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营妇女往往是分散注意力的来源，削弱了部队的战斗力。然而，拿破仑军队中的指挥官们却对这些随营人员视而不见，因为军团的结构并不适合照顾士兵的人性一面。

与传说相反，她们并不都是妓女，而更多的是士兵的妻子和母亲。除了强烈的母性本能之外，许多人还表现出精明的商业头脑，她们主要是做买卖。在紧要关头，她们还会给炮火中的士兵提供食物和饮料，把伤员拖到安全地带。

这些随营妇女在拿破仑的大军的编年史中具有标志性的地位——她们是勇敢、坚忍的女性，她们冒着枪林弹雨，在士兵们为荣耀而战和行进时，用白兰地支撑着士兵们。当时的一位回忆录作家对她们表达了高度赞誉：

随营妇女们在发家致富的同时，也为军队做出了巨大贡献……她们不畏严寒酷暑、风霜雨雪......一个训练有素的老板娘总会为军官们留有一点食物。有时候，花费很高，但钱只能买到你需要的东西。当一个人不能用它的代表价值换取面包时，金子的价值也就不如铁了。

我们可能会以为，这些随营妇女在拿破仑的军队中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受到士兵的普遍欢迎。

但事实上，除了军官之外，早期的许多士兵并不能随意结婚，更不用说让妻子随军同行了。因为士兵的工资非常低，大多数士兵没有办法养家糊口，除非妻子能带来额外的收入，而军队最不想看到的就是一群挨饿的可怜虫在门口乞讨。

直到1793年3月8日，国民大会（革命政府）宣布士兵可以不经首领同意自由结婚。这一自由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导致了绝对的混乱。

一些人抱怨她们人数众多，妨碍了部队的行军，消耗了大量的物资，并占用了大量专门用于运输军队辎重和给养的车辆。

这些还不是军队唯一的抱怨。1793年4月16日，拉扎尔·卡诺（Lazare Carnot，未来的陆军部长，被誉为“胜利的组织者”）在敦刻尔克报告了以下内容：

军营都挤满了人。道德的崩溃已经达到了顶峰。她们带来的疾病（性病）消灭了比敌人的武器多十倍的人。我们毫不怀疑，这是勇气减弱的主要原因……

这些抗议很快导致了1793年4月30日的法令，国民大会指示将军们将所有不必要的妇女从法国军队的营地和军营中解雇。任何不从事洗衣或食品销售工作的人都将被遣送回家。

那些必要的女性第一次凭借自己的权利获得了认可。她们不再只是享受古老特权的士兵的妻子，而是将受到团上校的正式批准，授权她们继续从事她们的职业，并获得了证书和显着标记。这给了随营妇女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地位。

1793年4月30日的法令规定了每个团都允许一名随营女商驾驶一辆由四匹马拉的四轮马车。其他随营女商只允许使用驮马，每个营最多只能使用四匹马，其中包括洗衣女工的马

在许多情况下，每个营的女性人数不得超过四名，每个中队的女性人数不得超过两名。那些与现役士兵或士官结婚的妇女受到优先考虑，她们在行为和道德方面是最好的。

宪兵队（相当于军事警察）的司令官会确保随营女商和女洗衣工的人数不超标，并向她们颁发许可证。获得授权的妇女将佩戴一块椭圆形牌匾，上面刻有她所属的部队，中间是她的职务，下面是她们的专利号。

她们不穿制服，但经常可以看到他们穿着废弃的大衣、骑兵斗篷、绑腿和劳动靴：衣服的上面和下面都是由亚麻、羊毛或帆布制成的。他们把头发盘在帽子或小帽下，并经常用红丝带将其绑起来。

那些无视跟随法国军队规则的女性受到了惩罚：许多执意跟随的女性用沥青涂成了黑脸。不过，这些法规似乎作用有限，还是有许多人继续以非正式的身份追随她们的男人。

就连拿破仑本人也是以身作则，带头扰乱军纪，他在米兰郊外的一处庄园里安顿了自己的妻子。看来他并不是唯一一个渴望与妻子共度时光的新婚夫妇。

最有名的案例或许是马塞纳元帅的情妇亨丽埃特·勒伯顿，她装扮成骑兵军官，名义上是元帅的副官。马塞纳曾多次在关键时刻因为这位年轻女士的出现而分心。甚至据说，有一次他叫停了一个军团的行军，并派出一个轻骑兵中队去寻找她丢失的一只宠物鹦鹉。士兵们显然给她起了个绰号“马塞纳的母鸡”，因为她在炮火中发出的叫声就像母鸡一样。

士兵的性伴侣是一种普遍需求。这样就催生了另一种未经授权的随营人员，她们被委婉地称为“公共妇女”或“快乐的女孩”。

正如上文所提到的，妇女携带的疾病造成的伤亡是敌人行动的十倍。因此军队制订了各项禁令防止妓女出现在军队之中，诸如锁铁笼示众、跨木马、以及涂黑脸都是常见的惩罚。

禁止她们的部分原因在于国家军队不断增强的专业精神，以及为了防止营地中的猥亵行为引发骚乱。

与此同时，拿破仑于1804年颁布了《民法典》，其中规定了婚姻的相关法律。对于随营人员来说，他应该管教他的妻子，以帮助防止团内发生骚乱。寡妇在丈夫去世十个月后才能再婚，大概是为了避免出现亲子关系纠纷。

然而，一名普通士兵想要结婚的话，必须提供证明，结婚将改善他的经济状况，或者该女子至少拥有对军团有用的职业，例如洗衣女工/女裁缝（blanchisseuse）或随营女商（vivandière、cantinières）。

他们的孩子是婚姻的自然产物，每个团可以由政府出资抚养两名男童。女孩则由团里的士兵自愿捐助。男孩由军团的高级军士负责教育。14岁时，他们将成为军械匠、工兵或乐师的学徒，并有望在16岁入伍。事实证明，他们是未来士官和军官的重要来源。女孩们则协助母亲完成分配的任务。

显然，这些随营人员通常来自下层社会。尽管他们没有地位，但有些人却实现了向上的社会流动，这在大革命之前是不可能的。

凯瑟琳·胡布舍尔（Catherine Hübscher）是一名洗衣女工。1783年，她嫁给了一位名叫弗朗索瓦·约瑟夫·列斐伏尔的士兵。尽管他最初只是一名卑微的二等兵，但最终于1804年成为法国元帅，1807年成为但泽公爵。凯瑟琳伴随着丈夫的崛起，在帝国宫廷中言辞直率，但拿破仑却觉得她的不做作很有趣。

洗衣女工工作很辛苦。为整个营洗衣服需要花费整整一周的时间。在没有洗衣皂的时代，人们使用木灰来清洗衣物，衣物必须反复漂洗才能充分释放木灰中的碱性成分。晾晒、折叠、熨烫和缝补也需要额外的时间，将衣物物归原主也是如此。衣物如此之多，想必士兵们一定在他们的亚麻布上做了某种标记，否则当周末归还亚麻布时，就会出现一场混战。

随营女商为士兵提供非管制但珍贵的贸易物品和非配给食品。乳制品和熟食（火腿和香肠）都不正式发给士兵，但可以在战场上从人脉广泛的随营女商处购买。醋是净化溪水的主要方法，也只能从随营女商那里购买。

实际上，葡萄酒属于官方口粮的一部分，如果没有，则用等量的啤酒或苹果酒代替。白兰地仅在特殊情况下分发，例如在战斗当天或在特别艰苦的工作之后。否则，想要喝烈酒的士兵就必须从随营女商处购买一杯烈酒，而随营女商经常为此携带一个小桶，将它挂在肩带上。

她还出售许多有用的非食品物品，其中最受欢迎的包括打火石和取火用的火钢、烟斗、烟草、餐具、碗、针、线，甚至信纸。一个好的随营女商也会成为她所服务的人的可靠知己，并经常为文盲写信回家。

由于他们经常处理现金和硬币，因此许多随营女商的放贷业务非常红火，不过主要是放给军官而不是士兵。

虽然士兵们应该自己做饭，但还是有很多食堂雇佣了随营女商来做饭。

在晚间用餐和熄灯之间，士兵们有几个小时的空闲时间聚集在一起，进行社交活动，通常还会喝点酒。许多人渴望喝到比军队配发的葡萄酒和啤酒更烈的酒，他们喜欢比篝火更舒适的场所。这两样东西都可以在酒馆里找到，而酒馆的老板就是随营女商。这些中心聚会场所集咖啡馆、酒馆和沙龙于一体。

在驻军中，随营女商是有用的，但在战场上，它们也是必不可少的。如果士兵擅自离开部队去寻找酒或其他物品，纪律和安全显然会受到威胁。因为男人可能会受到诱惑而开小差，但如果军营本身就可以提供他的各种需要，那么开小差的动机就小得多了。

在这里，士兵们可以喝酒、抽烟，还可以交流最新的军民八卦。这里允许打牌，但不允许赌博，尽管小赌一下还是可以的。

在驻军城镇，这些酒馆可能是有真正菜单的大型建筑，也有桌子、椅子甚至台球桌。在征战中，它们通常是帐篷，甚至只是一块铺在树枝上的大帆布。放在外面的大花环就相当于客栈的招牌。

精明的随营女商们可以赚取可观的利润，少数人退休后成为富有的妇女。但是，由于她们往往靠近前线，容易受到炮火的袭击，因此她们也面临着失去生计和生命的风险。她们还受到严格管制。他们可能会因为在打退堂鼓后卖酒而被罚款，也可能会因为在战场上抢劫死者而面临长达10年的牢狱之灾——除非他们得到了指挥官的许可。如果为了抢劫而杀害伤兵，则会被判处死刑。

深受士兵喜爱的随营女商在撤退时可能会得到保护。而那些不那么受欢迎的人，他们的马车可能会在混乱中被洗劫一空。凯瑟琳·巴兰德（Catherine Baland）就是一位深受士兵们喜爱的人，她在巴罗萨战役的炮火中分发白兰地。在分发杯子时，她对每个人说：“明天给我钱”。她的话让士兵们感到安心，她相信他们会在战斗中活下来。

这些随营人员是军队必不可少的存在：她们为战争中的男人们提供情感支持，这是对战友情谊的补充和加强。

例如，1812年拿破仑的军队开进俄国时，第一帝国元帅达武的6.9万人的军团拥有207名洗衣女工、222辆马车、21名随营女商、11辆三匹马拉的车和397匹驮马：共计429名妇女和514匹马。全军共有3000多人。入侵俄罗斯的60多万军队中只有3万人在6个月后逃了出来，但与饥寒交迫的幸存者相伴的还有500多名妇女。

虽然随营人员发挥着有益的作用，但有一小部分人主要充当军官的情妇。军官不得带妻子出征，因此许多军官都在当地找了情妇。一般军官的情妇都很有名，往往对他们的部下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宝琳·福雷斯（Pauline Fourès）。她是第22轻骑兵中尉的妻子，她伪装成骑兵，搭乘军用运输船偷渡到埃及。在那里，她吸引了拿破仑本人浪漫的目光。拿破仑将她的丈夫调往马耳他。后来，他意外返回，发现了这段婚外情，并与该女子离婚。拿破仑离开埃及后，她成了拿破仑继任者的情妇。她最终回到了法国，再婚两次，并在巴西木材贸易中赚了一大笔钱。

像宝琳这样的女人毕竟只是个例，其他大多数随营人员在军事史上并不为人所知。但她们在将军营变成类似家庭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她们的人性增强了部队的凝聚力。她们将士兵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从而提高了工作效率。

她们就像齿轮的油脂：没有随营人员，军队也能正常运转，但有了她们，军队的运转就会顺畅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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