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的《呼兰河传》自问世以来，经历了不同时代语境下的解读。萧红本人的评价也经历了重要的历史变迁。本文旨在以童庆炳关于文学经典的构建理论框架入手，探讨《呼兰河传》的经典化历程，了解《呼兰河传》的艺术魅力。

关键词：呼兰河传；经典化；萧红

萧红（1911-1942），出生于中国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近郊的古城呼兰县，是一位在鲁迅的支持下走上文学道路的女性作家。在她不足十年的创作生涯中，萧红以其敏锐的观察力和细腻独特的描写而创作的作品至今仍为诸多读者所钟爱。但是，萧红被喜爱的原因并不只局限于她的文字。

萧红的一生是充满苦难的一生。在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在东北扶持伪满洲国的行为触发了萧红的民族意识，促使她走向了文学创作的道路，走向了书写。但是为了继续创作，她不得不背离故乡，开始流亡。萧红曾为了反抗传统的封建式家长而离家出走，这也使她成为了少有的独立女性典范，是另一个出走的“娜拉”。

萧红极具先锋的性格成为了她悲剧命运的催化剂，使她终生未能从苦难与考验中剥离出去。萧红在大约十年的时间里，先后与三位男士同居，与其中两位关系破裂，据说与最后一位的生活也未必幸福。这足以证明萧红的人生经历了许多苦难与考验，但是这种深刻的磨难也造就了她敏锐的观察力与独特的写作风格。其次，萧红苦难生活的背景的社会性存在，也就是抗日战争的历史背景与中国封建旧体制，使得她的作品得以在历史中穿行，超越时间和空间，获得普遍的共鸣。现今，也有许多的女性学者将视角转向了萧红，使得萧红又重新获得了关注。

不少人认为“经典”是承载了人类普遍审美价值和道德价值的典籍，因此具有“超时空性”和“永恒性”，也有许多学者把文学经典的特征“规定”为：内容上更经得住时间考验，艺术上有更长久的生命力，接受上要经得起一代又一代读者的阅读和阐释。童庆炳认为经典的普遍性就在于：“写出了人类共通的‘人性心理结构’和‘共同美’。就是说，某些作品被构建为文学经典，主要在于作品本身以真切的体验写出了属人的情感，这些情感是人区别于动物之所在，容易引起人的共鸣。”

从上述理论构建中看，《呼兰河传》无疑是文学经典。《呼兰河传》属于萧红后期的作品，同《马伯乐》《小城三月》以及口述给骆宾基的《红玻璃的故事》等一样，它们都具有一个隐形的共同特征，即倾向于自传的个人化叙述。

这是萧红个人艺术创作的走向，是她纯粹个人化，审美取向上的一个变化。但是萧红是处在一个苦难的世纪里，文学本身被捆绑在了家国这个宏大的话语体系里。国家与民族意识占据了整个时代话语的上风，萧红的文体转变看上去变得有些不合时宜。也因此被一些评论家戴上了有色眼镜评论，大部分的人认为这一时期的萧红已经陷入了个人的狭小天地里无法自拔。

对萧红这样的评价在今天看来已经是有失公允的了，萧红进行的边缘书写本身就是对主流话语的疏离和重新选择。“政治态度又不是衡量作家的唯一尺度。每个人除了受政治和社会环境的驱使以外，还受到多种文化因素的制约，而作家的自我选择更难以用某种单一的界定来规范：在某种程度上，作家所处的特定文化背景、民族心理结构、地域环境对他的创作将起到更大的牵制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呼兰河传》之所以成为经典，最重要的根本原因是文本自身所蕴含的丰富内涵和别致的艺术风格。

《呼兰河传》从主题上看，实际上表达的是女性的生存经验，特别是生育和死亡。在萧红的书写中，我们可以看到社会苦难的镜像折射，是一种对于真相的现实描摹。萧红本人是以纯粹的艺术创作来看待文学创作，本着真诚在写作，然而这与当时的时代是格格不入的，也因此这部作品在当时的境遇下只能处在政治与文学的边缘地带。萧红的艺术创作有很多现代文学作品无法企及的广延性和开放性，它表现生活真实的同时，也丰富了文学的艺术性。

与大多数文学经典一样，《呼兰河传》的好评多来自于后世。当我们思想的门槛跨域二十世纪时，我们的精神已经经历了无数次的更迭与蜕变。而这时的《呼兰河传》的魅力已经无法阻挡，甚至被香港《亚洲周刊》评选为“二十世纪中文小说百强之九”。前八名分别是：《呐喊》、《边城》、《骆驼祥子》、《传奇》、《围城》、《子夜》、《台北人》、《家》。由此可见，《呼兰河传》的经典地位已经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当代著名评论家陈思和认为，“《呼兰河传》是萧红艺术上的精品，艺术上几乎达到炉火纯青的状态。”，并且认为“萧红是中国现代文学最优秀的作家。”海外学者夏志清认为萧红在写《呼兰河传》的时候，已经脱去了左翼思想，这是一部具有真实抒情的回忆录，真切地描写了她的童年环境，因为作者没有违背她对童年的记忆。并且说：“我相信萧红的书，将成为此后世世代代都有人阅读的经典之作。”

伊瑟尔和姚斯在《接受美学》中说：“一个文本的意义存在于读者的头脑之中。”因此《呼兰河传》经典地位的形成的历史，也是不断被读者重新阐释的历史，是不断被各种传播形式所改造的历史。可以说，是萧红和不同时代的读者共同创造了不同的《呼兰河传》。

通常来说，经典的地位并不是牢不可摧的。随着历史境遇的改变，经典体系常常会因此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动。有学者说：“经典秩序的变动，可以表现为某一过去不在经典系列作品的进入，或原来享有很高地位的被从这一序列中剔除。也可能表现为某一作家一组作品在次序、位置上的改变。但也可能是作品的经典地位并未受到怀疑，其构成构成经典的内在价值在阐释中却发生很大转移和变异。”《呼兰河传》显然属于后者，从它问世之初动乱的战争年代，到受到市场经济大潮冲击的今天，《呼兰河传》被阅读了七十余年。在这七十余年的接受历程中，《呼兰河传》的内在价值在不断的被重新阐释，传播形式也日趋多样化，但它的经典地位也日趋稳固，这也说明《呼兰河传》能够给予不同时代读者所需要的精神共鸣。

《呼兰河传》被阅读的过程中，其经典地位的确立和延续，显然不是某一普通读者，或某一文学研究者的事情。文化政策的制定、文学批评的体制化、文学史的编撰，时代的变动，受众群体的参差，种种因素的碰撞与交汇才形成了《呼兰河传》多重阐释的局面。重历《呼兰河传》的阅读史，不仅让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呼兰河传》的内蕴，更能让我们重温我们没有经历过或者正在经历着的历史，并从中有所发现和收获。

《呼兰河传》创造出的融合多种艺术因素于一体的别具一格的小说，标志着萧红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具有文体意识的作家之一。清新绝伦的儿童视角、充满着反讽意味的戏剧性语言、美轮美奂的音乐感的叙述节奏、深刻隽永的意象，都成为《呼兰河传》重要的艺术特征。正如有论者所说“真正天才的标识，他的独一无二的荣光，世代相传的义务，就在于脱出惯例与传统的窠臼，另辟蹊径。”

儿童视角就是小说借助儿童的眼光或口吻讲述故事，故事的呈现过程具有鲜明的儿童思维特征，小说的叙述调子、姿态、结构及心理意识因素都受制于作者所选定的儿童叙事角度。现代心理学把人从出生到成熟的这段时间称为“儿童期”，每个人都曾拥有过这个令人回味的梦想时期，拥有过属于自己的独特的儿童心理感受。敏感的作家更是如此，作家们也经常借用儿童的“眼睛”观察世界，拷问现实，书写儿童眼中的成人世界。

《呼兰河传》是一部成功运用儿童视角创作的力作。在《呼兰河传》中，萧红借助儿童作为个体生命初长的阶段，具有不受任何文化与意识形态熏染的生命原初体验，摆脱了那些所谓先验性的道德议论纠缠，使理性说教退出了文本叙事。

《呼兰河传》的叙述人的眼睛是一个女童的眸子，她思维简单，心灵纯净，原始灵动。在这双女童眼睛的指引下，读者淘洗了现实复杂的人际关系和虚伪的泥沼，深刻描摹了社会真实，连民间跳大神活动都写得别具风采。写看大神的人们爬墙的爬墙，登门的登门，关心的是跳大神的人衣服穿得漂不漂亮，并不关心病人的死活。这体现了儿童的思维特质。

孩子的世界时澄明一片，于是《呼兰河传》中的“我”与“小团圆媳妇”就有了友好的亲密关系，“我”与“祖父”和“有二伯”的真挚乡情和亲情就远离了金钱和阶级关系的束缚。《呼兰河传》中，女童的眼睛是感动读者的秘密武器，读者在“我”身上看到的熟悉而又陌生的感觉，会触碰到早已钝化的直觉，使读者阅读后会产生难以言喻的惊讶之感，让读者产生接受视野的陌生化，从而造成期待挫折，形成强烈的美学冲击。

小说中，萧红还把儿童最为本质的“游戏精神”和“对大自然的痴迷”体现的淋漓尽致。

“蜻蜓是金的，蚂蚱是绿的，蜂子则嗡嗡的飞着，满身绒毛，落到一朵花上，胖圆圆的就和一个小毛球似的不动了。花园里边明晃晃的，红的红，绿的绿，新鲜漂亮……”

游戏是儿童的白日梦，是儿童原始心理的直接显现。儿童的游戏精神是与生俱来的，它至始自终伴随着儿童的成长过程和心理发展过程。可以说，游戏才是儿童认识世界的有效途径，游戏中，他们可以不需要听从成人的指导，自得的去进行一种情感的释放，可供自己操作的空间，这样的空间是真正属于儿童的乐园。

《呼兰河传》不仅仅表达了儿童的烂漫视角，它同时展现了背后成年人的思考。增加了作品的深度和广度，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我们面对的是国民的愚昧且不自知。《呼兰河传》中也因此出现了两套话语系统，一套是儿童的，一套是成人的。儿童视角与成人视角的交替出现，无限放大了情绪的感染力，增加了作品内部艺术空间的张力，体现出了独特的美学价值。

在《呼兰河传》中，萧红对于文体的追求和风格的建树，充分表现为一种隐匿的反讽。如第一章里，写人们糊里糊涂的生死循环，第二章写呼兰河人们对生活价值的颠倒，以扎彩铺的认真来装点死亡，这两章形成了反讽。还有，在第四种第四节里，前面介绍了胡家的孝顺家风与后来的家庭暴力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反讽。章与章之间、章与节之间的一切反讽具有戏剧性，但这种戏剧性并不是显而易见的，需要读者用心去体会。

《呼兰河传》叙事人的态度，基本上是以说反话为主来达到讽刺的效果。有西方论者指出：“文学的一种模式，其作品中之人物所显示出的行动力量低于读者或观众假定的正常水平，或表现于其中的诗人的态度是超然客观的。”并且指出，“如果某人比我们自己在能力上和智力上低劣，从而使我们对其受奴役、遭挫折或荒唐可笑的境况有一种轻蔑的感觉，这样的主人公便属于‘反讽’的模式。”

在《呼兰河传》中，萧红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心态，在不动声色的叙述中对“呼兰城”地域的概括描绘也好，对呼兰河城人们的生活方式鞭挞也罢，总能透过表象把握到本质，以一种超然的姿态对此作出高度把握与深刻的体会，使现实生活中被遮蔽的丑恶灵魂得以曝光。

萧红站在不容忽视的现实真相的基础上展开讽刺，她所面对的真实人生与人性，是在整个传统文化下熏陶的中国人，所以其讽刺超越了狭隘的特定区域，具有更深广的思想内涵和社会意义。小说讽刺的对象都是现实生活中的普通民众的灵魂和精神状态，所映射出来的灵魂隐蔽也是他们的真实精神状态。

《呼兰河传》本身并不是一个完整的故事。萧红在细细述说中，勾勒了一幅宁静优美的画面，画面里弥漫着作者淡淡的温情与伤感。《呼兰河传》的美并不是简单的平面展现，而是在宁静的淡色里，音乐与画面美的结合，好似从悠远的时空忽而飘来的乐声，回荡在天际，萦绕在读者心中。可以这样说，音乐与图画的并茂是《呼兰河传》的魅力之源。在小说文本中缩短情节的链条，展现语言的韵律和节奏，自然不是以萧红为肇始的，但是在小说的创作中，萧红可谓将之运用的炉火纯青。

从文本的表层看，《呼兰河传》的语言是琐碎的、朴实的，但在文本深层意蕴流动中确能使读者无察觉的产生共鸣，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呼兰河传》中对传统诗词“复沓”手法的化用。

在《呼兰河传》中复沓句群随处可见，复沓也成为了《呼兰河传》的主要叙事策略。与诗歌一样，在小说文本中复沓也起到了三方面的作用。

首先是小说诗性韵味的营造。萧红是一个全凭直觉感受写作的情感型女作家，她重直觉、感觉和生活的本真。《呼兰河传》所表现出的音乐美，在赵园的《论小说十家》中，用一个“味”字加以概括。

其次，复沓的运用能够使文本的脉络层次更加清晰。加强文章语势，以此统御全篇。这样的结构，前后呼应，层次清晰，有助于抒发作者强烈的感情，使情感层层深入，传达出深刻的思想。在《呼兰河传》第四章中描写家园，从第二节开始，每个小节的开篇都是“我家是荒凉的……我家的院子是荒凉的……我家的院子很荒凉……我家是荒凉的……”文本中语言的反复，述说了悲凉的心境，渲染了悲剧气氛，突出了冷酷刻板的环境对童心的摧残和压抑。

最后，《呼兰河传》中运用复沓这一艺术形式，以其音韵悠扬，意境深远的方式传达出感人肺腑的艺术效果。从异乡到异乡的经历使萧红承受了太多的颠簸之苦和感情的钳制。所以，萧红小说是她宣泄苦闷与孤独的方式，而复沓也成为了她选择的最佳方式。

意象，犹如一个心灵的音符，在萧红的艺术世界舞动，它时而轻盈，时而厚重。刘勰在作为文学创作论总纲的《神思》篇中，首先将“意”与“象”合用，认为只有艺术感受力独特的作家，才能窥见意象之美并运用手中之笔将其呈现出来。意象承载着作家的独特生命体验，与经验有着密切的关系。从中西方对意象的理解可见，作家对意象的书写既体现了作家认识世界、驾驭结构的把握方式，同时还蕴含着作家自身的生命体验和精神活动。从《呼兰河传》中，我们可以从意象这一层面去反观。

乡土是中国农业文明统治下的原始景观，是中国乡民生生不息的守护之所。但是乡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在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处处产生了流弊。正如《呼兰河传》中所描述的“大泥坑”、“跳大神”、“放河灯”、“野台子戏”、“娘娘庙大会”等意象是乡民生存境遇的真实写照，人们僵化、保守、自私，他们已经在长期的适应中认同了它存在的合理性，这样的思维方式制约了他们对现实的制约能力。人们还自欺欺人地享用“淹猪肉”的福利。大泥坑如同腐朽的传统的陋习，在人们集体无意识的历史惰性中存活。

人的灵魂只有在这片由自己布置起来、带着手的印记、充满了气息回味的空间才能得到宁静，并保持一个自我的形象。后花园的世界，是萧红在《呼兰河传》里构建起的一个意象。在这个意象世界里，萧红对以往的经历进行了回溯和总结。短短31年的生命历程，在无尽的颠簸、无尽的惶恐中品尝着精神的孤独和肉体的酷刑。在日本的扶桑之旅，在香港被病痛折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记忆中家乡的种种意象成为了她潜意识里最为丰富的资源，并转化为巨大的写作动力。她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才能摆脱痛苦的折磨，从而在精神上获得诗意的栖居。

萧红笔下的“后花园”意象作为灵魂的栖息地，精神最后的归宿，在时代的喧嚣和政治风云变幻中，在繁华都市香港，她依然孤独地书写着家的荒凉，独自沉浸在童年记忆里，萧红独自坚守着这片生命和情感的归属地。

《呼兰河传》的经典化过程除却外部因素，还有内部因素的影响。内部因素有文学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和文学作品可阐释的空间。这两点，已经在上述论述中阐释了。下面将从外部因素来论证《呼兰河传》的经典化。

政治意识形态的变动，文化权力的变动，对于文学经典的构建影响是很大的。第一，不能把这种“影响”归结为“决定作用”，第二不能认为只要是意识形态的影响，就都是“操控”，都是负面的。

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状况在不同历史时期是不同的。当一个新的社会建立起来，但还未稳定的时候，刚刚占据主流的意识形态必然要加强思想舆论控制。折射到文学上面，它必然要对文学经典来一次“重新洗牌”，破除一些旧经典，构建一些新经典。

《呼兰河传》发表后，引来文艺界的众多评说。在这些评论中，最具权威性、影响最大和最有代表性的批评，莫过于茅盾先生为《呼兰河传》所做的序言。在序言中，茅盾表达了对萧红的怀念的同时，从三个方面对《呼兰河传》进行评点。

首先，从小说艺术维度上茅盾将小说的价值缩减为田园牧歌式的散文。其次，茅盾从创作心态维度强调了萧红创作这篇小说时的寂寞心态。在序言中茅盾不惜行文大忌，重复运用了27次“寂寞”这个词。最后，即思想政治维度，也是众多评议中争议最大的一个视角，茅盾认为：“如果让我们在《呼兰河传》找作者思想的弱点，那么问题恐怕不在于作者所写的人物都缺乏积极性而在于作者写这些人物的梦魔似的生活时给人们以这样一个印象：除了因为愚昧保守而自食其果，这些人的生活原也悠然自得其乐，在这里，我们看不见封建的剥削和压迫，也看不见日本帝国主义那种血腥的侵略。而这两重的枷锁，在呼兰河人民生活的比重上，该也不会轻于他们自身的愚昧保守罢？”

这样的批评是构建在民族国家宏大叙事基础上的论述。从这段批评中可以看出，1940年前后是一个热血沸腾的年代，政治话语构成了社会主要语境，政治对文学话语霸权也侧面造成了当时评论话语对知识分子和文学艺术简单粗暴的理解和批判。

《呼兰河传》是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一部经典之作。当我们沿着文学的历史轨迹上探寻时，不难发现，随着社会语境的变迁与多元化，《呼兰河传》的经典地位又被摆在了眼前。文学作为一门艺术，它不会随着其他学科的兴起而消解其应有的地位和价值。

此外，萧红在《呼兰河传》的女性思想新发展，对于女性文学提供了不同的借鉴方式。虽然80年代与30年代的女性意识在表达方式和文化诉求在本质上有着异同，但是80年代掀起的女性文学是承接了萧红的写作路数的。

在文学经典构建中，有两类读者，第一类就是作为文学经典的“发现人”，第二类是文学经典的一般读者。可以这样说，读者是联系文学经典的内部和外部力量。外部的意识形态力量，文学理论和批判观念的力量，并不能以命令的方式，强令读者接受某个经典。它们必须与读者商榷，得到读者的认同，文学经典才可能流行起来。

《呼兰河传》是在《生死场》之后出版的，《呼兰河传》可以说是萧红的成名作，也可以说是《生死场》的光环造就了后续的《呼兰河传》。萧红的名气少不了鲁迅的支持，以及东北作家群体的支持。可以说萧红的“发现人”里面最重要的一位就是鲁迅。萧红前期的作品是借着左翼文学之风而起的，但是后期又在左翼文学轨道上偏离。导致了后期《呼兰河传》受到了批评，诸如“寂寞论”等。但是就是批评，茅盾的序言也是一种“发现”，又将《呼兰河传》推向了一个高点。

新时期到来之后，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研究视角则趋向多元，摒弃以往对政治标准的一味盲从，研究者多从叙事学、接受学、比较学、民俗学、精神分析等方面探究萧红作品所具有的丰富内蕴。

女性主义研究：源于特定的时代语境以及学界所持文学观念的不同，萧红的身份一直是个极富争议的话题。是从质问生死中探寻生命的价值与意义、描摹日常中体察女性的凄惨境况、身体叙事中追溯苦难是萧红作品所彰显的女性意识。萧红作为一位女性作家，始终站在底层民众的立场，对女性群体的不幸遭遇报以深切同情。她叙写女性生存的悲惨、悲悯女性生育的苦难、审视女性精神的病态企图对广大受压迫女性同胞的启迪与改造。

比较研究：有的学者选取迟子建作为观照对象，从语言学角度切入，以词汇学理论为基础，分析萧红与迟子建在文学创作过程中对东北方言词汇的使用情况，并将其置于时间脉络中予以纵向梳理，力图发现其中所蕴含的演变规律。也有的学者谈到在萧红尚未步入文坛的时候就深受俄罗斯作家屠格涅夫的影响，她在文本写作中有意识地借鉴屠格涅夫的小说技法。论者选取两部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从人物塑造、叙事 技巧、语言特点等方面进行比较，探究二者之间的异同，并结合作家生活经历和时代背景，分析其背后的原因所在。也有的学者是从民间伦理的角度研究处于不同地域的两位作家在描摹社会边缘人物方面存在的共性与差别。即便地域文化与写作风格迥异，萧红与沈从文却在建构土匪形象方面对民间价值存在共同期许。

民俗研究：及萧红作品中出现大量有关故乡风俗的描述，其中不乏作家避居香港期间的眷恋之作。但在萧红笔下，呼兰小城并非全然美好，封建思想依然根深蒂固。从文中的地方风俗到地域文化、自然风光、人文景观可以审视东北人民独具特色的生存状态和精神风貌。而从民俗学的视域，萧红在文本中所构建的“跳大神”意象创作性地延续了鲁迅先生所创设的看与被看的结构模式，并赋予其独特的地域民俗风味。

叙事研究：在《呼兰河传》中萧红采用了儿童叙事，一是萧红的女性身份使得她对儿童有种天生的好感；二是漂泊在外的萧红通过追忆童年来完成对故土的回望；三是萧红借助想象昔日美好来实现自我救赎。萧红在创作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写作风格，她将叙事焦点对准空间，在形式与内容方面采用多种叙事策略， 实现空间意象的营造与空间场景的并置。萧红采用不同的叙事人称和叙事视角对呼兰小城的乡土文化以及民众状态展开批判，并详细分析作家采用此种叙事技巧的根源所在及其对文体建构的独特价值。

原型研究：萧红在密切关注时代风云、积极融入创作主流的同时，还十分注重对人生意义的追问、个人体验的传达，而这是通过构建意蕴复杂的原型意象得以实现的。萧红所创设的“后花园”意象，其实质是对大地母亲原型的再现。它之所以频繁出现，不仅因为后花园是萧红童年快乐生活的见证者，还与作者潜意识中的“仇父”和“弃儿”心理有关。

除去这些以外，新媒体时代的来临也给萧红《呼兰河传》的接受度带来了极大的提高。同时《呼兰河传》也被选入了教材，造成了积极正面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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