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世界·译文版》2021年9月刊为刘宇昆专辑，其中《隐娘》一篇最为奇诡。

小说以经典唐传奇《聂隐娘》改编而成，故事脉络变化不大，加入一个科幻内核，重编成一个颇有意趣的科幻小品。

聂隐娘的故事本身非常精彩，在唐传奇世界里，和《李娃传》《南柯太守传》《虬髯客传》等同属第一梯队，为后世所津津乐道，宋代话本清朝戏剧均有改编。当代梁羽生借其写过《大唐游侠传》《龙凤宝钗缘》；前几年侯孝贤也拍了电影《刺客聂隐娘》。这里我稍微剧透一点：刘宇昆的科幻改编给刺客搏杀加入了维度的概念。当然，建议大家有兴趣自己找来看下。

不过，这篇作品并非《狩猎快乐》那种融汇东西后让人格外惊艳的新奇佳作。相反，它更像作者为西方读者介绍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小实验。一方面，在大多读者心中，唐传奇“聂隐娘”故事早已耳熟能详；另一方面，因为故事还原度过高，译者老师甚至直接使用了半文半白式翻译。一篇翻译而来的古白话科幻，很多读者表示，读起来是会觉得哪里不太对劲……

中国读者记忆中的历史、传说、轶事、怪谈，外国读者想象中的东方传奇，区别在哪，矛盾在哪，乐趣又在哪？

今天就想借刘宇昆和《隐娘》做一个引子，试着讨论一个更复杂的议题：传统的东方元素，如何更好的让中西方一起接受。当然，能力所限，这里的探讨大多限于ACG层面。

暂定会从叙事、奇谈、美学三个方面聊起。

2009年左右，科幻世界·译文版引进出版加拿大作家盖伊·加夫里尔·凯（Guy Gaviel Kay ）的历史奇幻作品《提嘉娜》、《阿拉桑雄狮》和《亚波娜之歌》。2010年6月，盖伊·加夫里尔·凯应邀来华访问，与科幻世界编辑及一些中国幻想文学作家展开会谈，在亲切友好的氛围中，双方就相互学习、共同进步等方面，达成一系列卓有成见的共识——盖伊·加夫里尔·凯回国后开始以中国的历史为模板，创作一部全新的仿历史奇幻小说。

2012年，2013年，凯先后完成并出版了两本中国背景的历史奇幻小说《天下》（Under Heaven）、《星河》（River of Stars），中文版由重庆出版社出版。

《天下》以安史之乱的唐朝为背景，《星河》则聚焦北宋末年，凯选取他喜欢的人物和事件，将其串成一个东方历史故事画卷。但国内幻想文学圈对这两本小说的评价远不及预期。

在中国读者心目中，中国历史奇幻应该是另一种“冰与火之歌”，甚至必须比《冰火》还精彩，要更大场面、更多权谋、更多江湖游侠和奇人异事、更多快意恩仇……总而言之，我悠悠大国五千年历史，那么多经典人物和轶事奇闻，来部超级史诗不过分吧？但事实就是，如果单纯是史诗历史，那么无论西方怎么改编，可能都很难做出一部能让中西方一起满意的作品。

盖伊·加夫里尔·凯——西方经典奇幻最正统的传人之一，曾亲自参与过“指环王系列”作品创作：凯家与托尔金家是世交，1973年，托尔金去世后留有与“指环王”相关的大量手稿和未定稿作品。J.R.R.托尔金的儿子克里斯托弗·托尔金邀请凯以助理的身份前往伦敦，帮助自己完成了包括《精灵宝钻》在内的一系列后续作品的修改、整理及出版工作。

但事实就是，哪怕凯在史诗叙事的技巧上已经驾轻就熟，但要想将中国历史直接史诗化仍然明显存在巨大的鸿沟，正统西方史诗叙事和中国历史的融合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

如果只是中国故事套进西方叙事模板，那么对中国读者而言，很难获得新鲜感和阅读快感，评价不高也是情理之中。但更致命的是，某些内核的偏差，导致的观感异化，大概就和肯德基出的串串香一样，它造型不错，但你要让串串香爱好者说——它完全不是那个味。

当然，凯的改编本身是基于正统的中国历史和文化，出发点已经比好莱坞真人版《花木兰》电影这种%￥#@的作品要好太多了……

即使如此，凯对于中国历史的理解和运用，仅仅停留在故事化和传奇化上的。对于东方文化很多核心要素：江湖、朝堂、伦常、入世等的认知和理解，与中国人根深蒂固的观念存在一定的偏差，由此引发的叙事侧重远离预期，直接导致了中国读者不能这种作品接受。

虽然，这两部东方故事在goodreads上的评价评分都很不错，但在豆瓣上的评分则明显低于提嘉娜三部曲。

并且，如果单纯从历史出发，问题也不仅仅出在文化偏差上，还有一个巨大的叙事陷阱横在每个创作者前方——知识储备差距。

作为中西幻想文学交流中最好的译介者，刘宇昆花费了数年时间精心打造了《蒲公英王朝》系列（几乎完全改编自《史记》），他将其定义为“丝绸朋克”，希望能籍此在西方推行一种更“东方”的美学认知。然而该作品在中国收到大量恶评，读者纷纷鄙夷吐槽：仅仅是把我们无比熟悉的历史故事改写成了英文，这样的作品对于中国读者又有什么价值呢。我有糖醋里脊，根本不稀罕左宗棠鸡。

无论小说、电影、游戏，所有以叙事为载体的内容创作，都必须依靠故事而存在。而一个老生常谈的故事，无法吸引观众的兴趣时，那么依托在故事上的，其他的所有工作很可能都是无效的。

当然，从历史角度出发的改编或许很难，但也绝非无法完成。

高罗佩（本名为 Robert Hans van Gulik，罗伯特·汉斯·范·古利克 ），荷兰人，外交官，通晓多门语言，常驻东方多年，对东方文化的认知和熟悉达到了令人哭笑不得的程度。是的，哭笑不得。

首先，普通外国学者搞汉学，顶多喝喝茶、听听戏，能亲手做两道川菜都能吹一辈子。但高罗佩表示，一个成熟的心智健全的学者，应该先从“东方姿势”入手。高罗佩钻研了中国历朝历代的各种“姿势”，编撰了一本《 中国古代房内考：中国古代性与社会 》。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高罗佩从正反两个角度践行他对这句话的深刻认知。

光编书肯定是学而不思，高罗佩他真动手——不是那种实操，（庸俗！想歪了的自觉去罚站五分钟！）他结合自己的研究成果仿造春宫图……画就画吧，他还整活，他结合中国传统的造假技术，收集残损无用的古书字画，利用其为材料，把自己原创的春宫图加工成“古物”。然后把自己的作品装成了考古发现的研究汇总给集册出版了……就这他原创的春宫图集，被当成古董，足足骗了东亚性学家们好几十年。

高公绘制春宫图尺度略大，我就不贴图了，有兴趣请上网搜索。另外，高罗佩去世后，将自己的全部收藏捐给了重庆三峡博物馆，博物馆内有个专门的“高罗佩的书房”展示高罗佩的遗产。

技能树歪成了这，他还有啥干不出来的。

高罗佩为了让西方了解中国神话，创作出“神探狄仁杰”这一远销海外的超级IP。

说起狄仁杰，很多中国读者的第一反应是“元芳，你怎么看。”但事实上，在高罗佩的经营下，狄仁杰的名号，早在这部国产电视剧之前，就已经远播海外。他是不啻于福尔摩斯、侠盗罗宾、金田一耕助这样的中国神探代表。

最开始高罗佩只是玩票，上世纪40年代，他在把中国的一部无名氏小说《武则天四大奇案》翻译成荷兰语介绍到西方的过程中，发现中国探案话本小说，有大量西方民众喜闻乐见的元素：扑朔迷离的案情、香艳的男女关系、复杂混乱的社会关系、洞察秋毫的执法人员……于是，高罗佩以《武则天四大奇案》为基础重新进行创作。

通过历史人物狄仁杰（judge Dee）这一形象，借案件为切入点，描述中国的风土人情和社会百态。小说一经问世便大获成功，在出版商的要求下，高罗佩一鼓作气，创作了20余部（15个长篇8个短篇）狄仁杰探案故事。

这个系列在西方大受欢迎，1969年就被改编成了电视剧，还获得了爱伦·坡奖，比元芳版足足早了35年。

2004年开始，法国作家弗雷德里克·赖诺芒（Frédéric Lenormand）在高罗佩的创作基础上，继续创作狄仁杰探案故事，迄今已经发表了23部小说，在数量上已经超越了高罗佩。新狄仁杰系列在欧洲诸国继续受到追捧，成为很多外国人了解中国古典文化的一个重要窗口。

但最令人惊叹的是，高罗佩打造的狄仁杰成功实现了出口转内销的跨越，近年来，狄仁杰这一IP在国内也持续升温，高罗佩的原著小说不单被很多年轻人追捧。更重要的是，唐朝神探这一内核在诸多领域不断产出令人耳目一新的全新创意。

狄仁杰系列能在中外同时大获成功得益于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高罗佩扎实的汉学功底是最为重要的，但能被全世界的读者喜爱，最核心的地方是高罗佩把中国文化成功的和案件核心设计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

狄仁杰系列的原著小说里，案件的核心，无论是动机还是作案手段，无论是迷宫设计还是解密手法，处处点缀了大量的中国古典文化元素，巧妙并不令人感觉突兀，精致且让人回味无穷。比如《迷宫案》里的核心设计：

这个案子把迷宫、汉字、熏香，以及中国传统的“空中楼阁”的寓意巧妙结合在了一起，时至今日来看，依然是非常惊艳的设定。传说阿加莎·克里斯蒂看过高罗佩的案件设计后，都赞不绝口。

另一方面，虽然狄仁杰有历史原型作为依托，但神探探案这一叙事载体并不受历史限制，可以给创作者大量自主发挥的空间。作者可以借案件描述社会上的各种阶层、上至达官显贵下至贩夫走卒，只要有需要，都可以成为叙事里的重要角色。人物、故事有了足够多的发挥空间，就不会陷入一开始所说的，过分服从历史，而只是单纯地改写传统故事，一味取悦外国读者的桎梏。

最后，一个横跨古今中外，延绵千年不绝的拷问——法律的本质究竟是什么——保证了狄仁杰探案系列能保持经久不衰的巨大魅力。

表面上，所有的侦探推理小说像是一个解秘游戏，但优秀的侦探小说家，最后往往会将问题引向什么是法律、什么是正义。

高罗佩创作狄仁杰探案系列的初衷当然是为了让西方读者接触到更多中国文化，但随着这个系列的深入，他也开始了关于法律和正义关系的探讨。在小说中，随着狄仁杰不断地升官，他接触的案件也从民间凶杀慢慢上升到朝廷内斗，而这期间狄仁杰自己的心态也有了不少的改变。而这部分内容也使狄仁杰这一形象超出了神探这一简单概念，获得了更多有关司法层面上的思辨探讨。

而这种永恒存在，且难以给出标准答案的人性思辨，成为了狄仁杰系列可以经受住时间考验，一直流行于海内外的真正核心。

所以当我们总结一部好的有着东方文化内核的作品，为何能在世界范围内大获成功，或许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答案：它并不是一部单纯关于东方的作品，它其实是一部关于人性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