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主流文化圣经《全球概览》出版人斯图尔特·布兰德「将控制论视为一种知识框架和社会实践，与另类的社群组织形式联系在一起。」控制论也确实通过社群组织的方式深刻地影响了计算机、60年代的反主流文化运动和设计领域。

当然，控制论首先是一种技术理论，然后它在梅西会议上变成一种科学模型，最后它又扩散成一种认知和行动的方法论辐射向数不清的领域。作为观念集合体的控制论如何形成，我在先前的文章展开控制论中已有过介绍。而控制论社群则是考察控制论如何产生影响的重要线索。毕竟控制论的多数关键人物都远离主流体制，以「自组织」的形式活跃在各个交叉领域之中。

本文难得地介绍了控制论、计算机、反主流文化和设计领域的关键人物、事件和组织如何彼此连接，从侧面解释了控制论为何产生了如此广泛且深远的影响。

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本文作者之一保罗·潘加洛，他在麻省理工学院就读本科期间结识了戈登·帕斯克，帕斯克当时正担任尼葛洛庞蒂的建筑机器小组的顾问。之后，他一直做为帕斯克的学生与合作者，并在80年代初加入了美国控制论学会，结识了海因茨·冯·福斯特，斯塔福德·比尔等控制论学者。如今保罗仍然以学者和教育家的身份活跃在控制论/人机交互领域。

同时，保罗作为美国控制论学会的现任主席，还发起了#NewMacy，以恢复和修订控制论诞生的梅西跨学科会议。我认为他正在清理掉掩埋着控制论的冷战意识形态废墟，并在其上整体性地重建控制论，而非简单地将其视为技术工具（例如控制理论，人工智能）与时代问题做生硬地结合。他还与本文另一位作者，苹果前创意总监休·杜伯里组建了「未来设计教育计划」小组，希望能用系统性的设计思维解决地球上与日俱增的复杂系统性问题。

而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控制论社群最初的愿景。

大目妖 2024年7月17日

1958年出生。设计师。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曾在苹果公司管理跨职能设计团队。期间，他与人合作制作了一部名为 「Knowledge Navigator」的技术预测影片，预示着互联网将出现在便携式数字设备中。在苹果工作期间他还在帕萨迪纳艺术中心设计学院担任计算机图形学系的首任系主任。由于对出版业在互联网上的发展前景充满了兴趣，他随后成为《时代镜报》的界面设计总监。之后，他加入网景公司，担任设计副总裁，负责管理网景公司门户网站的设计、工程和制作团队。2000年创立了Dubberly Design Office。

1951年出生。美国控制论学会现任主席。卡内基梅隆大学建筑学院计算设计访问学者，此前曾任卡内基梅隆大学人机交互学院（HCII）的实践教授。潘加洛的工作探索会话在人与人、机器互动中扩大人类能动性的作用。他在控制论、系统、会话理论、设计和人工智能方面的知识和实践是其工作方法的基础。

保罗和休·杜伯里共同主持了「未来设计教育计划」的系统工作组。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保罗坚信，21 世纪的设计师、建筑师和技术专家必须全面接触复杂系统，这些系统包括技术与人性、社会与正义、气候变化与地球健康等纠缠不清的领域。保罗正在与美国控制论学会一起发起#NewMacy倡议，以恢复和修订控制论诞生时著名的梅西会议（Macy Meetings）。该倡议吸引了跨学科、跨时代的国际参与者，致力于应对上述复杂的系统级挑战。

以下为正文部分，共约13,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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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杜伯里 保罗·潘加洛

Walker Art Center — Hippie Modernism: The Struggle for Utopia — Exhibit Catalog — October 2015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十年开始，科学家们设计出了越来越复杂的机械和电气系统，它们的运行仿佛都有目的。这项工作与其他关于动物认知以及早期计算机的工作相互交叉。这由此产生了一种看待系统（不仅是机械和电气系统，还有生物和社会系统）的新方法：一种关于系统及其与环境关系的统一理论。这种向「整体系统」和「系统思维」的转变被称为控制论。控制论从系统及其目标的角度来构建世界。

这种方法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结果。

系统通过迭代过程或「反馈」循环来实现目标。突然间，严肃的科学家们开始认真讨论循环因果关系（circular causality，A导致B，B导致C，而C导致A）。通过仔细观察，科学家们发现很难将观察者与系统分离。事实上，系统似乎是一种观察者的建构。观察者的作用是对系统进行描述，并将描述提供给另一个观察者。描述需要语言。而观察、创造语言和分享描述的过程创造了一个社群。[2] 突然间，严肃的科学家们开始认真讨论主观性（关于语言、对话和伦理）以及它们与系统和设计的关系。严肃的科学家们开始协作起来以研究协作。

这种远离科学主流的转向成为了一种跨学科的转向，同时也转向了反主流文化。

其中两位科学家，海因茨·冯·福斯特（Heinz von Foerster）和戈登·帕斯克（Gordon Pask），对设计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此时设计正在吸收控制论的经验。该小组的另一位成员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引起了系统思想家、设计师和《全球概览》（Whole Earth Catalog）出版人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的注意。贝特森将布兰德介绍给了冯·福斯特。[3] 布兰德的《全球概览》引发了一场DIY出版革命，其中包括冯·福斯特多达500页的《控制论的控制论》（The Cybernetics of Cybernetics）、未来学家泰德·尼尔森（Ted Nelson）的《计算机自由/梦想机器》（Computer Lib / Dream Machines）以及设计师唐·科伯格（Don Koberg）和吉姆·巴格纳尔（Jim Bagnal）的《通用旅行者： 创造力、解决问题和实现目标过程的软系统指南》（Universal Traveler: A Soft-Systems Guide to Creativity, Problem Solving and the Process of Reaching Goals），以及另外几本关于这种视觉和主题拼贴类型设计的书籍。这些作品不仅是反主流文化的代表，也是尼尔森创造的「超文本」（hypertext）这一术语的早期（印刷）范例。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预示着万维网的互联性。尼尔森在超文本方面的研究与帕斯克在会话理论（conversation theory）方面的研究相互交叉，两者都为未来的人机交互奠定了基础。

控制论与个人电脑的早期发展、20世纪60年代的反主流文化以及设计方法运动（the design methods movement，最近被重新称为design thinking）的兴起「深刻地缠绕在一起」（deeply inter-twingled，借用尼尔森的神奇词语）。控制论是20世纪60年代的一个热门话题，在1970年左右达到顶峰，然后迅速坠落——它的思想被许多领域吸收，而这些思想的起源却在很大程度上被遗忘或忽视了。如今，控制论既无处不在，又无处可寻——它是一门没有自己家园的科学——它是一种成功的多学科方法产生的效应之一。不过，控制论的其他影响仍在继续——最明显的可能是关于知识和认知本质的持续讨论；关于知识和认知在计算机中的表征与具身的讨论；关于我们如何与计算机交互以及我们如何进行交互设计的讨论。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对计算的未来所持的乐观态度，以及我们对组织并普及世界上所有的信息所抱有的乌托邦式愿景，都源于控制论。[4] 回顾历史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我们的现状、我们是如何来到这里，以及我们可能会走向何方。

物理学家倾向于从物质和能量的角度看待世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控制论社群从最开始就以一种新方式看待世界——通过信息、通信通道及其组织的视角。因此，控制论诞生于信息时代的黎明，诞生在前数字通信和媒体时代，它在人类与机器、系统和人类自身的互动之间架起桥梁。控制论专注于利用反馈来纠正误差并实现目标。它起源于神经生物学，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船舶、飞机和火炮自动控制系统的开发中得到实际应用。历史学家弗雷德·特纳（Fred Turner）指出，控制论并非「凭空出现」。[5] 1943 年的奠基性论文《行为、目的和目的论》（Behavior, Purpose, and Teleology）由工程师朱利安·毕格罗（Julian Bigelow）、生理学家阿图罗·罗森布鲁斯（Arturo Rosenblueth）和数学家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共同撰写，发表在《科学哲学》上。

二战结束后，美国沉浸在技术带来的亢奋之中，一切似乎都有可能，不论是将人类送上月球、创造人工智能还是消除贫困。盟国赢得了法西斯主义的挑战并取得了胜利——这似乎是通过卓越的科学、技术和筹划（例如雷达、密码破译和原子弹），以及运筹学和控制论体现的「系统思维」达成的。

从1946年到1953年，小约书亚·梅西基金会组织了十次「关于人类心智运作」（on the workings of the human mind）的系列会议，最初的主题是「生物和社会系统中的反馈机制和循环因果系统」（Circular Causal and Feedback Mechanisms in Biological and Social Systems），后来的主题是「控制论」。这些会议汇集了来自许多领域的参会者：「物理学家、数学家、电子工程师、生理学家、神经学家、实验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社会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6] 超过25人参加了会议，其中包括格雷戈里·贝特森、J·C·R·利克莱德（J.C.R. Licklider）、沃伦·麦卡洛克（Warren McCulloch）、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克劳德·香农（Claude Shannon）、海因茨·冯·福斯特、约翰·冯·诺依曼（John von Neumann）和诺伯特·维纳。

1948年，部分由于早期梅西会议的影响，维纳出版了《控制论：或关于在动物和机器中的控制和通信的科学》一书。维纳是个神童，11岁高中毕业，14岁大学毕业，19岁获得哈佛大学数理逻辑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正如维纳后来所指出的，他的书「多少有些技术性」。[7] 尽管如此，《控制论》还是引起了公众的注意，使维纳声名鹊起，并随后出版了两本关于该主题的通俗读物和两卷本自传。

维纳用「控制论」来描述一门新的科学，这门科学「结合了对在人类语境中有时被松散地描述为思维，而在工程学中则被称为控制和通信的研究。换句话说，控制论试图找到自动机器和人类神经系统运作中的共同点，并发展出涵盖整个领域的理论……」。维纳指出，由于 「对于这种复杂的思想没有一个现成的词……我感到必须发明一个词。因此，我从希腊语κυβερνήτης或'掌舵人'（steersman）一词中引申出'控制论'这个词，'治理者'（governor）一词也是从该希腊语词引申而来的」。[8]

掌舵人对风向、潮汐和其他扰动做出反应，纠正这些「误差」，使船保持航向。机械调速器和电子调速器的作用大致相同。事实上，调速器是如此成功，以至于它们已经无处不在——自动调温器的双金属片收缩和膨胀来开关暖气，保持室内温度；马桶的浮球阀保持水箱的水位；汽车的巡航控制系统在上坡和下坡时保持几乎恒定的速度。这些机械和电子控制装置与其政治对应物类似——它们使国家之船保持航向，像奥德修斯一样在锡拉巨岩和卡律布狄斯大漩涡之间驾船。无论是人类还是机器，维纳都将信息与响应之间的关系视为关键因素：

「当我与他人交流时，我向他传递一个信息，而当他与我交流时，他会返回一个相关的信息，其中包含的信息主要是他可以获得的，而不是我……当我向机器下达命令时，情况与我向人下达命令时并无本质区别。换句话说，就我的意识而言，我知道命令已经发出，也知道服从命令的信号已经返回。对我个人而言，信号在中间阶段是通过机器而不是人发出的这一事实无关紧要，无论如何也不会大大改变我与信号之间的关系。因此，工程学中的控制理论，无论是人类的、动物的还是机械的，都是信息理论中的一个章节」。[9]

同样在1948年，克劳德·香农发表了相关著作《通信的数学理论》（A Mathema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香农的通信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信息」和「噪声」的现代概念。 [10] 他的信息（information）的概念与维纳的消息（message）的概念很类似。

1945年，香农以前的老师范内瓦·布什（Vannevar Bush，曾任罗斯福总统的国家科学顾问）发表了《诚如所思》（As We May Think）一文，这是人机交互史上的一篇开创性文章。布什的这篇文章以描述「Memex」而闻名，这是一种通过信息「建立轨迹」的机器，它预示着超文本和万维网的诞生。然而，布什之所以写这篇文章，是因为他担心，随着知识和工作的日益专业化，「研究者会被成千上万其他工作者的发现和结论所震惊——他没有时间去掌握这些结论，更不用说记住它们了」。此外，危险还在于「......真正重要的成就会在大量无关紧要的东西中消失」。[11]

虽然布什的Memex概念化了通过机器手段探索相互关联数据的方法，但各知识领域研究人员之间的交流和理解问题依然存在。梅西会议的与会者和布什有着同样的担忧；他们还相信，正如冯·福斯特所说的那样，「人们可以而且必须尝试跨越界限，往往是跨越分隔各门科学的鸿沟进行交流」。因此，他们之所以走到一起，「不仅仅是因为相信跨学科讨论是值得的」。如果能找到适用于解决许多科学问题的共同概念模型，那么「通过就这些模型的实用性达成一致，我们可以窥见一种新的科学通用语言的雏形……」。[12]

在这种普遍化的理论中，共享的概念模型将迫使人们重新考虑学科视角，正如戈登·帕斯克所言，控制论 「既不像经济学家那样考虑经济问题，也不像生物学家那样考虑生物学问题，也不像工程师那样考虑发动机问题。在每一种情况下，其主题都是相同的，即系统如何自我调节、自我繁殖、进化和学习」。帕斯克从跨学科的角度出发，认为控制论的「制高点是它们（系统）如何自我组织的问题」。[13]

特纳总结说，这种跨学科讨论及其对控制论共享模型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让每个参会者回到自己的学科时，都对自己的工作有了深刻的系统定位，并养成了使用信息和系统隐喻的习惯。通过这种方式，梅西会议帮助控制论转变为战后的主流思想范式之一」。[14]

随着讨论的成熟，控制论团体的目标也在不断扩大。到1968年，玛格丽特·米德开始考虑将控制论应用于社会问题：

「随着世界舞台的扩大，在科学日益专业化的世界中，仍有可能将控制论作为一种交流形式……我们应该非常认真地审视美国社会的现状，我们希望能够在美国社会中发展出这些非常复杂的处理系统的方法，而这些系统确实亟需关注。大都市地区的问题，……各级政府之间的相互关系，收入的再分配，……大型工业综合体各部分之间的必要联系……」。[15]

不过，从根本上说，可能还有更宏伟的目标。米德的第一任丈夫格雷戈里·贝特森报告说，控制论的早期讨论令他兴奋不已，「这是目的问题的解决方案。从亚里士多德开始，终极因一直是个迷……我们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至少我没有意识到，尽管梅西会议主席麦卡洛克可能意识到了），整个逻辑学都必须为递归性而重建」。[16]

海因茨·冯·福斯特编辑了控制论梅西会议的正式记录。在导言中，他风趣地说到：「……所有（会议）成员都关注的某些关键问题的统一效应：交流和自我整合机制问题。围绕这些概念展开的是关于交流的交流」。[17]

冯·福斯特在早期的草稿中还指出，有了控制论的新「概念模型」，「更高阶的复杂实体就可以被渗透。稳定、适应、感知、回忆和识别、预测、信息、学习等过程都可以被成功地研究。」[18] 早在1952年，冯·福斯特就为「二阶」控制论（或称为元控制论、自控制论或控制论的控制论）奠定了基础。

将控制论应用于自身的想法首次出现在玛格丽特·米德关于参加 1955年通用系统理论学会会议的一个故事中。「我建议，与其建立另一个社会，不如让他们考虑一下如何利用他们的理论来预测他们想要的社会的类型和规模，以及它的成长规律和与科学界其他部分如何衔接。」1968年，面对美国控制论学会，她再次建议：「为什么我们不能系统地看待作为一个系统的社会......？」[19]

在1972年接受斯图尔特·布兰德采访时，米德补充说：「在通用系统理论会议结束时，我上前与罗斯·艾什比（Ross Ashby）交谈，他说，'你是说我们应该把我们的原则应用到我们自己身上？‘」在同一次采访中，贝特森解释说：「计算机科学是输入-输出。你有一个盒子……科学就是这些盒子的科学。现在，维纳控制论的精髓在于，科学是整个回路的科学……从本质上讲，你的生态系统、你的有机体加上环境，应被视为一个单一的回路……而你是更大回路的一部分。」布兰德总结道——工程师在系统之外，而维纳在系统之内。换句话说，贝特森口中的工程师想象观察者可以独立于系统之外，而控制论则开始将观察者视为系统的一部分。[20]

冯·福斯特后来这样概括该转变：一阶控制论是「被观察系统的科学」，而二阶控制论则是「观察系统的科学」。[21] 1975年，布兰德的要点基金会用《全球概览》的收益资助出版了冯·福斯特的《控制论的控制论》一书。[22]

冯·福斯特在描述这种新的「二阶」控制论时，首先强调了观察的动态性，这就对传统的「客观」科学模式提出了质疑。智利生物学家温贝托·马图拉纳（Humberto Maturana）早年的职业生涯对生物学和控制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他后来的生涯也影响了我们对人类社会系统的理解。他这样说道：「任何话都是观察者说出的」。[23] 马图拉纳的出发点显而易见：「任何话都必须由一个人说出」。这就意味着，一个人所说的话只能来自于他的观点，也就是他固有的主观立场，他从这个立场出发，提出并传达他所「看到」的东西。

马图拉纳的说法体现了二阶控制论的立场，即所有经验都受制于个人的特殊性。这一说法为逻辑论证提供了依据，使人不可避免地得出结论：只存在主观性，而「客观性」本身就是一种建构。

他强调观察者所说的话（语言的作用）是二阶控制论的永恒主题。在《元设计》（Metadesign）一文中，马图拉纳说：「我们人类……存在于语言之中……也就是说，我们存在于共同生活的流程中，在行为的递归协调之中，语言就是如此……我把语言和情感的合意编织称为会话。」[24]

马图拉纳对人类「生活在会话中」（living in conversation）的兴趣在控制论领域中并非独一无二。例如，戈登·帕斯克提出了「会话理论」，用以思考人类和机器如何学习。会话显然是一个包含反馈、修正和进化的循环过程；会话也可以是关于会话本身——即一种二阶框架。伯纳德·斯科特（Bernard Scott）写道：「二阶控制论试图解释观察者自身。这的确是会话理论的目标。」[25]

冯·福斯特、马图拉纳和帕斯克将主观观察者与伦理划清界限。正如冯·福斯特所指出的，帕斯克区分了两种秩序：「一种是观察者通过规定系统的目的以进入系统」，另一种则是「通过规定自己的目的」。由于观察者可以规定自己的目的，因此「他是自主的……对自己的行为[负责]。」[26]

马图拉纳呼应了同样的主题：「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生活的现实是通过我们的情感产生的，而且我们知道我们知道，我们就能够依此行动——我们对我们的生活所带来的现实的喜好或不喜好的意识。也就是说，我们将[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27]

马图拉纳扩展了能动性的概念，将我们的欲望、情感、语言、会话和技术的责任完全归咎于我们自己。「我们人类可以做任何我们想象的事……但我们不必做所有我们想象的事情，我们可以选择，而这正是我们作为具有社会意识的人的行为的重要性所在。」[28] 我们要对自己生活的世界负责。我们要对自己设计的东西负责。

控制论的根源之一是神经生物学，梅西会议最初就是为了探索「人类心智的运作」而组织的。根据斯科特的说法，艾什比在1961年指出，应该由第二代控制论来回答「心智是什么？」这个问题，就像第一代控制论回答「人脑是什么？」一样。[29] 控制论领域的科学家们对大脑深感兴趣。有四位科学家撰写了关于这一主题的书籍： 罗斯·艾什比的《大脑设计》（Design for a Brain）、斯塔福德·比尔（Stafford Beer）的《公司的大脑》（Brain of the Firm）、约翰·冯·诺依曼的《计算机与人脑》（The Computer and the Brain）和格雷·沃尔特（Grey Walter）的《活脑》（The Living Brain）。这四部著作都对制造可以当作大脑的机器感兴趣。这些设备可以「计算」——尽管它们并不都是我们今天通常想象中的计算机。相反，虽然控制论影响了主流，但很多控制论机器却指出了另一条没有被采用的计算机发展道路。

艾什比对传统人工智能（AI）和控制论的方法进行了重要区分：「对某些人来说，检验一台机器是不是'大脑'的关键是看它能否'思考'。但在生物学家看来，大脑不是一台思考机器，而是一台行动机器；它获取信息，然后采取行动。」[30] 社会学家安德鲁·皮克林（Andrew Pickering）用两种认识方式来描述这种区别：一种是占主导地位的、基于表征（representation）的「现代」知识哲学，另一种是基于行为表现（performance，即在世界中行动）的 「非现代」方式，后者也是控制论的核心。[31]

如果说控制论诞生于梅西会议，那么它则是孕育于维纳工作的麻省理工学院（MIT）辐射实验室。辐射实验室由范内瓦·布什建立。维纳早年在麻省理工学院与布什密切合作，香农也曾如此，1936年至1940年间，香农在布什的实验室从事微分分析仪的研究生工作。

计算机先驱克劳德·香农、J.C.R·利克莱德和约翰·冯·诺依曼都参加了梅西会议，他们发明了至今仍在使用的基本计算机架构，并开创了博弈论和元胞自动机领域。

香农在1937年的硕士论文中展示了如何在开关中体现布尔逻辑——将所有值以二进制表示为「真」或「假」——并为数字计算机奠定了基础。香农后来指导了伊万·萨瑟兰（Ivan Sutherland）1962年的博士论文，该论文的成果是Sketchpad，一个早期计算机绘图系统，也是最早的实时交互式计算机系统之一。Sketchpad影响了艾伦·凯（Alan Kay），他和萨瑟兰都在犹他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凯在1972年左右提出了Dynabook概念——「适合所有年龄段儿童使用的」便携式平板电脑。后来，在斯坦福大学人工智能实验室，凯与斯图尔特·布兰德成为朋友，并先后在数字技术先驱施乐帕克研究中心和苹果公司工作。

1950年，利克莱德成为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他在美国政府资助的计算研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最终促成了互联网的诞生。他在 1960年发表的论文《人机共生》（Man-Computer Symbiosis）中设想了交互式计算机。人机共生「将涉及人类与电子成员之间非常紧密的耦合。主要目的是：1）让计算机促进推理思维......和 2）使人类和计算机能够在决策和控制复杂情况时进行合作。」[32] 帕克研究中心创始人鲍勃·泰勒（Bob Taylor）指出，利克莱德的论文「为随后几十年的计算机研究指出了方向。」[33] 1968年，利克莱德发表了《作为通信设备的计算机 》（Computer as a Communication Device）一文。文中第一句话就奠定了基调：「用不了几年，人们通过机器交流将比面对面交流更有效。」[34]

控制论与计算机之间的另一个联系是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厄巴纳分校的生物计算实验室（BCL）。BCL与该大学更为传统的数字计算实验室形成鲜明对比。电子工程学教授冯·福斯特1958年创建了BCL；该实验室一直运营到1974年，吸引了许多控制论的主要思想家：艾什比曾于1961年至1972年间担任教授；帕斯克曾于1960年至1961年间担任客座教授；马图拉纳曾于1967年至1968年在此访问。BCL在「控制论、系统论、仿生学......并行计算、神经生理学、生物逻辑学、人工智能、符号计算......和自组织系统」[35] 等领域开展研究。

生物计算的概念不仅仅是一个比喻。比尔和帕斯克等人试图让计算机「生长」（grow）。他们的方法具有现实基础。他们意识到，有些问题过于复杂，难以表述；他们认为可以诱导自然系统将这种复杂性具体表现出来。根据皮克林的说法，「比尔认为生态系统比我们更聪明——并非体现在它们的表征认知能力上（人们可能会认为它们不具备这种能力），而是体现在它们解决超出我们认知能力的问题的行为表现能力上。」[36]

20世纪60年代，BCL制造了几台原型机，「可以说是'感知机器'（perception machines）。」[37] 原型机在控制论社群中很常见，特纳称之为「一种修辞策略」，是一种提升认知和传播影响力的方法。第一个控制论原型机可能是维纳和毕格罗的防空预测器，它 「不仅模拟了飞机的行为，还模拟了各种生物、机械和社会系统的概率属性。艾什比的内稳态机模拟了可在生物和社会领域观察到的自我调节过程。」[38] 格雷·沃尔特制造了寻光机器人「乌龟」。帕斯克制造了一系列的「化学计算机」、Musicolour（一种能与人类音乐家对话并制造灯光秀的装置）、玩具的对话（Colloquy of Mobiles，一种寻光互动装置）以及一系列用于教学的互动装置。[39]

帕斯克在伊利诺伊多待了一年——这次是在芝加哥的圈子里——他和泰德·尼尔森在同一楼层，两人在这里开始对话。[40] 尼尔森当时正在撰写他将于1974年出版的《计算机自由/梦想机器》一书，他在书中围绕新的阅读和写作形式，对未来的计算机提出了一个平等主义愿景。尼尔森写道：「帕斯克将一个领域简化为一种极其形式化的关系结构。」尼尔森总结道：「……这正好与我多年来一直倡导的超文本概念相辅相成。」[41]

帕斯克还与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合作开展了建筑机器项目，并为尼葛洛庞帝1975年出版的《软性建筑机器》（The Soft Architecture Machine）一书撰写了导言。尼葛洛庞帝的建筑机器小组后来变成了媒体实验室（Media Lab）——一个人机交互原型设计的空间。斯图尔特·布兰德曾在此驻留三个月，并撰写了一本关于实验室及其原型的书。

当然，布兰德对计算机领域并不陌生。1968年，在联合计算机大会上，他在道格拉斯·恩格尔巴特（Douglas Engelbart）演示在线系统（Online System）时提供了有关舞台布置的建议，并操作了一台摄像机。1972年，布兰德发表了他对米德和贝特森的采访，同年，他在《滚石》杂志上发表了《太空战争》（Space Wars）一文，预言了个人电脑革命的到来。1985年，他参与创立了早期的在线社区WELL（全球电子连线，Whole Earth Electronic Link）。1995年，他在《时代》杂志上发表了《我们把一切都归功于嬉皮士》（We Owe It All to the Hippies）一文，将个人电脑的兴起归功于反主流文化。

控制论在多个层面上与反主流文化相联。最明显的或许是对大脑和心智的兴趣，这导致了对频闪效果和生物反馈的实验。在另一个层面上，正如皮克林所指出的，控制论简直太「奇特」了——其中有化学和生物计算机、合成大脑和交互艺术作品——这些主要是在传统的学术和企业赞助之外，在实践者的空闲时间「业余」开发出来的。然而，在更根本的层面上，控制论也对我们如何组织世界的基本假设提出了质疑。正如皮克林所指出的，控制论通过实验对传统的二元论提出了挑战，「这些实验威胁到了心智与物质之间的现代边界，并创造了一个缺口，这让工程学可以扩散至心理学，反之亦然。」[42] 皮克林进一步认为，控制论在主流的还原和「座架」（enframing）文化之外提供了另一种选择，这种替代方法具有整体性和「解蔽」（revealing）的姿态——一种「向可能性开放」的立场。

特纳指出：「布兰德开始将控制论视为一种知识框架和社会实践；他将两者都与另类的社群组织形式联系在一起。」[43] 布兰德游走于多个社群之间，并将它们联系在一起：控制论（贝特森、米德和冯·福斯特）、计算机（恩格尔巴特、凯、尼尔森和尼葛洛庞帝），当然还有反主流文化（肯·凯西、快乐捣蛋鬼和其他社群成员）。

约翰·马可夫（John Markoff）记录了「60年代的反主流文化如何塑造了个人电脑产业」——重点是硅谷对LSD的使用，他描述了布兰德和恩格尔巴特对LSD的尝试。[44] 泰德·尼尔森说，迷幻药大师蒂莫西·利瑞（Timothy Leary）将他介绍给了海因茨·冯·福斯特。[45] 帕斯克似乎有严重的安非他命嗜好。而冯·福斯特则是一名裸体主义者（这也是他和妻子住在佩斯卡德罗附近的树林里的原因之一）。

布兰德接触波希米亚文化的时间更早，当时他在军队中担任「军事摄影师」。休假期间，他了解了纽约的艺术界，并加入了USCO（一个艺术家合作组织，他也在那里担任摄影师）。布兰德提到：「1961-64年间，与我一起在纽约工作的艺术家们都在仔细阅读维纳的作品。」[46]

就在计算机开始用于图像制作的时候，控制论变得流行起来。有两个展览展出了相关作品。第一个是1968年在伦敦ICA的「控制论的意外发现：计算机与艺术」（Cybernetic Serendipity: The Computer and the Arts ）展览[47]，展出了帕斯克的「玩具的对话」和比尔的「随机模拟机」（SAM）。 几个月后，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举办的「机械时代终结后的机器」（The Machine as Seen at the End of the Mechanical Age）展览展出了艺术与技术实验小组（E.A.T.）的作品，其中包括杰夫·拉斯金（Jeff Raskin，后来成为苹果公司Macintosh电脑团队的创始成员）的作品。

同样是在1968年，斯图尔特·布兰德出版了他的第一本《全球概览》，一本反主流文化的圣经。书中收集了大量评论和建议，提供了「获取工具的途径」，承诺 「亲密、个人的力量......个人进行自己的教育、寻找自己的灵感、塑造自己的环境并与感兴趣的人分享自己的冒险的力量。 」[48] 几十年后，史蒂夫·乔布斯对《全球概览》作了著名的总结：「......我们这一代人的圣经之一……它是用打字机、剪刀和宝丽来相机制作的。它有点像平装本的谷歌，但比谷歌的出现早了35年：它是理想主义的，充满了巧妙的工具和伟大的理念。」[49] 就像搜索引擎巨头一样，《全球概览》作为一种基于文本的浏览器或窗口，让人们可以看到一个制品、书籍、装置和理念的聚合世界，它们并不通过概览直接出售，但在事实上创建了一个社群或订阅者网络——它们都是志同道合的反主流文化成员。[50]

概览的第一部分「理解整体系统」将巴克敏斯特·富勒（Buckminster Fuller）和冯·福斯特对数学家斯宾塞·布朗（Spencer Brown）的《形式法则》（Laws of Form）的评论并列在一起，接着是生物学家达西·汤普森（D'Arcy Thompson）的《论生长与形式》（On Growth and Form），旁边是建筑师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Christopher Alexander）的《形式综合论》（Synthesis of Form），还有边栏的冯·福斯特《目的性系统》（Purposive Systems）。紧接着是对人工智能先驱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的《人工科学》（Sciences of the Artificial ）和路德维希·冯·贝塔朗菲（Ludwig von Bertalanffy）的《一般系统年鉴》（General Systems Yearbook）的评论。下一页是对维纳的《人有人的用处》（The Human Use of Human Beings）的评论。而这仅仅是前几页。

作为书目巡礼，《全球概览》还评述了其他的设计和控制论经典作品，包括约翰·克里斯·琼斯（John Chris Jones）、维克多·帕帕尼克（Victor Papanek）、罗斯·艾什比、沃伦·麦卡洛克、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劳伦斯·哈尔普林（Lawrence Halprin）、乔治·波利亚（Gyorgy Polya）、乔治·米勒（George Miller）等人的作品。今天，它仍然是一份设计理论和系统理论研究生研讨会的优质阅读清单。

这是如何发生的？

布兰德说：「在大学期间，我看到查尔斯·伊姆斯（Charles Eames）的一场演讲，那深深地吸引了我。」布兰德1959年在斯坦福大学学习杂志设计，1960年在旧金山艺术学院学习平面设计。[51] 特纳认为，巴克敏斯特·富勒的「综合设计师」（comprehensive designer）概念深深吸引了布兰德。在富勒看来，综合设计师是「艺术家、发明家、机械师、客观经济学家和进化战略家的新兴综合体。」[52] 按照这个定义，布兰德的毕生心血可以说是综合设计的范例。

多学科设计的理念在伊姆斯事务所（1941年，the Eames Office）、乔治·尼尔森事务所（1947年，George Nelson Associates）、总体设计公司（1963年，Total Design）、尤尼玛克公司（1965年，Unimark）、五角设计公司（1972年，Pentagram）以及其他从业者中蔚然成风。1955年战后的德国，维纳在乌尔姆设计学院讲学，他们将这种整体或通用的方法称为「环境设计」（environmental design）。美国的学校引进了该理念和术语，其中最著名的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该校将其建筑艺术学院转型成了环境设计的现代主义学院。1963年，作为转型的一部分，威廉·沃斯特（William Wurster）院长聘请了设计方法运动的两位创始人霍斯特·里特尔（Horst Rittel）和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

里特尔曾在乌尔姆设计学院教授运筹学和控制论课程。他在1958年出版了第一部著作，内容是题为《社会学中的传播理论（控制论）》（Kommunikationstheorie in der Soziologie (Kybernetik)）的系列讲座。在伯克利，里特尔的设计方法课程明确包含了控制论的概念。他的著作将控制论与设计联系在一起，并将设计描述为一个控制论过程。更重要的是，里特尔该过程视为一种论证性的会话（argumentative conversation），而他的工作则是为会话提供支撑，并开创了一个名为「设计原理」（design rationale）的持续研究领域（设计决策的过程，以及支持和记录这些过程的软件系统）。里特尔的「第二代设计方法」（design methods of the second generation）与二阶控制论遥相呼应。[53] 比尔关于极度复杂系统，及其持续变化的属性和终极不可知性的观点，与里特尔关于「棘手问题」（wicked problems，即那些因其复杂性和利益相关者没有共同参照系而难以解决的问题）的观点极为相似。

1964年，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在哈佛大学发表了建筑学博士论文《形式综合论》。根据皮克林的说法，亚历山大将艾什比的《大脑设计》（他多次引用该书）作为其论文的「基础」（the basis for）。[54]「他从艾什比那里获得的关键概念正是适应（adaptation），他的论点是，没有自我意识的建筑在几种意义上都是具备良好适应性的建筑：在其内部各部分之间的关系上；在其与物质环境的关系上；以及在其与居民的社会存在的关系上......在有自我意识的设计领域，试图修复不合适问题的努力层出不穷。」[55]

相应地，亚历山大的工作也是查尔斯·欧文（Charles Owen）在伊利诺伊大学设计学院开设著名的「结构化规划」（structured planning）课程的基础，三十多年来，这些课程构成了伊利诺伊大学设计学院独特的系统化设计方法的支柱。欧文说他「从麻省理工学院获得了亚历山大的打孔卡计算机程序。经过一个月的努力，我们让程序在伊利诺伊大学研究所的大型计算机上运行起来。」欧文还参加了美国控制论协会的会议。[56] 同时，帕斯克和冯·福斯特也出席了设计领域的会议。

冯·福斯特曾多次在设计团体中发表演讲，包括1962年的工业设计教育协会 (IDEA)、1962年的阿斯彭国际设计会议，以及1963年在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发表的题为「设计的控制论」（Cybernetics of Design）的演讲。设计评论家拉尔夫·卡普兰（Ralph Caplan）也曾在IDEA会议上发表过演讲，他在报告中写道：「在这次会议上，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冯·福斯特的精彩演讲，我很喜欢他的演讲，但可能没听懂。考虑到他在IDEA会议上的言行，这并不奇怪。冯·福斯特对设计和其他一切都很有研究。」卡普兰还提到，塞吉·希玛耶夫（Serge Chermayeff，曾担任设计学院院长、在哈佛大学教授建筑学并与亚历山大合作过）也在同一次IDEA会议上发表了演讲，他和冯·福斯特成为「多年的挚友」。[57]

艾什比和亚历山大相继从适应、匹配和进化的角度将设计定义为一个反馈的过程。然而，设计并不只是朝着一个目标前进（如一阶控制论）；设计同时也是一个发现目标的过程，是一个了解何为重点的过程（如二阶控制论）。皮克林将作为解决问题的设计与艾什比的进化和行为表现方法进行了对比：「我一直认为设计是一种理性规划——制定一个目标，然后对如何实现目标进行某种智力计算。与此相反，控制论为我们指出了一种设计概念：即在事物活跃最激烈的时刻，投入一个我们无法控制的鲜活世界，而这个世界总是会给我们带来惊喜......控制论既要突出这种急迫性（而非将其视为不幸的副作用），又要将其视为一种可以乐在其中的美德！」[58]

1962年，亚历山大和帕斯克都参加了在伦敦帝国理工学院举行的第一届设计方法会议。帕斯克还曾在伦敦AA建筑学院担任访问学者，在那里他与建筑师塞德里克·普莱斯（Cedric Price）合作设计了「欢乐宫」（Fun Palace）——普莱斯和戏剧导演琼·林特伍德（Joan Littlewood）共同设计的一个巨型结构，未建成却非常有影响力。1969年，帕斯克发表了《控制论的建筑学关联》（The Architectural Relevance of Cybernetics）一文，明确将设计视为控制论。他预言了唐纳德·舍恩（Donald Schön）的「设计即会话」概念（见舍恩1983年出版的《反思的实践者》（The Reflective Practitioner）一书），并比里特尔等人走得更远——他们将设计描述为一种控制论过程。

控制论以系统为基础，整合了语境和各种关系，使设计超越了以物体为基础的方法。系统和目标的初始控制论框架，以及主观性和会话的二阶控制论框架，使设计不仅仅关注物体的形式。帕斯克指出：「不能简单孤立地看待一座建筑，它只有作为一个人类环境才有意义。它不断地与其居民互动，一方面为他们服务，另一方面控制他们的行为。换句话说，结构作为包含人类组成部分的更大系统的一部分是有意义的，建筑师则主要关注这些更大的系统；它们（不仅是砖和灰泥部分）是建筑师设计的内容。」[59] 帕斯克关于建筑的论述同样适用于人机交互设计。软件程序与其「用户」互动，为他们服务，同时也约束他们的行为。软件也是如此，它只有在作为包括人类在内的更大系统的一部分时才有意义。这些更大的系统正是交互设计师们要设计的。

虽然特纳将控制论的早期发展与个人电脑和互联网的发展联系在一起，但他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控制论对于软件设计的意义（该影响仍在继续）。从很多方面来说，控制论的故事就是交互设计（以及服务设计和体验设计等后继者）的前史或背景故事。维纳的反馈概念是交互设计的根本基础，因而也是将设计视为与人互动而非简单地赋予物体形式的基础。布什、恩格尔巴特、萨瑟兰、利克莱德、凯和尼尔森等人创作的文章、书籍和原型，制定了交互设计的议程，至今仍是学生和从业人员的必读（和必看）书目。此外，艾什比、比尔、马图拉纳、帕斯克和冯·福斯特也在此清单之中。

正如帕斯克所指出的，「建筑师首先是系统设计师」，但他们缺乏 「一种基础且统一的理论……控制论是一门填补了这个空白的学科。」[60] 帕斯克的学生拉努尔夫·格兰维尔（Ranulph Glanville）认为，控制论既是理论，也是实践，「我们可以把设计看作是控制论的实践表达，把控制论看作是支撑设计的理论研究。」[61] 而格兰维尔的学生乌斯曼·哈克（Usman Haque）则补充了一个结尾和当代诠释：「用帕斯克的策略构建的建筑系统使我们能够挑战传统的建筑生产和消费模式，这种模式将设计者、建造者、客户、所有者和单纯的居住者明确区分开来……这与此相关：人们设计可以用来构建自己（最广泛意义上的）环境的工具，并因此建立他们自己的主体感。」[62]

由于他们的「怪物」原型和弗兰肯斯坦式出版物，许多控制论学者不仅仅是科学家。他们也是设计师和黑客；DIY恶作剧者；嗑药的梦想家；超文本嬉皮士——把我们从Memex带到了Mosaic。他们加速了台式计算机的推出。他们为人机交互奠定了基础，为交互设计铺平了道路。

当他们把注意力转向二阶控制论和会话时，他们为「综合设计」提供了存在证明。这是一种仍然很新的设计方法，关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通过这样做，他们给了我们对未来的希望——希望我们可以共同努力拯救整个地球。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设计开始追赶控制论。设计实践已经与系统和生态学密不可分。合作和跨学科已成为关键主题。更重要的是，我们现在认识到，世界面临的主要问题（真正重要的问题）都是系统问题。它们都是棘手的问题，这意味着它们本质上是政治问题，无法由专家「解决」。用里特尔的话说，我们陷入了「无知的对称」*。[63] 这些事实使控制论具有了新的现实意义，因为它提供了工具和模型，一种设计的通用语言，用于解决系统问题和我们所面临的不可知的「混乱」，就像它在梅西会议上所做的那样。正如帕斯克所说 ：「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是困难的主要根源，只有控制论思维才能克服这些困难。」[64]

*无知的对称：symmetry of ignorance，里特尔认为解决「棘手问题」所需的知识分布在许多专家身上。因此专业性和无知对称地分布在参与解决问题的所有专家身上，没有人因为自己的专业地位而知道得更多。所谓专家通常只是处理具体过程，而不善于处理问题的整体主题。

1.Gordon Pask, “A Comment, a Case History, and a Plan,” in Cybernetics, Art and Ideas, ed. Jasia Reichardt (Greenwich, CT: New York Graphics Society, 1971), 76.

2.Heinz von Foerster, “Cybernetics of Cybernetics,” in Understanding Understanding: Essays on Cybernetics and Cognition, (New York: Springer, 2003), 283-287.

3.Stewart Brand, correspondence with author Hugh Dubberly, January 31, 2015. Historian Bruce Clarke points out that von Foerster sent a copy of the Whole University Catalogue (1969) to Brand, initiating a correspondence leading to Brand asking von Foerster to contribute to the Whole Earth Catalogue. (Bruce Clarke, correspondence with author Paul Pangaro, August 5, 2015.) Clarke also points out that the Whole University Catalogue (1969), Ecological Source Book (1970), and Metagames (1972) were precursors to Cybernetics of Cybernetics (1974). Von Foerster co-created all four books with students in a series of courses at University of Illinois on “Heuristics.” In a sense, von Foerster began to teach design, not just publication design but design grappling with wicked problems, what today might be seen as an early form of design for social innovation. “von Foerster explained the purpose of the class is ‘to find solutions to problems with constraints. If you want to regulate a system you must understand it,’ he said. ‘Students are concerned with the deep problems of society.’” (Clarke quoting a newspaper report from the time, quoting von Foerster.) The publications von Foerster and his students created reflect his turn to “the systems counterculture.” Clarke notes, “The systems counterculture’s broad cultural effect has been to detoxify the notion of ‘system’ of its military, 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onnotations of command and control and to redeploy it in the pursuit of holistic ideals and ecological values.” (Bruce Clarke, “From Information to Cognition: The Systems Counterculture, Heinz von Foerster’s Pedagogy, and Second-Order Cybernetics,” Constructivist Foundations, Vol. 7, No. 3, 2012, 197.)

4.“Google’s mission is to organize the world’s information and make it universally accessible and useful,” accessed May 10, 2015, http://www.google.com/about/.

5.Fred Turner, From Counterculture to Cyberculture: Stewart Brand, the Whole Earth Network, and the Rise of Digital Utopian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6), 24.

6.Heinz von Foerster, ed., “A Note from the Editors,” in Cybernetics: Circular Causal and Feedback Mechanisms in Biological and Social Systems, Transactions of the Eighth Conference (New York: Josiah Macy Jr. Foundation, 1952), 321.

7.Norbert Wiener, The Human Use of Human Beings: Cybernetics and Society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1950), 15.

8.Norbert Wiener, Cybernetics: or Control and Communication in the Animal and the Machine (New York: Wiley, 1948), 11.

9.Wiener, The Human Use of Human Beings, 16.

10.Claude Shannon, “A Mathema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s,” The Bell System Technical Journal, 27 (July-October 1948), 379-423, 623-656.

11.Vannevar Bush, “As We May Think,” Atlantic Monthly, (July 1945): 2, accessed April 12, 2015, http://www.theatlantic.com/ideastour/ technology/bush-full.html.

12.von Foerster, “A Note from the Editors,” in Cybernetics, 322.

13.Gordon Pask, An Approach to Cybernetics, (London: Hutchinson, 1961), 6.

14.Turner, From Counterculture to Cyberculture, 27.

15.Margaret Mead, “Cybernetics of Cybernetics,” in Purposive Systems: 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Annual Symposium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Cybernetics, ed. in Heinz von Foerster et al, (New York: Spartan Books, 1968), 4-5.

16.Stewart Brand, “For God’s Sake, Margaret,” a conversation with Margaret Mead and Gregory Bateson, CoEvolutionary Quarterly, 10. No. 21(June 1976), 32-44, accessed April 12, 2015, http://www.oikos.org/forgod.htm.

17.von Foerster, ed., “A Note from the Editors,” in Cybernetics, 321.

18.Heinz von Foerster, original manuscript (December 12, 1951) supplied by Albert Müller of the von Foerster Archive, was published in edited form and referenced in note 6.

19.Mead, “Cybernetics of Cybernetics,” in Purposive Systems, 10.

20.Brand, “For God’s Sake, Margaret,” 12-13.

21.Heinz von Foerster, “Ethics and Second-order Cybernetics,” in Understanding Understanding, Essays on Cybernetics and Cognition, (New York: Springer-Verlag, 2003), 316.

22.Turner, From Counterculture to Cyberculture, 120.

23.Humberto Maturana, “The Neurophysiology of Cognition,” in Cognition: A Multiple View, ed. P. Gavin (New York: Spartan Books, 1969), 4.

24.Humberto Maturana, “Metadesign,” (paper presented at Institutuo de Terapia Cognitiva (INTECO), Santiago, Chile, August 1, 1997), n.p., accessed April 12, 2015, http://www.inteco.cl/articulos/006/texto_ing.htm.

25.Bernard Scott, “The Cybernetics of Gordon Pask,” in Gordon Pask, Philosopher Mechanic: An Introduction to the Cybernetician’s Cybernetician, ed. Ranulph Glanville and Karl H. Müller, (Vienna: Edition Echoraum, WISDOM), 41.

26.von Foerster, “Cybernetics of Cybernetics”, in Purposive Systems, 266.

27.Maturana, “Metadesign.”

28.Ibid.

29.Scott, “The Cybernetics of Gordon Pask,” 41.

30.Ross Ashby, “Design for a Brain,” Electrical Engineering, 20 (1948), 379.

31.Andrew Pickering, The Cybernetic Brain: Sketches of Another Futu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0), 19.

32.J.C.R. Licklider, “Man-Computer Symbiosis,” Transactions on Human Factors in Electronics, (March, 1960), 4.

33.Robert W. Taylor, In Memoriam: J.C.R. Licklider: 1915-1990, “Preface,” (Palo Alto: Digital Equipment Corporation, Systems Research Center, August 7, 1990), 5.

34.J.C.R. Licklider, “The Computer as a Communication Devic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pril 1968), 21.

35.Albert Müller, “A Brief History of the BCL, Heinz von Foerster and the Biological Computing Laboratory,” in An Unfinished Revolution? (Vienna: Edition Echoraum, 2007), 279.

36.Pickering, The Cybernetic Brain, 237.

37.Müller, “A Brief History of the BCL: Heinz von Foerster and the Biological Computing Laboratory,” 294.

38.Turner, From Counterculture to Cyberculture, 26.

39.Pickering, The Cybernetic Brain, 6-7.

40.Ted Nelson, correspondence with author Hugh Dubberly, March 21, 2015.

41.Theodore H. Nelson, Dream Machines / Computer Lib, (1974), 82 (DM 47).

42.Pickering, The Cybernetic Brain, 18.

43.Turner, From Counterculture to Cyberculture,

44.John Markoff, What the Dormouse Said: How the Sixties Counter-culture Shaped the Personal Computer Industry, (London: Penguin, 2003).

45.Ted Nelson, correspondence with author Hugh Dubberly, March 21, 2015.

46.Stewart Brand, correspondence with author Hugh Dubberly, January 31, 2015. Louise Sandhaus brought our attention to an example of Wiener’s influence on the arts. In his 1970 book Expanded Cinema, Gene Youngblood writes about the “cybernetic movie studio” and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Industrial Age to the Cybernetic Age,” which he calls “Paleocybernetic”—combing “the primitive potential associated with Paleolithic and the transcendental integrities of ‘practical utopianism’ associated with Cybernetic … an image of a hairy, buckskinned, barefooted atomic physicist with a brain full of mescaline and logarithms…. It’s the dawn of man: for the first time in history we’ll soon be free enough to discover who we are.” (See Gene Youngblood, Expanded Cinema, New York: E.P. Dutton, 1970, 41.) Buckminster Fuller wrote the introduction, and Stewart Brand included a review in the Whole Earth Catalog. Later, Youngblood met members of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cybernetics and began a book (never completed) on Humberto Maturana and Francisco Varela. Youngblood reports, “Their theory of autopoiesis and the second-order cybernetics that Heinz [von Foerster] derived from it, changed my life. At last, I felt, here was biological (not just philosophical) proof of the impossibility of objectivity, the foundation of the mass media’s bogus legitimacy. Later, I became more interested in autopoiesis as a framework for talking about autonomy, which Maturana/ Varela explicitly acknowledged, and which I use to this day.” (Gene Youngblood correspondence with author Paul Pangaro, July 27, 2015.)

47.In 1969, Frank Oppenheimer imported Cybernetic Serendipity to San Francisco as the opening exhibition of his ground-breaking interac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 the Exploratorium. Its cavernous, unfinished interior created an appropriately immersive environment for the city that spawned Haight-Ashbury and other beacons of counter-culture. This began a long history of public exhibitions that amplified curiosity and encouraged the trial-and-error, cybernetic approach that Oppenheimer championed. His vision was a new type of learning for an age of social experimentation, bringing together art and science to foster an experiential understanding of phenomena in the world through interaction.

48.Stewart Brand, The Last Whole Earth Catalog: Access to Tools, (Menlo Park, CA: Portola Institute, 1973), 1.

49.Steve Jobs, Stanford University Commencement Address, June 14, 2005, accessed April 12, 2015, http://news.stanford.edu/news/2005/june15/jobs-061505.html.

50.Turner has chronicled the influence of cybernetics on Brand, Fuller, and McLuhan, and how it led to “cyberculture.” For example, Alan Kay took the PARC librarian to the Whole Earth Truck Store, and “they bought a copy of every book there.” See Fred Turner, From Counterculture to Cyberculture: Stewart Brand, the Whole Earth Network, and the Rise of Digital Utopian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6), 112.

51.Stewart Brand, correspondence with author Hugh Dubberly, January 31, 2015.

52.Buckminster Fuller, Ideas and Integrities: A Spontaneous Autobiographical Disclosure (New York: Macmillan, 1969).

53.Chanpory Rith and Hugh Dubberly, “Why Horst W.J. Rittel Matters,” Design Issues, vol. 23, no. 4, (Autumn 2006), 72-91.

54.Ashby’s work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for its comprehensiveness and rigor. In addition to Design for a Brain, his Introduction to Cybernetics (London: Chapman & Hall, 1956) is important because it defined the concept of “variety” as a measure of the degree of a system’s ability to respond to disturbances. By extension, a system has “requisite variety” (RV) if it can maintain homeostasis in the face of a range of disturbances. RV is an important contribution with many implications—for systems theory and modeling directly, and also for design and ethics. For design, RV provides a way to rationally frame the questions: What is “good enough?” And who needs to be involved? For ethics, RV is a foundation for von Foerster’s “ethical imperative.”

55.Pickering, The Cybernetic Brain, 157.

56.Chuck Owen, correspondence with author Hugh Dubberly, April 1, 2015.

57.Ralph Caplan, correspondence with author Hugh Dubberly, March 28, 2015.

58.Pickering, The Cybernetic Brain, 382.

59.Gordon Pask, “The Architectural Relevance of Cybernetics,” Architectural Design, (1969) 494.

60.Ibid.

61.Ranulph Glanville, “A (Cybernetic) Musing: Design and Cybernetics,” Cybernetics and Human Knowing, (Vol. 16: 3-4, 2009), 175.

62.Usman Haque, “The Architectural Relevance of Gordon Pask,” Architectural Design, 77, no. 4 (July/August 2007), 54-61.

63.Horst Rittel, “On the Planning Crisis: Systems Analysis of the ‘First and Second Generations’.” Bedrifts Økonomen. 8 (1972), 394.

64.Pask, “The Architectural Relevance of Cybernetics,” 4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