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我刚刚一个人搬来上海，住在灵石路上的一个老小区里。

小区的年纪比我大很多，新建电梯的工程把小区里砸得乱七八糟，再配上每个窗户外都长长刺着的晾衣架，这地方像一个破败的古代城堡。我这一弄的每道单元门前都放着一把椅子，大多是塑料椅或者很老的钢折椅。只有我这个单元的楼下是一把精致的、刚刚上过皮革护理剂的皮椅，我认得那个味道。

楼下的皮椅上常常坐着一个大爷，我第一次和他说话，是中介还没给我配带单元门钥匙的时候，请他帮我开门。他慢慢站起来，身上凝滞着的烟味和酒味一下松散开冲进我的鼻子。

“我看你一天晃进晃出也没个正事，你是干什么的啊？”

他帮我开了门，这句话说得不紧不慢，但我能听出来他心里憋着这句话很久了。

“我是写小说的。”

让我没想到的，他的眼睛一下红了，跌坐回那把椅子里。我错身上楼回家，没有太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后来中介给我配了钥匙，更何况我打从心底里不喜欢烟味。我以为我一辈子都不会抽烟。

我很孤独。

我的生活停滞了，我总是要不断地写，不断地等，以至于总是活在绝望中。

写小说没有任何意义。

我想要叫上朋友去城里鬼混，却又没办法开口，我怕他们会拒绝我。我其实每天都化好妆、打扮好从那道门里走出来，但我谁也不见，哪里也不去，就是走到附近的公园里坐一整天。发呆、对着树说胡话，把自己未曾拥有的痛苦和思念编出来，记在本子上。我越是以为写小说就是我的一切，我只要有一张桌子一台电脑就可以活下去。我的确能活下去，但是这种生活很痛苦，并且终于在有一天彻底压垮了我。

我去漕河泾见一个曾今熟悉的编辑，她在见面前就满怀期待地嘱咐我，一定要打印好新书的序章，她非常期待。她在拿到书稿以后当场就读了起来。她读东西的样子很可爱，时而紧张，时而微笑，情节的发展会马上反应在她脸上。我就那样假装搅着咖啡，慢慢欣赏着她读我的文章。

咖啡已经不冰了。她终于读完，轻轻地感慨了一句：

“老师的文笔不减当年啊。”

就是这句话击溃了我。这可以认为是一句赞美，至少没有贬义。可我明明已经不一样了，为什么她看不到呢？我早就下定决心，不再写那些男男女女的暧昧情愫了。我明明已经写了别的东西，她却总记得那个过去的，我不想再承认的我。

“请回吧。”我说。

“我和你没什么可说的了。”

我把话说得很不客气。我预期着最热烈的赞美，所以哪怕得到了真诚的赞美我也不珍惜。我在什么时候扭曲成了这样。我哭着从咖啡店跑了出来，我又搞砸了一切。人，尤其是我总是这样，太自以为是，不珍惜别人的爱，一次又一次地伤害爱自己的人。

那天我回家的时候大爷正在楼下和保安吵架，他在用明火烧什么祭祀的东西，风一吹，黑色的残灰飘满了树廊下的小巷。我听不懂他们的上海话，大爷在保安气愤地离开以后又点上了火。火焰橘红，在墨蓝色的黄昏中一闪一闪的，好像马上又要被吹散。大爷在那火熄灭之前，把烟伸过去点着了火。

“能给我一支吗？”我问他。

他什么也没说，把烟递给了我。我想沉溺于烟酒，我有了一个具体的自伤计划，我唯独没有把那根烟放到嘴唇上。

我只是默默地站在那里，在那阵温柔又恶心的烟雾中存在。

我那时候并不知道保安已经在远处悄悄地报了警。

“我们是在祭奠谁？”我问他。

“我老伴。”

“多久了？”

“一个月。”

“你快走吧。”他突然和我说。我不明白他要我去哪，我无处可去。我是从那些锈迹斑斑的栅栏间看到警灯才明白了他的话。

“旁边有一个鲜花批发市场。”我拿着烟退进门里，“我和你一起去给她扫扫墓吧。”

大爷点了点头。

保安正朝小区门口招手，他笑着、张扬地叫喊着、舞动着双手，大爷却跑向他，一拳打在了他的左腮上。

那以后我有几天没见到大爷，我的生活还是和原来一样绝望，只是我学会了抽烟，我也不清楚是加深还是减轻了绝望。我的衣服开始带着烟味，手指和电脑也是。我讨厌这样的自己，却也接受了自己是个讨厌的人。

大爷回来那一天，我们去批发市场买了两束玫瑰，是我出的钱。然后我们坐着公交车去了郊区的公墓，一路上我不知道要说什么，就什么都没说。他没有落泪，我们蹲在坟前抽了1个多小时的烟。抽了很久我才猛然想到，也许他们需要一点独处时间。于是我站起来，把那点时间留给他们。

那以后我就不常见到大爷了。

小区的电梯在我要搬家的时候全都修好了，新书卖得不好，我租了更便宜的房子。走的那天大爷把皮椅送给了我，我不敢送他我的书，我怕他又掉眼泪。那是把很舒服的椅子，我从来不在上面写字，我只在上面抽烟，抽烟的时候我有时候会想起自己曾经住过灵石路22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