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感谢核市奇谭的安利！在分享抽奖试图白嫖失败后，我光速买了《彼得2.0》，想了解以下这位身患渐冻症（学名肌萎缩侧索硬化，或者运动神经元病）的科学家如何将自己改造为真正意义上的赛博格——从纯肉体的彼得1.0到人机结合的彼得2.0。

些许意外的是，本书的重点并未放在赛博格改造过程的技术细节上，而更多是关于患病后的心路历程以及对青年时期的回忆之上，两部分分章节交替呈现，其中穿插了彼得青年时代所著的奇幻小说的文本。青年时代反抗同性恋歧视和改造自身抗争渐冻症两条叙事线交叉渐进，攒足了戏剧张力，让彼得作为特立独行的形象异常鲜明。彼得·斯科特-摩根（Peter Scott-Morgan）1958年出生于英国温布尔登，精英阶层通识教育为他提供了良好的科学和艺术素养。但是从彼得与同性恋歧视的抗争过程来看（他和丈夫弗朗西斯是英国第一对合法登记结婚的同性恋伴侣），他注定是一位特立独行的反抗者。

70年代从温布尔登国王学院学校毕业后，彼得因恋情和家族决裂，随后选择独自去帝国理工学院学习计算机科学，并获得了英国第一个机器人领域的博士学位。要知道在当时，理工院校在这些读诵拉丁文与哲学的精英眼中，就是不入流的代名词。书中并未详述他选择计算机科学的原因，但却提及了彼得看待科学的独特视角：“科学和艺术并非对立，它们只是相同事情的不同视角。”很多常人眼中的边界，在彼得眼中并不存在，正像书中的彼得宇宙第二规则所说：

这也在性格层面解释了彼得在面对渐冻症时，为何没有采取保守治疗苟延残喘，反而激进地主动出击，把自己改造成一个赛博格来对抗神经系统的病变，重新夺回大脑对身体的控制权。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到目前为止，彼得对自己的身体做了哪些“治疗”。简单来说，彼得对自己的“治疗”分两个层面。首先是硬件——用机械系统替换掉那些因为神经元受损无法正常工作的身体部位：

其次是软件——当全身瘫痪后，关于自己的意志和精神如何与周遭环境交互：

这一系列“治疗”执行得坚决且迅速，可以看出彼得没有陷囿于生物或工程的学科樊篱以及心灵与物质二元论的伦理桎梏。彼得将吃饭、喝水和排泄看做工程而非医学问题，同时他对于人工智能的看法也很独特，他一直在倡导一种人与算法结合的融合型人工智能，而非近年流行的只依靠机器的独立式人工智能。彼得并没有完全放弃肉身，他寻求的是一种人和机械的共存。所以在彼得看来，只要能够完成特定的行为目的，人与物就没有那么不同。

读到这里，二战后的英国控制论学家忽然出现在我的脑中。与诺伯特·维纳（他发明控制论Cybernetic一词，以作为对诸多领域新兴变化的趋势总结）的抽象哲学理论有所不同，他们的研究扎根在电子工程学和神经科学两个领域，目的在于研究并重造人类大脑。

通常我们将大脑看作成关于知识和思考的器官，但在英国控制论学家看来，大脑是一个行动的机器（acting machine），它获得并处理信息然后对身体发出指令。大脑运作的关键是适应，这帮助人类在陌生的情境和环境中生存、相处。

英国控制论学家制造了各种控制论装置，来当作大脑的电子模型。例如1951年由第一代英国控制论学家格雷·沃尔特（Grey Walter）发明的Tortoise机器人和1968年由第二代英国控制论学家戈登·帕斯克（Gordon Pask）发明的Colloquy of Mobiles装置。前者是一个在平面上移动的小机器人，能够感知光线和障碍物进而自动改变行进路线；后者是五个悬挂在天花板上的旋转装置，可以感知并记忆光源，观看者能通过干扰光源与装置互动。

以我们现在的视角看来，这些装置不过是粗糙的交互机器。但在有线电话都未普及的当时，一架机器能够即时对周围环境做出无法预料（一定程度上）的即时反应，简直与魔法无异。更重要的是，这些装置背后潜藏了英国控制论学家对人类与世界关系的独特理解：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认为现代性是和人与物二元性的共存，自然科学是关于物的世界的学说，人在其中是缺席或者边缘化的。但是控制论通过工程学和心理学在心灵与物质中间打开了一个缺口，模糊了人与物的边界。

控制论学家之所以这样看待人与物的关系，是因为他们对这个充满了“黑箱”的世界与现代科学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现代科学坚持将箱子透明化，理解内部的运作机制；但控制论认为这完全是一种绕路（detour），用法则、数据、公式让世界变得可知可推演，其实是为世界的演绩（performance）蒙上了一层科学主义的象征（representation）面纱，是错误的。正如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所说：“生命的本质是其连续变化的特性，但是我们的定义都是间断且固定的……你无法用其再去探究现实的实质，就像鱼篮打水。”量子力学的进步更加显出传统现代科学的局限。

控制论将世界视为一个充满了不断变化的演绩的地方，我们只需以行为直接的（而非象征的）参与到这个世界即可，并不需要打开所有的黑箱。这里使用一个或许不太恰当的类比，我们能熟练的驾驶汽车，但多数人并不需要知道汽车的运作机制。所以如果只关注外部演绩，或者行为目的，那么这个物体由机械还是生物组成，的确没有那么重要。这对于习惯以现代科学的方法理解世界的我们来说，是一种难以理解的视角。总之但来说，英国控制论学家看待事物的方法就是“论迹不论心”，他们以和“迹”动态互动的方式参与到这个变动不居的世界之中。

现在让我们回到《彼得2.0》。在接下来的阅读中，我很快就发现这种控制论的联系并非我的一厢情愿。当彼得在得知自己终有一天将被“困在床上”之后，他这样说道：

由于科学、宗教或政治的意识形态冲突问题，无论是维纳还是英国的几名控制论学家，终其一生都处于边缘状态。他们游离于主流机构和趋势之外，很难从主流中获得支持。所以1960年代控制论兴起时，最关键的研究贡献几乎都带有浓重的玩票性质。我想，特立独行的彼得在将自己改造成赛博格时，脑海中一定曾闪过这些先驱的名字。他非常明白自己的所作所为在历史中的定位，又会对未来产生怎样的影响。

彼得从少年起就曾幻想——在16岁（1974年）的一次班级演讲上，他大声说道：“我的大脑将与一个电子大脑相连……我的五种感官将会被无数的电子元件增强……我不再是开车……我会成为那辆车。”虽然这一刻终于到来，只是可能以一种更为残酷的方式。

这里说一句可能不太合适的话，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彼得是控制论世界的天选之人。他特立独行的性格让其有坚强的意志去走一条和主流背道而驰的路；他的专业为他提供了最前沿的技术视野，曾经边缘化的人工智能研究已经成为显学；他成功的事业让其有足够的能力去整合社会资源，汇集不同领域的顶尖专家团队，毕竟不是所有的医生都有自信为一名渐冻症病人同时做三次造口手术；最重要的是，作为一名渐冻症患者，以自己作为实验品，恰恰规避了控制论深入研究过程中最棘手的伦理问题。

彼得对自己的赛博格改造是一种强烈的求生欲，同时也怀着一种使命感，他认为“根本没有人注意到我们正在迅速经过另一条路、另一个未来，很快。就像错过一个高速公路出口一样，我们将永远不能回头再走这条路，也永远不会再次面临这个选择。”

彼得延长自己生命不只是为了更长久的陪伴自己的爱人弗朗西斯，也是为了能帮助那些同样罹患运动神经元病和残疾的人能够更有尊严的生活下去。他勇敢的踏上了另一条路，为了技术，更是为了人。

希望故事的结局能像彼得宇宙第三规则所说的那样：

参考

1.《the Cybernetic Brain》， Andrew Pickering，2010，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Cybernetic Serendipity: the computer and the arts 展览手册，19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