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民国元年，南京临时政府于7月10日在北京召开临时教育会议，会议依据第十八件提案：“教育宜普及，文字宜适用于一般人民，不得专为少数才俊计”，通过了《采用注音字母案》。同年12月，教育部制订《读音统一会章程》八条。次年2月15日读音统一会正式召开，投票选举吴敬恒为议长，王照为副议长。会议的主要任务有三个：其一，审定字音的法定国音；其二，将国音解析为音素并核定音素总数；其三，制定字母表。

但读音统一会的会议进展极为缓慢，与会各方为了将自己制订的方案用作注音标准争执不下，“竟至动武”。议长吴敬恒曾谈到：“读音统一会开会时征集及调查来的音符……各种花样都有。”“无非个个想做仓颉，人人自算佉卢，终者意在音字几乎也无从轩轾，无从偏采哪一种。”随着期限临近，最终采取了浙江会员马裕藻、朱希祖、许寿裳、周树人（鲁迅）等人的提议，把会议上暂时用来审定国音的“记音字母”，定名为“注音字母”。这套“注音字母”所依据的“记音字母”便是由章炳麟的“纽文韵文”修改而来，提名“记音字母”的几人也多是章炳麟的学生。而章炳麟作为保守派的代表，主张造一种用于注音的字母，反对创造新的拼音文字，“注音字母”的定名便是源于他的这一主张。如此也引得王照、劳乃宣等人大为光火，但也不得不妥协，吴稚晖在《三十五年来之音符运动》中写道：“（定名注音字母）不过是敷衍国学大师，避开造字的嫌疑，若曰专为注释造音，其实希望它发达，止是侧重音字。”

会议持续了两个月，期间议长吴敬恒因各方责难愤而辞职，副议长王照也托病请假（据说是因为痔疮犯了），便由王璞任临时主席。最终，会议上议定6500个汉字的标准国音，并拟定出一套有着39个字母的“注音字母”。5月13日会议议决《国音推行办法》七条，要求各省设立“国音字母传习所”，由教育部核定“注音字母”并从速公布。1913年5月22日，读音统一会正式闭幕。

会后，原本应由教育部核定公布的注音字母方案，却因政局变动被搁置下来，此外还有不少反对的声音，因此便被教育部“束之高阁”。过了一年多，会员张璞等人组织了一个读音统一期成会，上书教育部要求推行注音字母也被敷衍了过去。无奈之下，王璞等人便在北京自行开设注音字母传习所，由王璞任会长，向社会进行宣传。

1916年，袁世凯去世，帝制再次被推翻，共和制得以恢复。深感民智实在是与国体无法匹配的一众知识分子，依然觉得普及教育的根本问题依旧是文字问题，便再次开始极力鼓吹文字改革，喊出“言文一致”、“国语统一”的口号。各省代表由此发起组织国语研究会，并在这年10月正式成立。1917年第三次全国教育联合会召开，呼吁“请教育部速定国语标准，并设法将注音字母推行各省区。”

1918年，胡适在《新青年》上用白话文发表文章《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提出 “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文学革命就此兴起，文字革命的呼声也随之愈发高涨。迫于各界压力，教育部于11月23日正式公布“注音字母”，而此时离读音统一会提交注音字母方案已经过去七个年头。

来到1919年，文学革命愈演愈烈，又与国语改革的主张“言文一致”、“国语统一”相互呼应，进而“双潮合一”，一众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扬言“要与政府作斗争”。为了加以应对，4月21日国语统一筹备会仓促间组织成立，作为教育部下的附属机构专职负责国语改革方面的工作。其后数年，国语统一筹备会数次开会对公布的注音字母进行修订，先后对部分注音字母的写法进行修改，革新了用于标注声调的“四声点法”，并将京音定为国音。1926年，国语统一筹备会修订公布《增修国音字典》（按《康熙字典》部首排列，略作修改）一册、《国语同音字典》（按注音字母顺序排列）一册、《国音常用字典》（以同音字分四声排列），“凡字音，概以北京的普通读法为标准。” 1929年，国语委员会第二次常务委员会议决：改《增修国音字典》为《国音常用字汇》，并由钱玄同作最后的审核，到1931年审定完成。1932年5月7日，教育部正式公布新国音的范本《国音常用字汇》，由商务印书馆（上海）出版。

1930年，吴敬恒在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八十八次常务会议上，提出《改定注音字母名称，称注音符号，以免歧误而利推行，请求公决案》，获得通过。该提案由国民政府训令行政院和各直辖机关执行，训令中提到：“惟其功用，亦不过或注字音，或注语音，足当音注而已；与假名相同，仅适注音，不合造字”，“对于高深学问及重要契约，其声类之平仄，亦类之同异，仍由汉文负其分别职责，不必在注音符号上又加枝赘之分别。”注音字母由此定性为注音符号，失去了成为新文字的希望，这也是改革派和保守派两方妥协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