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总是在思考和说话，我们并不在意自己是否用语言思考。但在一些情况下，这个问题会勾起我们强烈的好奇。比方说找词的经验，我想描述一个人过于苛求又缺乏同理心。我知道有一个词正好可以用在这个地方，但就是一下子想不起来。过了一会，我忽然想起来这个词就是刻薄。这个合适的词是怎么出现在我脑子中？这个时候发生了什么？

找词时候发生的事情是不是这样，在我心中有一个我想表达的那个意思，我寻找合适的词语来表达这个意思。顺利的情况下，我流畅地使用语言表达心里的意思。在找不到词的时候，我就是没有找到那个合适的词来表达心中的意思。这样的想法其实也符合直觉，我要表达的内容应该以某种形式存在于我心里了，这样我才能把它写下来或者说出来。

此外我们也有其它类似的表达，我们会说“当时我想说的意思是….”或者“你误会了我当时的意思”。这时发生的事情是，我已经有了一个要表达的意思，但没有用适当的语言表达出来，结果对方发生了误会，误解了我心中想表达的意思。进一步，在把一段汉语翻译成英语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不正是把这段汉语的意思用英语表达出来。我要表达的意思就在我心中，这样类似的想法把我们引向一个方向，那就是思想语。

我们想表达的意思在大脑中以思想语的形式存在，我们在思考时也在使用这样一套系统。有一些学者持有这样的看法，思想语即The Language of Thought。其中不乏知名的学者，比如斯蒂芬·平克在TED演讲中这样描述思想语：

用另一种方式来看，如果我们对大脑的了解足够深入，如果科学仪器对大脑皮层活动分辨率足够高，我们可以解读出来一个人在想的东西，比方说读出这个人想说的话。因为人想说的话肯定是以某种方式反映在神经系统的活动中，正如我们想说的话以思想语的方式存在。

这套想法似乎很有道理，我们大脑中运转这一套符号系统，我们用它们思考，产生出意图，之后用语言形式表达出来。比方说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就是心中的思想语转换成不同的语言形式。但是，思想语面临着一些相当困难的问题。

思想语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语言决定论。

如果我们是使用语言思考，语言就决定了思考的范围和方式。以空间关系来说，描述物体间的空间关系是语言的一个常见功能，但不同语言处理空间关系的方式并不相同。比方说在芬兰语中没有介词，空间关系要靠名词的尾标来表示。在汉语中我们说“我在院子里看到一只狗”，同样的话在芬兰语中可能要表述成“我-看到-一只狗-院子（作为容器）”。但我们可以思考另一种语言对于空间位置的不同说法，我们可以理解芬兰人的思考方式。在这个方面，至少汉语没有限制我的思考。

那么是不是在更深层的思想语中我们和其它语言的使用者有一套相同的位置词系统？所以我们和芬兰人还是可以互相理解。但如果在深层中我们和芬兰人对位置有一样的理解，为什么我们和芬兰人却发展出区别如此大的语言系统？况且在描述空间位置时候我们实际想的是什么呢？难道不正好就是“我在院子里看到一只狗”么？

还有其他一些问题，比如在思想语中有多少颜色词呢？如果缺少了某个颜色对应的词，是不是我们就无法识别辨认这个颜色了呢？这也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已经有实验大概表明，不同语言使用者对颜色辨别能力是类似的。一个颜色在我的语言中没有对应词，似乎并不影响我回忆比对这个颜色。此外还有味道和声音，我们无法准确形容一杯咖啡尝起来什么样，但我们依然可以鉴别、回忆、对比咖啡的味道。这个意义上语言也没有限制我们。

那么是不是我们的语言有自己的限制，很多思想的内容没有办法用语言描述，但这些思想的确是之前就在我心里了，我们只能蹩脚的用语言去表达这些思想。可惜，这种想法可能也是很多误解的来源。

维特根斯坦对这个问题有过深入的考察：

想象一种常见情形，我在和别人解释一件事情，说到一半我被意外打断，之后我继续说下去。这时候发生了什么？如果有人问我：“你被打断后怎么知道该如何继续？”我可能会说：“我当时想起来我要说什么了。” 这种理解好像是我拿着一个笔记本，上面记录着我要说的内容提纲，被打断后我看了眼笔记本上的笔记，之后继续说下去。但在说话中断后我有很多种方式可以继续下去，即使对照着笔记本上的提纲也是这样，我是对比了各种可能的继续方式后做出了选择么？实际上我没有去看内心的笔记做出选择或者做出解释，我就是想起来，“哦，当时我要说的是这个”，之后自然的继续说下去。

我们总是觉得自己当时想说的东西已经在我心中了，维特根斯坦用一个比方来说明这种误解，就是尺规作图三等分任意角。之前数学家谈论和寻找三等分任意角的方法，仿佛这个方法就在某个地方等待发现，但后续的数学发展证明这个方法并不存在。同样“我当时真正想说的是…”也是这样，我们可以谈论和使用这种表述，但并不意味我当时想说的东西就是真的存在。

找词的经历也有类似的问题。我们是在用各种词来和想要表达的那个意思比照，看能不能合的上么，就像比对两个拼图的边缘能不能吻合？问题是候选的那些词是怎么出现我们脑海中的，语言中的词汇是如此的多，我们不可能穷尽所有的词来做比照。那么在这里发生的是什么，用维特根斯坦的话来说，“有什么不能在这里发生！” 我们可能沉浸在一种心情中，之后这个词自然的出现。或者，我对自己做了一个手势，问自己对应的词是什么。

还有个更难以回答的问题。如果在我说出一句话之前，我有的是关于这句话的想法，那么想法以什么形式存在呢，我在想的是什么呢？

我们有一大类这样的说法，比如，我不记得ta说的具体是什么，但我记得ta说的意思是什么。就仿佛在我们的脑海中首先有一个想法或者意思，之后我们用语言这个想法说出来或者写下来。

这种想法把思想的语言表达看作一种“包裹”，好像语言是外包装，那个意思是里面真正要传递的东西。这个想法的最大问题就是我们收到的恰恰只有语言这个外包装，从来没有一个意思或者想法是可以独立于语言存在的。就像我们向别人解释一句诗的意思是什么，但用来解释这句诗的东西还是另一段话。

当然一句诗的意思可能过于复杂，可以想一下在思考中想到某个人的情形。想象下在某次讨论欧洲历史的时候，我说：“我当时指的是打赢了奥斯特里茨战役的人。”一个人问我指的是拿破仑么，我回答是的。那么当时我心中所想是什么，是“拿破仑”这个名字么？如果别人问我指的是打输了滑铁卢战役的人么，我也回答是的。那么我心中的那个想法是不是就变了，就不是拿破仑这个名字了？当然一个人可以说这没有关系，我所想的还是拿破仑这个人，只是我知道他就是打输了滑铁卢的人，所以我回答是的。但这其实并没有改善，因为这样几乎需要无穷多的知识才能把我想的这个“拿破仑”固定下来，比方说我指的不能是拿破仑三世，或者是拿破仑蛋糕。而我在意指拿破仑的时候，绝对没有同时想到这么多！

问题关键在这里，“我当时想的是拿破仑”并不意味在我心中存在一个想法或者图像，这个想法对应着拿破仑这个人。我脑子里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图像、文字或者感受，或者是大量神经元的集体放电，但这些都不能说明或者保证我想的是谁。我说我指的是拿破仑恰恰因为我可以做出的其他很多回答和周边环境。我对欧洲历史有所了解，我知道拿破仑这个人的大概经历，所以我可以说“我在指打赢奥斯特里茨战役的人”的时候心里想到的是拿破仑。如果我对欧洲历史一无所知，拿破仑这个名字对我来说就是三个字的组合，我也无法用它来指代任何人，说“我当时想的是拿破仑”也没有意义。

“我在想的是什么”这个问题的回答不是对我内心活动的描摹，而是对我心中活动和前因后果的恰当总结。这就是说，从我心中有所想到我把想法说出来，是从不成形到成形，从模糊到清晰的表达过程。而不是从心中成形的表达到另一种成形的表达。的确，我们可能会在心中默默想好一句话再说出来。但这发生在一些周边环境下，比如我对英语掌握还不熟练，我只能在心中把想说的中文句子翻译成英语再说出来。而如果我熟练掌握英语，我恰恰是可以不经过这个中间步骤，而是直接的说出英语句子，不需要我想表达的意思先清晰成形。

这个问题的困难之处不仅牵扯到语言和思想的关系，更进一步，也涉及了语言的意义来在何处这样的历史难题。维特根斯坦给了我们一条新的思考路径，可能还有一条科幻迷并不会开心的推论，就是真正意义上的读心术是不可能的，因为思想在语言中成形之前，脑子里并没有一个完整的表达。回答最开始的问题，我们到底是用语言思考么？

一方面，我们在思考的时候，脑子里闪过的东西多种多样，语言只是其中之一。画家脑海中闪过的可能是各种画面和色彩，物理学家闪过的可能是各种图形和符号。但我们如此在意这个问题也是有道理的，语言在我们生活中的位置是独一无二的，我们思考后的表达很多时候就是在语言中成形的。从我脑中闪过的诸多东西到说出一句话，是从不成形到成形，从模糊到清晰，而不是从一种表达转换成另一种表达，就像从思想语翻译成中文。

这是维特根斯坦想要澄清的诸多误解之一，这个误解也是“我用什么思考”这个问题如此难解的原因之一。如果能克服这个误解，很多之前深深困扰我们的难题也会烟消云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