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汤姆·斯特恩（Tom Stern）

1844年10月，尼采于普鲁士萨克森州的勒肯镇（Röcken）出生。他的父亲是路德宗的牧师，在尼采5岁时去世。在这之后，尼采全家搬到了瑙姆堡。1858年，尼采进入附近知名的寄宿学校舒尔普福塔（Schulpforte，或称Pforta.）学习。在舒尔普福塔，尼采过人的学术天分开始展现出来。在这里，尼采主要修习拉丁语和希腊语，打下了深厚的古典学功底。正如后文中詹姆斯·波特（James Porter）所言：尼采总是通过现代视角来回视古代，也总是通过古代视角来审视现代。尼采在舒尔普福塔的最后一篇文章是关于古希腊诗人塞奥格尼斯（Theognis）的论文——通篇由拉丁语写就，长达64页。除了拉丁语和希腊语以外，一些现代作家的作品也对尼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包括莎士比亚和艾默生。

在舒尔普福塔，尼采的神学信仰开始衰退。但是，在1864年，他依然选择在波恩大学攻读神学和语文学（Philology）。在波恩，他跟随古典学家弗里德里希·里奇尔（Friedrich Ritschl）学习。两个学期之后，尼采搬到了莱比锡，在那里学习语文学（此时他已不再学习神学）。在这之后，里奇尔很快就开始对尼采的研究产生了兴趣。

除了接受里奇尔的指导之外，在莱比锡的生活还对尼采产生了三个重要的影响。第一：在搬到莱比锡后不久（即1865年），尼采购买并阅读了叔本华的著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1]。在这之前，他已经接触到了叔本华的思想，但是直接的阅读无疑给他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象。据尼采自己所言，他曾短暂地实践过叔本华所宣扬的那种禁欲主义生活。罗伯特·威克斯（Robert Wicks）将在他的文章中告诉我们：叔本华给尼采留下了深刻的影响——这一点怎么强调都不为过。第二：尼采在莱比锡遇到了理查德·瓦格纳——后者正在这里躲避初婚破裂后绯闻的烦扰。此时，尼采爱上了瓦格纳的音乐，也随之爱上了瓦格纳。而瓦尔纳也因此接受了尼采。尼采与瓦格纳的友谊正是后文中马克·贝瑞（Mark Berry）文章的主题。

最后也最重要的是：尼采于1866年阅读了于同年出版的弗里德里希·阿尔贝特·朗格（Friedrich Albert Lange）的作品《唯物主义史及其现实意义批判》（A History of Materialism and Critique of Its Present Significance）[2]。朗格同样也是里奇尔的学生。在这部作品中，朗格提出了两个重要的观点。第一：实证科学已经成为了我们追求知识的最佳手段，但我们在实证科学中的发现恰恰说明了“充分了解世界本身”这一任务是不可能的。第二：朗格默许甚至鼓励人们对不可知的终极实在（the unknown ultimate reality）进行思考——只要人们不会把这种诗意的猜想和科学知识弄混。对于尼采而言，朗格的这本书对叔本华的形而上学提出了含蓄的反对：它声称那些关于终极实在的知识都是非法的。此外，它也提供了关于实体哲学的历史（其中包含了对康德的思考）、对达尔文进化论的提及（尽管十分片面），以及对现代生物学的各种看法。朗格对尼采思想的影响不可忽视。然而，这一影响的范围与实质难以确定：尼采从未在已出版的作品中提到过他，而在未出版作品中提到朗格思想时，尼采的态度即使不是轻蔑的，也至少是批判性的 [3]。

在里奇尔的帮助下，尼采于1869年获得了巴塞尔大学古典语文学教授的职称（他于同年搬到那里居住）。在这一时期内，尼采对自己的职业使命产生了怀疑。然而，巴塞尔大学的职称为他提供了足够的资金，除此以外还有别的便利：巴塞尔离瓦格纳居住的特里布申（Tribschen）很近。尼采成了瓦格纳的常客，很快，他们成为了密友。同瓦格纳的友谊深刻地影响了尼采，并在他的作品《悲剧的诞生》（1872）中有所体现。这本书既不是纯粹的语文学和历史学著作，也不是任何传统意义上的哲学作品。在这篇作品发布之后，乌尔里希·冯·维拉莫维茨·莫伦多夫（Ulrich 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f）——尼采在舒尔普福塔的“前同学”对之进行了严厉的批判：维拉莫维茨认为尼采的这部作品是对他们母校的一种侮辱。之后，尼采又发表了四篇论文，并在随后以《不合时宜的沉思》（1873）命名并编辑成册。此外，他还写就了一篇名为“真理和谎言之非道德论”（“On Truth and Lies in a Non-Moral Sense”, 1873）的论文，但没有发表。这篇文章在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不合时宜的沉思》中最后一个沉思《瓦格纳在拜雷特》里，瓦格纳对于巴塞尔时期的尼采的影响隐约可见。但是在这之后，尼采对于瓦格纳所抱有的激情也开始消退了。1876年，尼采参加了在拜罗伊特举行的第一届瓦格纳音乐节，但它带给尼采的似乎只有失望。尼采随后出版的一本书《人性的，太人性的》（1878）标志着他和瓦格纳的决裂。之后，尼采同保罗·李（Paul Rée）交好——他们之间的友谊是在尼采阅读了李的《道德情感的起源》（The Origin of the Moral Sensations）后产生的。但他们的友谊不久后伴随着苦涩结束了：经李的介绍，尼采在1882年于罗马遇到了露·莎乐美——那时她还是一名才华横溢的学生。尼采和李同时爱上了莎乐美，两人之间的友谊随之破裂。最终，尼采又回到了孤独之中。

除了在1870年底的普法战争期间担任医疗助理外，尼采在巴塞尔待了十年之久。在这期间，他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在1879年，尼采已经不能胜任他的工作了。从那之后，尼采靠着大学教职带来的资金在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之间不断辗转。他喜欢在地中海附近度过冬天，在阿尔卑斯山附近度过夏天。尼采毕生保持着无国籍者的状态。在加入巴塞尔大学之前，他放弃了普鲁士的公民身份，但在之后他并未获得过瑞士国籍。在他漫游的这段时间里，尼采的创作期达到了巅峰——正是这些书最终奠定了他的声名。1889年10月，尼采的漫游伴随着他的精神崩溃而结束。据传，尼采的崩溃是因为目睹一匹马遭受鞭打而引起的。无论导致他崩溃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总之，尼采再也没有恢复过来。他的母亲在之后的日子里照料尼采的生活。随后，这项任务落到了他妹妹的手里。直到1900年，尼采离开了人世。

以上的简述中忽略了许多内容，其中大部分的原因都是为了节省笔墨。但是有些省略是为了排除那些编造的或不确定的信息：比如关于尼采是否是死于梅毒 [4] 的争论。研究尼采的学者们总是希望他们不必为一些和研究无关的话题多费口舌，但是他们往往不得不对这些话题做出一些澄清。在他的时代，尼采尤以他的反平等主义（anti-egalitarianism）而闻名。尼采的部分吸引力无疑来自于这些令人震惊甚至畏怖的观点之中。

某一些疏漏应该在这里得到强调，它们并非空穴来风，而是令人惊讶的事实：第一，尼采没有接受过任何正式的哲学教育。他的确阅读过许多哲学和其他领域的资料，但是他没有阅读过许多大哲学家的一手文献——其中也包括他自己提到过的名字。其次，尼采阅读过许多“小哲学家”的作品——他们的名字早已被高度专业化的学术圈所遗忘，但他们对尼采产生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第三，尼采对所阅读过的文献的使用情况仍不明朗。安德烈亚斯·乌尔斯·索默（Andreas Urs Sommer）将在他的论文中对尼采所阅读过和没有阅读过的文献进行区分。这将涉及尼采对于文献的引用情况和现代学者可能使用的各种文献证据 [5]。

[1] On Nietzsche’s description of his reading of Schopenhauer, see Sommer, this volume. [2] Lange (1866). [3] Stack (1983); Wilcox (1989: 81–9); Brobjer (2008: 32–6); Blue (2016: 236–43). For a discussion of Lange in the context of contemporary debates about materialism, see Beiser (2014: 53–132). [4] Compare Volz (1990); Huenemann (2013: 63–82). [5] In preparing this short biography, I have consulted: Hayman (1980); Nietzsche KSA vol. 15; Brobjer (2008); Safranski (2003); Young (2010); Blue (2016). I have also consulted the relevant volumes of the NietzscheKommentar ser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