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雨还在下，土地又湿又黏。

在棚屋里，我正跟着一伙恶汉打洞。他们像往常用刀切人一样，用铁铲切碎成块的硬土，再铲开、抛到身后。我是那个负责毁尸灭迹的人，我把土装起，拉走装满土的手推车，倾倒在洞口。

洞口对着大门，二狗正好从门外走进来，他身上的衣服是干的，但头发很湿。

“找到了什么吗？”他问。

“没有。”

“哈？不可能。”

当二狗说出“不可能”时，他不是在否定事实，或者自己的判断——我看到他的眼底闪过一丝不耐烦。他挥了一下手，剧烈地疼痛就从我的腹部蔓延开来，疼得我跪倒在地上，整个人痉挛着颤抖不已。

我一直很怕疼，而二狗在把人打疼这方面，简直是神明。他只要动动手指头，就能让你灵魂出窍。

“你是不是在骗我？”我的灵魂听到远处传来天使的呼唤，我抬头看去，天使长着二狗的脸。

他瞪着我，让我很不安。挖土的人这时也都出来了，他们有些精疲力竭，看我的目光中饱含怀疑。我仔细打量着二狗，转动大脑，尽力避过他嗜血的眼神。我的脑海里有一抹灵感在游荡，并一如既往地不可捉摸，幸运的是，在疼痛的驱使下，这次我抓住了它。

我慢慢地吸了口气，让自己的舌头从那一拳的痛苦中挣脱出来，我的牙齿还在打颤，但足够我伸出一根手指，指向二狗裸露在外的手臂。那儿有好多道边缘清晰的血色划痕。

“你磕游泳了？”我喘息着吐出几个字。

“关你屁事。”

我终于把气喘匀了，于是结结巴巴地解释。《瓷镇纪事》里写着，我说，在这一带大部分的河里游泳，只会踩到柔软的泥沙与水草，或者是圆形的卵石。这些河道被连绵降雨和大湖泄出的流水反复冲刷，大部分石头应该被磨平了棱角，不会划出如此纤细、平整的伤痕。“这说明——”我还没说完，二狗就打断了我，“别说了，快走。”

二狗带我一路小跑到那片河边浅滩。我们两个跪在泥水中，双手在脚边摸索良久，终于成功。我举起一块坚硬的泥土碎片，把它展示给二狗。他眯起眼睛，雨水打在他黑色的瞳孔上，他一眨不眨地盯着。

我们背后有个傻瓜在欢呼：“找到瓷镇了。”二狗转身给了他一拳，“闭嘴，省点力气，”他操着沙哑的声音，凶狠地说，“现在，我们要把这条河给堵上。”

“瓷镇，最著名的制瓷遗迹之一，前人伟大的智慧的开端，这个时代已经失落的最宝贵技艺……”在主编的办公室，我开始陈述此次事件的意义。“这个开头您看能用来做标题下的引语吗？”我用最谄媚的语气说。

主编是个严厉的女人，她光靠眼神就能达到二狗打一拳的效果。

她手上拿着我的草稿。那只是个开头，讲述的是一伙以二狗为首的挖掘者的经历（你也可以叫他们非法走私遗物的强盗，他们的历史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前那个盗墓者还存在的年代），作者跟随他们四处冒险了一段时间，还找到了古老的瓷镇遗址。

但跟我想象的不一样，她危险地眯起眼睛，“你在骗我。”她说，“要么是你在开玩笑。”

我扫视周围。距离我上一次进办公室已经有一年了。不过，这里毫无变化，仍然到处都是书。

“我们真的找到了瓷镇，我想写的就是这个故事。”我举起手，指着挂在墙壁上的那本书（书名叫《哈姆雷特》），在这儿是发誓的意思，我们不信神也不相信有业报，但这本珍贵的古书，象征着我们的信仰。

在被称作大升温的旧时代中，人们遁入地底躲避高温。有一伙很有远见的人，很多书带到了地底避难。他们一路深挖，途中死也不愿意抛弃任何一本书——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做到的，但他们成功了。《哈姆雷特》就是这些书中珍贵的一本。

《哈姆雷特》可以说我们编辑部的象征。而我们编辑部，就是这个新兴城市的文明象征。

成为编辑部的一员后，我给他们写稿子。以前的人我们的稿子叫新闻，新闻汇聚成的一页纸叫做报纸。有很多人看它们。总的来说，在地面新建的这座巨大城市中，我们还算受关注。

说来诧异，在藏书室保存的一份资料中，我听说在大升温时代之前，编辑部被一种叫做互联网的玩意儿冲击，衰弱了。这让我很难想象。就像我很难想象我们的祖先曾经在地面生活了几千年一样。

正是出于源源不断的这类疑惑，我成了编辑部中唯一负责写历史题材故事的人（这么说并不绝对。我有个竞争对手，但不重要）。我致力于挖掘历史，让更多人知道我们来自哪儿，曾经是什么样的。

我认为这很重要，毕竟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就是重建过去的文明。

眼下，主编，这位非常聪明、非常有年轻又非常强势的女人跟我说：“你所揭露的确实是非常严重的罪行，可你却用一堆令人分心的文字把它们给掩埋了起来。”她的理由是，这种文学性的故事写法，会让人无法严肃对待这些罪行，因此也就损害到了正义之被伸张的前景。

我不得不辩解。

我指出故事发生的地点，在大升温时代前，也算偏远地区，那儿没有地下避难所，所以也没有人，它和大城市不同，它在我们的地图档案馆中没有留下记录，也就是说，在自治会眼里，它不存在。

“一些人拿走本就不存在的东西，你没法揭露这是一种罪行。”我说。

“但你亲眼见到了，不是吗？”

“我记不清了。”

“《手册》上说过，我们这行要的是真相，他们象征着公义，具有真正的力量。”

“恕我直言，没人能真的发掘出真相。重点在于它能发挥何种影响。”我说。

她瞪着我，几乎要用眼神把我杀了。

关于陶镇，我有过一些想象。书上说，那儿是制造像玉质一样精美瓷器的地方，那么，我想它也会源源不断地产生残渣碎片。开窑后，大多瓷片被扫拢铲上板车，再拖运到低洼处当甩包袱一样倒掉。然后是覆盖，再覆盖。

这些碎片的本质是什么呢？在当时，它们无人在乎的废料，但现在，它们价值连城。我们都说他们是由泥石粉碎后，再经过淘洗提炼出来的精华，是被烈火烧炼板结成的密实骨质，更是破碎后硬实尖锐、可以在地底或海水下沉睡千百年而姿态依旧的艺术品。它们可以是任何东西，真相也可以是任何东西，一切取决于你的观测时机，以及，观测者想要表达什么，想要实现什么样的目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主编是对的，我确实不怎么在乎真相。但我还是要最后挣扎一下：“我认为它是个好故事，有关过去的珍贵遗迹，没有那些遗迹，我们就无法重建文……”

话没说完，主编就把我的手稿丢进了垃圾桶。就像有人会把喜鹊在门口叫看作自己要走运一样。在我看来，这个举动意味着我和这家合作了十年的编辑部该说再见了。

主编是个好人。前任主编去世后，最近才接手这家编辑部。为此鞠躬尽瘁，想要让编辑部焕发光彩，却还愿意在忙于会见城市自治会副会长的同时，抽空见我这样一个不值一提的作者。我很感激……如此种种，我把这些话写在了一封信上，丢进编辑部门口的信箱，在信件结尾，我卑微地请求主编大人给我一点损稿费，毕竟垃圾箱里的手稿也是我一个字一个字写的。

我背着所有家当，那个装满书的木箱子，准备离开。走出编辑部那条小巷口时，一个体型健壮的男人拦住了我——还记得我说编辑部有另外一个写历史报道的人吗？就是他，楚汝。

这当然不是他的真名。他出生在历史悠久、生活富庶的南方城市。这个笔名代表他的历史：他拥有比我丰富得多的资料和选题，加上他勤勉、正当壮年，过去的十年间，他一直是我最有力的竞争对手——竞争这个词可能不够残酷，我们都想把对方踢出编辑部，让对方永远滚出自己的视线范围。

“喝茶吗？”楚汝问我，他的视线集中在我的箱子上，随后又挪开，看得出来，他很高兴。

“不喝。”我摇摇头。

“嗨，来喝点吧，我难得想请你。”他用粗壮的肩膀拉住了我，我试着挣脱，但失败了。

作为标准的北方站点居民，我知道自己有个优点，必要的时候，能像块石头一样坚硬，听凭狂风和骤雨的差遣。我们走进路边的一家茶馆。那儿灯光昏暗，石制屋顶挡住了连绵不断的梅雨，也把天光隔绝在外。

作为洞穴人，这让我感到舒服。楚汝肯定感到压抑，他硕长的身体缩在窄小的椅子中，扭来扭去——眼看压抑不住，就要笑出来了。

“在主编见你之前，我看了你的手稿。”他终于平静下来，用一种轻快的语气开始说话。

“嗯？”

“写得不错，”他掀开茶叶罐的盖子，倒出茶叶。热水壶被老板端上来了，加重我周围湿热的感觉。“我认同你对叙事的重视，我们需要故事来吸引人，但问题在于，你如何保证它的真实性？”

“在我心里，它就是真的，”我尽量让自己远离热水，“瓷镇就存在于西北群上的一片腹地，只有我和那伙拾荒者知道它的位置，我刚刚从那回来不久。”

“那你们挖到任何完整陶瓷了吗？”他看着我，手上动作丝毫没停。

“没有，没挖到。”我摇摇头。

“哦！”

我讨厌他这种腔调。

“我认为你在虚构，”他说，“真正的瓷镇，不在西北。”他手里拿着一只茶壶和两只粗制陶土小茶杯——用最差劲工艺做出来的，制瓷的手艺失落已久，当代人只能从最粗糙的作品开始重新积累经验。“要来点茶干吗？”

“你什么意思？”我皱起眉头，“《瓷镇纪事》中详细地写着：一方面，天然的河道溪沟变窄，巨量的山洪难以排泄，造成了历史上频仍的水灾隐患。洪水从河床溢出，洼地的瓷镇居民深受水涝，以及人们在雨季诚惶诚恐——”

“对，所以你认为瓷镇在西北群山的低洼腹地，因为那里是多条大河的发源地和那里才有山洪。”他的语气更轻快了，“但你想过没有，在大升温时代之前，只有南方气候十分炎热的地区才有雨季和旱季的说法。”

5个月辛勤努力的成果就这样化为泡影。我本该难过，但我十分冷静地说：“如果你选择相信作者会在‘雨季’这个词上，严格地依据地理概念来描述的话。”

“作为一种质疑。在主编见你之前，我就和她表达过了。”他把茶杯递给我，又说：“你肯定捡到了一些陶瓷碎片吧？给我看看。”

我从口袋里掏出瓷片，放在桌上。他饶有兴致地拿起来，看了一眼，又放在桌上，问我：“你哪儿买到的，我猜猜，曹家园的旧货市场？”

“你跟踪我了？”我问。

“是的。”他愉快地咂了口水。

我把瓷片留在桌上，站起来，走了。

从茶馆出来后，我去了第九大道。在邮局大院门口，我看到几十辆邮递马车奔涌出，将信件带到全国各地。马匹奔跑和邮递员吹口哨的声音几乎盖过了铺设轨道的敲击声，和第九大道平行铺设的轨道正在施工——都是从地底带上来的技术，我听说很多修路工听到“车”这个字，第一反应就是地底我们常用的那种手推轨道车，所以他们修公路时，也是按轨道车的规格来修建的——不过有传闻，在政府内部，正在研发用电驱动的四轮车。我不十分清楚，毕竟科技是未来，和我感兴趣的领域南辕北辙。

我沿着第九大道一路走到头，步伐缓慢，我的腿很疼，同时，我也想多看看。这里确实有我感兴趣的画面：一伙人正在用大锅颠炒桐子，他们的动作和五个世纪以前的古人毫无区别，就像历史在眼前重现，我喜欢这种感觉。

连绵的梅雨季里，大家都需要防水，所以桐油的供不应求。在大升温时代以前，北方是没有油桐的，很少人知道这种只生长在温暖的地方的植物——有人报道城市开始分发油桐种子的新闻时，第一批意识到其中商机的人发了大财，他们以廉价的价格买下大块市政绿化用地，然后在北方种起了油桐，在如今炎热多雨的气候下，桐子像钞票一样飘落。

只有关注新闻的人才能抓住这个商机，楚汝一家抓住了。等人们回过神来，楚字号的油衣、防水油漆、油鞋已经遍布整个城市，他那从南部地区搬迁过来的家族成为了为城市纳税的庞然大物。

在10年前，在我正式成为编辑部一员的那个月，楚汝的父亲也因为对城市的卓越贡献，当选了城市治理委员会的副会长，负责对我们这样的编辑部进行新闻审查。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楚汝送进编辑部。

我们就是从那个时候相互结仇的，其实我们很像，我们都不在乎真相，只在乎真相背后的意义，而我对他的仇恨很简单，我把他视为纯以利益为导向的另外一个我。他和我的水平相差无几。我竭力不让自己变成他那样的人。

我站在楚字号桐油店的门口，凝视着那口大锅。我从下午待到了晚上，晚上来桐油店接班的老板在我身边走过，看了我一眼，眼神中充满提防（我猜是因为我上次写了他们用铁屑、松香搀进豆油充桐油那件事），在他开口之前，我自己走了。

在桐油店不远就是曹家园。我的目的地是曹家园南边的一处旧地铁站，我钻进搬迁时被拓宽的隧道，打开隧道里的一扇门，在走过长长的一条甬道，就来到了鬼市。 大概在6年前，追踪一条城市的闹鬼传闻时，我偶然闯入了这个地方，从此结下了不解之缘。

那是几个在第九大道夜晚出没的拾荒者。他们告诉我，在工作时，脚板底下总传来“死去幽魂”的声音。后来，我发现是有人在地下挖早期地下居民的生活遗物（他们雇用有经验的开采工，勾结第九大道周边的居民，在他们的房子里打洞掘地道）。那时地面塌陷和房屋塌方的事故不时发生。坍塌和窒息事件在民间传得沸沸扬扬。

我顺着这些挖掘古物的人找到了鬼市，然后我写出故事，一个关于鬼市里交易的人们的，寓意指向文物保护与历史研究。我隐去了所有受访者姓名，把稿子放到了主编桌上，就回去睡觉了——我很内疚，搞砸了。我把过程中的所有笔记和材料留在了编辑部属于我的箱子里，等我醒来，这事已经在整个城市引起轩然大波，城市自治会的副会长负责这件事，他的解决方式是，抓走每个跟我有过接触的人（包括我的一些朋友）：他们被丢进大牢以平息民愤，鬼市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在另外一个隐秘之处重新出现。

但我不明白为什么副会长能得到名单，它一直被我锁在箱子里。就在我颓然地坐在椅子上想着这个问题的时候，坐在对面的楚汝（看起来心情愉快），拿着一把拷贝来的钥匙在我面前晃了一下，然后丢进垃圾桶。那是我锁箱子的钥匙。

我把往事甩出脑子，走进鬼市。

在鬼市，所有交易都是以暗号的形式进行的：出价还价只说缩减一百倍到一千倍的数目，比方说出口“一百”那就是一万到十万；真货叫“开门”或“一眼货”；捡漏说“拾麦子”或“拾漏”；“一枪打”就是好的坏的一起包要了——这些黑话我一句都没用上，我只是找到一个看起来财大气粗的贩子，他就站在整个鬼市最显眼的地方，像夜空中永远存在、闪闪发光的启明星。我把怀里的一整个瓷瓶塞到他的暗柜里。

他低头打开暗柜，看了一眼，然后又看了一眼，接着再看了一眼。

“操！”他说，然后又皱起了眉。

“哦，我不小心碰碎了个角。”我解释道。

他叹了口气，像是我玷污了他的女儿，“一万”，他说。

离开鬼市后，我回到了位于原和平大道地铁站的家，因为出差，我错过了最近一期的地上搬迁工程。所以我只能回到地下5米处的地铁车厢里，孤零零的和几个人游荡在车厢周围，都是老人，他们不愿意离开地底，但大部分人都走了，所以他们只好待在原来的地铁站里。

在半个世纪以前，汹涌的热意涌入此处时，人们搬到了远比地铁还深的下层隧道，这些地铁车厢在曾经湿热的侵袭下，变形生锈，像是黑暗中盘旋的一条大蛇。我走进蛇嘴。随后，蛇的眼睛亮起——是我点了灯，借着火光，我小心地脱去脚上的木靴，鞋底用来防滑的钉子打在地上，发出一声闷响。有个影子飞快地从我眼角掠过，大概是老鼠。

我慢慢把绑在腿上的布条掀开，满腿的割痕让每次走动都是一种折磨。舒舒服服地坐在有百年历史的地铁坐垫上后，我拿起笔，开始工作。

多年以前，当我还在编辑部实习时，我看到有些非常有天赋的年轻人（可他们最后却完全放弃了写作），他们在那里飞速地发展出强大的批评能力，可他们的写作能力却没有跟上。

我也是其中一员。从这个角度来说，原先的手稿被丢掉了，这对我没什么影响，我痛恨过去那个自己，我要写个有点儿不一样的故事：

每个了解历史的人。我写道，都知道如今的西北部是无人区。全球气温超过阈值时，群山上的冰水淹没了大部分山间腹地，大部分人都被当时卓越的政府紧急迁徙到了南部，就算最胆大的冒险队有很少会去西北部。那边荒凉，没有太多有价值的东西，去那儿的风险和得益不成正比。

凡事都有例外。有这么一群人，他们起初都是城市里靠翻垃圾桶为生的一群穷苦人，直到自治委员会突然宣布，所有垃圾桶都收归公有，只有持证的人才能翻这些垃圾桶，于是，这些人失业了。

他们聚集在二狗的号召下。二狗是城里最大的废品收购人，收不到废品之后，他带领这么一群拾荒者离开城市，前往西北，为的是寻找宝藏，这笔宝藏具体来说，就是陶瓷。

在此之前，瓷镇是个传说，流传在鬼市和拾荒者之间。人们都说有个地方专门制造这种防水性能优秀、外形十分美观的陶瓷，这种传说伴随着高价陶瓷制品的出土愈演愈烈。很少有人会相信传说，并愿意为之付出一切，除了那些本来就一无所有的人。

启程前，二狗花钱雇了几个擅长挖掘的工人随行。这些人出生于地底，职业都和挖掘有关。其中有一个工人，出身于石匠家庭，也就是我。

我跟随二狗跋涉了足有3个月之久，中间我尝试根据《瓷镇纪事》里的内容引导他们。终于，我们在原先叫白山的脚下——那儿现在是一个汪洋大湖，发现了些许线索。在湖边，我们找到了一处被遗弃的定居点，二狗认为那是大迁徙时期瓷镇居民住过的房子，所以我们在那周围尝试挖掘，结果一无所获。

不过，偶然之下，我们在湖边找到了陶瓷的残片。

二狗认为瓷镇被河水淹没了。我们这些挖掘工人自然没什么用处，我们四处走动，尝试捡一点纪念品。我运气不错，捡到一个还算完整的瓷瓶——就是我从随身背着的木箱里这个。

我把这个瓷瓶和写好的手稿一起放在一张宽大的油毡布中间,然后将油毡布的四个角折叠起来,用绳子系紧，送到了邮局。此外还有一个包裹，里面是张存有大额信用币的存取券，我把他们一同寄出，目送邮递马车奔向东方后，我深吸一口气，回到了自己的住所。

隔着老远，我就知道在黑色的车厢里有人在等我。那是个相貌威武，留着平头的男人在站门口盯着我。在他身边，是两个面容严肃的警卫。“根据自治会第2088号法令，你有盗运古物的嫌疑，你和我们走一趟吧。”其中一位警卫说。

在我小时候，有天，父亲带我去了他的工作地点，他掘开一个洞穴，然后让我到洞穴底部去。

等我下去了，我发现父亲已经把梯子抽走，只留下我在那个用作墓穴的坑底待着。一开始，我很惊慌，用尖叫和愤怒把自己弄得精疲力竭，后来，我慢慢冷静下来，寻找出路。我就是从那时意识到的：有时候你不能依赖自己以外的任何人。后来，我学会了耐心，最终，我找到了藏在墓穴底部的一个洞口，只要扒开浅浅的一层泥土就能找到，我从那儿钻了出去，回了家。

这段经历教会了我很多。我此刻没有哀求也没有质疑，很有耐心地和他们走了。

当天他们没有对我做什么，只是向我解释：有人报告了我的罪行，我要在看守所待一段时间。

“什么罪名？”我卑微地求教。

“有人说你非法挖掘并倒卖古物。你应该知道吧？所有挖掘出来的古物都得上交自治会。”男人睥睨着我。像是看一个已死之人。

我想起来了，当年我报道鬼市时，抓走我那些朋友的也是这个警卫。楚汝在那篇《法治进展》专栏中怎么形容他的来着？忠诚、果断、不折不挠。

换句话说，他头脑简单，听从指令办事，在我被搞得筋疲力尽之前，我最好乖乖配合。所以我只是沉默地听着，我点点头，没有要求出示证据——前几天卖给鬼市的那个瓷碗就摆在讯问室房间的一角。

一个玻璃制的精致盒子笼罩着它，像是一座珍贵的奖杯，标志着胜利。

我在被称为“审讯室”的囚牢中站了一整夜，这儿跟父亲把我丢下的墓穴很像，逼仄、潮湿。我偶尔睡着几分钟，但又马上惊醒。不远处始终传来断断续续地哭吼声，让我心惊胆战，同时，腿上的伤口疼得我浑身发抖，它发炎了。

第二天，在我隔壁房间，有个人因为湿热病死了。他被带出去时，我看到他的嘴里、眼睛里，有几只苍蝇在爬，因为那里还有最后一点湿润——那种直到生命逝去才会消失的湿润。

大约在4年前，我去过曾经繁华的东部，那里正在和我们城市进行一场漫长的战争。战争的起源是两个城市都宣称自己的历史更为长久，希望以此来划定统治的边界，但很遗憾，谁也说服不了对方，最后只能兵刃相见。

因为这场战争，大量的难民淤积在边境线的一座山坳里，这些人之所以来到这里，是因为他们听说这里有干净、流动的水。可是，等他们到达这里的时候，所谓的河流，已经因为上游的战乱变成一汪混着血肉碎片的泥浆。

在河边，我看到一个小女孩用碎布浸吸泥浆水分，再一滴一滴地拧到土罐里。我想如果我是个医生。我一定能帮得上他们，可我唯一要抛给他们的，却是几个问题——突然之间，变得太过渺小。现实，早已经不是那个能放在这些问题里的现实。

这种现实值得被称为真相吗？

那天白天，我在营区的边界上游荡，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到石头多过土的山脚，在那里，男人们一群一群地刨着坚硬的地面，挖出深度合适的坑，轻柔地安放着那些被寿布包裹着的身体。这些坑不用很深，因为被埋葬的人都非常瘦。他们每天都要埋葬几十个人，有时候更多。多数是婴儿。

到了晚上，我退回到那些将这可怕的世界封闭起来的草墙后，瘫倒在一个小茅棚的吊床上面，羞愧于我那小小的、短暂的饥饿，以及自私的恐惧。我感激着这黑夜，因为这样你就可以有几个小时的时间让眼睛什么也看不到，但我的耳朵却仍然无法停止去听。我听到咳嗽的声音、呕吐的声音、抽泣和痛哭的声音，那是嘶喊、生命愤怒的爆发。我听见了那种咬牙切齿，又听着它吱呀着直到沉寂。

但当夜色达到至深，当一切都濒临绝望时，我却听见了黑夜中的歌声。

我听见了甜美的吟唱和深深的律动，每个晚上，一遍又一遍，几乎总是在同一时间开始。我一开始以为是我产生了幻觉，怀疑自己是不是因为恐惧而变得太不正常。人在面对这种惨状的时候，怎么还能唱得出来？还有，这歌唱又是为了什么？

我躺在黑暗中，在黑暗中怀疑，直到睡去，抵达下一个光明的早晨。

后来有人告诉我，那是老人在讲故事。只要有可能，来自远东的流浪民族及就会举行他们的仪式，其中一个，就是在晚间讲故事。老人们会让小孩子们围拢在身边，然后那些歌就响了起来。

哪怕是面对死亡，或者应该说，尤其是当死神降临时，这些故事依然存活下去，从年长者传给年轻人，从上一代传给下一代。他们对待这些故事一如对待那些珍贵的陶瓷，小心翼翼，唯恐破碎。世易时移，人活人死，沧海桑田。但是故事却一直绵延不断。

很多时候我会回忆起这样的歌声——在我不停告诉自己，这就是讲故事的代价。从一开始，写故事就是一场难于取胜的赌博的间隙——我待在坟墓里，用歌声让自己不至于因为恐惧而尿了裤子。

负责我的那名警官直到中午才姗姗来迟。他像是刚刚去过茶馆，端着一杯茶，腋下夹着一份报纸——露出来的部分我看到大大的《法治进展》四个字。

“报纸能给我看一眼吗？”我轻声问。

“当然。”他诧异地看了我一眼，把报纸直接给我了，利索地有点出乎我意料。

果然，我看到头条的标题是《陶瓷大盗落网》，标准的倒金字塔起首，“背弃了职业伦理的写作者，妄图骗过编辑部的无良编辑，视法律为草芥的古物大盗，现已囚禁并上铐，在细致的询问及拷问下，业已承认自己的所作所为，作了如下供述。” 作者是楚汝。他报道讲述了我是怎么从西北为一个挖掘者团伙运货、销赃的，报道援引了城市委员会副会长的话：所有挖掘者都是盗窃文物的而养肥自己的蛀虫，委员会绝不姑息。

我坐在地上，陷入深深的怀疑之中。警官适时地开口了，声音温和、循循善诱：“你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给我纸和笔。”我沉默了半天，才憋出这一句话。

用手挖开墓底的湿滑泥土——或者说，写作的过程中，开始的时候你得放松、悠着来。你要深深地吸气，深到这种程度：当你开始呼气的时候，你才能知道该怎么办。

就写作来说，那些出没在你的头脑里的各种细节，要以一种非常经济、非常富有表现力的方式传达你想传达的东西。此时，你需要做的就是把这些细节编织成网，而其中的经纬都是你所需要的硬事实。

下面是我的遭遇（就像我说的，真相只全取决于观察者的视角，这个故事是否真实，只取决于你怎么看）：

为了寻找瓷镇的遗址，我和二狗一伙人长途跋涉，路上遇到过强盗，真正的杀人犯，我们火拼了一场，死了几个人，还遇到过瘟疫，我们活下来了。最终，我们找到了被认为是瓷镇居民旧居所的几所房子，我们在其中挖掘，却一无所获。但一次偶然的游泳，让我们在湖边发现了许多陶瓷碎片，这些碎片导向了一个毋庸置疑的现实：瓷镇遗址已经被水淹没了。

我信任二狗，他是当初我调查鬼市时最早给我信息的拾荒者。那时，我们都很沮丧。二狗让我先回去，他留下来找一些还有价值的陶瓷碎片，这些东西很有研究价值，它们可以说就是历史本身。我把一块碎片装进怀里，收拾好行装：一个木箱和一些关于瓷镇的书与笔记（《瓷镇纪事》写的是真的，虽然它的作者确实并不严谨），踏上回程的路。

在回去之前，我突发奇想，我想要绘制下整个湖的完整形状，这将会是非常不错的第一手材料。于是，我爬上白山的半山腰，想找个不错的角度——结果，你猜我在半山腰看到了什么？

我找到了更多的陶瓷碎片。或者说，一个大坑，明显是用来倾倒陶瓷废屑的，我注意到，大部分陶瓷碎片的制造工艺十分优美，但却都透着崭新的灰烬的味道，我顺着断断续续的碎片痕迹，来到了白山的朝阴面，然后我看到了瓷镇幸存的居民。

这是个巨大的发现。他们见到我的样子好像见了鬼，因为他们坚信世界上已经没有人类存在了，他们的镇委会最近辩论的一大议题就是要不要派出搜寻队去寻找旧世界的幸存者。

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他们是怎么活下来的？答案是，他们利用白山中的天然洞穴建造了一个避难所，而曾经的冰水，在洞穴外的防水性能优秀的火山基岩的保存下，成为了抵御地表热量的天然屏障，他们在其中顽强生活了一个半世纪之久，制瓷的手艺在他们中间代代相传，不曾失落。

听完他们的故事。我问了第二个，也是我为之付出一切的那个问题：“古陶瓷基因库还在吗？”

让我介绍一下古陶瓷基因库，这是古代文明给我们留下的伟大遗产，你很难想象，以前会有人收集这些泥土的碎片，把它们归档在一个小小的地洞里，根据每片陶瓷碎片的形貌、材质和外面的釉彩来重建过去的过去。可以说，它就是历史本身。

“就在你面前。”他们说。“在洪水来之前，我们及时搬到了洞穴里。”

“谢天谢地。”我几乎要跪下了。

有很多人反对《瓷镇纪事》，认为它是大升温时期某个学者出于无聊写作的伪历史——很多人相信，历史起源于世界变温暖时期，我们都知道那之前我们也有历史，但我们的历史久远吗？这是很多人争论的问题。

通过在白山山洞保存着的这个小小的陶瓷基因档案馆。我们得以揭开自己的过去。

瓷镇有着两千年的冶陶史、一千年的官窑史、数百年的御窑史。御窑厂作为古代的皇家窑厂，地下埋藏着数以千万计因瑕疵而无缘的碎瓷片。在大升温时代之前，瓷镇的人们和政府就曾经联对不同朝代的古窑址进行了考古发掘，收集了无数碎瓷片

根据这些标本导出的数十万条数据，古代文明的模样在我面前被勾勒出来。从三个世纪以前的一部分陶瓷的釉质组成上，我发现了东方才有的一种矿石的成分。这意味着我们原本就是一个国家。

但问题在于，把这些数据转移出来，需要巨大的财力和人力，而我说服不了政府投资这些东西。于是，交流后，二狗留在了新瓷镇，新瓷镇的居民们给了我很多个珍贵——我直说了吧，他们花了两天自己烧的陶瓷碗。

我回到了城市，开始写下整个故事。

问题在于，要怎么样让故事足够有吸引力。

归根结底，我这一职业的终极目标，就是读者读完一篇报道后，生出那么一星半点的在意出来。

首先，我选择了一个很有故事意味的开头，结构是叙事的关键。二狗是个不错的开头。而开始读一个故事，最好要有开始一段旅程的感觉，我的经历就是一段很好的旅程。然后，故事开始朝一个目的地出发。写作者必须决定这个故事反映的更大的意义是什么，然后带着读者达到这个意义。它是有关恐惧？羞耻？痛苦？爱？背叛？恨？还是信仰？

意义就是（我为自己祈求这个荣誉）我的信念，我来充当主角。

我们都知道，真实的世界总是比标准的新闻实践所捕捉的那个世界更丑陋、更友善、更微妙、更富有、更残酷、更陌生、更单调、更混乱……最重要的，也更为复杂。包括读者们也能认识到了这一点。那些生活在喧嚣纷攘的真实世界令人着迷，这就像故事后半段的走向一样，它脱离了我的掌控：当我寄出的信件抵达位于东部敌对的那个城市——正与我们为了“哪方更文明”争论的一家知名编辑部时，他们立刻抓住了这条线索，围绕“拾荒者贩卖捡到的物品算不算盗窃古物”和“被冤屈的作者”两个主题进行了辩驳，政府不得不谨慎对待此事。楚汝和他们进行了持久的论战，连续几周的头条都和陶瓷、我有关。

一段时间后，几乎每个识字的人都听说了，一个关于寻找瓷镇的故事和一个声名狼藉的作者。

这个故事结尾，是当二狗取了我寄去的大笔的钱，然后雇人带着瓷镇居民出现在城市外面时，整个事件的关注抵达了巅峰。

据我所知，整个城市，或者说两个国家的每个人都知道了瓷镇的存在，也知道了陶瓷基因档案馆的存在，当然，他们更加知道了我们过往的历史。这就是我的目的。

关于编辑部，我知道一个秘密：编辑部的首席编辑曾经写过一本书，就是墙上挂着的那本《哈姆雷特》。它根本不是什么古书，而是一个故事，一个为了更好的未来编造的关于文明的故事。但这又如何呢？书是假的，但编辑部的人们却真的相信自己是城市文明的象征，就像我一样。

这本书也变成我最喜欢的著作之一。在里面作者是这么写的：“你可以疑心真理是谎话，因为它有一千个面貌。”

我在看守所写的口供被翻了出来，刊登在两个地区最有传播力的商业报的头条。所有人都知道了历史，我们共同的历史。地底的爬升的两个文明由此合一，战争结束了。这就是历史的力量。

而我也从中分了一杯羹：主编邀请我回到编辑部，楚汝在这起丑闻中被解雇。而我的下一个选题，就是在所有人的关注下，唱诵两个城市的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