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1991年

二十世纪出现了世界范围内的军事和政治冲突，三个巨人：共产主义、纳粹主义和崇美主义爆发了前所未有的战争，一个异象开始兴起：它号召人们去关注经济规律、种族激情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个人权利——对应了三种意识形态。在这一跨时代的思想和信仰革命中，天主教徒尽力在罗马教会的带领下更上世界变化的趋势，并且开始更加小型化，而新教徒广泛的参与在各种社会组织的联合之中，另一方面，第三世界的基督教开始兴起，而科技正在不断加码的军事冷战中突飞猛进，激烈的思想碰撞会诞生出一个超出所有人预料的果实。

伴随着两次世界大战，曾经庞大的世界性宗教逐渐被三种后基督教的意识形态所取代，即民族主义、共产主义和个人主义，让我们把目光转向这三个意识形态，他们每个都提出了自己的终极需求——爱国精神、解放全人类（阶级斗争和乌托邦）和成为你自己（其实是推崇一种个体价值，与之相对的是集体价值）——基督教所许诺的终极需求是人类永恒的生命和精神上的完满幸福，当然是在天国之中。

在20世纪伊始，曾经广阔的基督教世界被各个兴起的极权政体所取代，他们运用暴力机关和一些复杂微妙的心理学方法，引导人们的情感和心智——媒体、经济控制和人身自由都是方法，这种倾向最早可能来源于民族主义这种新宗教。在一战的洗礼后，在德国产生一种强调阶级团结和重申传统的价值感的趋势来对抗个人的挫折和异化，这个时期的德国的文化阶级求助于浪漫主义，陶醉在过去的宏伟史诗中，其中的英雄主义观、贵族观某种程度上也是泛神论的一种，这为德国国家社会主义、也就是纳粹主义铺平了道路，它很大程度上利用了和美化了民族主义的使命感。

希特勒上台后，采取的是迫害基督教信徒的政策，但在谋求掌权和社会支持的过程中，他假意赞成教会在国家中有一席之地，并且在1933年与教宗签订条约：确保德国的天主教徒可以不受教条制约的参与纳粹运动，这极大地提高了希特勒的声望，为了反对这场德国基督教徒运动，马丁建立了一个被称为认信教会的管理型组织，在《巴门宣言》中，反对了德国的国家集权主义。但在大多数教会的抵制和德国监督组织下，认信教会一直处于风雨飘摇中，直到1937年教宗庇护十一世《心怀忧虑》中，批判了纳粹主义和对于人种和国家的偶像崇拜，并且送到了德国的教会之中。

在俄国，通过列宁领导的革命建立的苏维埃最高领导权实行马列主义，他们认为革命是社会进步的一种手段，坚持无阶级社会的乌托邦式的立宪。共产主义革命是一种以完全的无神论为基础的世界观，他们坚持宗教是一种错误的意识，宗教是需要被消灭的虚幻形态，但是在战时斯大林认识到东正教在鼓舞人心上面的作用，因此有一定程度的放松并且批准设立教会机构。无论如何，二战对于基督教在身体和道德上都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成千上万的人被杀死，无数神职人员倒在血泊中，在战争的废墟中，崇美主义和共产主义又一次在人们之间树立起高墙。

1976年美国总统大选，吉米·卡特公开宣称自己的福音派信仰，这引起了公众的广泛讨论，施莱辛格对此评论到：“我认为卡特不应该表现他与神、耶稣之间的亲密关系……如果他真的有这种感觉，那很好，但是这个和竞选无关！”针对人民公仆的职位而言，施莱辛格的观点是没错的，美国宪法禁止宗教成为公共职位的试剂，但其实没有人能够完全的区分两者，这个其实就是福音派所面临的困境：他们在面对冷战时期世界末日的恐惧时，将安慰个人灵魂的信仰带给成百上万的人，但是他们能够再一次的带领美国进入社会理想的大觉醒吗？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复兴运动突然在美国的公众领域回归，经过一代人的稳步增长，美国足足产生了4500万的福音派新教徒——在美国内战后，南部的福音派在战败和绝望中销声匿迹，北部的福音派大多转向了千禧年主义，比如基要派，他们的基础在于放弃社会关怀，在19世纪80年代，对他们来说考察圣经、个人圣洁比改革社会生活更有意义，这也是千禧年主义的核心思想：

19世纪后期，其他宗教团体开始认同这一观点。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末世及基督徒个人生活，这些都有稳固的圣经基础，与此同时，这也让传统的福音派信徒在这个他们自身影响不断被削弱的文化里找到维持其信仰的出路，如果说他们对别人的事无可奈何，他们至少可以在属灵世界里得着安慰。

基要派最早可以追溯到1910年出版的一套12本小册子《基要信仰（The Fundamentals）》，他们一般被认为是温和的保守派，他们相信，现代派（上文提到的自由派神学）放弃了福音中最根本的东西：人具有罪恶的本性，没有神的恩典人无法获得拯救，耶稣的死是个人重生以及社会更新的核心，圣经是权威性的启示。

马修斯在1924年《现代主义之信仰（The Faith of Modernism）》中提到“科学考证”作为基础的圣经观，他认为认信神学的基本观点在于圣经是一种超自然的恩赐：“而现代派只把圣经当作一个不断发展的宗教中值得信赖的记录和产物。…人们发现对神的体验，并接受这种体验为自己宗教的创始者，在这个过程中，现代派确定圣经是值得信赖的。…基督教不再只是接受一种文学作品，而是重塑态度与信仰，即与古代虽有道德缺陷却在心灵中发现神的先贤相交。”

自由主义神学的特点如下：

基要派的特征则是：

福音派在这一时期积极参与了社会运动，例如1920年的禁酒令和禁止公立学校教授进化论，前者其实一种传统道德的社会大实验，后者是认为进化论把人和牲畜等同，忽视了一切灵性价值观，剥夺了人类道德生活的激励之源。但是历史已经发生了变化，1920年的美国人口普查显示处于城镇中心的居民第一次占据了大多数，禁酒令一出台就遭到了讥讽，事实证明传统的道德标准已经摇摇欲坠，此类事件也使得“清教徒”式的自我品性被众多美国人厌恶。

另一场针对进化论的围剿则更加刺激，基要派在全美二十多个州的法律机关上诉，要求禁止在公立学校教育“人从低等动物进化而来”的学说，这是美国人“立法能够辅助公共道德”这一信条的产物，在1925年7月田纳西州，一位叫做斯科普斯的高中生物教师被告上了法院，他聘请了达罗为自己辩护，而原告则是威廉·詹宁寺·布莱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1860—1925），布莱恩走进法庭，看着座无虚席的旁听席，他说到：“我来这里代理的唯一目的，就是反驳全美最大的无神论者和不可知者，维护神的道！”法庭里顿时掌声雷动，最终斯科普斯被判败诉，但是在田纳西州之外的地方，达罗占据了上风。

但是随着二十世纪的大战打响，基督福音派也随之衰落，直到1960年福音觉醒运动才再次兴起，这次福音派得到了个人化的基督教派的帮助，也就是五旬节派，在1970年美国联合长老会总会发布了“圣灵的工作”工作报告，这是灵恩复兴运动最官方的表态，也表明五旬节派在传统的宗派里（比如信义宗、长老宗）中深入发展。在美国，随着20世纪70年代的逝去，各福音派都受这个问题的困扰：信仰依然重要吗？几十年来，它们一直认为重生的基督徒会成为具有重要意义的教会成员，会使美国的道德气候不复从前，可是，20世纪70年代却使这一坚定的信念受到严峻的考验，福音派拥有众多的信徒，但美国社会却依然灾难不断：犯罪、离婚、种族主义、暴力、性变态、酗酒，还有吸毒。一些观察家很疑惑，也许小阿瑟·施莱辛格不是只对吉米·卡特，而是对所有的福音派说：

“如果你们有那种感觉，很好！可这完全无关紧要。”

20世纪世界范围出现了另一股力量，也就是普世主义，促使基督教的信义宗、改革宗、重洗派和圣公会走向合作与联合，也就是1948年的普世基督教协会，另一个倾向就是宗派合并，这场运动最大的批评者来自于保守的福音派，植根于复兴主义的福音派一直强调个人宗教经历是归信必不可少的。他们对于教会的适当形式不太感兴趣：他们根本的关注点在于教会的传道使命。因此，在20世纪70年代即将成为历史时，普世基督教协进会的普世教会精神明显转向社会关怀—有时甚至采用公开的政治手段一并以此作为基督教合一的基本表现形式。保守的福音派的目的则在于恢复福音传道在教会使命中的核心地位，并由衷地希望教会合一会随之而来。

对于世界范围内滚滚而动的变革浪潮，罗马的天主教会也开始转变自己的而态度，在第二次梵蒂冈公会中他们放弃了特兰托公会议造成的，那种在世俗主义、现代主义和个人主义等力量的攻击下像一座坚固的堡垒纹丝不动的形象。在这座堡垒的围墙内，人们可以找到神亘古不变的真理、弥撒中真正的献祭以及教宗无谬论，因而他们能够获得安全和拯救。

梵蒂冈议会第一次号召不打击异端、不宣扬教条、也不集结教会抗击敌对势力，他们并不再希望去对抗什么，而是去赞成一些东西，改革的最后一次分会于1965年的9月14日到12月8日召开，再次就宗教自由问题展开辩论。公会议发布关于良心自由权的宣言，宣称没有一个国家有权利通过外在压力阻止传播和接受福音。同时，罗马教会自君士坦丁时代起就坚持如下假定：无论教会在何处，只要有办法（如在西班牙和意大利），它都有权利运用公共力量强化其宗教需要，并进一步开展救赎工作；这一假定现在被推翻了。这条法令被接受之后，罗马天主教在原则上庄严地杜绝任何使用外在力量反对内在良心之声音的做法。

12月7日所颁布的宣言标志着与长达1500年之久的实践彻底决裂。第一次梵蒂冈会议的防御情绪彻底消失，它进一步冲击了整个基督教世界，许多灵性和宗教上的标志被教会自己否定了，旧的弥撒被新的普通的英语朗诵取代，教宗无谬论被放弃，这进一步引起了神父危机，也就是大量神职人员离开了教职，这次危机的根源明显在于神父的身份问题。成为一名神父到底意味着什么？将神父职位与新约描述的传道人相比较，往日环绕神父职位的神圣光环已荡然无存。而且，罗马教会中的民主趋势使古老的具有严格等级的教士制度显得不合时宜。当教会教友资格属于世俗社会中个人委身的事情，不再天生就是天主教徒，神父承担罗马教会全部使命之重担的需要也消失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标志着基督教史上新阶段的诞生，第一次全球冲突表明欧洲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势力达到了峰点，并开始退出全世界的殖民地舞台。在整个亚洲和非洲兴起很多新民族，它们在政治和宗教上改变了全球面貌。在这同样的几十年内，欧洲和北美经历着世俗化过程，关于世俗化对于中世纪民众来说，教会和国家仅仅是看待同一个现实即基督教世界的两种方式。如果一件事情被认为是属世的，那么它的含义就是指它违背了神的旨意，人们可能会称之为“异教”或“野蛮”，而不会用“世俗”这个词。

但是，18世纪的启蒙运动引进了我们现在所熟知的神圣和世俗之间的差别，今天我们把宗教仅仅看成是人类的一个活动，宗教并不是人类整个的生命。其他一些领域，像政治，旗帜鲜明地表明它们对生活的所有权。就算这些领域并没有完全忽视神的存在，也没有人认为要让神的律法对民众具有约束力。神在美国政治或美国性道德法律上所起的实际作用并不比苏联多。马克思主义将一切事物世俗化，并将其推至极致，比西方世界还要始终如一，在曾经基督教盛行的欧洲，也被称为后基督教时代。伴随着世界福音化运动的开始，福音和世俗主义被一同灌输到第三世界的人们之中。

再这样一个风云变幻的年代，基督教的宗派被质疑越来越多的问题，有些直击传教事业的核心——福音化的意义和目的到底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的回应有两种：

福音派的新教徒们对于“新教中的人文主义转向”反应极其激烈，在1970年，他们起草了被称作“法兰克福宣言”的反对声明：“人文化——是世界唯一的希望吗”，这个质问是如此的有力，以至于不少的人开始思考福音真正的使命。第二个问题是文化问题，或者称之为“文化语境”，虽然教会宣称它具有一个超自然的来源，但它逃不出人们的历史，耶稣会坐在东北的炕上吃西湖醋鱼吗？保罗会坐着狗拉雪橇给维京海盗洗礼吗？上帝会听到东南亚雨林中的祈祷吗？基督徒很容易缺乏文化身份，这不禁让人想到尼禄时期的罗马之困。第三个问题：基督教如何看待其他宗教（此处只指传统宗教而非意识形态），比如佛教、印度教、伊斯兰教、非洲的神灵、太平洋岛屿上的图腾，上帝会接受他们吗？

1970年开始，一种比起世俗主义更加激进的思潮开始在美国广泛传播，其影响完全不亚于一场心理革命，公共教育和流行文化都在背离传统的宗教道德观，拥抱崭新的自我表现道德观，不再继承植根于圣经教导的自我牺牲的伦理观

个人选择和个人权利支配着美国的流行文化，在绝大部分的美国家庭，孩子都被培养成为注重“个人表现”和要求权利的人。数百万美国人开始觉得成功就是经验丰富、感受强烈的生活，自由就是成为自己、挣脱社会约束和传统——个人主义本身其实并不是什么新事物，美国人一直崇尚他们神话式的英雄身上的美德，例如旧西部勇敢的牛仔，他们单枪匹马就可以椎翻邪恶的养牛贵族。这种高尚的美国人的传统形象都是依靠自我、发号施令的个人，他们有时为了伸张正义、扬善惩恶而抗击权贵。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这一传统的理想转换成为充分解放、充分表现的自我。美国人提出的口号是“你必须成为你自己”，“随人家怎么说吧”。幸福被倡导为一种经历丰富的生活、强烈的感观感觉和自我表现，既然“真正的自我”实际上是一种道德上不能被定义的实体，大部分人由此认为自我发现是一个永无止境的探索过程。

在这场冲击中旧的圣公宗、循道宗、长老宗、基督联合教会都逐渐无法在引起年轻人的兴趣，而保守的新教教会团体，其中包括福音派、基要派、灵恩派和五旬节派，开始繁荣起来，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相反的境地呢？增长的这些教会一方面反映出自我时代的烙印，另一方面也保留着他们对“超越生命”的信仰，而且四处传扬这种信仰。简言之，在面对这场意义重大的文化转型时，神职人员整体其实是属于处于混乱状态的，这一点也极其明显，一些人称被授予圣职的传道工作是美国“最令人感到挫折的职业”。在一份调查中只有三分之一的牧师说他们感党他们辛勤的传道工作给教区居民的灵性生活带来一定的影响，神职人员的压力增大、生病、过度劳累的情况在蔓延。总的看来，这些情况都表明，“旧时的宗教”在这种文化中已很快退居到少数派景况之中。

自我时代的兴起主要来自于两点：

早在1959年，社会批评家腓利·里夫就开始调查文化领域，发现文化领域的核心象征不再是教堂建筑，或者是立法机关的大厅，而是医院。心理学研究正在创造标准，美国的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以此来评价他们自己，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精神病治疗思维已经塑造出一批流行词汇。“保持镇定”、放松以及体验“内在空间”是很时髦、很健康的词汇；“焦虑”和“紧张不安”则指不健康，这产生了一个什么结果呢？人们很容易从心理状况来解释不道德的行为。

在战后婴儿潮一代人眼中，被早期美国人视为美德的克己伦理观，其中包括义务论、吃苦在前享乐在后以及自我克制一类的思想，不再被宣扬，也不再被视为是有价值的东西。只有权利和机会才备受珍视。喜欢表现的美国人强调自我解放，并以此来对待每一个要承担的义务——从婚姻、工作到政治和宗教无一例外，不再视之为道德职责，而是纯粹将其作为获得个人幸福的手段。而且上千万的美国人都“抓住了这个精神”。在自我如此神圣的地位当中，性似乎在个人追求自我表现和自我实现上发挥着尤为关键的功能。它似乎成为灵魂的“终极”意义的主要源头，因此，从社会控制中解放出来的性成为弥漫于整个社会的动因，界线以及界线提供的安全感一去不复返了。

另外一个因素时至今日仍然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就是大众媒体的泛滥化，在那个年代主要就是电视，在米洛维奇的著作《无地点感：媒体对社会行为的影响》中，系统的描述了电视对于美国社会行为影响的一些基本方式：

电视也推动了成百上千“少数派”或者民众的崛起，他们在看到更为广阔的世界后也看到了另外一点——自己被不公平的隔绝在世界的某个角落，它间接影响了许多“解放”运动（同、黑、女、幼、残、老开始纷纷登场），作为过渡的疗养院开始建立起来，随之而来的是核心家庭的衰落，独身和同居的风潮开始兴起

电子媒体越过了传统的媒介和审查者，瓦解了曾经印刷文化的金字塔，这意味了传统权力阶级开始失去了一些控制力量——这些信息——没有人知道来源、没有人知道形式、没有人知道真假，开始肆无忌惮的在媒体上传播，对于领袖来说这一点更加艰难，在信息透明化的趋势裹挟下，当权者被迫公开一些职责，但是讽刺的是，随着人们发现这些领袖的所作所为，就越是不接受他们的权威，每个人都可以不在其位的把一种完满的形象投射在偶像身上，一旦这些偶像泄露了信息，那它们就会有瓦解的风险，让我们这么说吧，消费者已经成为国王。

如果说在过去人们面对的最糟糕的情况是一个独裁者，那么现在人们会将电子媒体上数千万的独裁者视若寻常。

新的精神病治疗伦理学高歌盛赞直白的自我表现和公共亲昵行为，成千上万的诊所、代理机构和治疗中心创造出一个欣欣向荣的产业。由宗教制度标准所掌管的传统的自制理念不再被认为是健康的，它反映的是虚伪和奴役人的整齐划一，人们需要从他们的过去中解放出来。注重表现的个体以及“精神病治疗意识”的兴起使美国人反对美国人。

美国人分为两个团体，我们姑且称之为解放派和传统派，在一场非内战的战争中它们为争取这个民族的灵魂而斗争。这场战争最明显地标志着美国人不再分享共同的美好社会观，共同的爱国精神，共同的道德准则，或共同的宗教信仰。两派审视同一个国家，却看到不同的东西。20世纪最后15年给美国带来的是：离婚法放宽了，堕胎合法化了，“审查制度”终结了，另外还宽容“另类的生活方式”。美国学术、艺术和媒体精英——经常被称为新阶级一认为这些事件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的自由和尊严。但是另外一半美国人看到的是道德颓废、社会堕落和民族退步。传统派认为只有“真理”会将男人和女人解放出来，这个真理通过犹太一基督教的传统、信条和书籍传递下来。这些价值观为美国人提供了真道德的基础，而且，这种道德反过来也应当成为合理的法律和美好社会的基石。毕竟，这也是美国人所希望做到的。然而，美国的法律越来越根植于新的、世俗的道德之中，就像一位评论家所论述的那样：

对于这个现实，基督徒再次分裂成为抵制者和适应者，前者也就对应宗教右翼，他们建立于20世纪70年代与当时美国几次社会大事件有关，包括最高法院允许堕胎、加利福尼亚扩大对于同性恋的保护、和女权主义甚嚣尘上，于是宗教右翼通过布道、宣传和游行反对堕胎、平等权修正案、同性恋、色情文学以及政府对教育和福利的日益干涉。他们之所以具有高涨的热情，其原因在于他们认识到，美国正陷于世俗人文主义的影响，传统的家庭价值观正在受到媒体和公立学校的抨击，他们本能地抵制新阶级的价值观，也就是知识阶级。而许多新教和天主教会把自己表现成具有治愈功能的社团，以此来吸引新人。

但都必须承认的，在自我表现的时代，美国人去教堂与其是与神相遇，不如说是满足个人的需要，和美国主导文化一样，宗教几乎完全成为个人选择的事情，忏悔、立约、宣誓、传道权威、传统、社团一这些都已成为过去的回忆。对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美国教会来说，其教理越来越少了，而情感和情绪则越来越多。像自我时代的家庭一样，人们期望在一个苛刻和充满竞争的社会里拥有一个爱和容忍的港湾。

于是宗派开始没落了，越来越多的教会开始私人化，对于信众高度的个人化：

历史学家们倾向于认为这种发展趋势是美国信仰私人化的又一例证。参加特大型教会的人即使在敬拜的人群中激情高昂，他们正在寻找的仍然是可以服务于他们私人生活的信仰：有助于抚养孩子、保持家庭团结和调节个人情绪。的确，在更广泛的社会中，美国人寻求私人住宅、私人交通工具、私人花园、私人洗衣店和自助的商店。甚至在家庭中，美国人也期望至少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每个家庭或成员都可拥有自己独立的房间，甚至自己独立使用的电视、电话和汽车。但是在这个充满私人选择的世界里，美国人慢慢地发现有很多人正处于极端孤独的状态中。社会学家腓利·斯莱特在其重要的小册子《追求孤独》中可能最为恰当地表达了这种孤独情绪，他写道：

针对这种个人主义的虚无，绝对私有化带来的失去社群的感受，20世纪90年代福音派开始出现 “新兴教会运动”，它专心于强调感觉和情感非理性和线性的思维方式，强调个人体验重于命题式真理，强调包容而非排外，强调参与集体敬拜而非特大型教会中消失于人群之中的个人主义

进入21世纪，这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苏联曾经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说：“我们的国家不存在任何神祇，人类自身就拥有神圣的能力，科学、平等和经济进步才是开启未来的金钥匙”，在其最终解体后，一个巨大的社会理想破灭，基督的教义再一次在俄罗斯的土地上复兴，去弥补人所从未停止过的精神需求。

另一方面，世俗化不仅仅是一个历史过程，他也是一个思维的模式改变，人们抛弃了任何宗教观的益处，并以此来观察这个世界。或许最明显地表现这种世俗化思维的是人们对宗教多元主义采取的新态度。当代美国人面对各种各样的宗教和属灵体验，每个人都声称会界定实在。可是，其中没有一个可以号令天下。事实上，世俗化削弱了对基督教合理的界定，对于走在大街上的男男女女而言，剩下的只有由个人内心的感觉界定的宗教信仰。

在多元主义社会中，基督教信仰依然对人们在家庭内部的行事动机和自我认识有所影响，但基督教会经历了意义深远的变化。旧的传教锐气已成为过去，多元主义社会需要的不再是皈依而是合作。其结果是，教会必须推销它们的传道工作。多元主义处境是市场处境。要向有自主权的消费者推销某件商品，如果没有将他们对某个产品或服务的期望考虑在内，就不可能获得成功。因而大部分教会的宗教活动逐渐为大众口味所主宰。教会强调家庭以及私人化的个人心理需要，但对生活中的政治、经济难题却表态甚少。在此，多元主义处境向美国教会呈现出两种基本选择。它们可以选择迎合周遭广大的世界，在宗教自由事业中玩多元主义游戏，对于消费者尽其所能地投其所好。它们也可以选择拒绝适应世俗，躲避在它们所能维持的教会结构之后，尽可能地假装什么事也没发生，继续推崇原先的目标。很明显，在这两者之间大量的居间选择——尽管适应和抵制的程度各不相同——还存在着。大多数教会都力求在“这两种选择之间”寻求平衡点。

最后一篇整理完似乎非常的乱，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出于一些原因，并没有展开去谈他们的组织和信仰角色，主要以美国为中心舞台讲述了个人主义浪潮对于整个社会意识的冲击，在过去，这其实都是基督教的传统地盘，但时过境迁，在科技和个人意识的大大强化下，个人权利被端上了神位已经不可避免，任何试图忤逆这一律法的人都会被打为异端，在话语权的另一端——集体、团队和共存被冷落——当然到了现在他们又一次被重新提起，事实上从二十一世纪的某一个时段开始，人们又重新开始重视组织和人与人之间，微妙的存在感，没有一条鱼能够离开海水而活，人终究会意识到自己是那条鱼

关于该篇的时间段的尾部，其实是我自己加的，因为世界其实从1991开始又走向了一个长期和平和全球化的时代，之后又一次变向，当人们开始重新寻找能够让身边的人们重新组织在一起的方法时，教会又会重新出现，因为在长久的过去，这就是它一直在扮演的角色，对比千年的跨度，也许有时候我们眼前的时间才是少数和不寻常的

整个系列由于时间的跨度实在是太大了，其实在每一个时间段内我们都没有足够多的时间去展开讲述它的社会情况，只能做到点到为止，整篇还是以吐槽和科普为主，毕竟讲历史的最好方法就是讲故事，讲故事最重要的那就是氛围，当在尽力勾勒一个个世界样貌的时候，那氛围应该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