练的体育生在夕阳下奔跑。而他从肉体的痛苦、贯通肺部的沉重呼吸、以及岭南漫长夏日的臭汗淋漓中找到了重要的存在感。当他向我描述这种境界之时，他正在足球场的看台上叉腰站立，风吹动着他宽大的球服，他的人生态度就是一首关于男人情怀的颂歌。

后来突然有一天，大勇决定要效仿韩寒，高中辍学独自到上海闯荡。临别前为他过的最后的生日那天，他情绪冲动、泪流满面地对我说：

“魏司译，你知道吗？我以前经常对别人说，我觉得你简直就是个女人。但是后来越发了解你，我才知道，你听的音乐是最爆的摇滚，打War3用的也是最猛的兽族！我错了！你是个男人！你是个男人！”

有谁特么的是这样跟朋友告别的啊？可我竟又觉得，这是多么悲壮的告别啊。

我很快就忘了当时的所有语境，和为什么那天我们会如此的动情。但我还是会在青春的那些个忧郁的午后遥望窗外，对他临别前的最终留言耿耿于怀。虽然我无法完全参透他“男人”一词所指为何，但在尚未成为男人的年代，这样的口号有着异常澎湃的感召力。我也想像他一样，高喊着“男人就该XXX”的口号，怀着不畏痛苦的觉悟，奋不顾身地投入到艰苦的自我修行中。

那时我的脑海中已经有了这个画面，但还未能将其用语言表述出来。

当自己脑中的这个概念第一次转化为语言，已经是我毕业来到上海的2011年。当时我和高中同学龟哥刚吃完鸡公煲。在去网吧的路上，我发现前方的道路两旁是一片平坦的荒地，道路延伸至远处一条河道便戛然而止，在对岸高层住宅的俯视下就像是某种不是地平线的地平线，也像是已知世界的尽头。于是我诗兴大发，问道：

“龟哥你是否体会到了地平线上修行的裸男的情怀？”

我描绘的画面太过浓烈，令他无语凝噎。于是我向他解释道，想象一条一望无际的地平线，男子心无旁骛地修炼，在痛苦中磨砺自己的心智与肌肉，不为其他，只为自我完善。

之所以我会向他提起这个，是因为某种意义上，他就具备了我所谓“地平线上修行的裸男”的特征。譬如在他的狭窄房间只有不到十平米，却还被从图书馆借来的各色书籍占据了大量的空间，凌乱地堆砌在床脚和床头柜旁，而最令人叹为观止的还是，如果我两周后再次来访，这些书很可能已经换了一批。保持惊人的阅读速度之余，他还坚持锻炼身体。尽管活得像个屌丝，但他所谓的“自我提高”是动真格的。

龟哥苦笑道，“可惜我大学在迷茫上浪费了太多时间，所以现在危机感很强。虽然说是我们还年轻，但在上海这种地方，如果三年还做不出什么成就的话，往后的事业发展基本上也就废了。”

“那你的目标是什么？”我问。

“如今传统的制造业已经遇上瓶颈，电子商务会是未来的一个重头。”他突然满怀激情起来，“我的目标是当一名数据分析师，在电商这块领域做出一点名堂。”

“我要成为一个NB的英语口译，”我也毫不犹豫的回答道，豪情万丈。

那时的我们还不知道为了理想自己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更不知道这无心的对话竟然会像预言一样应验。这魔幻的三年中发生了很多有趣的故事，化作无数次鸡公煲聚会的谈资，且让我从头慢慢说起吧。

我来到上海最早的室友之一，曾在环球金融中心上做酒店服务生。他认定自己的背景在酒店行业将晋升艰难，也不认为上海是自己的久居之所，于是辞去了自己的工作，加入了楼下东北菜馆老板的黑暗副业。当年如果你搜索中文维基百科的“上海博物馆”词条，会看到最后一段提到博物馆后门是“茶托”的出没地点。这正是他的行业。他会在游客高峰的时段与搭档假装游客情侣，专门搭讪外国游客，以参加文化活动为名将他们骗至茶馆共饮天价茶叶，然后再从茶馆处收取提成。旺季时，他的收入足以让刚毕业的工薪阶层汗颜。

“我当然知道自己是骗子，你以为做这行心里会好受吗？”他对我说道，支撑他继续下去的是从中练习英语的益处。一开始他甚至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渐渐的，他的口语、胆量与会话质量突飞猛进。虽然局限在简单日常沟通的水平，但对比过去的他，也是非常了不起的进步了。

当时的我被困在留学公司繁忙的事务之中，徒有成为口译的志向，却始终只是使用到自己的哑巴英语技能，并且也倒在了高级口译资格考试的口试阶段。对于自己口译技能的不自信和内心的不安，受到他的刺激，终于爆发了。

于是我找龟哥吃鸡公煲，告诉他男人可以这样练英语。他不以为然，他的逼格并不认可这种日常对话的级别。当时乔布斯刚死不久，他不便说道，“我觉得我们可以假装学生调研的形式，问一些更深层次的对话，比如对乔布斯和比尔盖茨的看法。” 现在看来，这些思路充满了学生阶层天真的局限性，但当时我毕竟也才毕业一年，只会拍手叫好。但事态后来的发展，大大出乎了我的意料。

我挑选了一个良辰吉日，利用午休时间跑到公司楼下的人民公园寻找猎物。果然在人广这种地方，每5秒你就能遇到一个老外。我相中了一名白人男子，尽管外形轻佻，但显然是英语国家的人。我鼓起勇气上前搭讪。

“先生你好，请问可否问你几个问题？”我尽力模仿最地道的英语口音说。

他眉毛一扬，用非常戏谑地表情和语气开始回答我，在正常的语句之间插入各种咕哝和怪词，我看得出他是想故意绕晕我。但我的语言功底足够，根本构不成干扰。

我有点不爽地说，“先生，不要开玩笑，我是认真的。”

“欧耶？”他也来劲了，“那你说你是来干嘛的？”接着他的几个朋友也跟了上来，一脸严肃地包围着我。

接着在公园路人好奇地驻足围观下，我用英语和几名老外气氛非常不友好地争论起来。在交谈中我得知他们来自美国，某中国友人提醒他们附近经常有骗子出没（大概是我那位室友的同行），所谓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因此我大概也就被认为是骗子了。我坚持自己的立场说我只是个学生想调研，因为人们都在跟风哀悼乔布斯，想知道你们从外国人的角度是何见解，结果反而激化了矛盾。我记得他们的几个回答大意如下：

“我也不知道他到底做了什么，我就是跟风了怎么地了。他就是个卖手机的，我特么不关心。”

“他赚那么多钱，做点慈善一大堆人歌功颂德，而我捐钱给穷人没人知道，你说公平吗？”

“他得了癌症，就因为迷信你们东方的狗屁传统疗法死掉的。”

他们根本就没有耐心回答这个问题，这些回答都是旨在挑战我。一开始搭讪的白人男子仍是一幅轻蔑的神情，对他的同伴说，“我打赌他的同事在公园那一头，他负责问乔布斯，另一个问比尔盖茨。”

在羞辱之下，我愤然决定出卖我的室友，把我所知茶托的套路向他们全部说明，以作告诫，并且最终说出了实情。

我只是想练英语而已。

他们当中一名女子听到后露出了怜悯的神情，她说她的工作是在麦当劳培训墨西哥非法移民的英语，谢谢你的忠告，你是个好人，我们走吧。然后拉走了所有同伴。周围旁听的路人也恢复了原先的行动，而我留在原地，依然感觉耳根红辣。我像条受伤的狗跑回公司，半天缓不过来，意识到自己怀着天真的热忱干了一件非常蠢的事情，望着楼下的街景，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于是我找龟哥吃鸡公煲。“看来我们想得还是太简单了，他只是云淡风轻的如是说道，“不过我马上要去夏威夷出差了。帮公司开拓那边的市场，买断酒店资源。”

我尽管从事英语相关工作，但没有近水楼台，练习口译对我而言几乎成了一种奢侈；而龟哥直接因为工作表现出色，获得了海外出差的机会，将对英语能力的挑战直接摆到了谈判桌的级别。所谓人之间的差距。

不过我一直没闲着。在留学公司工作期间，我利用业余时间在网上做笔译练习。到2012年末，已经小有积累，译文在翻译论坛上每篇都有小几千的访问量，自己去翻译公司的应聘面试也获得了不错的反馈（但因为待遇还不如在职公司就没有接受），而其中最大的成就感来源是自己帮朋友的朋友翻译了一篇论文，结果他的项目获得了联合国举办的某课程设计比赛的第一名。虽然参赛的学校大多数是第三世界国家的不知名大学，但好歹是联合国的奖项。他用了“跪谢”一词表达谢意。

我分文未取，因为我那时还不是翻译，练习和认可对我而言意味着翻译的全部。当没有学历、没有证书、没有工作、全世界仿佛都在和我做对之时，正是他们的赞赏支撑了我的翻译之梦，让我相信自己拥有成为高手的器量。

后来我去参加翻译论坛的线下聚会，那年的聚会异常热闹。席间人才济济，我看到论坛老大对一名男子礼遇倍至，打听才知道此男是该年的《参考消息》翻译征文比赛的冠军，论坛的上古大神，并且在《科幻世界》发表了几篇饱受好评的小说译文。于是我拨开人群走向他，怀着只差跪下的崇敬感向他讨教。我混乱地问了什么已经记不起来了，总结起来无非“大神，我觉得我水平还不错，为我指明一条翻译的前路吧”的意思。他只是不屑地笑了。这有什么好说的，你行就你上呗，编辑部接收投稿又不设门槛。然后他就转而与其他人聊天去了。

不过在那次翻译论坛的聚会中，我最大的收获是偶遇了一位学妹。或许每个人都有自己专属的克星，而我的那个，就在我24岁那年驾乘着七彩祥云翩然而至了。她的容貌、谈吐、气质、就连嘴角的那颗痣，都恰到好处地猛击在我的萌点之上。之后我们在春天的校园内散步，练习英语，讨论彼此的志向。她打开学习资料，看着我朗读英文，对着我微笑。那一刹那，微风吹起她齐肩的短发，太阳也恰到好处的升起，温暖和金色的光芒照耀着她可爱的小酒窝，世界仿佛为之静止，我也为之溃不成军，节操碎得一塌糊涂。

但我深知自己配不上她。她眼界高远、品学兼优，并且计划要去美国留学。她乐意与我交游本身就是莫大的临幸，可我还是抱着必死的决心，义无反顾地扎入她的漩涡，使得那段时期的情绪始终带着一种悲壮的沉醉感。

于是我去找龟哥吃鸡公煲。夏威夷事件过后，他仍处于待业状态。饭后我告诉他虹口区有一场Oasis致敬乐队的演出，是否有兴趣一起同行。龟哥答应了。在狭小嘈杂的酒吧中，几名高中生模样的乐队成员在烟雾缭绕的舞台上演奏着，当中贝斯手是一位可人的少女。我用力地跟着音乐吼唱，出门时心中仍然挥散不去苦恋的惆怅，但没想到的是，龟哥也颇为触景生情，完全脱离了一贯极度理性的常态。

他告诉我，他的生命中曾经也有过一位吉他少女，是他大学同级的同学，也是某学生乐队叛逆十足的主唱。一日龟哥去看演出，爆裂的吉他声墙中，聚光灯下的她举起一根手指，似乎在指向他的方向。不，一定不是我，怎么可能是我。他在人群中腾转挪移，坚信这一定是个美丽的误会，但她的手指却坚定地随着他移动，在周围群众的好奇围观下，他无地自容的羞涩感，化作璀璨的青春之花怒放了。

于是在才貌兼优、出身豪门的吉他少女的追求下，龟哥慷慨就义。后来据她说，她早就在图书馆里注意到了他专注阅读的侧影。这种量级的敌人对于尚未初恋的他而言太过强大，根本无从招架。从第一天起他就怀着必死的觉悟沉浸在这段自杀性的关系当中，饱受一个男生在青涩年华所应承受的调教和鞭笞。但即使做足了心理准备，当预期中的分手来临时，她仍在他的心里留下了巨大的漩涡，因此他单身多年。

当龟哥讲完他的故事，我们已经到达他的住所，两人竟有种酒后微醺的感觉，我们在深夜大聊人生、爱情以及未竟的理想。兴致之至，他从一大摞书籍的中间抽出一本诗集——《奇迹集》，那首诗如是写道：

在当时的心境下，我们都被巨大的美感和悲壮感所包围。龟哥掏出他写在泛黄纸张上的诗作，我从中读到扭曲而刺眼的笔锋，正如其人脸形的棱角分明。他告诉我他在豆瓣上和这名诗人有过交流，并把自己的诗作发给他看。诗人的回复大意为“年轻人你的诗有那么点意思，但吃的苦还不够”。龟哥说他四处辗转，人生经历了很多苦难，或许正因如此才能写出富有生命力的诗歌。

当晚我在他家过夜，第二天一早就出门，因为和学妹约了到图书馆一起自习。悲壮的美感依旧萦绕在心，我卑微普通，吃的苦亦不够，还有漫长的修行在前方。我毅然决定要了断自己的念想，向她表白，于是不出所料地遭到了拒绝。

龟哥安慰我说没事逆袭终有时。就像那名诗人黄灿然是诗人与翻译两面，我们最终的道路也会殊途同归。待到2013年的夏天，我和他也殊途同归到了同一条街上。我暂且安顿在一家留学公司从事文案，工作清闲；龟哥则在沿思南路向南走靠近日月光广场的咨询公司，貌似如愿以偿地当上了一名数据分析师。在此之前，他已经闪电般地入职和跳槽多次，而理由也千奇百怪，比如办公室政治、被女上司追求等。而我当时人生最大的乐趣之一，就是下班后相约鸡公煲听他讲故事。

这是一家不折不扣的科技公司，为上海不同的超市和大卖场提供自产的硬件设备，可以在收银时录入客户的购物车数据，并根据自己的算法在小票上打印出优惠打折券。当时正是“大数据”的概念在网上被讨论得热火朝天的年头，人们讨论起统计数据的力量，往往带着一种敬畏感和狂热的推崇。本来我以为他的生活将从此步入稳定的轨道，但不久后却再次传来了他跳槽的消息。

我不明所以。他的工作听上去是非常具有技术含量。这难道不是如他所愿吗？当我在鸡公煲的汤水蒸腾中问他何以至此，他说：“这不是真的数据分析。”

他向我解释，数据固然重要，但能从数据中得到什么、怎么样让数据为人所用，也是依赖于使用者本身的技能与创见。事实上，规律并不是在数据大量累积后自然而然呈现的一种东西，甚至可以说他们的购物车数据在90%的情况下都是杂乱无章的。但公司要赚钱，客户也不会听你解释。因此有一条显而易见的捷径——修改和编造数据。炮制出漂亮的表格和数据图表，再用统计学的理论向客户编造一个美丽的故事——而他的同事们也就是这么做了。但龟哥不愿意妥协，他不想把自己变成一名打着分析旗号推销谎言的销售。既然在此地不能得到他想要的东西，便提出了离职，即使是老板愿意以加薪挽留也无济于事。

从我们无数次的鸡公煲对谈中我已经知道，他的理想不停留在这个层面，他宁可脚踏实地地磨练技能，也不要在短暂、安逸和体面的工作中放弃节操。因为他对于统计与数学的理性之美的热情甚至要强于大部分科班出身之辈，就像我对翻译事业的诗意美化一样，他的心中也有一幅属于自己的崇高目标的图景。

当时我已经隐约意识到，不管在什么行业，人的惰性和功利心总是能让事情变味。如果一意孤行地把守赤子般的天真，很可能只是在这个世界上徒增惆怅而已。但如果坚持下去又会如何？我们都还太年轻，甚至无法确定这种理想主义的想法，是不是只会落得摔个头破血流的下场。但通过在鸡公煲时的高谈阔论，我确信我们的坚持本身象征了一种高于生活的价值，就算这个世界反复让我们失望彷徨，继续坚持做一名地平线上修行的裸男又如何？如果摔得头破血流，不过是说明自己的器量也就到此为止罢了。

在这个时期的鸡公煲座谈中，我和龟哥都处在一种不得志和慷慨激昂的悲壮情怀之中。因此聊天的内容较之以往参杂了更多哲学和爆裂的元素，如今回忆起来着实别有一番风味。龟哥先是沉迷尼采和叔本华，在鸡公煲上和我分享阅读心得：“重估一切价值”，“人生如钟摆，总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摆动”，等等。我则掏出开普勒的墓志铭背诵道：

我欲测天高/ 今又测地深/ 上天赐予我灵魂/ 大地收容我的俗身

鸡公煲的老板娘大概没听过在这里吃饭却还那么装逼的客人，因此对我们印象深刻，永远记得大煲加辣的配置，有时还暗嘱厨房给我们加菜。年轻气盛的我们享受着探讨这些高于生活的话题，也许更多是源自自身的成就感和缺乏不确定感？当时的哲学讨论固然青涩笨拙，但现在回忆起来倒也没有太多尴尬，更多的是不足为外人道的趣味罢了。

在2013年的秋天，我的笔译经验又进一步，在经济学人论坛的译文已经过百，并且经常被论坛官方微博转发。但英语口语的输出依旧是我的心腹大患，于是贫穷的我向家里借了一半学费，另一半刷信用卡，在一家英语学习机构报名了外教口语课程。当中学生口碑最好的外教名为克里斯。他讲课生动有趣、知识丰富，因此他的课程总是让我非常乐在其中。我每周数次地在下班后奔向那家英语培训机构，呆的时间越长，听到关于他的传闻就越多；听他的课越多，也就越好奇这个人的来历。

某天在一节日常课上我提到自己最喜欢的乐队是Oasis，虽然成员是一群小混混（Hooligans），但做出来的音乐极具生命力，在中国几乎无法指望会出现这种态度的乐队。克里斯刚好来自Oasis的故乡曼彻斯特，听我所说后会心一笑，但他接着说道，在那个时代，他们那边学校里这个年龄段的男生几乎全都是小混混，包括他自己——没办法，这是，英国文化的一部分。

我告诉他，如果是小时候的我，不知道会如何适应这样的学校环境。克里斯说他也是，童年的他也是一个安静爱看书的小孩，但在那种反智的环境中，他经常遭到霸凌，直到11岁的那年，他终于受够了，于是愤然回击。自己不仅顺利成为不良少年，还成为当中的一员猛将。他说当时90年代，撒切尔夫人在电视上发表讲话称英国将成为一个移民国家，他和家人邻居都不曾意识到这意味着什么。结果不出数年，本来平静的街区出现了来自巴基斯坦等地的大量移民，于是对立情绪和暴力冲突渐起，治安进一步恶化，在某些热点地区甚至筑起了围墙和防御工事。作为帮派得力干将的他，一段时间内都处于枕戈待旦的状态，在他的枕头下永远放着一把手枪，以防仇家闯入公寓报复。那是没有希望和充斥着愤怒的人生。他的犯罪、入狱和住院记录也在光阴的流逝中不断刷新。

但克里斯是我见过对自己最较真的一个人，即使是做黑社会，他也做得认真。比如他专门去武馆练过以色列格斗术（Krav Maga），而在他刚到上海不久的某天，遭遇新疆小偷的他就直接把后者送进了医院。还听说他在苏州和黑社会大哥的女儿谈恋爱时，为父者派出三名小弟去拆散鸳鸯，却被他毫发无损地撂倒在地。他向警察解释说正常人不会主动挑衅三名持械男子，警察觉得有理，5分钟后便放走了他。这些故事的真假程度多少，我不清楚。我相信以他的性格一定有少许夸大之处，但这些都不重要。因为克里斯身上的肌肉和刀疤可是货真价实，他的鼻梁骨和手指都有骨折的痕迹，据他所言戴指虎打架之前主动卸下自己的指骨可以降低反冲的疼痛，我至今没有领悟这是什么原理。

他在某堂课上告诉学生，他腹部的刀疤给他的教训就是，假如遇到麻烦，一定要从一开始就150%的全力以赴。当时他在酒吧遇到莫名滋事者，他念及自己受过正儿八经的格斗训练，面对这名业余对手他只想通过格挡和防御逐渐平息对手，结果不知何时这人的同党已经将他包围，最后他在被围殴和中刀之后，跌跌撞撞走到路边还被车撞了一下，最终在医院里住了几天。如果一开始他就全力出击，他至少还来得及跨过对手的身体撤退。最后他总结道，在英国干架，不要问为什么，也不要幼稚地指望宁事息人。

当时在座的学生无不瞠目结舌。一位女生怯生生地问道，那么是什么让你改变了？他帅气地微微一笑，说大概是时间吧。那个时代留给他的回忆只有自己处在一种持续愤怒的状态中，身边的所有人、所有事都令他愤怒不已。直至有一天，愤怒化为绝望，他决定离开英国到欧洲大陆重新开始。而后成为了他人生的转折点。

克里斯对巴黎情有独钟，但完全不是出于什么像样的理由。那年他离开英国到法国独自闯荡，在塞纳河边漫步时，突然被一个移民模样的男子用夹带法国口音的英文叫住：

“喂，老哥，有烟不？”

克里斯在心中暗骂一声“shit”，因为在英国如果他听到有谁在路边这样搭讪，八成来者不善。他回答说没有烟。结果那老外和他急了，叫道：“没有烟？你特么是不是英国人？你知道么，我这有大麻，我想用大麻和你换烟抽。”

于是，他和那名移民男子一同渡过了一个慵懒的午后，抽着大麻，交流人生，望着塞纳河的河水在眼前徐徐流淌，也因此爱上了巴黎这座城市的“精神”。在这个象征性的瞬间，他预感到他在欧洲的人生将与英国的大为不同。

之后他的人生果然发生了180度的逆转。在英国时他就当过厨师，而在欧洲才过了一年多，办事利索且霸气的他就升到了酒店的管理职位，之后还到一所不太知名的大学进修了登山的学位。之后他骑自行车环游欧洲，深感欧洲生活的舒适安逸后，他又寻求新的冒险来到了中国。他将自己的人生经历和阅读的书融入课程：因为登山专业，他能在课上与学生大谈冬季登山和野外求生的注意事项；因为曾经参加过反核NGO的活动，熟识核弹原理的他在课堂上与学生介绍如果上海遭到核弹袭击，我们（如果没被直接炸死）该如何在辐射尘之下生还下来；因为在鞋厂打过工，他能从人体工程的角度讲解试鞋的关键要点。

“为什么你连这个都懂？”一名男生在他讲解原子弹爆炸的三种大杀器（冲击波、伽马射线、辐射尘）时忍不住问道。

“你难道不对这个宇宙的基本运行机制感到好奇吗？”克里斯笑道。

之后在我成为自由翻译的一段时间里，我经常参加克里斯在自己的咖啡店举办的英语角活动，因此我们的关系也愈发密切，渐渐地我也成为了活动组织者中的一员。之后有一天，他请我到咖啡店讨论下一个月他计划组织的泳池派对的细节。

在讨论差不多之后，克里斯开始和我们瞎扯淡起来。他来到中国已经8年有余，我之前只知道他的中文听力相当可以，但没想到他已经有能力读完一整本中文书籍。他说道，自己读完的第一本中文小说是《麦田守望者》，而那天我刚好阴差阳错地到新华书店买了一本英文版的《麦田守望者》。

“我认为中文的译版比英文原版更好。原版里我读到的只有一个青年的愤怒，但中文版里却多了一种忧伤的意味。”克里斯说道。

我无语凝噎，这本书我曾在大学和工作后读过两次，每次的感触有所不同，但我一直以为主人公是一位多愁善感的人。就在我们这次谈话过后的不久，豆瓣上突然传来翻译了《麦田守望者》的青年译者孙仲旭因抑郁症自杀的消息，在翻译界掀起了轩然大波。当时的我已经在翻译孤独的实践中领悟了这种悲伤和抑郁的苗头，因此他的死对我来说有着特别的警示意义。如今在我看来，或许是译者无意中将自己的惆怅和悲伤也渗透到了译文中，才会被这名外国友人捕捉到。之后我读完英文原本，也大致赞同了克里斯的观点。但那天为什么我们会莫名地谈起这本书，我不知道。现在回想起来，简直就像某种宿命的安排一样。

离开咖啡店，克里斯带我们去弓箭馆射箭。他挑了强度最高的弓，我从近处听到箭的风声都有点心惊胆战的感觉。他放话说今次一定要超过上一次的记录才走，进而把靶心周围刺得密密麻麻，颇有著名的不列颠长弓手风范。而我在一阵阵沉重的击靶声中，望着他专注而健壮的背影，体会到了地平线上修行的裸男的情怀。

到了泳池派对的那天，我跟随克里斯到超市买了一大堆饮料和食品，并且借了一辆购物车。一般来说借车是需要抵押身份证的，但工作人员看到克里斯的帅脸，直接就免押准借了。而后我们弄来一个大塑料桶，从酒店吧台的外国招待生处弄到一大袋冰块，再把饮料放进冰桶，把它带到酒店楼上作为活动场地的健身馆的露天泳池，基本就大功告成了。

那天的天气并不理想，下雨让前几天还算温暖的气温骤降。但泳池派对这样充满号召力的主题还是吸引了大约二十多名参与者。但我只是一个肥宅，守在冰桶旁边，不让非活动报名人员触碰啤酒。望着泳池周围的众生相，我深感自己的格格不入，然而夹杂在自卑与厌恶之外的还有被泳装引起的本能欲望。就像上半身在清风凉雨中思考哲学，而下半身却撑起一支帐篷，一种明知不会得到满足但却抑制不住的罪恶向往，这种感觉真是逊毙了。

当我出神之时，突然走来一名没有活动卡片的男子要取饮料。我正要阻止他时，突然认出了那张脸。

“你是……大勇？”我诧异地叫出他的本名。虽然他那刀削斧凿般的面部线条还是没变，但此时的他披着一身十分花哨的浴袍，脚踩着一对非常夸张的日本木屐，已经和过去的风格相差甚远。

“对啊，请问你是？”他用一个非常做作的微笑回应我。

“魏司译啊。”

“哎呀呀，魏司译，好久不见啦，”他也露出欣喜的神色，“你今天是来这里健身的吗？”

“没有，我是克里斯的朋友，他组织这个泳池派对活动，我是来帮他忙的——你也报名了吗？”

“哦哦，原来你是克里斯的朋友，太牛了。”他信口雌黄地客套道，“我是碰巧带朋友过来玩的。”说罢他朝不远处一位女生招呼了一声，我看到一位妖艳的女子从泳池中冒出，朝这边挥手致意。

念及旧情，我批准他拿一罐啤酒喝了起来。我们站在露天平台的栏杆旁聊天，四周高楼环绕，不远处的中山公园绿树葱葱，在这种地方重逢的确有点虚幻。我得知他像位英雄般辍学独自到上海闯荡后，也是辗转了服装店店员、健身销售等很多工作，厚脸皮是他最大的优点。而现在的他是自由职业者，通过帮酒吧招揽外国客人和卖酒等获得了不错的收入，还是一名DJ，生活潇洒自得，艳遇自然不少。

“那么你还踢足球吗？”我热切地问道，他过去作为绿茵健将的形象深入人心。

“足球？哈！”他不屑的笑道，顺带打量了一下我的肚腩，“足球又不能泡妞。我现在都是健身和骑自行车，要健康、要阳光，女孩子才喜欢。”

接着他问我近况，在听了一些枯燥的故事后，不一会他便告辞，和泳池旁的人打成一片去了。这时克里斯也带着他女朋友走了过来，她是一位高挑性感的中国女子，而之前在她周围狂献殷勤的北欧小哥，看到克里斯壮硕的肌肉、纹身、刀疤和乳环后，也识趣地另寻伙伴去了。

“玩得还开心吗？”克里斯拿起啤酒，向我使了一个眼色问道。

“哈哈，挺好的，我刚才遇到旧友了。”看到克里斯的样子，我不好意思让他失望，于是也硬着头皮加入到泳池的水球比赛中。几分钟后被一名英国肌肉男猛推一把，呛了一口水后果断又退回到了岸上。

随着夜幕降临，活动也越发失控起来，先是有女孩子被推下水，接着大勇也因为骚扰和揩油，被人把他心爱的木屐扔进了泳池中央，再后来克里斯逍遥法外的本性也暴露了，他把一帮男男女女领进男更衣室的按摩浴池，一帮人穿着泳装在池子里嬉闹，于是遭到了酒店客人的投诉，最后和健身房的工作人员也闹出了不愉快。等到散伙时，时间已经是晚上11点。而在疲惫之余，我还惦记着那台购物车已经送不回超市了。克里斯和我说他会处理此事，感谢我的帮忙后，他略显担忧地说道，“我看你好像不是很享受的样子。”

“没关系，我不是派对动物，能和朋友聊聊天就很好了。很高兴能帮上你的忙。”我圆场道，但我确实高兴不起来，一是体会了自己的自卑，二是发现大勇已经变成了跟我不在一个世界的人，而且以克里斯的风格，那台购物车的命运八成会被丢弃在人行道上吧。

在英语培训机构和克里斯的英语活动混迹一段时间后，我感觉自己的语言能力有了质的飞跃。但这次面对的是我之前倒下过三次的高级口译口试。这一次我几乎是裸考的状态，能够如愿通过吗？

考场里只有两位老师和一台录音机，在我手头是一根铅笔一张白纸。过去我曾经煞有其事地训练口译的笔记速记法，背过新东方的常用句型，但也无济于事。如今这些东西早已生疏，于是我决定抛掉一切，所谓重剑无锋，无招胜有招。

录音机里播放的短文是关于美国新墨西哥州的生态系统，某种长在悬崖上的植物。我没有像以前一样用速记尝试跟住每一个句子和细节，而是闭目倾听，四周仿佛一切都不存在，只有略带失真的录音环绕着我。突然我听到的信息仿佛在我脑中构成了一个画面，于是我睁开眼睛，轻描淡写地在纸上勾画出一座悬崖，崖顶的一朵鲜花。再在旁边记下少数几个关键字——我记不得原句的每一个细节和顺序，但我记住了整个故事。

在我用流畅的语言重新转述出捕捉的信息后，我才真正懂得了教科书上所谓“笔记只是脑记的辅助”这句话。虽然翻译的领悟来得太晚，但我还是保持相同的状态完成了考试。老师们露出了轻松友善的笑容，祝我have a good day。这是我过去几次考试中从来没有遇到的情况。果然在一个月后，我得知了自己考试通过的消息。我自己大学时期定下的第一个小目标终于姗姗来迟地达成了。

接着我的运气就一发不可收拾。大学广播站的朋友的朋友向我介绍了一单口译的活儿，我要在一个星期内陪同一名哈佛教授参加国内出版商和某体育用品商合作的市场活动。作为初出茅庐的新人来说，这样的口译起点不免有点太高。于是我使出浑身解数准备，查词和练习到凌晨4点，第二天在红牛和咖啡的帮助下顺利完成了一场两个小时的交传，并且反响不错，这无疑极大地壮实了我作为口译的信心。再之后，我不请自到的去一家设计公司进行口译的霸王面试，当被问及我有多少的口译经验时，我机智地避开了“只做过一次”这个事实，掏出手机让对方看我和教授合影的照片。正巧面试我的外籍设计总监读过教授写的畅销书，于是印象大好，面试也就顺利的通过了。

我到设计公司入职不久后，就收到了克里斯要回欧洲的消息。因为他女朋友要到荷兰上学，于是他也计划跟她一起带着两条大狗离开。在江苏路某咖啡店的克里斯送别会上，五六十人把店里堵得水泄不通，他们都是克里斯的学生和朋友。临近结束时，他和诸位朋友一一握手。轮到我时，我对他说，“I don’t worry about your life in Holland, because you are the coolest guy I’ve met in Shanghai. （我不担心你在荷兰过得怎样，因为你是我在上海认识的最酷的哥们。）”

前半句话听起来有点像“我不关心你在那边怎样”的意思，他先是一愣，接着笑道，“You really got me, mate.（我完全中你的道了，哥们。）”。

离开时大家都有点伤感，苏格兰友人麦克不无感慨地说，送走这样一位独特的朋友确实令人难舍。

我点头赞同。我认识克里斯也就不到一年，但从他身上获得的启发却如此丰富。他的人生经历、他的态度、才华、气魄和狂野都是令我耳目一新的存在。他也一直在追求自我挑战和完善。他无疑是我认识的人里，最接近地平线上修行的裸男的男人。

我和龟哥在图书馆附近的鸡公煲已经聚会了不知多少次，老板娘还是一如既往的热情，但指出我们近期的到访频率似乎下降了。这是因为我已不再自由职业，而龟哥也不再跳槽，他已经开始自己创业了。

他上一次跳槽跳到了一家美籍华裔老板的外贸公司，任职数据分析员兼产品经理。他还是一如既往地带着一种恃才傲物的态度，在面试时，竟然和哥伦比亚大学统计学硕士出身的老板争论数学问题，虽然学识上龟哥自然是被虐的对象，但老板非常认可他表现出的思路和见识，于是果断录取。他在这家公司目睹了跨境电商的巨大潜力，但又意识到科班出身的老板过于强调数据分析的理念迟早会让公司走下坡路。即老板要求公司的一切决策必须要有数据支持，但事实上一家公司本身所能产生的数据量是非常有限的，龟哥等同事哪怕通过直觉和经验做出了准确的判断，也常常因为缺乏数据依据而被老板拖延和否决。于是，忍无可忍的龟哥冒着被革职的危险，自作主张地在没有足够数据支持的情况下，根据直觉修改了自己产品的定价，进而让该产品的销量暴涨50%。就这样，他再次找到了离职的理由。

他孤注一掷，用自己的大部分积蓄进了第一批货，接着在货物与货币的跨国流通过程中，省吃俭用了好几个月，终于等到了第一小桶金返回的时候。他的商业眼光十分狠毒——第一批货迅速脱销，而市场上所有竞品都抄袭了他在收纳设计上的微创新。虽然他的财力薄弱，但供应商仍然对他礼遇十足。之后他的生意便蒸蒸日上，很快就从起步的两万达到了数十万的级别。

这时距离我们第一次关于“地平线上修行的裸男”的谈话，正好过去了整整三年。而那次聊天几乎成了预言，我们竟然都各自实现了当初书生意气许下的豪言壮志：他在电商领域创业，而我成为了一名职业口译，就像无巧不成书的故事一般。

几个月后，我在朋友圈上看到了克里斯在荷兰发的照片，是阿姆斯特丹闲适宁静的早晨，还有他骑着摩托车，紧身皮衣和长发，帅到一塌糊涂。而他朋友圈的签名一直是他最喜欢的一句中文：天机不可泄露。

原文写于2018年，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