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母亲在基尔布埃、考克内斯、洛斯安赫莱斯给我们朗读聂鲁达的诗歌。12．就是惟一的一本书：《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1961年布宜诺斯艾利斯洛萨达出版社出版。封面有聂鲁达的画和告知：这是一百万册纪念版。是1961年已经印了一百万册《二十首情诗》吗？还是指聂鲁达的全部作品数量呢？我估计是前者，但这两种可能都存在，都令人不安。3．在这本书的第二页写着我母亲的名字：玛丽亚·维多利亚·阿瓦洛斯·弗洛雷斯。不管种种迹象，仅从表面观察，我的结论是：写这串名字的人不是我母亲。也不是我父亲。也不是任何一位熟人。那是谁写的呢？仔细看看这年久模糊的签名，就算有所保留，我不得不承认：这是我母亲的笔迹。4．1961和1962年我母亲的年龄比我现在的年龄要小一些，还不到三十五岁，在一家医院工作。她年轻，有胆量。5．我那本《二十首情诗》走了许多路。先是经过了智利南方的一些村镇，后来到过墨西哥城一些住宅，后来到过西班牙三座城市。6．当然了，书不是我的。起初，是我母亲的。她给了我姐姐。我姐姐从西班牙赫罗纳去墨西哥的时候，把书给了我。在我姐姐留给我的书中，我喜欢的有：科幻小说和曼努埃尔·普伊格2全集；本来是我送给她的，于是我又重读一遍。7．那时我已经不喜欢聂鲁达了。更不喜欢那本《二十首情诗》了！8．1968年我家迁居到墨西哥城。两年后，1970年，我认识了亚历桑德罗·佐杜洛夫斯基3。对我来说，他真正代表有威望的艺术家。我去一家剧院门口等他（那时他在导演《查拉图斯特拉》，与以塞拉·维嘉合作）。我对佐杜洛夫斯基说：我想当电影导演，请他教我。从那以后，我就变成了他家常客。我觉得我不是好学生。佐杜洛夫斯基问我：每周在买烟上花多钱？我说，相当多；一直像个车夫一样抽烟。赫多罗夫斯要我别再吸烟了，把省下来的钱用到高田大师教的禅宗上去吧。我说：行啊。我跟高田上几天课，但是到了第三课时，我决定不上了，因为不适合我。9．正在上着禅宗课，我就要离开高田。高田（日本人）就挥舞着木棍朝我猛扑过来。凡是提要求的学生他一律用棍子回答。就是说，如果学生要求离队，他就送上一顿棍子，敲打声在香火缭绕的昏暗房间里震耳欲聋。10．日本人没给我提供拒绝挨打的机会。他的攻击迅猛而响亮。当时，我旁边有个女孩站在门口。日本人位于房间里头。我原以为他闭着眼睛呢，心想如果我拔腿就走，他是听不见的。谁知那鬼子听见了我的动静，大喊一声“万岁”之类的禅机冲我扑过来了。11．我父亲一度是重量级拳击冠军。他长胜不败的天下局限于智利南方。我一直不喜欢拳击，但是从小就学会了打拳。无论在智利还是墨西哥，家里常有一副拳击手套。12．那鬼子喊叫着朝我扑过来的时候，可能并不想伤害我，也没有料到我会主动起来自卫。他用木棍敲打通常是为了解除弟子们麻木的神经。可是，我没有麻木的神经啊，我只不过是一走了之。13．既然你认为有人要攻击你，你就会自卫，这是天经地义的，尤其是在十七岁的时候，尤其是在墨西哥城。高田却天真得像聂鲁达。14．据佐杜洛夫斯基说，是他把高田引进墨西哥的。有一段时间，高田在墨西哥瓦哈卡地区的丛林里寻找瘾君子（大部分是美国人），那些人由于幻觉出走而无法回家。15．另外，与高田在一起的体验并没能计我戒烟。16．我喜欢佐杜洛夫斯基原因之一是，他一说起（通常是批评）智利知识分子的时候，总要把我包括在内。这提高了我的自信心，尽管我当然没有半点想当智利知识分子的打算。17．一天下午，不知为什么我俩说起了智利诗坛。他说，最伟大的诗人是尼卡诺尔·帕拉4。立刻，他朗诵起尼卡诺尔一首诗，接着又是一首，最后又是一首。佐杜洛夫斯基很会朗诵。但那些诗没有给我留下什么深刻印象。那时，我是个特别敏感的年轻人，但也荒唐，也傲慢。我声称：智利最好的诗人当然是巴勃罗·聂鲁达了。我又说，别的人都是侏儒。争论大约持续了半小时。佐杜洛夫斯基摆出来葛吉夫5、克里希那穆提、布拉瓦茨基夫人6；后来又谈到克尔凯郭尔和维特根斯坦；后来又说到托波尔7、阿拉巴尔8和他自己。我记得他说尼卡诺尔·帕拉前往某地时顺便在他家住过。从他的话里，我隐约看到一种幼稚的自负，从那以后我不断地在大部分作家身上都能感到这种毛病。18．在巴塔耶9，什么文章里，他说：眼泪是交际的最后手段。于是，我放声大哭，不是正常的哭法，即让眼泪缓缓流下面颊，而是粗野的哭叫，泪如雨下，跟梦游仙境的爱丽丝差不多，要淹没一切。19．离开佐杜洛夫斯基家之后，我明白今后再也不去他家了。这让我很难过，如同他说的那些话一样。我一路走一路哭。我还明白——不过方式比较阴暗——将要失去一位和蔼可亲的老师、一位戴白手套的窃贼、一位高级骗子。20．但是，最让我感到惊讶的是我的态度：居然为巴勃罗·聂鲁达辩护，其方式可悲又缺乏理由，但毕竟是辩护了，而我仅仅读过《二十首情诗》（那时我无意中觉得它很滑稽）和聂鲁达的第一部诗集《黄昏》，其中的《告别》可以说是装腔作势之极。但是，如今我对这首诗却感到一种坚不可摧的忠诚。21．1971年我读了巴列霍10、维多夫罗11、马丁·阿丹12、博尔赫斯、奥肯多·阿玛特13、巴勃罗·德·罗卡14、希尔贝托·欧文15、洛佩斯·贝拉尔德16、奥里维洛·吉隆多17。甚至读了尼卡诺尔·帕拉。甚至读了巴勃罗·聂鲁达。22．那时的墨西哥诗人（我的朋友们，我们一起玩闹和读书）大体上分为巴列霍派和聂鲁达派。毫无疑问，我是孤立的帕拉派。23．但是，必须消灭父辈，这个诗人是纯粹的孤儿。24．1973年我经过海上和陆地跋涉，历尽艰辛，回到了智利。结识了形形色色的革命者。后来很快席卷中美洲的烈焰这时已经在我朋友们的眼里闪烁了，他们说起死亡来，如同讲述电影故事一样。25．1973年8月我来到智利。我想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我买的第一部诗集是帕拉的《厚书》。第二部是《装置》，也是帕拉的。26．我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享受什么是社会主义建设。当然啦，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什么建设。那时，我是个天真的帕拉派。27．看了一个展览会，见到了几个诗人。令人惊奇。28．9月11日我志愿参加所在居民区的惟一行动支部会议。主任是一位工人共产党员，微胖，神情茫然，但准备斗争。他老婆好像比他勇敢。我们大家都挤在铺地板的饭厅里。主任讲话的时候，我注意到餐具柜上有书。数量不多，大部分是西部牛仔小说，跟我父亲读的书一样。29．9月11日对我来说不仅是一个流血的场面，而且还是一场幽默滑稽戏。30．我在一条空空荡荡的街道上站岗。忘记了我的口令。我的同伴们或者只有十五岁，或者是退休老人，或者是下岗工人。31．聂鲁达去世的时候，我已经到了穆尔琴18，跟我叔叔、婶婶、堂兄堂弟在一起。11月，在从洛斯安赫莱斯到贡赛普西翁的旅途中，我在一处车辆检查站被捕入狱。我是惟一被拉下公交车的人。我以为会当场被杀呢。我在牢房里听见了检查站站长（一个年轻的警察，长着一副龟儿子样，披着一张绿皮）跟贡赛普西翁领导的谈话。他说：抓住了一个墨西哥恐怖分子。后来，他知道错了，改为外国恐怖分子。他提到我说话的口音、身上的美元、衬衣和裤子的牌子。32．我的曾祖父母、弗洛雷斯家族的先辈们曾经妄图驯服阿劳科人19（但连驯服自己的能力都没有），为此，可能就成了过分夸大的聂鲁达派；我外祖父罗贝托·阿瓦洛斯·马蒂当过上校，多次被派遣到南方军营，直到早早地悄悄退休为止；这让我想起来外祖父是个穿蓝白军装的聂鲁达派；我祖父母来自西班牙加利西亚和加泰罗尼亚，把命丢在了智利的比奥—比奥省，他俩在写景技巧和慢工细活方面是聂鲁达派。33．在贡赛普西翁，我被关押了几天。后来，把我给放了。没有折磨我（原来有这个担心），也没偷我的东西。但是，也没给我食物和夜间的被盖，为此，我只好依赖难友的好心施舍活命：他们分给我食物和被褥。黎明时分，我听见有难友受拷打的声音，没法入睡，没有书可看，只有一本不知谁丢下的英语杂志，里面惟一有趣的文章就是诗人狄兰·托马斯住过的房子。34．帮助我摆脱困境的是两名警探，他俩是从前我在洛斯安赫莱斯男子中学的同学；还有我的朋友费尔南多·费尔南德斯，他二十一岁，比我大一岁，其冷酷的神情肯定可与英国人的理想形象媲美，这样的形象是智利人特别渴望又难以企及的。35．1974年1月我离开了智利，再也没回国。36.我这一代智利人是勇士吗？是的，是勇士。37．在墨西哥，有人给我讲述了一个左派革命运动组织的姑娘事迹：军警把活老鼠塞进了她的阴道。这姑娘终于逃了出来，流亡到了墨西哥城。她住在这里，越来越感到难过，终于因伤心过度而死。这是有人说的。我本人不认识她。38．这不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故事。我们知道有许多危地马拉妇女惨遭蹂躏的事。这个故事的不可思议之处在于它的普遍性。在巴黎，有人告诉我，有个智利女子到了那里，此前也受过类似的蹂躏。这个女子也曾经是左派革命运动组织的成员，跟墨西哥的那个智利女子同岁，这女子跟那女子一样都因为过度伤心而死。39．不久以后，我又听到了一位住在斯德哥尔摩的智利女子的故事，年轻，也曾经是左派革命运动组织成员，1973年11月也被老鼠那一套糟蹋过，让照顾她的医护人员吃惊的是，她死于伤心、忧郁症。40．伤心能死人吗？能。伤心能死人。饥饿能死人（但很痛苦）。甚至厌世也能死人。41．这个陌生的智利女子、备受折磨和死亡的囚徒，是同一个人呢？抑或尽管是同党的同志，尽管同样美丽，也还是三个不同的女子呢？据一位朋友说，是同一人。按照巴列霍诗里的说法，她虽然死了，却可以变成多人。（实际上，在巴列霍的诗里，那位死者没有变成多人。是那些不愿意死者去世的人们、苦苦哀求上帝的人们变得越来越多了。）42．从前有位比利时女诗人，名叫索菲·波多尔斯基。出生于1953年，1974年自杀。只出版过一本书，题目是《一切都可被允许的国家》（法国蒙福孔研究中心，1972年出版，280页影印本）。43．热尔曼·努沃（1852－1920），兰波的朋友，晚年以流浪乞讨为生。人称“受辱者”（1910年出版《受辱者诗歌》），住在各个教堂的门洞里。44．一切都是可能的。每个诗人都应该知道这个道理。45．一次，有人问我：你喜欢的智利青年诗人有哪些？也许说的不是“青年”，而是“当代”。我说，我喜欢罗德里格·里拉，但他不可能是“当代”了，因为他已经死了（但肯定年轻，比我们大家都年轻）。46．智利新诗的舞伴们：聂鲁达的数学后裔和维多夫罗的残忍后代；米斯特拉尔的喜剧传人与巴勃罗·德·罗卡的谦卑弟子，帕拉之骨与林恩20，双眼的继承人。47．我坦白：一读聂鲁达的回忆录，我就难受得要命。里面简直矛盾重重啊！要掩饰和美化那张扭曲的面孔需要费多大力气啊！丝毫不大度，没有半点幽默感！48．我曾经有过这样的幸福时光：经常可以看见希特勒从我家门前走过。希特勒只是在走廊前来来去去，他从我卧室门前走过去的时候，根本不瞅我。起初，我以为他是魔鬼（还能是别的什么吗？），以为我疯得不可救药了。49．十五天后，希特勒没了。心想：下一个出现的可能是斯大林吧。但斯大林没出现。50．在我走廊里落户的是聂鲁达。不是像希特勒那样是十五天，而是三天，相比之下时间少多了，表明我的抑郁症减轻了。51．相反的是，聂鲁达有动静（希特勒安静得像一块浮冰），怨天尤人，嘟嘟嚷囔，说些别人不懂的话语，双手伸出，皱着眉头，呼吸着走廊的空气（那种欧洲走廊的冷空气），他那痛苦的表情和第一天夜里乞丐似的举止渐渐改变，到最后幽灵打扮成一个有尊严和庄重的宫廷诗人。52．到了第三天夜里，聂鲁达从我门前走过，停下来，瞅瞅我（希特勒从来不瞅我），这是最不寻常的事了，他想开口，可是无法张嘴，他拍拍无能的嘴巴；最后，在与曙光一道消失之前，他冲我微微一笑（是不是想告诉我：任何交际都不可能了，但尽管如此，总该试试吧？）。53．我在很早前认识了三位阿根廷兄弟，他们后来在拉美不同的国家试图闹革命而牺牲。老大和老二互相背叛，顺便出卖了老三。老三没背叛任何人，据说是喊着哥哥们的名字死的，但很有可能是悄然去世的。54．西班牙勇士的子弟们，鲁文·达里奥21，这位天生的乐观主义者说。惠特曼、何塞·马蒂、维奥莱塔·帕拉22的子弟们被伤害、被遗忘，被扔到乱葬坑，被扔进海底，他们如特洛伊人命运一般交错的尸骨使幸存者感到惊骇恐怖。55．这些日子，就在我想念这些人的时候，当年参加西班牙国际纵队的老兵们游览西班牙，这些老人举着拳头从长途汽车上颤巍巍地下来。当年他们有四万人之多，今天来西班牙的只有三百五十人多一点。56．我想念贝尔特兰·莫拉雷斯23，想念罗德里格·里拉24，想念马里奥·圣地亚哥25，想念雷伊纳多·阿雷纳斯26。想念那些死于刑讯台上的诗人们，想念那些死于艾滋病、吸毒过量的人们，想念一切相信拉美有天堂而死于拉美地狱的人们。我在想念他们的作品，可以让左派脱离耻辱和徒劳泥坑的作品。57．我在想我们空洞而僵化的脑袋壳。我在想伊萨克·巴别尔的惨死。58．等我长大以后，我想当个合作共进方面的聂鲁达。59．睡前要提问的是：聂鲁达为什么不喜欢卡夫卡？聂鲁达为什么不喜欢里尔克？聂鲁达为什么不喜欢德·罗卡？60．他喜欢巴尔布塞吗？一切都会让人想到他喜欢那位法共作家。还有肖洛霍夫。还有阿尔贝蒂27。还有奥克塔维奥·帕斯28。炼狱之旅由这么一群人陪伴真是怪事啊。61．可是他还喜欢艾吕雅，此人也写爱情诗。62．如果聂鲁达生前是个吸食可卡因或者海洛因的瘾君子，假如1936年马德里被包围时，一块碎砖砸死了聂鲁达，假如聂鲁达是洛尔卡的爱人并且在洛尔卡死后自杀身亡，历史就得改写了。其实大家并不了解聂鲁达，的的确确不了解他啊！63．在称之为“聂鲁达作品”的地窖里，埋伏着乌戈利诺29准备吞食自己的孩子。64．他丝毫不感到内疚啊！毫无恶意啊！仅仅就因为他饿了！就因为他不想死。65．他没有孩子，可是人们爱他。66．难道我们非得要转过身来面对聂鲁达跪下，膝盖流血，哭得撕心裂肺，就像我们对着十字架跪下时一样？67．将来我们的名字已经毫无意义，聂鲁达的名字依然闪光，依然盘旋在一种想像出来的文学、所谓的“智利文学”上空。68．于是，所有的诗人将生活在被称为监狱或者疯人院的艺术家公社里。69．我们想像的家园，我们共同的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