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华记丽谱》一卷，附有《笺纸谱》一卷和《蜀锦谱》一卷，由元代费著撰写。费著是华阳人，曾考中进士，被授予国子监助教的职位，官至重庆府总管。成都自唐代以来就以繁华著称，在西南地区首屈一指。当时担任地方长官的人，大多是从朝廷派来的宰相，他们生活富足悠闲，每年都会举行宴会聚会，逐渐形成了传统。因此，张周封写了《华阳风俗录》，卢求写了《成都记》，来赞美那里的盛况。关于官员出游娱乐的说法至今仍在流传。到了宋初，这种风气仍未消退。前后几任太守，如刚正不阿的张咏、清廉正直的赵抃，也都顺应当地风俗，不废娱乐游玩。虽然这种奢侈华丽的生活方式不可取，但当地的物产丰富、民风淳朴，以及流传下来的许多佳话，仍为世人所称道。南宋末年，四川遭受战乱，百姓生活困苦，昔日的繁荣景象不再。费著因此追述往事，编写了这本书，从元旦到冬至，无不详尽记载。这本书的体例类似于《荆楚岁时记》，通过回顾过去的盛衰变迁，也流露出对往昔繁华的怀念之情。唐代韩鄂有一本名为《岁华纪丽》的书，是一部分类编排的书籍，而这本《岁华记丽谱》只是名字相似，实际上是一本地志。书末还附有《笺纸谱》和《蜀锦谱》，因为汉唐以来，这两种物品在四川非常有名，但之前没有专门记载其历史和种类的书籍。费著在记录风俗的同时，也详细介绍了这些特产的历史和品种，这对于我们了解和考证相关知识很有帮助。

成都的游赏活动在西蜀地区最为盛大。因为这里地广物丰，人们喜欢娱乐。每逢太守举行年度宴会时，随从众多，车马服饰华丽，歌舞表演和各种奇技异能层出不穷，百姓们也乐在其中。这些活动每年都有固定的时间，被称为传统习俗。到了这个时候，男女老少都会穿上节日的盛装，扶老携幼，挤满街道，尽情游玩。有时还会在广场上摆放座椅，供人观看，称为“遨床”，而称太守为“遨头”。宋朝时，益州是一个重要的地方，朝廷曾考虑派宋祁担任太守。宰相反对说：“四川风俗奢侈，宋祁又喜欢宴饮游乐，恐怕不合适。”但朝廷没有听从，最终还是派他去了。宋祁之前奉命编修《唐书》，便带着书局一同前往。每次宴会结束后，他会洗手漱口，进入卧室，放下帘子，点燃两根蜡烛，让侍女在一旁侍候，专心写作。看到这一幕的人，都以为他在像神仙一样修撰《唐书》。有一次在锦江宴会上，天气微寒，他让人拿来半臂衣。侍女们各自送来一件，宋祁担心厚薄不均会引起误会，最终一件也没有穿，忍着寒冷回去了。这个故事在当地流传甚广，成为人们谈论的话题。田况曾写过《成都遨乐诗》二十一首来记录这些事实。薛奎也写了十首《何处春游好诗》，自号“薛春游”，以顺应当地风俗，并希望以此改变他在京城时严厉的形象（当时人们称他为“薛出油”）。这些都可以让我们想象到当时的繁荣景象。

到了清献公撰写记述时，他说：“以前的宴会都是由牙校负责管理。因为酒税收入丰厚，人们乐于承担这项工作。每年的财政收入可达千万贯以上。自从新法颁布后，酒坊被官府接管，牙校虽然得到一些钱，但不足以维持生计。后来讨论设立成都市易务，每当有游观活动时，人们都很担忧，参与人数减少了一半。直到浣花节后才恢复正常。现在每年给公使的钱只有三万贯，常常感到不足，就像一个巨人盖着窄小的被子，脚盖上了肩膀就露出来，左边盖好了右边又冷了，非常可笑。如今的菜肴比以前简单，乐师和演员的报酬也减少了。如果完全取消这些活动，就不符合天子治理一方、惠及远方人民的意图，而且那些靠卖食物和水果为生的小商贩也会失去生计。因此，这些游宴活动是不可废除的。”从清献公的话中可以看出，蜀人的贫富喜忧与政事密切相关。现在我们从元旦开始，按顺序记录这些事情。

正月初一，郡里的居民清晨手持小彩幡，前往安福寺塔游玩，并将彩幡粘在塔柱上，密密麻麻如同鳞片般的火光，以此来祈求平安，防止咸平之乱再次发生。塔上点燃灯火，僧人们齐声诵经，聚集在一起。太守会在塔前设宴，傍晚时分登上塔顶眺望。

初二日，人们出城到东郊游玩，早上在移忠寺（旧名碑娄院）举行宴会，晚上则在大慈寺设宴。清献公记载说：“宴会结束后，歌妓们会用新词送茶，这个习俗是从宋祁开始的。因为临邛的周之纯擅长作词，曾写了一首《茶词》，教给歌妓们演唱以奉承宋祁，后来便沿袭下来。”

初五日，有五门蚕市。据说这是从蚕丛氏时期开始的传统，人们常常称太守为“蚕丛太守”，并在城门外设宴庆祝。

元宵节放灯。旧记载中提到：“唐明皇在京师放灯，非常壮观，叶法善奏报说：‘成都的灯也很壮观。’于是带皇帝到了成都，在富春坊喝酒。”这只是道听途说，不必深究。咸通十年正月二日，街坊点灯奏乐，昼夜喧闹。这大概是大中年间太平盛世的余风。由此可见，唐代放灯并不只限于元宵节。蜀王孟昶时期，偶尔也会放灯，但没有固定日期。宋开宝二年，朝廷下令次年元宵节放灯三夜，从此每年如此。十四、十五、十六三天，早上都在大慈寺设宴，晚上则在五门楼设宴，夜晚观看山棚上的变灯表演。活动结束的时间由太守决定。如繁杂绮丽的街道，灯火最为壮观的地方要数昭觉寺。此外还有钱灯会，始于张咏时期。因为在灯会期间，两位都监穿着戎装巡视，以防奸盗。活动结束后，会设宴慰劳他们，由通判主持，在宣诏亭或涵虚亭举行。过去是在十七日举行，现在没有固定日期，通常在府衙内举行，专门宴请监司。

二十三日，圣寿寺前有蚕市。张咏开始在寺内举办集市，让百姓售卖农具。太守先到寺内的都安王祠进行祭奠，然后设宴。过去是在万里桥出发，登上乐俗园亭，现在则是早上在祥符寺设宴，晚上在信相院设宴。

二十八日，民间传说这一天是保寿侯的诞辰。人们出笮桥门，到保寿侯祠进行祭拜，接着前往净众寺邠国社丞相祠祭拜。仪式结束后，会聚餐，晚上在大智院设宴。

二月初二，是踏青节。最初，郡里的居民分散在四郊游玩。张咏认为不如集中在一起更为欢乐。于是这一天从万里桥出发，准备数十艘彩舫，与宾客官员分乘，前面有歌吹引导，称为“小游江”。而浣花溪则被称为“大游江”。男女老少聚集在一起，观看的人非常多。傍晚在宝历寺设宴。张咏为此写了一首诗：“春游千万家，美人颜如花。三三两两映花立，飘飘似欲乘烟霞。”张咏虽然铁石心肠，却能写出如此美丽的词句！后来这成为惯例。清献公记载说：“当时彩舫的数量增加了好几倍，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八日观街药市，早上在大慈寺的设厅设宴，晚上在金绳院设宴。

三月初三，出北门，在学射山设宴。宴会结束后举行射箭活动，因为张伯子在这一天升天。巫觋在路上卖符，游客佩戴以祈求养蚕避灾。轻纱小伞，照耀山丘。傍晚在万岁池亭设宴，并在池中泛舟。九日，观街药市，早晚的宴会安排与三月八日相同。二十一日，出大东门，在海云山鸿庆寺设宴，登上众春阁观赏模石。开元二十三年，灵智禅师在这一天圆寂，当地人敬仰他，便在这一天进山朝拜，逐渐形成风俗。山上有个小池塘，男女在这里探石，以占卜求子的吉祥。之后又在大慈寺的设厅设晚宴。二十七日，在大西门睿圣夫人庙前有蚕市。最初在小市橘举行，田公因祈雨应验，将蚕市移到庙前。太守先到各庙进行祭拜，然后在众净寺设宴，晚上在大智院设宴。寒食节，出大东门，早上在移忠院设宴，晚上在大慈寺的设厅设宴。过去寒食节时，太守会在近郊设酒馔，祭祀无依无靠的鬼魂，称为“遥享”。后来建立了广仁院，用来埋葬无人认领的死者，并派官员前去祭奠。民间扫墓的人们也会聚集在郊外。天禧二年，赵稹曾开放西楼亭榭，供士人和百姓游览。从此每年寒食节，都会开放园林，设置音乐、酒垆、花市、茶房和食肆，比蚕市还要热闹。男女老少前来观赏，太守会与宾客官员一起聚会十天，这是府庭游宴最为盛大的时候。近年来，从二月就开始开放园林，持续一个多月才结束，酒商从中获利颇丰。有人向府衙请求延长开放时间，府尹也同意了。

四月十九日，是浣花佑圣夫人的诞辰。太守出笮桥门，到梵安寺拜谒夫人祠，并在寺内的设厅设宴。宴会结束后，登上船只观看各军的骑射表演，前面有歌舞引导，沿江而上至百花潭，观看水上嬉戏和龙舟竞渡。官船和民船在江上往来穿梭，有的人在水边搭起帐篷，尽情游玩，这是郊游中最热闹的时候。清献公记载说：“过去太守会派使者分发酒给游人，根据人数多少来决定发放的数量。”自从公使的钱有限制后，这个惯例就停止了。但为了不让百姓失去太平盛世的乐趣，便用随行的公使钱酿酒分发给大家，虽然不如以前那样丰盛。

五月初五，太守在大慈寺的设厅设宴。医生售卖艾草，道士卖符咒；红绳、彩楼、长命避灾之物，筒饭、粽子等应有尽有。

六月初伏日，太守与监司会面；中伏日，与职官以上官员会面；末伏日，与府县官员会面，都在江渎庙的设厅举行。最初，文潞公建了设厅，以伏日聚会避暑，从此成为惯例。早上宴会结束后，会在池中泛舟。傍晚再回到设厅设晚宴，观者在池边饮酒，整天欢乐。赵清献公限制公使钱后，只在初伏日举行聚会，现在仍沿袭这一做法。

七月初七，晚上在大慈寺的设厅设宴，黄昏时登上寺门楼，观看锦江夜市，乞巧物品一应俱全。十八日，在大慈寺散盂兰盆，先在寺内的设厅设宴，宴会结束后再到华严阁下散去。

八月十五日，中秋赏月。过去在西楼设宴，在锦亭赏月，现在则在大慈寺设宴。

九月初九，玉局观药市，太守在旧宣诏堂宴请监司宾客，晚上在五门设宴，持续两天。官府搭建帐篷供人游览，有人说有人在这里恍惚间遇到仙人。

冬至节，在大慈寺设宴。第二天早上在金绳寺设宴，晚上再回到大慈寺设宴。清献公记载说：“冬至前一天，太守带领宾客出北门石鱼桥，准备好酒菜观赏樵夫，然后在天长观设晚宴。”这是文潞公开始的做法，后来又取消了。

古代的书写材料多用竹简，其次是缣帛。到了东汉蔡伦时，开始用树皮、麻头、破布、渔网等制成纸张。竹简太重，缣帛较贵，人们便觉得纸张更为方便。蔡伦是宦官，史书上多称赞他的才能。然而他受宫廷旨意谄媚权贵，仍带有宦官的习气。他的智慧足以创造新事物，但也因此招致杀身之祸。不过他在文字方面有功，至今人们还称这种纸为“蔡伦纸”。现在天下都用树皮造纸，而蜀中则完全采用蔡伦的方法。笺纸有玉板、贡馀、经屑、表光等种类。玉板和贡馀是用旧布、破鞋、乱麻制成的，而经屑和表光则必须用乱麻。于是造纸的人们建庙来祭祀蔡伦。这座庙在大东门的雪峰院内，虽然不甚壮丽，但每逢节日，前来祭祀的人络绎不绝，以示不忘本。蔡伦的恩惠惠及了数百家，即使过了千年，人们仍然铭记。

《易经》中认为西南方位属坤位，而四川位于西南，物产厚重而不浮夸，这正是坤的特性。因此，生长在四川的物品比其他地方更为厚重，纸张也是如此，这是地理环境使然。府城南五里处有一个百花潭，其支流分为两条，都有桥相连，一条叫玉溪，一条叫薛涛。从事造纸业的人家住在锦江边。这里的水洗濯锦缎更加鲜艳，因此称为锦江。用浣花潭的水造纸特别好，这也是水质适宜的缘故。江边凿有石臼作为碓，上下相连，所有用于造纸的原料都要捣烂并清洗干净，然后根据需要的大小长短来制作。砑纸时可以制成布纹、绫绮、人物花木、虫鸟、鼎彝等各种图案，虽然变化多样，但都是顺应时宜的。

以人命名的纸张，有谢公笺和薛涛笺。所谓谢公笺，指的是谢景初（字师厚）。师厚创制了一种便于书写信件的笺纸样式，民间因此以其名字命名。薛涛原本是长安的良家女子，父亲因官职寓居四川后去世，母亲守寡抚养薛涛长大。薛涛不仅以诗闻名，还能化妆打扮，与士族交往。有时宾客会私下与她宴饮交谈。当时韦皋镇守蜀地，召她侍酒赋诗，僚属们对她刮目相看。一年后，韦皋提议以校书郎的职位奏请朝廷任命她，但护军反对，此事便作罢。薛涛出入幕府，从韦皋到李德裕，共经历了十一任节度使，都因她的诗才而受到赏识。与她唱和的文人有元稹、白居易、牛僧孺、令狐楚、裴度、严绶、张籍、杜牧、刘禹锡、吴武陵、张祐等二十多位名士。薛涛居住在百花潭，亲自制作深红色的小彩笺，用来书写诗歌，与贤士们交流，这种笺纸被称为“薛涛笺”。晚年她住在碧鸡坊，建了一座吟诗楼，在上面休息。后来段文昌再次镇守成都时，太和年间薛涛去世，享年七十三岁，段文昌为她撰写了墓志。

谢公笺有十种颜色：深红、粉红、杏红、明黄、深青、浅青、深绿、浅绿、铜绿、浅云。杨亿在《谈苑》中记载，韩浦寄给弟弟的诗中有“十样蛮笺出益州，寄来新自浣花头”的句子，谢公笺可能就是由此而来。薛涛所制的笺纸，只有深红色一种。前蜀王衍曾赐给金堂县令张蠙五百幅霞光笺，霞光彩可能是现在的彤霞笺，也是深红色，因为用胭脂染色最为华丽，范成大也非常喜爱。然而经过梅雨季节，颜色会褪败变黄，难以长久保存，范成大对此感到遗憾，认为这些笺纸只适合一时把玩，不宜久存。薛涛以笺纸闻名，虽然出身良家却沦为妓女，韦皋想给她官职，段文昌为她撰写墓志，这是为什么呢？当时幕府中的宾客多是天下选一的英才，他们纵情享受而不收敛，这在唐代藩镇中是很常见的现象。薛涛确实得到了认可，而诸位官员似乎也因薛涛而失去了某种东西。

纸张种类繁多，都是玉板、表光等品种的衍生品。近年来有一种百韵笺，由两种材料制成，横向比普通纸长三分之二，可以写一百韵的诗，因此非常方便。纵向宽广，可以尽情挥毫。所有纸张都有连二、连三、连四等规格（卖纸的人称连四为“船”）。笺纸还有青白笺，背面青色正面白色；有学士笺，长度不满一尺；小学士笺，又短一半。仿照苏州制作的杂色粉纸称为假苏笺，上面印有金银花纹，太平盛世时前辈们常用，中间一度停用，近年又开始制作。苏州的纸多为布纹，而假苏笺都是罗纹，只是纸骨柔软薄透，如果加厚一些，则可以胜过苏州的笺纸。

蜀笺纸较重，一个人只能扛五百张。各地都以川笺为贵，因为它来自远方，难以获得。然而徽纸、池纸和竹纸在四川也很受欢迎，因为它们轻便，商贩将这些纸带到成都，每张的价格几乎是川笺的三倍。范公在镇守四川的两年里，只使用蜀纸，节省了很多公帑费用，并且对四川各官府和州县在公文上使用徽纸和池纸感到不解。范公使用蜀纸，重视那些被轻视的东西。四川人向上级呈递文书时则不敢轻视重要的东西，这是从价格高低的角度来说的。我从四川士人那里得知：澄心堂纸是仿照李氏澄心堂的样式制作的，质地轻脆而精绝。中等的是玉水纸，最下等的是冷金笺，用于一般的用途。

广都纸有四种：一种叫假山南，一种叫假荣，一种叫冉村，一种叫竹丝，都是用楮皮制成的。这些纸比浣花笺更清洁，公私文书、契约、图籍、文牒都用这些纸。没有粉的宽幅纸称为假山南；有粉的窄幅纸称为假荣；在冉村制造的称为清水造；在龙溪乡制造的称为竹纸。四川的经史子集书籍都用这种纸印刷。竹丝纸轻细如池纸，价格比前三种稍贵。近年来又仿照徽纸和池纸的方法制作胜池纸，也可以使用，但还不够精致。

双流纸产自广都，每张大约一尺见方，品质最低，但使用最广泛，价格也最便宜。实际上双流并没有这种纸，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隋炀帝时期将广都改名为双流，怀疑纸名是从隋朝开始的。这种纸也被称为小灰纸。

四川以锦闻名天下，因此城名为锦官城，江名为濯锦江。《蜀都赋》中说：“贝锦斐成，濯色江波。”《游蜀记》中提到：“成都有九璧村，出产美锦，每年进贡朝廷。”宋朝时，每年都要上供锦帛，转运司提供费用，而府衙负责具体事务。元丰六年，吕大防在府治东边建立了锦院，招募了五百名工匠进行织造，并设置了官员来管理。在前面建了一座楼，作为储存和待发之所，命名为“锦官”。吕大防还为此写了记文，文中大致说：设有织机一百五十四台，每天需要挽综工人一百六十四人，用杼工人五十四人，练染工人十一人，纺绎工人一百一十人，才能满足生产需求。每年消耗的丝线以两计算为十二万五千两，红蓝紫茢等染料以斤计算为二十一万一千斤。织室、吏舍、出纳之府共有房屋一百一十七间。当时所织的锦分为四种：上贡锦、官告锦、臣僚袄子锦、广西锦，总共六百九十匹。

渡江以后，对外贸易的需求比太平时期增加了十倍。建炎三年，都大茶马司开始织造锦绫被褥，用来折抵黎州等地的马价，从此禁止私贩。又在应天北禅鹿苑寺三处设立织造场。这些锦从真红被褥到其他品种，共有十多种。于是中国的织锦工艺，逐渐转向了少数民族地区。乾道四年，由于三个织造场分散，便在旧廉访司洁已堂建立了新的锦院，将所有织机户集中在一起。为了防止私贩，依靠宣抚使的力量向朝廷请求，将府治锦院合并为一个。让所属工匠按颜色和规格进行织造。随着马政的重要性增加，织造数量也增多，费用也随之增加，防范措施更加严密，这是必然的趋势。

现在将承平时期的锦院与现在的茶马司锦院所织锦的名称记录下来，以便后来者参考。

转运司锦院织锦的品种（即成都府锦院）：

茶马司锦院织锦的品种（《茶马司须知》中说：每年根据蕃蛮到马的数量多少来使用，没有固定数量）：

细色锦的品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