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亚里士多德的作品因行文优雅、脉络清晰而备受推崇。然而，那些让他享有盛誉的著作已经不复存在。我们今天所读到的书籍并非亚里士多德为了出版而精心整理过的版本，而是他为自己或学生们所准备的笔记（据推测，其中大部分都是讲义）。这些现存作品的目标读者并非一般公众，古典时代晚期智识高超的批评家们[1]认为它们极具哲学价值。但这也为我们的阅读带来了困难：这些文本并非面向普通人，因此往往晦涩难懂。

我们目前还无法厘清这些文本的演变历程。有些作品存在被修改的痕迹，可能是亚里士多德本人或者后世编辑所为。因此，现存的完整作品可能是由不同版本的作品拼接而成，其中融合了亚里士多德不同时期的思想。总体而言，这些作品风格晦涩、凝练，且充满隐喻。《诗学》尤其如此，其中包含了许多格外难解的段落，正如本书中的译注所展现的那样。

这一现象导致了一个矛盾的结果：在古代，被认为承载了亚里士多德主要诗学思想的作品是三卷本的《论诗人》（On Poets）与六卷本的《荷马问题》（Homeric Problems）。前者采用了类似柏拉图对话体的形式，据说行文比现存的《诗学》更加清晰；后者则讨论了荷马作品中被批评者视为不可信、不一致或道德上不妥的段落。然而，这两部作品如今已散佚，仅存被其他古代作者引用的零散片段[2]。《诗学》本身在古代似乎并不出名，直到文艺复兴时期，它的影响力才在文学理论家与批评家们之中扩大。然而，由于其晦涩的特点，人们对它的解释各不相同，有时甚至在一些核心概念上存在根本分歧，比如对“错误（Hamartia）[3]”和“净化（Katharsis）[4]”的诠释。

《诗学》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它受到持续关注的原因之一。自十六世纪起，西方许多关于诗歌和戏剧的思想都以这部作品为基础。倘若不了解《诗学》，这些思想会显得晦涩难懂。当然，我们可以仅仅研究后人赋予《诗学》的各种意义，而不去关注亚里士多德本人试图表达的内容。然而，我们同样有理由探究亚里士多德的本意

首先，阅读《诗学》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希腊悲剧。《诗学》的作者在时间上和文化上都比我们更接近这些悲剧，对悲剧有着更加深入而精辟的观察与分析。对于研究希腊悲剧的人来说，忽视《诗学》所提供的洞见无疑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值得注意的是，现存悲剧的创作者大多生于公元前5世纪[5]，亚里士多德并不是他们的同辈人。亚里士多德和他同时代的悲剧作家（比如西奥德克特斯）有过交往，但此时已是公元前4世纪，而这两个时代的悲剧已经不尽相同——亚里士多德本人也清楚这一点。我们无需假定他对悲剧的理解是完全正确或者毫无争议的。人们普遍认为，亚里士多德未能完全认识到公元前5世纪悲剧中神祇的重要性；而从《诗学》中一些带有争论性质的评论来看，他在某些问题上的观点显然与部分同时代人存在分歧。因此，在将《诗学》作为理解希腊悲剧本质的工具时，我们必须保持应有的谨慎。不过，这种谨适用于所有资料，并不能成为忽视《诗学》的理由。

《诗学》值得深入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其思想的深刻性。亚里士多德拥有非凡的洞见和缜密的思维。有些概念和论证在期初看似难以理解，但在经过深入思考，找到其底层逻辑（underlying rationale）之后，往往能迸发出启示性的意义。我在解读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时遇上了许多挑战，而它们恰恰是《诗学》最吸引我的地方：这种对理解的渴望与亚里士多德的精神相契合[6]。借由这种探索精神，我们将通过《诗学》走进亚里士多德更为博广的哲学著作。

[1] “古典时代晚期”通常被定义为从古典古代结束到中世纪开始的阶段，大致从公元3世纪末至7世纪或8世纪。这一时期的知名批评家包括普罗提诺（Plotinus，新柏拉图主义的创始者）、波爱修斯（Boethius，罗马帝国晚期的哲学家、政治家和作家）、圣奥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教父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等。他们的思想和著作对文学批评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2] In recent times what are probably additional fragments of On Poets have been discovered on papyrus.

[3]错误（Hamartia）：在《诗学》的第十三章中，亚里士多德在讨论悲剧的情节时检验了Hamartia一词：“介于上述两种人之间还有另一种人，这些人不具十分的美德，也不是十分的公正，他们之所以遣受不幸，不是因为本身的罪恶或邪恶，而是因为犯了某种错误（Hamartia）。”

据陈中梅考证，Hamartia（包括同根词，统称hamart-词）在荷马史诗里共出现三十六次，其含义大致可划分为三种：（一）偏离或未击中目标；（二）失误、过失、错误；（三）冒犯、罪过。他根据《尼各马可伦理学》对其进行了分析，认为将《诗学》第13章中的hamartia解作“错误”是合适的。

[4] 净化（Katharsis）：据陈中梅考证，katharsis在公元前5世纪可能用于指代一种医疗手段。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认为，人体内任何一种成分的蓄积，如果超出了正常的水平，便可能导致病变，而医治的办法是通过katharsis把多余的部分疏导出去。此外，毕达哥拉斯学派推崇音乐，认为它有能“洗涤”不洁心灵的作用，故katharsis亦有一重宗教的含义。陈中梅称，亚氏对于情感的引发是必要的：引导（或引发）比盲目的反对好，适量的排泄比一味堵塞好。通过悲剧的疏导，人们得以保持心态的健康。因此，悲剧的目的不是赞美和崇扬这些情感，而是为社会提供一种无害的、公众乐于接受的、能够调节生理和心态的途径。

[5]【译自英译本】亚里士多德于公元前384年出生于希腊北部的斯塔吉拉。他的父亲是马其顿王室的一名医生。十七岁时，他前往雅典，在柏拉图的学园学习，并随后在该学园教授学问。公元前347年，他离开雅典；在公元前343/342年，他被任命为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后来的“亚历山大大帝”）的导师。公元前335年，他返回雅典，创立了自己的哲学学派——吕克昂学园。由于反马其顿情绪的高涨，他于公元前323年再次离开雅典，并于次年去世。关于《诗学》写作的具体时间，学术界至今未能达成统一意见。

[6]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的开篇的第一句话中说道：“求知是人类的本性（Ἅπαντες ἄνθρωποι τοῦ εἰδέναι ὀρέγονται φύσε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