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展内有两类人最显眼：长头发的男孩与高个子的女孩。这是一个颠倒的世界。我想起五天前与朋友在网上聊拉康，她说男孩留长发是一种脱离原有父权秩序的特征，我称之为一种隐晦的反抗。与之相应的，是高个女孩们畅谈女性主义，她们热烈、勇敢、富有激情，同样不同于原有的父权体系所框定的那样，并且截然相反。所谓颠倒就在这些青年的表象中显露出来，当颠倒成为常态，就构成了第二世界，一个乌托邦。在空间上，它位于平遥古城内的电影宫内；在时间上，它形成于春节前夕的某个四天中。隔绝就此实现，现实在熙熙攘攘中逐步褪去了它的笼罩，退到古城外，退到闭幕后。

如果说电影是造梦的艺术，那么电影节就是梦自身。它存在的意义并不止于电影，甚至主角都不是它。艺术终归要回到人去。电影的主创是人，观众也是人；所表达的绕不开人（无论批判还是赞扬），所呈现的离不开人（例如镜头、调度与服化道），电影节将人请回到电影的世界，在这里，创作者与观赏者达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前者重新获得敬畏，后者重新给予尊重，只因他们可以彼此可视对方的容貌。创作者眼中是一个群像的面孔，即便模糊，却有一种威压的磁场，短暂带动他们的兴奋与担忧，全然投掷于影片与观众间的空隙中。他们巴不得充当一种胶水，将两者相连接，以防他们没有看出自己的设计与创造，却又希望观众可以提供新的见解、灵感，与礼貌的批评。他们需要这样的声音，而这种声音在互联网上又极不真实。具体来说，是太远了，以至于创作者只能听到声音，以噪音的形态在四周吵闹——他听到了一个群像的声音，很模糊，也很压迫。他需要一个具体的反馈，一个关乎电影本身的反馈，而不是声音主人的发泄。在电影节，他得到了反馈——观赏者眼中就是他的面孔，同样耸鼻眨眼、开口说话。“刚刚放映的是他拍的片子！”尊重油然而生，并且压制了观众们勃发的主人意识，全心投入到对电影的思考当中。

我说，这只是青年的表象（长发与高个），乌托邦是在建立在表象之上的，我们无法窥探冰层下的世界，也没有时间去感知。所有人的相识是一面之缘，相知是口舌之快。所有人只有一张面孔。

乌托邦的破灭同它建构起的那刻就注定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它的破灭是离开与结束带来的，但仍有一小撮人，从它建立的那刻起就幻灭了。从出生起，他们就认清了熵增的本质：因注定会结束而不抱幻想；因表象聚集而担心过于浮夸。事实上，这两种情况在电影节都会出现，第一种是冷血动物们的专属，第二种，则是认清了影展参与者的本性。例如第二天下午平遥一角放映前，当负责人说还有些余票时，整个队列朝着无序的方向发展，最后导致一片抱怨。我的幻灭来源于此。

将电影（艺术）作为一种精神加持是错误的，它很难对抗塑造人的环境，之所以对艺术粉丝们（包括创作者）高看一等，只是由于他们依傍的对象是高尚的。这种高尚非道德构造（最杰出艺术家们的道德问题同样层出不穷），而是一种人为托举的、“高于生活”的认定。艺术姑且像型相是一样不变且绝对的正确，但同爱、正义、平等一样，当它们降下的光辉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时，都会成为他们自己的所属物，因而，免不了会沾染污垢。一切高尚的也是一切堕落的根源，当艺术在人身上发生畸变，所产生的力量可能是无改变的，也可能是可怖的。插队者们隶属前者，也不排除他们是后者——只因是一面之缘；一面足以阻挡住我的视线。

其实，我也不愿再看下去，因为有些表象值得欣赏很久，例如晚上九点在大厅里读书的女孩，坐在中心的位置。一片嘈杂中，她翻页的声音微不足道，手指捻起书页，放下，从空中划过一道弧线；一轮弯月、一道彩虹；洁净的弧线足够引发遐想。她的手是自由的，俄而，撩起发梢。整个动作轻快、熟练，绕着耳廓又划过一道弧线，只不过这一次，她将弧线藏到了发丝间、阴影处、深邃的地穴中，她将遐想进一步扩散，从我的眼中穿入，再化作画面从后射出、爆炸，照亮那空洞的宇宙。我的情绪由此迸发。

美是不能深究的。

她在镜面另一侧被阳光捕捉了，太阳神依旧痴情。他站在玻璃外，注视着她的容貌，为了将她的轮廓映入脑中，他调整了刺眼的光，将它变成雪，伏在她的身上。女孩肌肤上的红晕被吹散了，整张脸只剩下明媚的眼眸与微张的唇口，隆起的鼻梁融化了，她又多了一层忧愁。太阳神不愿看到忧愁，可无论怎样调整光，都无法消除哀伤。当女孩向暗面稍转过头，她又快乐了。她喜怒无常，爱憎分明，在与光芒相融的数小时内，那张脸展现了数种情绪的转变，即便她的鼻子仍被抵扣、眉毛仍被覆盖，就连颧骨上的痣都淡了几分，太阳神却始终无法驾驭她。有几次，他不惜将阳光化作箭镞企图戳伤她的眼睛，为此，女孩都呲牙咧嘴。可他没有如愿看到她痛苦的模样，那张脸在那时是古灵精怪的。太阳神只能悄然隐退。“她不是达芙妮。”他喃喃道，“达芙妮也不是她。”

是这样的，一些过去的朋友忽然闯入这片梦境。狭小空间的偶遇。他认出我是高中时的好友。握手、寒暄、分别，交际的方式有了男人的轮廓，时间的塑造。

下午北电短片展中，他又恰巧坐在了我的身旁，本想交谈几句，却被电影打断了。这是我们之间最后的对话，在电影放映完毕后，我选择离开，他选择听映后交流，两个人就这样错开了。

我是故意的。

我喜欢这种没有延展的分别，将一些碎嘴话留在明面上，如同潮退后留在岸堤的碎石，很是硌脚。任何绵延的呼唤，在回忆里都会掀起波澜。那是一片深潭，或是说镜子，只有水纹荡漾时，才会视其为活水。我可以接受惊涛骇浪，却独独害怕涟漪。它向四处阔开，一圈又一圈，好似树的年轮。在功能上，也会映出些许时间的影子。例如一个名字，即便她从未与我在电影展内有过交集，却一直吸引（折磨）着我。这个名字就是那不灭的涟漪。她是忽然滴落的水珠串子，从朋友口中第一次听到后，滴落就开始了。我孤身一人时，很难按捺中内心的躁动，非要四处走走寻寻，在雪夜中渴求那一张面孔。我需要一个实物、一种现实、一句由她而说的话，或者是服饰、行为、某种习惯，只要有一种符合同桌时她的模样，或完全不同，我都会安心下来。但事与愿违，她终究只是一个名字，漂浮在古城的上空，同那白雪一道挂在树梢，成为一面旗帜。雪的寓意融入名字背后的绵延中，只有脱离梦境，才能消解她。

一切的根源来自距离的消失。名字渗入回忆里，便自动搜索出很多她的画面。其中，并未夹杂任何的情感，我们在高中时也并不熟络，我只是被她的名字牵扯出过去的性子，那个被时间淘汰的过去的我，正在深潭下隐隐发抖。那个一同看北电的男孩也一样。面对过去，我的身上便有过去的影子，面对现在与未来，我才能展露出被时间淬炼后的模样。因而，当一个素未谋面的朋友介绍她另一个“陌生”友人与我相识时，我便自由起来。这是由人为改变轨迹的两条线，在梦境中，这是现实的。他很忧伤，但不绝望。我很喜欢。

我想说的是，过去遇见了我，而我与之相撞；未来没有变化，它仍是时间。只有现在留在了平遥，那个电影展，那场梦境。像是一个便携式的手提箱，与我相伴，并将时间的流逝隔断。唯一有变化的，是我，由主角变成了观众。我不停回放我的表演，与友人们一起上演一出亦真亦假的大戏——这就是电影。

我所看的五部电影都很压抑，它们共同构成了一种奇观，即世界的悲剧性猎奇（正如《曼岛日夜》中女导演最初的迷茫，电影改变不了什么）。它的严肃性依旧在原地踏步，只是在技术或美学上有所突破。换句话说，电影的工业属性正在扼杀它的艺术属性，但这并不是电影的问题，而是世界艺术共同的问题。

上世纪艺术曾被推向解决问题（艺术介入①）的浪潮中，在戏剧领域，有被压迫者剧场的概念，在文学上，萨特主张作者用战斗的姿态书写，引领政治实践。他们希望艺术可以直接影响行为，而不是让人在犹豫中不断退却，让艺术家在智识的煎熬中死去。但还有一条路，即与资本结合，形成艺术的垄断或艺术的市场化，让艺术彻底沦为资本主义结构中的一环。鲍德里亚②的批判就是从这里开展的。他痛斥艺术的堕落与猎奇（色情），并认为“欲望的幻觉已失落在周遭的色情术中，而当代艺术则失去了幻觉的欲望。”（《艺术的阴谋》,鲍德里亚）艺术正在沦为一个群体自我狂欢、某些偏执狂的生编硬造、市场造就的商品。电影恰好符合这三种艺术悲剧。某些导演的推举是为了某一集体利益（像是政治体系）、某些导演的创造是空泛并狂妄的（“这种欺瞒的另一面是，通过在空洞性上虚张声势迫使人们相反地给予它所有可能的重要性和信誉，其借口是：绝不可能如此空洞，一定隐藏了某种东西。当代艺术利用了这种不确定性，利用了为审美价值判断奠定基础的不可能性，把赌注押在不理解它的那些人或没有意识到根本没什么需要理解的那些人的负疚感上。”，《艺术的阴谋》）、大量平庸之作流入市场，并开始占据主流（“电影制作中出现过大量平庸之作，但这不是反对电影的理由：它不比其他艺术更糟，尽管它带来无可比拟的经济和工业后果。因此，电影大师只是更加脆弱，他们的创作更容易受到阻碍。电影史是一个长长的牺牲者名单。”，德勒兹③，《运动-影像》）如今，这种现象更加明显，大量平庸之辈被推上台前，在不断鼓励中，能力与想象失去平衡；电影的经济效应越被推崇，泡沫就越大。（无论经济效益好与坏）。其艺术性就越薄弱。薄弱的原因是没有进步，就像文学在中国仍停留在讲故事的阶段，那么中国文学就是薄弱的。

电影的严肃性远远不及文本（是由于它工业属性导致的）。例如《下一个素熙》所讲的思想性内容逃不出《爱欲已死》（韩炳哲④）的框架，而《便利店》也是在规训社会⑤福柯）之下发生的故事。但电影有自己独特的魅力，它比小说更适合还原故事。因此，它有一种真实感在其中。正如vr可以治愈人们对现实的冷漠，电影也同样具有这样的效力，只不过它无法直面现实（艺术加工），但可以让理论回归现实。《下一个素熙》为绩效社会⑥找到一个很好的实例，《便利店》同样有此作用。电影会让人们停住脚步观察世界，在无法割舍的时长中探索三倍长的人生，这是杨德昌时代的电影。放到今天，电影成为回归现实的避风港，它抵御来自短视频、网文冲击的影响力远比书籍大，唯一担心的是，电影会因为迎合流媒体而做出改变。

值得欣慰的是，独立电影与艺术电影在当下仍然很有生机。只是，这种生机与工业电影的蓬勃正将电影观众推向两个极端：一群极力维护艺术的小众观众与一群极力享受消遣的大众观众。前者愤愤不平，后者毫不在意。电影人视电影为信仰，其余观众以活着为目标。这种分裂是另一种奇观的表象：作品已死。

注释：

……还有一种绵延，是从梦境离开后形成的。是流星，当我带着梦的遗迹一路走向民宿时，它就铺在我的身后，渐行渐弱。

是由行人的数量显现的，遗迹是人的滋养。

肇始，声音还很欢闹。一群青年在身后说笑，大概六七个人，攒成一团。这种人群的杂声在道路上显得特别空灵，声音四处折返，形成一张时断时续的网。它的抽离也很迅速，稍不留神，火就灭了，留下一条漆黑的古路。两个男人走在我的斜前方，不一会儿也散了。我与剩下的男人一同前行、拐弯，直至分别。两条平行线。老师说平行线绝无交集，可她错了。平行线周围也有无数的绵延，化名为磁场，或氛围，或情绪，或温度……

灯火永远在眼前。

寄托就这样被捏成了形状，寄托也是轮回。经过一个灯光，总会有下一处等着你。它并非遥不可及，可想要接触它，还是不易的。当男人离开后，遗迹也就消失了。我回到了现实，也感受到那可怖的冬风与灯笼不断相撞的声音，一扇门支吾作响，透过门缝，我看到一辆被遮住半个的轿子与一个长方形的舆。木板斜靠着舆，旁边还有一扇门。那扇门里似乎藏着这辆马车剩下的全部零件，它半遮半掩，可手电筒的光却照不到那里。月光在此时与人工光交汇，她倾洒着遗梦，透过她，我看见一个闭合的世界，模模糊糊地映在门上。似乎是轿子在与马车赛跑。

人能赛过马？

可事实是，一会儿人腿在前，一会儿马腿在前，谁也没能甩掉谁。这是月光所讲述的全部了。我回过神来，转眼再看，却发现那墙上从来没有门，一舆一轿子，还有一只喜鹊。冬夜里的喜鹊。真是罕见。

我又拿起了杜拉斯。我想，在电影展看杜拉斯，一定很失礼。

我明确自己对电影的态度是因《绿眼睛》。在电影观众中，我属于大众。我视电影为一种消遣，或一种对理论的解读，实际上都很冒犯电影。我身边绝大多数编导生都有电影梦，我没有，我学编导只是为了上大学。

这种距离形成了我的电影观。在杜拉斯的指引下，我对电影多半持批判态度。但与杜拉斯不同的是，我并不想依靠拍电影去击垮电影，也不相信电影是对写作的屠杀。我希望自己是一个站在门线上的人，一脚涉足电影，一脚离开电影。这样做的目的是，我能更近距离地观赏电影，也能更客观地批判电影。

至于为什么一定要批判电影，站在感性的角度上，我觉得今天有些电影过于浪费了。它需要极大的人力物力、需要科技、需要金钱，还需要特定场合放映，这一切的目的仅仅为了“视觉享受”。这一点在《阿凡达2》里表现得很明显。很多观众对其故事大加批评，并没有多少人去谈论电影技术（美学或思想的内容也不再范畴内）。影评人希望看到其中的思想性内容，可谈来谈去，连一点《阿凡达》建构的最初思想（“保护环境”与“停止过度开采”）都没有谈到。观众也没有领悟到，更没有实践到。我想，《阿凡达》教给我的就是这个，保护环境这种过时且平凡的道理是不会被艺术家们喜欢的，这一点，书一样、音乐也一样、绘画也一样。只是因为电影拍摄过于复杂，其带来的影响却没有因此扩大，蛮可惜的。

这种电影给我的感觉，很像是罗斯福在经济大危机时为了让人们有工作而去大面积基建。相反，侯麦拍摄电影的方式我很喜欢，他会带着工作人员坐公交车去拍电影，《绿光》剧组除去他之外只有几个女孩，在威尼斯电影节上放映完后，当人们看到拍电影居然只有这么多人（侯麦并没有去，所以在威尼斯的全是女孩），大为震惊。电影在今天有些过于依赖科技了，因此它失去了很多人工的味道。一碗刀削面，用同一个臊子、同一水管里出来的水，机器做得和奶奶做的就是两个味道。因为重点是面。

我对她说，飘荡的红灯笼在雪地上映出的光辉，像极了海底隧道旁游过的鱼群。她说是的，或许你还可以想象成几团蒲公英、风筝与树林间摇荡的猴群，它们都被投在了雪地上，成一个光影，在摇曳中不停转换方向。

我说，怎不是女孩脸上的红潮，一群在冬夜打闹的野丫头们，或是看到了几只蝴蝶、萤火虫……对，萤火虫，这是最恰当的比喻了。它们四处飞散，在旷野中寻找族群的极乐园。每隔一段时间，虫儿们便会做出这样的举动，这些在雪地上飘摇的光影就是每一次它们的狂欢。节日。一种习俗。就像山地彝族举着火把高声歌唱，萤火虫的寻觅大概也是这样。

她说，或许可以理解为霓虹灯在车流中的模样？每一扇车窗都会带走一点灯火，它就留在车窗的厚度中，当作瞬时的标本。在某一刻，快速远离又快速燃尽，它短暂的逃离带来磅礴的光艳，从中可以看到红黄，还有一抹淡淡的青黛伏在上面。

对光的畅想一定要回到自然。我想象到荫翳下的光影，阳光在层层树叶中直直落下，它被遮挡的地方总会降下一处影子。几片影子荷叶般遮住广袤的光地，依旧是风在吹动它们不停摇晃。她说，好，我想起了故乡的桦树林。那里有唯一的秋天。

就这样，我们带着延续了梦的遗迹。绵延扩散到整个古城，我从中看到的永远与她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