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理查森（John Richardson，1946年6月10日生于英格兰）是英国特效总监。他以参与詹姆斯·邦德系列电影（包括《皇家赌场》《太空城》《八爪女》《雷霆杀机》《黎明生机》《杀人执照》《明日帝国》《黑日危机》《择日而亡》）、全部哈利·波特系列电影（2001-2011）、《遥远的桥》（1977）以及《异形2》（1986）而闻名。凭借《异形2》，他荣获1987年第59届奥斯卡最佳视觉效果奖。其参与制作的《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下）》（2011年）使他获得英国电影学院奖最佳特殊视觉效果奖，并入围2012年第84届奥斯卡同类奖项提名。本书出版于2019年， 由《超人》《轰天炮》的导演理查德·唐纳执笔作序。第二年出品的配套画册《Making Movie Magic: The Photographs》，由007系列电影制片人芭芭拉·布洛科利女士作序。

我曾在伦敦西区汉威尔的庄园别墅学校接受教育，并深情地记得校长和女校长奇尔弗斯夫妇。他们不仅确保我们学习读、写、算，还教导我们良好的礼仪和恰当的行为举止。我觉得他们营造了一个非常自然和快乐的环境，因此我愉快地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并顺利通过了哈罗公学的约翰·莱昂学校的入学考试，最终在那里参加了我的普通教育证书考试。

在我成长的关键时期，父亲经常在外地拍摄电影。1954 年至 1955 年，他离开家前往马德里，进行了一次时间最长的外地工作，参与拍摄由理查德·伯顿、克莱尔·布鲁姆和斯坦利·贝克领衔主演的《亚历山大大帝》（1956 年）。幸运的是，我和母亲能够去那里和他团聚——整整三个月。我获得了学校的批准休假，对于一个 9 岁的孩子来说，这通常就足够令人兴奋了，但我还有额外的惊喜——乘坐英国欧洲航空公司双引擎伊丽莎白女王级客机旅行。希思罗机场的航站楼只不过是战争时期遗留下来的一个锡制尼森小屋，我最初几次飞行时，机场都是这样。现在当我看到它横跨伦敦西区数英里的景象时，我多么渴望回到那时轻松办理登机手续和享受奢华服务的日子。但跑题了……

父亲允许我去片场看他，主要是为了让我熟悉环境并观看拍摄过程，我对此如鱼得水——尤其是一位名叫理查德·伯顿的金发神祇让我骑在他的马上时。

大约在这个时期，父亲也被邀请与沃里克电影公司合作，这是一家由卡比·布罗科利和欧文·艾伦经营的公司，他为包括《红贝雷帽》（1953 年）和《扎拉克》（1957 年）在内的几部电影贡献了他的专业知识。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在未来的几年里，我也会在詹姆斯·邦德系列电影中为卡比·布罗科利工作。在沃里克期间，父亲总是来来往往——摩洛哥、印度、特立尼达，甚至北威尔士，但遗憾的是，我不可能每年都请三个月的假。

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的英国电影业，特效人员屈指可数；谢珀顿制片厂有前面提到的沃利·维弗斯，博雷汉伍德的英国联合影业公司制片厂 有乔治·布莱克威尔，松林制片厂有弗兰克·乔治和比尔·沃灵顿，米高梅有汤米·霍华德和诺比·克拉克，伊灵制片厂有西德·皮尔森，还有我的父亲。然而，尽管竞争很少，父亲很多时候都失业——并非每部电影都需要特效，而且制作经常出现停滞期，这意味着根本没有活干。这是一个非常不确定和不可预测的职业。

我亲身经历过松林制片厂这些常年萧条的时期之一，尤其是在 1969 年，当时一度几乎没有任何制作项目，所以管理层就给摄影棚上了锁，认为这样就不必支付市政税了。没有什么比看到一个空荡荡的电影制片厂更令人沮丧。

我在荷兰参与的《最后的闪击战》（1959 年）以及由彼得·劳福德和彼得·洛主演的《神秘的气味》（1960 年）中获得了更多与父亲一起工作的经验，这只会更加坚定我高中毕业后追随父亲脚步的决心。我自然地问父亲是否能帮忙，他的下一部电影是奥托·普雷明格执导的《出埃及记》（1960 年），我实际上在那里做了三份工作。第一份是在会计部门担任大卫“乔基”·怀特的初级助理，这让我的父亲非常高兴，因为我可以告诉他其他人的工资是多少。第二份是在电影中扮演一个基布兹警卫的小角色，普雷明格指导我来回走过银幕，告诉我“走慢一点，看起来自然一点”——如果你不眨眼，你就能在电影中看到我！——这让我确信永远不要尝试在幕前发展事业。第三份，也是更合适的，是协助我的父亲——主要是负责爆炸场面。

特效部门只有我们三个人，包括来自英国的助理罗伊·怀布罗，以及根据需要聘用的几位当地助手。我从小看着父亲工作，非常清楚处理爆炸物的危险，所以总是非常小心，并且总是听从他的吩咐。他还告诉我注意周围发生的事情，因为我会学到很多东西。

当我们在海法港拍摄时，老船“出埃及记”号驶入港口——请记住，故事背景设定在 1947 年——以色列海军舰队的骄傲之舰直接驶入了镜头。这艘巨大而崭新的军舰在我们拍摄的画面中央抛锚。我们的外景经理蹒跚地走向港务长，请他用无线电联系那艘军舰，解释我们正在拍摄，需要它移开。“我不会为了一个摄制组而移动，”船长简短地回答道。

听到这话，普雷明格先生平静地走到港务长的办公室，说：“给我接本-古里安（以色列前总理和开国元勋）的电话。”

他非常平静，没有喊叫或咆哮。

果然，本-古里安接通了电话，与他的朋友奥托通话，不到半小时，那艘军舰就离开了——我想，这就是成事的手段。

第二年，也就是 1961 年，父亲开始了也许是他有史以来最长和最艰难的拍摄工作，参与了大卫·里恩的《阿拉伯的劳伦斯》。他至少在约旦的外景地工作了六个月——那是我一直希望能去的地方，住在沙漠里，但最终未能如愿——但当他们意识到亚喀巴冲锋所需的 150 匹骆驼和 450 匹马在那里无法全部找到时，他们决定将电影的主要部分转移到西班牙拍摄，他们在塞维利亚待了十二周，然后搬到 250 英里外的阿尔梅里亚，这当然意味着拍摄中断。事实上，父亲在等待他们重新集结期间，去参与了另一部电影的拍摄。

我和母亲一起去了阿尔梅里亚，并能够帮父亲的忙，尤其是在加塔角，他们在那里拍摄了著名的火车相撞场面，然后剧组搬到摩洛哥的瓦尔扎扎特完成拍摄——据说那里的设施相当简陋和困难。十年后，我回到那里拍摄《邱吉尔的青年时代》（1972 年），我本以为情况会有所改善，但当时仍然非常简陋，所以天知道我父亲当时不得不忍受什么。

从头到尾，我想父亲在《阿拉伯的劳伦斯》剧组待了将近一年半的时间。他一直认为里恩是最伟大的电影导演之一，尽管他觉得里恩有点放纵自己，并告诉我，里恩清晨来到片场，只是双手抱头坐在那里，而剧组人员则站在周围等待他的想法和指示，这并不罕见。但这却是人类制作过的最优秀的电影之一，我怀疑它是否会被超越。

父亲对像里恩这样严厉的监工并不陌生，十年前，他曾与亨弗莱·鲍嘉和凯瑟琳·赫本一起参与了约翰·休斯顿执导的《非洲女王》（1951 年）的制作。这是一部拍摄艰苦的电影，休斯顿之所以接手这部电影，主要是为了能在比利时刚果拍摄并杀死一头大象——谢天谢地，他最终没有得逞。幸运的是，父亲避开了那个外景地，所有演员和工作人员都在那里患上了暴烈的痢疾，除了休斯顿和鲍嘉，因为据说他们只喝威士忌。父亲实际上主要在艾泽尔沃思的沃顿庄园制片厂工作，可悲的是，那里早已不复存在，但我仍然保留着他制作的亨弗莱·鲍嘉的橡胶模具，并用它翻制了一个模型，用于拍摄他驾驶同名船只穿越急流的场景。许多船只的场景实际上是在谢珀顿制片厂旁边的河上拍摄的，但对于鲍嘉在水中拉船的特写镜头，他们又回到了沃顿庄园，并在一个摄影棚里专门搭建了一个水槽。在一个场景中，鲍嘉应该浑身布满水蛭地出现，但父亲制作的橡胶水蛭有时会从他油腻的躯干上掉下来。我仍然记得父亲带回家的真水蛭；他用新鲜的牛排喂养它们，让它们吸饱血，然后用橡皮泥塑形，制作石膏模具，再用乳胶橡胶翻制出来。水非常冰冷，导演主要担心的是确保鲍嘉不会冻僵，所以他们不断地供应装满热水的桶，但当他们把水倒进去时，摄影指导杰克·卡迪夫喊道：“够了——我都能看到该死的蒸汽了。”

然后是真水蛭的特写镜头。可以理解的是，鲍嘉拒绝参与，所以他们雇佣了一个愿意的替身演员，并从伦敦动物园带来了水蛭——一些小小的蠕虫——这让原本期待巨大蛞蝓的导演感到震惊。“它们尝到血就会膨胀！”动物园管理员解释道。但这些小东西就是不肯吸附，一直掉下来。大家七嘴八舌地讨论，有人建议也许应该先抽一点血？“等等，”他们一边说，一边将针尖扎进替身的身体，“这不会疼的，”一旦出现小滴血，他们就小心地引导那些小生物去吸吮。成功了！

然而，一天晚上几乎发生了灾难，巨大的水槽爆裂了，旁边的一架摄影机摇臂像发夹一样扭曲了，巨大的摄影棚大门也被撞坏了。幸运的是，当时片场没有人。

父亲从《劳伦斯》的沙漠冒险归来后，我协助他拍摄了他的下一部电影《胜利者》（1963 年），这是一部由卡尔·福尔曼执导的战争片，我们的特效部门只有五个人——我们却要重现第二次世界大战！不过，当你 16 岁的时候，似乎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我们似乎走上了战争史诗片的道路，因为我们接下来合作的作品是刘易斯·吉尔伯特执导、约翰·达克制片的《第七黎明》（1964 年），我们都和明星威廉·霍尔登、卡普西娜和苏珊娜·约克住在同一家酒店。只有我们两个人——我和我的父亲——这次重现战争场面，我们也很顺利地完成了任务：从烧毁一个村庄，到飞机投掷炸弹；那些炸弹在这里、那里、到处爆炸，还加上了弹孔、雨景……不过，功劳归功于那些帮忙的人，当我们烧毁村庄时，施工和道具部门的所有人都帮忙在战略位置点火，以实现整体吞噬的效果。现在我们绝不可能被允许那样做了，因为他们会坚持要求提供完整的风险评估报告，并且只有完全训练有素的消防人员才能在片场。

我非常喜欢刘易斯·吉尔伯特。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导演，也是一位善良体贴的人。他每天早上都会特意过来对我说：“早上好，孩子——你的爱情生活怎么样？”毫无疑问，他听说我一直在和比利时大使的女儿约会，但这又是另一个故事了。

虽然我们在外景地每周拍摄六天，但我们实际上工作时间并不长，通常在下午 5 点半就收工了。刘易斯经常会看看他的手表，然后说：“我想是时候去游泳池了。”有一天下午刘易斯早早离开了，可能是去听广播里的足球比赛了，我们所有人都留在片场等待，因为助理导演杰克·考西不相信我们说看到他开车走了。他让我们在那里等了一个小时，认为没有导演会早退，最后才让步。

那是一个很好的学习过程，我指的不仅仅是我的爱情生活，而是有很多事情要做和处理，包括独自一人在比尔·霍尔顿周围设置弹孔——一个 16 岁的男孩负责威廉·霍尔顿先生的特效，每周还能拿到 10 英镑的报酬！另一次，我们有几个场景需要在监狱里布置，一个在监狱大门外，另一个在中央庭院；当时应该是下雨天，但我们只有一套“雨具”，所以按照指示把一切都布置好，准备先拍摄大门外的场景。

“哦，不，”一位助理导演传来消息，“我们现在要去庭院里拍摄。”

于是我们老老实实地拆掉设备和水管，把它们都绑在绳子上，然后我独自一人爬上屋顶，把所有东西都拉到庭院上方——我应该补充一下，这一切都是我一个人完成的——重新组装、重新设置，然后开始拍摄。

然后又有人告诉我，计划回到了 A 方案，他们最终还是要拍摄监狱大门外的场景。当然，这意味着我不得不——在没有拍摄任何一个镜头的情况下，第三次——移动所有东西并重新设置。我显然有点心烦意乱，说了些不太客气的话。我的父亲看着我说：“我们拿钱办事，电影行业就是这样——如果你不喜欢，就他妈滚回家。”

我不得不说，这些话在我心中铭记了五十多年，可以成为我的座右铭。

我在回家的航班上度过了我的 17 岁生日；机组人员提供了一个蛋糕，全体机组人员唱起了“生日快乐”歌——美好的回忆！

（第二章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