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萨附近的夏季度假村吞噬了伦德家的四个女孩。连同她们娇小骨骼和晒得黝黑的皮肤一同消逝的，是整个时代。六千米长绵延曲折的海岸线，在50年代是盛极一时的游泳胜地；换衣间鳞次栉比，茂盛的芦苇在风中沙沙作响。你能在那里找到一个保守党哀悼的时代。回到那时，父母往孩子们夏季短裤的口袋里塞2雷亚尔，用来买冰淇淋和公交车票，让他们在无人看管下去海滩。家长们担忧地摇着头，隐瞒从梅西纳、格拉德和格特瓦尔德传来的消息，那里——对他们来说——每周都能发现小型骨架被投进了谁家的烤炉[1]里。似乎每周都有被囚禁在地下室三十年的某人的女儿逃脱，跑到街上哭喊着求救。

但不是在这里。

这里，有社会民主主义，以及娇嫩的社会民主之桃花，温和的社会项目。在这些进步的事物里，人类破损的灵魂开始感到慰藉。那种诡异的，想要建造秘密地下室的技术冲动永远不会抵达市郊。这里我们有开口在花园草坪，外表装扮成微型陶土风车的通风系统。

那些脑海里阴暗的狂热，在郊外的清冽雾气中冷却；人们头脑中病态的想法，在遥远蓝色冰川的吐息中冻结。瓦萨。你最好住在那里。

说回到一个晴空万里，白云朵朵的星期二早晨，四个姐妹——玛姬（5岁）、安妮艾琳（12岁）、玛琳（13岁）和夏洛特·伦德（14岁）——一起去海滩游泳。她们带了2雷亚尔现金，四身泳衣，一些食物和饮料，以及装在两个沙滩包里的两条大毛巾。早上9:30，她们从瓦萨的一个郊区，洛韦萨，登上了有轨马车。列车司机仍然清楚地记得她们。二十年后的今天，对于住在疗养院，尚能谈论此事的罗兰来说，那天还记忆犹新：“年纪最大的那个给每个人都买了票，去夏洛茨扎尔。40分。每张10分钱。如果她们再多坐一站，那每张票就要20分钱了。我记得很清楚。那是国道的起始地，关税要高一倍。但我的天呐，多么漂亮的女孩！还那么有礼貌！那个年纪最大的，夏-洛-特！”老人有节奏地滔滔不绝。“我当时不知道，后来在报纸上读到的。然后我就直奔警察局了，毫不迟疑，一秒也不敢耽误。”

上午10:25，女孩们在夏洛茨扎尔海滩下车。正如好孩子那样，她们一个接一个对列车司机道谢。那天早上沙滩非常炎热，人影稀疏。

女孩们随后遇见了冰淇淋店的售货员阿妮莎。二十年前阿妮莎还是学生，冰淇淋店的工作是她暑假的兼职。玛琳和安妮艾琳买了四支冰淇淋：两支香草味，一支柠檬味和一支巧克力味。没有看到剩下的女孩们。百叶窗都被拉下来阻挡阳光，柜台旁边，唯一没被遮挡的窗户展示着商品陈设。这是工作日的早上，客流稀疏，年轻的阿妮莎记得女孩们以及她们固定的口味偏好。那天，玛琳最爱的胡椒薄荷口味已经卖完了，因此出了点小状况。出乎意料的是，除了冰淇淋，女孩们还买了三个油面糊炸的肉饼，这使账单达到了1雷亚尔50分。女孩们离开了店铺，阿妮莎注意到，有一个男人在柜台旁未被遮挡的窗户里陪着她们。阿妮莎记不得其他任何关于那个男人的信息了。年龄、身高、衣着，那里是否不只一个男人——或者，阿妮莎之后将思考的——那真有个男人吗？

这是女孩们最后一次出现。

两天前才宣誓就职教育部长的安·玛格丽特，和造纸商卡尔·伦德的四个女儿，失踪了。媒体开始了对本案长达数年的密切关注，所有细节都被刊登在报纸栏目中，而伦德家的四个女孩则被裹挟至民族记忆的深处。失踪故事本身成为了雷亚尔区最著名的悬案之一。

大约12:40，距离女孩们应该到家的时间——六点——前的五小时二十分钟，以及她们出现在冰淇淋店的三十分钟前，三个男孩坐在客厅里。阳光穿过条形窗帘洒进房间，一片金黄。这些男孩是其中两个姐妹的同学。高个子的雀斑男孩正把电话举在耳旁。

“快点！都打电话了，拨过去！”金发男孩在后面催促道。

“嗯，如果比我们约好的时间早三小时打过去，可不会留下什么好印象…”

胖胖的伊尔玛移民扯着高个男孩的袖子：“认真的，特雷斯，打过去。不太对劲！”

“我知道，我知道。”特雷斯说，铁质拨环在他手指下叮叮作响。

可怕的时间噪音接近了，那是世界上最暴力的声音。不再有金色的阳光射入房间，取而代之的是深不可测的灰域。在那里，任何距离都不可逾越，*真空恐惧[2] *充斥在每个物体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