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奥威尔在其著名的政治小说《1984》里描述过一种叫做“新话”的语言，这种语言由小说中的执政党发明，旨在通过语言和词汇的更新排除掉所有包含异端思想的词汇，使得这些思想无法传播甚至无法被人“想到”（Literally Unthinkable)。奥威尔在小说里的这套设计很有趣，因为他实际上默认了一种语言对思想的支配关系。

不只是小说，现实生活中我们也常常能听到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比如“中文会给讲述者带来一种中国式的思维”、“英文里包含了一种西方式思维”等等。这些看似符合逻辑的话真的有道理吗？其背后的理论支撑到底是什么样的？

通过写这篇文章，俺想跟大家对于这个问题做个探讨。

语言真的能控制思想或者改变我们对外在事物的感知吗？很多语言学家对这个问题都做过详细的研究，首当其冲的就是美国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萨丕尔（Edward Sapir），他在1929年和他的学生沃特（Whort）共同提出了“萨丕尔-沃特假设”，萨丕尔在其中这么写道：

在提出“萨丕尔-沃特假设“之后，萨丕尔的理论继续发展，最终分化成了强势和温和的两派。强势派抱持”语言决定论“（Linguistic determinism)，认为我们所说的语言决定了我们如何感知和思考我们周遭的世界。而温和派则走向了“语言相对论”（linguistic relativity），认为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特性，由是我们所说的语言会影响我们对周围事物的观察。

两派都有论据证明自己的观点。比如持有“语言决定论者”观察到在美国印第安人霍皮族的语言里没有时态的概念，所以他们判断霍皮族人体验时间、描述时间以及看待时间的方式一定也与说英语者有所不同。

而持“语言相对论”者则通过比较不同语言对颜色的描述（纳瓦霍人用一个单词形容蓝和绿、俄语有两个单词专门用来形容深蓝和浅蓝、美洲印第安人的一些语言中没有区分黄和橙等等），得出单词对颜色的分类会影响观看颜色者对颜色的反应能力和印象。

这些观察和推论似乎都有其道理，但其实仔细观察就能发现在“语言决定论”中包含了一个深层的自我矛盾。

从日常生活着手，我们很容易就能发现“语言决定论”的不合理之处：如果说话者真的不能描述、思考自己语言里头没有涵盖的事物，像翻译外来语言和二语习得这种活动就无法进行了。

我们回顾一下中文里的外来词也能很轻松的想明白这个道理，比如在中文世界里本不存在”沙发“这个概念和物品，但是在这个东西被西方引进过来之后，我们很容易便用拟声的方式赋予了这个东西一个名字“沙发”，于是又可以愉快的交流了。要知道，创造词汇本身就是语言所包含的功能，这是简单的抹除所伤害不到的。

除了我上述所举之例子外，语言学家也找到了很多别的现象，比如“语言决定论”者宣称霍皮族语言里没有时态，但他们没提到其实霍皮族语里有很多表示时间的词语，诸如“某个星期的某一天、昨天、明天”等等词汇在霍皮族的语言里均能找到对应。再比如在巴西亚马逊雨林里的蒙度鲁库人的词汇里除了圆以外没有任何几何词汇（三角形、长方形等等），但是蒙度鲁库人经过测验却和我们大部分人一样理解很多几何的基本概念。

“语言相对论”者认为单词对颜色的分类会影响观看者对颜色的反应能力和印象。但是语言人类学家发现住在新几内亚达尼村的人们在描述颜色只有黑或白两个单词，但这并不阻碍他们看色彩的能力。归根结底，颜色是用眼睛看的，并不是用语言描述的。不同语言种族之间描述事物的差异，实质上只是一种实用主义的偏向，水彩店里描述颜色的词汇肯定远远多于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词汇，爱斯基摩人形容雪与寒冷的词汇也肯定比非洲人民要多，程序员的计算机语言外人一定不求甚解，他们为什么要发明这些语言？主要还是为了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方便。从这个角度看，字词应是客观事物的载体，而不会反过来对使用者的世界观施加重大的影响。

虽然我们前面已经证实了语言对个体施加不了那么大的影响，但仍然有很多人相信通过更改字词与话语可以让世界变得更好，更和谐。

美国实验心理学家斯蒂芬·平克在其著作《语言直觉》(The Language Instinct)中曾经描述过美国“政治正确”对词语的使用产生的影响：“政治正确”的一大特征就是诞生了很多委婉语（Euphemism)，比如残疾人这个词，过去常用的词语是“Crippled”，用多了社会各界开始觉得这个词是对残疾同胞的一种冒犯，于是渐渐向“handicapped”转移，“handicapped”用了几十年，下一代又开始觉得这个“handicapped”是对残疾同胞的一种冒犯，心照不宣地开始称残疾同胞为“disabled”，最近几十年似乎“disabled”又变成了一个歧视性词语，于是开始改叫“Physcially challenged”。

由“残疾”这个词这么些年的变化就可以看出，字词的改变并不能影响人们对残疾者本身的认知，所谓通过改换字词来对抗歧视的“政治正确”，说到底，只是一种对于字词的消耗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