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1895乙末台湾》大概讲了甲午战争之后，在日本人的野心、清政府的软弱之下，虽然岛内也涌现了丘逢甲、徐骧等仁人志士，但台湾依然沦陷敌手。

时光荏苒，半个世纪弹指一挥。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日本无条件投降。这对被殖民了整整五十年的台湾人民来说，不仅是一场胜利，更是归家的信号。

然而就在这举国欢腾之下，暗流已经开始涌动。接收台湾，本来是一个光荣的使命，但在“百年烂党”的指挥之下，却把这次接收搞成一场闹剧，甚至为后来的“二二八”埋下了导火索。

时任国民党二级上将的陈仪，是战后被任命的首个台湾行政长官、台湾省警备总司令以及台湾地区（包括澎湖列岛）受降主官。因为当时受降还要附带着解除日军武装，所以国民党还派出七十军和六十二军，分别从福建和越南出发，准备从台湾北面的基隆和南面的高雄登陆。两军人员浩浩荡荡，却还没出发就先露了怯，那就是——没有海军！

其实，国民党原来是有海军的，但是此时原海军人员大多都已经离职。因此，海军这边只能临时通知能联系到的原部队官兵迅速回营服役，同时还从台湾调来一艘叫“海平”的“军舰”。

这艘小小的“海平”，说是“军舰”，其实就是一艘炮艇，而且还不是原装货。它原来只是一艘香港的缉私船，后来被日本人抢走又魔改出来的武装小艇，排水量只有区区200吨。因为海军兵员不足，此时“海平”上的水手还都是投降的日军，只有舰长是新派去的中国军官。

因为这艘“海平”实在是太小了，所以只能搭乘一些提前去做准备的官员。而准备同行的“陆战队”，只能再找商家租借风帆大木船，使用“古典”的航海技术驶向台湾。

话说回“海平”——这一路那叫一个“不平”！小艇刚驶至闽江口外白犬洋时，就突发机械故障，只能在附近的白犬岛赶修，一直修到半夜3点才勉强修好。但是，二次启航没多久，又赶上海上大风骤起，巨浪来袭！小船不得不又立即减速。因为风浪太大，船上的厨房也无法开火。穿上的人就只能一边饿肚子，一边哇哇狂吐。等到达基隆时，已经是第二天的黄昏了。

到了台湾，人们发现事儿还没完——那支装满“陆战队”的大帆船去哪了？怎么还没到？明明他们比“海平”还提早出发！一等数天，那条大帆船始终没有露面。人们非常焦急，就怕这些官兵在海上遭遇不幸。为此，人们还派出一艘小船从基隆出发往福建沿海寻找，可是始终找不到。

就这么等等等等，终于旗台来报，说是有几艘满载兵员的民船正疾驶进港，正是这些“陆战队”！原来，这些帆船要等风，所以在海上不能走直线，而是要先向北行至三都口浮鹰岛做中转，待到适合的天气和风向，才能再驶向台湾，搞得大家“虚惊一场”。

别忘了还有一只从越南出发的六十二军。这两批人都是一路提心吊胆，但担心的事却大相径庭。

六十二军这边有美军的军舰，条件比“陆战队”好出无数个档次，但是出发前美军却转达了一个情报：说是虽然日本天皇已经下达投降诏书，可岛上的日军还有不少死硬派。尤其是有日军著名的精锐部队“久留米师团”——这是一支从“关东军”调防过来的部队，他们都已经做好准备，誓死抵抗，随时“玉碎”。

一听这个消息，本来是要带着家眷长期驻守台湾的六十二军，立刻命令所有家眷禁止登舰，所部官兵务必做好登陆战准备。就在这个紧张的时候，美军还来了一把火上浇油——美国的军事联络组始终联系不上岛上的先遣队，完全不能了解岛上日军的虚实，因此军舰也只能在台湾的外海来回徘徊，不敢近前。

更令人害怕的是，就在舰队来回瞎转的时候，偶然发现了日军铺设的水雷！美国大兵立刻就想在国军面前炫耀一番，连开十几炮攻击水雷，没想到自己却成了“描边大师”。而这更让紧张的国军士兵提心吊胆、哭笑不得。还好最终通讯恢复了，六十二军才有惊无险的成功登陆。

不过，与狼狈登陆的国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台湾人民那足以点燃大海的爱国热情！

根据六十二军151师师长林伟俦回忆，他们一到内港码头，就看到高雄各界代表组成的欢迎队伍，一到市区，更受到台湾人民的夹道欢迎！就在鞭炮齐鸣、锣鼓喧天之时，很多国军士兵发现和这些台湾同胞沟通居然毫无障碍，一问之下，才知道原来他们很多都是来自福建、广东的客家人，几种方言都可以轻松切换。半个世纪的屈辱过去，他们浓烈的乡情此时集中爆发出来。一时间双方都不禁潸然泪下，更有台湾人拉着这些“老乡兵”的手久久不放。

在首府台北，当地人民的热情更加高涨。10月24日，首任行政长官陈仪终于乘飞机抵台，立刻就受到了台湾各界同胞的热烈欢迎。从基隆至台北，一路张灯结彩，欢声雷动。

第二天上午，同盟国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仪式就在台北公会堂（后改称中山堂）举行。现场摆着相对而座的两行坐席，分别是受降席和投降席。其中我方由陈仪率领，日方则由日军的台湾“总督”安藤利吉带队——当然，他们已经被卸去所有武装，包括他们的军官佩刀。

整个会场庄严肃穆。10点整，受降仪式正式开始。先由陈仪宣读国民政府令，之后将受降书交由我方人员递交给对座的安藤利吉。安藤接书后，脱下白手套，然后持笔签字。此时，各国摄影记者蜂涌近前，照相机正对安藤，在不超过1米的距离内，竞相拍下这历史性的一刻。

等安藤签完，一名日方代表恭恭敬敬地将受降书重新递回给陈仪。陈仪阅后，即令安藤等4名投降人员退出会堂。继而，陈仪向全国广播受降经过，宣布从即日起，台湾及澎湖列岛重归中国版图，一切土地、人民、政务均置于中国主权之下。播毕，受降仪式即告正式结束。中午12点，仪式现场还举办了为庆祝收复台湾的盛大宴会。整个台湾，这天都为之沸腾，表示庆祝。

然而，刚高兴没几天，国名党就往台湾人民的爱国热情上泼了一份冷水。你在各种影视剧中看到或没看到的接收乱象很快就接踵而至。尤其是国民政府严重低估了日军的物资储备，让“接收”一下子变“劫收”。而台湾人民的生活却并没有改善，反而要面对新的官僚体系和腐败横行。

当时，在全台湾（包括澎湖列岛）的日军有16.9万多人，最高指挥机构为日军第十方面军。其中的一些精锐部队，比如久留米师团，还配有炮兵团、汽车团、战车大队等特种部队。根据后来日军指挥官交代，原本他们是准备在岛上负隅顽抗至少半年的，因此提前做了很多储备，比如各种武器，军用器材、医药、粮食等。其中又以粮食、弹药、军用油品等为最多，多集中在台中、台南、高雄地区。其中又以嘉义、凤山的仓库最多最大，有时一连数十间大小仓库，密密麻麻地连在一起。

除了储备物资之外，这边还有日军交出的大量武器。全台湾共收缴了约五万枝长短枪，5000挺机枪，700多门炮，还有战车、汽车、骡马等；各种通讯器材、无线电、防毒面具、药品、服装等也很多。日军把移交军用物资视作未来战争赔款的一部分，因此不但把军械、装备、粮食入册，连各地的营房厂舍，也都写了进去。

但是，因为国民党人手严重不足，因此很多物资根本无力看管，给了很多上级军官中饱私囊的机会。比如在基隆，有一个地方叫“十八仓库”，意思是这里有十八间超级大仓库——当然还有不少小仓库。最开始负责接收这里的只有3个人，一个小领导、一个书记员、一个通讯员。虽然后来又增派了一个连，但每间仓库、要塞最多只能派出三、四个人，只有大仓库、大要塞才勉强能多派一个人，本质上还是得让原来的日本人负责管理。

就在这些仓库中间的空场上，一直停着30多辆日军的军用卡车，没人看管。本来接收小组想直接转租给当地商人，结果被上级说怕有人贪污给叫停了。没想到过了一段时间，国民党新任海军总司令桂永清——“黄埔十三太保”之一，就派了一个小弟前来，说，海军要求把全部车辆装船运到青岛修理。说是修理，其实就到拉到别的地方卖了。好在负责接收的基层军官比较清正廉洁，当场给拦下来了。说，要是直接说装运到青岛，那我们肯定装运。但是你说修车？为什么不派技师来台湾？司令小弟碰了一鼻子灰。最后，这些卡车就继续停在空场，任其报废。

你看，连上面的司令都拿，下面的专员怎么能不拿？

前面说日军因为把军用物资视作战争赔款，好像很配合，但其实日军很多中上级军官并不甘心。他们暗地里宣称“二十年后再来台湾”，还为这个不可能的计划提前进行了大规模的设备破坏和隐蔽物资。比如，他们把大量的武器、弹药抛下海中，把整船的大米、汽油沉于海底，还利用台湾各地的山洞以及日军自己修筑的隐蔽工事（就和《鬼吹灯》里的日军基地一样），收藏大量的大米、罐头、医药、汽油以至弹药，之后秘密封闭，拒不移交。

而这些藏起来的物资，都是后来经过台湾各地人民的揭发，还有一些汉奸供出来的。从台中、嘉义、台南到屏东，到处都有日军隐藏物资的据点，有的装满整个防空洞，有的装满整个石洞，有的装满整个地下石窟。国军在这里面挖出了很多粮食、罐头、汽油、药品——罐头尤其多，甚至多到根本数不过来。

这些物资，当然就没有“在册”啦，立刻就成了各级官员重点贪腐的目标。从驻军到政府，从警察到乡保长，都开始自己悄悄“囤货”，有的甚至公开拿到市场贩卖，成了国民党在接收台湾时贪腐的“大头”。此外，驻军还派出部队打捞沉船里的可用物资，数量也不少，也都被各级人员自行“咪”掉了。

贪腐这种事，除了要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当然还得有其他人的“进贡”——那肯定就是日军对国民党的行贿。而为了配合“程序”，这些日军还发明了“明贿”和“暗贿”。

首先说“暗贿”。虽然日军已经集中投降了，但是部队里还留着大量粮食和私藏的短枪，有很多物资就在日军“私运”的过程中被国军“恰巧”截获了。截获之后，日军公开声明这些都是册外之物，任由国军处置，实际上这就是对驻军的讨好和贿赂。

那些之前说自己“宁为玉碎”的军官，在缴械后也都表现得像一只温顺的小猫，纷纷主动拜见驻军军官。一见面，就立刻90度大鞠躬，并献出自称是世代祖传的“宝刀”，以及自称是“裕仁同款”的“斯蒂庞克”等等，企图借此避免或减少被列为战犯的可能。而很多国军军官也都确实接受了这些日军的贿赂。

其实比起官僚贪污，台湾人民此时最关心的恐怕还是对可恨的日本人的清算。

在日本投降时，台湾共有日侨约32万人（一说20多万），日俘16万多人。在日本侨民中，不少人都是官僚、资本家、商人等掌握着台湾政治和经济的要员，甚至还有不少杀过人的“浪人”。台湾人民强烈希望政府给他们正义的惩罚。

然而，国民政府此时却发出了一纸通令，要求各地接收人员“不可以战胜者自居”，等命令到了基层，更是变了味儿。

比如国民党对台湾日俘当然还是集中看管，但是对台湾日侨却丝毫未加限制。甚至在国军登陆后的很长时间里，全台所有日本人经营的饭店、旅馆、妓院、夜总会等等均照常营业。过了一段时间，除了大工厂、大企业一律停业之外，不少日本中小商户还都悄悄营业，比如前门半掩或者直接走后门。而这些日本侨民也都照常居住在殖民时期划定的高级居住区里继续吃香喝辣。

不仅如此，最可气的还有日本人企图趁机偷盗仓库里的财物。比如有一次在基隆抓住了一个现行犯，被抓后狡辩说他拿出来的都是废品，这些废品一直没人管可能会发生火灾，所以他现在拿出来其实是做好事，不应该说他是盗窃。

当然，国军还是扣押了这个日本小偷。但是没过多久，就有一个日军联络员来恳求说要保释。一开始，国军还是严辞拒绝，可是过了几天日军联络员就来“约饭”，结果席间就有人递上来满满一个大包裹，是什么就不用多说了。

眼看这些国军不作为，台湾人民可不是沉默的羔羊。他们必须找到一个出口。因此不少接连地区发生了台民袭击、殴打日侨的事件——被打的日侨中，尤其以一贯作威作福的鬼子老爷居多。因此袭击殴打的事件与日俱增，国民政府才不得不下令开始遣返日侨。

没想到，当“遣返”的消息一传开，这些鬼子老爷则又开始了大规模的资产转移。其中特别有钱的日本财主，为了保住自己的产业，多用“过户”、“顶让”的名义，把自己在台湾的资产转移给自己认为可靠的台湾人。还有一些和台湾人合股经营的，则把自己的股份也都转移给这些人。甚至还有一些人，直接把自己藏的财物交给台湾人保管。当然，这些接受的台湾人里有不少隐藏的汉奸，但不排除还有胆小的“牛马”。这些日本军国主义者就到处恐吓这些被迫接受财产的台湾老百姓，说他们只是暂时回去，早则10年，迟则20年，一定还会回来，到时候如果自己的财产出意外，别怪翻脸不认人。

除了这些带不走的，自然还有一些能带走的财产。但是国名党对遣返日侨的随身物品还是有不少要求。因此鬼子们因怕财物被没收，纷纷把住宅中的家私杂物，比如衣服、家具、餐具、地毯、古董、字画等等，纷纷拿去大街摆摊，只要有人要，多少钱都卖。其中不乏一些名家作品，也就卖个两三元。当时前来买的人也非常多。一时间，路旁道边货摊遍布，热闹非常。

不过，就在鬼子“练摊儿”的时候，也经常发生被愤怒的台湾人民追着打的事情。国军几乎每时每刻都能接到派兵维持秩序的电话。不过国军此时也知道众怒难犯，只要死的日本人不多，或者没有酿成火灾等重大事故，基本都不予理会、不了了之。

在“日俘”这边，管理当然还是要比“日侨”严格不少。但是无能的国民党并没有打散日军原来的建制，还让他们继续住在一起，这导致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严重影响了日军士兵对自己长官罪行的检举揭发——因为建制没拆散，那些军官还依旧可以在内部发号施令。

而国民政府这边表现的更像是“请客”。不但没有对这些日军军官进行必要的惩处，甚至对他们礼遇有加。1946年，老蒋又下令将台湾的将级日俘全部转送南京，说是集中管理，其实就是帮他们逃离台湾人民的揭发和控诉。在这些转送南京的“日俘”中，除了十二师“久留米师团”的师团长仁见秀三，因为参加过南京大屠杀，以及又在台湾杀害了10多名美国空军俘虏畏罪自杀外（仁见秀三对外谎称这些美军俘虏失踪，实际早已经被秘密杀害，后来在台湾人民的带路指认下，才发现了这些美国人的遗骸），没有一个被判为战犯。这或许也成为影响当下台海局势的历史因素之一。

此外，这里还插播一条小热点，就是从琉球征来的“日军”。他们不想被遣返日本，要求中国收容。虽然彼时国民政府未予答应，但还是用接收的炮艇把他们送回琉球老家，而不是日本本土。

毫无疑问，1945年国民政府的接收，不仅没有带给台湾人民渴望已久的解放，反而又给了台湾人民套上新的枷锁。国民党因为自己的腐败无能，亲手辜负了台湾人民的殷切期盼，以至于最终发生了“二二八事件”。

但通过这次不成功的“接收”，台湾人民也用自己的眼睛看清了谁才是自己的家人，他们欢迎的是“祖国”，而不是国民党这个腐败政府。历史告诉我们，台湾的命运始终与祖国紧密相连，台湾的真正回归，不仅仅是领土的回归，更是人心的回归。它需要的是一个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带领两岸同胞共同繁荣。我们相信，台湾回归的那一天终将到来。当它真正回到祖国怀抱时，那将是比1945年更加彻底、更加辉煌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