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1933年1月16日生于美国纽约，2004年12月28日逝世于纽约），美国知识分子、作家，以其关于现代文化的论文而闻名。

桑塔格在亚利桑那州的图森市和加利福尼亚州的洛杉矶市度过了她的童年，“桑塔格”这一姓氏则来自她的继父。 她曾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就读一年，随后转至芝加哥大学习，并于1951年毕业。之后，她在哈佛大学学习，并在1954年和1955年分别获得英语文学硕士学位和哲学硕士学位。此后，桑塔格在在多所学院和大学教授哲学。

1963年，桑塔格出版了第一部小说《恩人》。20世纪60年代初，她撰写了大量的文章和评论，其中的大多数发表于《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评论》（Commentary）和《党派评论》（Partisan Review）等期刊。她的一些短篇文章被收录于1966年出版的散文集《反对阐释及其他文章》（Against Interpretation, and Other Essays）中。在她的第二部小说《死亡工具包》（Death Kit, 1967）问世后，桑塔格又发表了散文集《激进意志的风格》（Styles of Radical Will, 1969）。桑塔格后期重要的批评作品包括《论摄影》（On Photography, 1977）、《疾病的隐喻》（Illness as Metaphor, 1978）、《在土星的标志下》（Under the Sign of Saturn, 1980）和《艾滋病及其隐喻》（AIDS and Its Metaphors, 1989）。此外，她还创作了历史小说《火山情人：一个传奇》（The Volcano Lover: A Romance, 1992）和《在美国》（In America, 2000）。

桑塔格的散文通过严肃的哲学视角剖析了现代文化的各个方面，并对多位代表性人物进行了分析。1964年，她凭借文章《关于“坎普”的札记》（Notes on ‘Camp’）引起全美关注。在文中，桑塔格探讨了同性恋群体中的审美趣味。桑塔格还撰写了许多关于戏剧和电影的文章，并对作家娜塔丽·萨洛特（Nathalie Sarraute）、导演罗伯特·布列松（Robert Bresson）和画家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进行了评论。除了批评和小说以外，桑塔格还创作过电影剧本，并选编过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和安托南·阿尔托（Antonin Artaud）的作品。她晚期的一些文章和演讲被收录于2007年的《同时：随笔与演说》（At the Same Time: Essays and Speeches）一书中。

本篇文章（即《一种文化与新感受力》）收录于《反对阐释》（Against Interpretation）一书。《反对阐释》常以《反对阐释及其他文章》（Against Interpretation and Other Essays）为名出版，是苏珊·桑塔格于1966年出版的一本文集，收录了她最为知名的一些文章，包括《“坎普”札记》（Notes on 'Camp'）、《论风格》（On Style）以及同名文章《反对阐释》（Against Interpretation）。

在《反对阐释》一文中，桑塔格主张：当代批评和美学所使用的全新方法忽视了艺术的感官冲击力和新颖性，它们将艺术作品纳入预设的知识性解读框架中，过分强调了作品的“内容”或“意义”。

近年来，人们对“两种文化”之间出现的分裂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所谓的“两种文化”，指的是在两个世纪前的工业革命后诞生的文学-艺术（literary-artistic）文化与科学（scientific）文化。人们认为，一个头脑明智的现代人往往只会投身于其中的一种文化而排斥另一种：这两种文化拥有不同的文献体系，需要不同的技艺，关注不同的问题，甚至使用截然不同的语言。最重要的是，掌握它们所需付出的努力全然不同。文学-艺术文化被认为是一种整体文化（general culture），它关注的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那个部分，是能促进人类文化发展的那种东西。如奥尔特加·加塞特（Ortega y Gasset）[3] 所言，这种文化是“一个人忘记了他所读的一切后，仍然所葆有的东西”。与此相反，科学文化是一种专家文化（culture for specialists）。对这种文化的掌握建立在记忆（remembering）的基础上，从事者需要全身心地投入进去才能够理解它。文学-艺术文化注重内化（internalization）与吸收（ingestion）——亦即修养（cultivation）；而科学文化则注重累积（accumulation）和外化（externalization），它们需要解决问题的复杂工具和掌握知识的具体技巧。

T. S.艾略特（T.S. Eliot）[4] 将两种文化之间的分裂追溯到了现代历史上更为遥远的时期。在一篇著名的文章中，他谈及了 17 世纪出现的“感受力的分裂（dissociation of sensibility）” [5] 。不过，将这种分裂与工业革命联系起来似乎更为合理：许多文学知识分子和艺术家都对现代社会中出现的变化——尤其是伴随着工业社会出现、能够影响每个个体的那种变化：比如人情淡漠的大型城市的激增、匿名化（anonymous）的都市生活的普及——抱有一种历史性的敌意。工业化是现代“科学（science）”的产物。然而，无论是按照 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的视角，将其视为一种充满了轰鸣机械和有害烟雾的人为过程（artificial processes），认为它玷污了自然，使文化趋于同质（standardize culture）；还是按照较新的视角，将其视为20世纪下半叶逐渐形成的、一种清洁的自动化技术——都无关紧要。人们对工业化的评判大致相同。文学家们认为，在工业化的过程中，人类自身的地位受到了新科学和新技术的挑战。他们对这种变化深恶痛绝。然而，无论是 19 世纪的爱默生、梭罗和拉斯金 [6]，还是生于20 世纪、将现代社会的革新斥为难以理解、造成“异化（alienated）”的知识分子们，在面对这种变化时进行的抗辩未免显得有些底气不足。他们知道，科学文化和机器时代的到来已然无法阻挡。

几年前， C. P. 斯诺（C. P. Snow） 在一次著名的演讲中提出了关于“两种文化”的问题 [7] 。 然而，这种粗浅且庸俗的观点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存在。对此问题的典型回应有两种：其一是肤浅地为艺术的功能（the function of the arts）进行辩护，这种辩护往往依赖于日益模糊的“人道主义（humanism）”意识形态；其二是过早地把艺术的作用让给科学。关于第二种回应，我指的并非是指科学家（以及他们在艺术界和哲学界的同党）对艺术所持有的庸俗态度——即将艺术贬为不精确（imprecise）、不真实（untrue）、仅能用于玩乐的观点；而是在那些热衷于艺术的人们心中不断加重的疑虑。在过去，个体艺术家们进行独特的艺术创作，通过他们的作品给人们带来愉悦，并给人们带来美德（conscience）与感受力（sensibility）方面的教育。然而，这种角色如今屡遭质疑。一些文学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甚至预言：人类的艺术创作终将消亡——在一个自动化的、由科学主导的社会中，艺术将丧失其功能，变得毫无用处。

在我看来，这种说法显然毫无根据——上述对“两种文化”的讨论过于粗浅：它们都假定科学和技术是变化的、运动的，而艺术是则静止的，被认为旨在满足某种永恒性的人类需求（可能是慰藉，可能是教育，也可能是消遣）。正是基于这一错误的假设，才会有人推断出艺术面临着被淘汰的危险。

艺术的进步方式有别于科学与技术，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没有发展和变化。在我们这个时代，艺术正逐渐成为专业人士的领域：当代最有趣、最具创造力的艺术并不向只受过通识教育的普通人开放，而是向那些受到过专门教育、掌握了专业语言的人开放。米尔顿·巴比特（Milton Babbitt）和莫顿·费尔德曼（Morton Feldman）的音乐、马克·罗斯科（Mark Rothko）和弗兰克·斯特拉（Frank Stella）的绘画、默斯·康宁汉（Merce Cunningham）和詹姆斯·瓦林（James Waring）的舞蹈……要想深入了解这些艺术，就必须先接受感受力的培养；而这种教育的难度和所需的时间不亚于掌握物理学或工程学（在艺术领域中，只有小说方面的研究没能达到这样的高度——至少在美国是这样）。在“艰深晦涩”这方面，当代艺术和当代科学是一致的。此外，当代的艺术和科学文化在历史意识（history-mindedness）方面也展现出了相似性。最有趣的当代艺术作品往往充满了对媒介自身历史的指涉：当它们回应过去的艺术时，也就要求观众至少对近期的艺术史有所了解。正如哈罗德·罗森伯格（Harold Rosenberg）[8] 所言，当代绘画既是一种批评，也是一种创作。这一点同样适用于近年来的电影、音乐、舞蹈、诗歌以及（欧洲）文学。由此可见，文学-艺术文化在“累积性”上也同科学文文化相似。

“两种文化”之间的冲突实际上是一种错觉，更确切地说，是在深刻而复杂的历史变革时期中所出现的一种暂时性现象。我们当下所目睹的，与其说是文化之间的冲突，不如说是一种可能具有“统一性（unitary）”的新感受力的诞生。这种新感受力根植于我们的经验，而这些经验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它表现为极端的社会流动性和身体流动性；表现为人类生活环境的日益拥挤——无论是人口数量还是物质商品都在以惊人的速度增长；表现为全新感官刺激的涌现——例如乘坐飞机时所感受到的速度（physical speed），或电影画面切换时所的展现出的迅捷（speed of images）；还表现为通过艺术品的大规模复制而得以实现的跨文化视角。

我们所面临的并非艺术的消亡，而是艺术功能的转变。最初，艺术作为一种巫术-宗教（magical-religious）活动出现在人类社会；随后，它演变为描绘与评述世俗现实（secular reality）的技艺；而在当代，艺术又赋予了自己一种全新的使命——既非宗教，也不再服务于世俗化的宗教需求，更非仅仅出于单纯的世俗（secular）或亵渎（profane）的动机——当“宗教”或“神圣”的概念式微，与之相对立的概念也就失去了原本的意义。如今，艺术成为了一种全新的工具，用以改造人们的意识、重塑人们的感受力。艺术创作的手段则因此得到了根本性的拓展。人们感受到了艺术全新的功能，但鲜有人能清晰地把它表述出来。为了回应这种变化，艺术家们不得不自觉地成为美学家：不断地质疑并挑战他们所使用的媒介、材料与方法。现在，许多艺术家探索的重心似乎转向了掌握并运用来自“非艺术”领域的新材料和新方法——比如工业领域的技术、商业领域的流程与图像，以及极为私密、个性化的幻想和梦境。画家们不再仅仅满足于使用画布和颜料，而是使用头发、照片、蜡、沙子、自行车轮胎，乃至他们自己的牙刷和袜子进行创作。音乐家们不再满足于传统乐器奏出的声音，转而使用经过改装的乐器、（录制在磁带上的）合成音以及工业噪音进行谱曲。

传统意义上的一切界限都面临着挑战：不只是 “科学 ”文化与 “文学-艺术 ”文化之间的界限，或者 “艺术（art） ”与 “非艺术（non-art） ”之间的区别，还包括文化界内部许多既定的分野——形式与内容、轻佻与严肃，以及（尤为文化知识分子所偏爱的）“高雅（high） ”与 “低俗（low） ”。

[1] 关于桑塔格的简介译自大英百科全书：The Editors of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Susan Sontag."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n.d., www.britannica.com/biography/Susan-Sontag. Accessed 7 Jan. 2025.

[2] 关于《反对阐释》论文集的简介译自英文维基百科： "Against Interpretation." Wikipedia, Wikimedia Foundation, 3 Jan. 2025, en.wikipedia.org/wiki/Against_Interpretation. Accessed 8 Jan. 2025.

[3] 何塞·奥尔特加-伊-加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1883年5月9日生于西班牙马德里，1955年10月18日卒于马德里），哲学家、人文主义者，他对20世纪西班牙的文化和文学复兴产生了深远影响。

奥尔特加-伊-加塞特于1898年至1904年在马德里大学学习，1904年至1908年在德国求学，深受马堡的新康德主义哲学学派影响。1910年，他成为马德里大学的形而上学教授。然而，在其作品《天堂中的亚当》（Adán en el paraíso，1910；英译名：Adam in Paradise）、《堂吉诃德沉思录》（Meditaciones del Quijote，1914；英译名：Quixote’s Meditations）和《我们时代的主题》（El tema de nuestro tiempo，1923；英译名：Modern Theme）中，他逐渐偏离了新康德主义的哲学路径。他主张个体的生命才是最根本的现实，并提出用“作为生命功能的理性（reason as a function of life）”取代“绝对理性（absolute reason ）”，以每个个体的视角——“我由自己及所处的环境构成”（I am I, and my circumstance）——替代“绝对真理（absolute truth）”。与其他同时代人的一样，奥尔特加-伊-加塞特十分关注西班牙所面临的问题。他创办了《西班牙》（España，1915）、《太阳报》（El Sol，1917）和《西方评论》（Revista de Occidente，1923）等期刊。

在1936年至1945年间，奥尔特加-伊-加塞特自行流亡至欧洲和阿根廷，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返回西班牙。1948年，他在马德里创立了人文学院（Institute of Humanities）。在他其余的著作中，最为广为人知的就是《没有主心骨的西班牙》（España invertebrada，1922；英译名：Invertebrate Spain）和《大众的反叛》（La rebelión de las masas，1929；英译名：The Revolt of the Masses）。在这些作品中，他认为20世纪的社会被大量平庸且无个性的群体所主导，并主张这些大众应将社会的领导权交给那些受过良好教育且具有独立智识的人。

[4] T.S.艾略特（T.S. Eliot，1888年9月26日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1965年1月4日卒于英国伦敦），美籍英国诗人、剧作家、文学评论家和编辑，现代主义诗歌运动的领军人物，代表作有《荒原》（The Waste Land，1922）、《四个四重奏》（Four Quartets，1943）。从 20 世纪 20 年代到本世纪末，艾略特对英美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他在词汇选择、风格塑造和诗体结构上的创新性实验为英语诗歌注入了新的活力，并通过一系列的批判性散文打破了旧有的传统观念，树立了新的文学规范。《四个四重奏》的出版使他被奉为当时最伟大的英语诗人和文学家。1948年，他因卓越的贡献而被授予了功绩勋章（Order of Merit）和诺贝尔文学奖。

[5] “感受力的分裂”（dissociation of sensibility）是T.S.艾略特在1921年发表的文章“玄学派诗人（The Metaphysical Poets）”中提出的术语，用以解释英国诗歌在玄学派诗人全盛期之后所发生的变化。

艾略特认为，“感受力的分裂”是诗歌在玄学派诗人之后自然发展的结果。玄学派诗人能够“感受到他们的思想，就像闻到玫瑰的芳香一样直接”。这种现象——即“以官感领会义理（direct sensuous apprehension of thought）”或称思想与情感相融合——被艾略特称为“感受力的机制（mechanism of sensibility）”。后来的诗人逐渐丧失了这种能力。艾略特通过举例证明了“感受力的分裂”。他指出，后来的诗人倾向于使用更为高雅的语言，但在情感的表达上却更为粗糙。这种变化表明思想和情感在诗歌中的统一性已经被破坏，形成了所谓的“分裂”。

“我们可以用下面的理论来表达这种差异： 作为16世纪剧作家（dramatists）的继承者， 17世纪的诗人拥有一种可以吸纳一切经验的感受力的机制（mechanism of sensibility）。他们的文风就像他们的前辈一样，或精简、或造作、或艰涩、或怪诞；不比但丁、基多·卡瓦尔坎蒂、圭尼泽利或奇诺更少，也不比他们更多。在17世纪，感受力的分裂出现了。如今，我们的感受力再也没能恢复到过往那样。17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两位诗人——弥尔顿和德莱顿——他们的出现加剧了这种分裂。这两位诗人在诗歌的某些功能上（certain poetic function）表现得极为出色，出色到掩盖了他们在其余部分的欠缺。随着时间的推移，诗歌的语言不断发展，并在某些方面更进一步：柯林斯（William Collins）、格雷（Thomas Gray ）、约翰逊（Samuel Johnson ）乃至哥德史密斯（Oliver Goldsmith ）……他们最好的诗句比多恩 （John Donne）、马维尔（Andrew Marvell）或金（Henry King）的诗句更能满足我们在某些方面的苛刻要求。诗歌的语言愈发精炼，但它所表达的感情却愈来愈粗糙了。”

[6] 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1803 年 5 月 25 日-1882 年 4 月 27 日）, 美国散文家、演讲家、哲学家、牧师、废奴主义者和诗人，领导了 19 世纪中期的超验主义运动。他被视为个人主义和批判性思维的拥护者，对社会规范和从众压力（society and conformity）之间的冲突进行了预见性的批判。弗里德里希·尼采认为他是“最具天赋的美国人”，而沃尔特·惠特曼则尊称爱默生为“大师”。

爱默生逐渐远离同时代的宗教和社会信仰。1836年，他在发布了《自然》（Nature）一文，并阐述他的了超验主义哲学。随后，他于1837年发表了一场名为《美国学者》（The American Scholar）的演讲。这场演讲被老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 Sr.）誉为美国的“思想独立宣言（intellectual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爱默生大多数重要的散文最初是作为演讲稿写就的，后经修改才付梓出版。他的前两本文集《散文集：第一辑》（Essays: First Series，1841）和《散文集：第二辑》（Essays: Second Series，1844）构成了他思想的核心。这些文集中含有多篇著名文章，如《自立》（Self-Reliance）、《超灵》（The Over-Soul）、《圆》（Circles）、《诗人》（The Poet）以及《经验》（Experience）。这些文章与《自然》都发表于1830年代中期至1840年代中期——这段时期成为了爱默生创作的高峰期。

爱默生的写作涉及许多主题。他从不信奉固定的哲学信条，而是通过对某些思想（如个性、自由、人类无限的潜能、灵魂与周围世界的关系等）的不断拓展来传达他的观点。他对“自然”的理解更偏向哲学而非自然主义——爱默生称：“从哲学的角度看，宇宙由自然和灵魂构成（Philosophically considered, the universe is composed of Nature and the Soul）。”爱默生是那些“采取泛神论或泛自然神论立场，反对上帝与世界相分离（took a more pantheist or pandeist approach, by rejecting views of God as separate from the world ）”的人物之一。

爱默生是美国浪漫主义运动的支柱之一。他的作品极大地影响了身后的思想家、作家和诗人。他写道：“在所有的演讲中，我都在传授同一个教义，那就是人的无限性（I have taught one doctrine, namely, the infinitude of the private man）。”此外，爱默生还是同为超验主义者的亨利·戴维·梭罗的良师与益友。

亨利·戴维·梭罗 （Henry David Thoreau，1817 年 7 月 12 日-1862 年 5 月 6 日），美国自然科学家、散文家、诗人和哲学家。他是超验主义运动的主导人物之一，以其作品《瓦尔登湖》（Walden）和文章《论公民的不服从义务》（Civil Disobedience，最初以《反对政府的抵抗》为名发表）而闻名。前者对人类在自然环境中的简朴生活进行了反思，而后者则主张公民反抗不公正的国家。

由梭罗创作的书籍、文章、散文、日记和诗歌总计超过20卷。他关于自然历史和哲学的著作预见了生态学和环境史的方法与成果，为现代环境保护主义奠定了基础，成为了他为世界带来的经久不衰的贡献之一。梭罗的文学风格独具特色，他将对自然的细致观察、个人体验、犀利的修辞、象征意义和历史传说巧妙融合，在作品中同时展现出诗性的感受力、哲学的严谨性以及对生活细节的关注。梭罗还对如何在恶劣条件（hostile elements）、历史变迁（historical change）和自然衰退（natural decay）中生存抱有深刻的思考。同时，他还主张抛弃浪费和虚伪（illusion），追寻生命的真谛。

梭罗终身支持废奴运动，曾发表演讲抨击“逃亡奴隶法案（The Fugitive Slave Law）”。他赞扬温德尔·菲利普斯（Wendell Phillips）的作品，并为废奴主义者约翰·布朗（John Brown）辩护。梭罗“公民抗命（Civil Disobedience）”的哲思深刻影响了列夫·托尔斯泰、圣雄甘地和马丁·路德·金等知名人物的政治思想和行动。

梭罗有时会被后人称为“无政府主义者（anarchist）”，更准确地说，他或许应被称为“原始无政府主义者（proto-anarchist）”。在其开创性文章《论公民的不服从义务》中，梭罗这样写道：

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1819年2月8日—1900年1月20日），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博学家、作家、讲师、艺术史学家、艺术评论家、素描家以及慈善家。他的写作主题极为广泛，涵盖艺术、建筑、政治经济学、教育、博物馆学、地质学、植物学、鸟类学、文学、历史以及神话等多个领域。

拉斯金的写作风格和文学形式同样丰富。他撰写过散文、专题论文、诗歌、讲稿、旅行指南、手册、书信，乃至童话故事。 此外，他还绘制了关于岩石、植物、鸟类、风景、建筑结构以及装饰的精美素描和画作。 他早期的艺术评论文章以其精致而复杂的写作风格著称，后来逐渐转为简洁，以便更有效地传达他的思想。他在所有的作品中都强调自然、艺术与社会之间的关联。

在19世纪下半叶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拉斯金在世界上极影响力。在这之后，他的声望有所下降。但自20世纪60年代起，大量关于拉斯金的学术研究出版，这使得他的思想重新受到关注。如今，人们普遍认为他的理念预见了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道德消费主义以及手工艺复兴等议题的兴起。

拉斯金首次获得广泛关注是在1843年。彼时，他出版了《现代画家》（Modern Painters）的第一卷。这是一部为J. M. W. 特纳作品辩护的长篇作品。在文中，拉斯金主张艺术家的首要职责是“忠于自然”，即艺术应该根植于经验和细致的观察。从19世纪50年代起，他开始支持拉斐尔前派（Pre-Raphaelite Brotherhood）——这一学派曾受到拉斯金思想的影响。此后，他的作品越来越关注社会和政治问题——《给后来者言》的发表（Unto This Last，1860，1862）标志着这一转变的开始。

1869年，拉斯金被任命为牛津大学首位斯莱德艺术讲座教授（Slade Professor of Fine Art），并创立了拉斯金绘画学院（Ruskin School of Art）。1871年，他开始每月撰写一封“致全英国工人和劳动者的信（letters to the workmen and labourers of Great Britain）”，这些信件以《命运之钥》（Fors Clavigera，1871-1884）为题出版。在这部复杂且充满个人色彩的作品中，拉斯金阐述了他理想社会的核心原则。这些思想促成了圣乔治公会（Guild of St George）的成立，这一组织至今仍在运营。

[7] 1959年5月7日，英国科学家、小说家 C. P. 斯诺在剑桥大学的评议会大楼（Senate House, Cambridge）开展了著名的瑞德讲座（Rede Lecture）。演讲的第一部分于同年以《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The Two Cultures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为名出版。这篇文章的核心论点是：代表了“整个西方社会智识生活”的科学和人文学科已经分裂为了“两种文化”，而这种分裂严重阻碍了双方解决世界性问题的能力。

斯诺对“两种文化”所持的立场可以用他在文章中反复强调的一段话来概括 ：

[8] 哈罗德·罗森伯格（Harold Rosenberg，1906年2月2日－1978年7月11日），美国作家、教育家、哲学家及艺术评论家。1952年，他提出了“行动绘画”（Action Painting）的概念，这一术语后来成为“抽象表现主义”（Abstract Expressionism）的代名词。罗森伯格以其深刻的艺术评论享誉盛名。自1962年起直至去世，他一直为《纽约客》杂志（The New Yorker）撰写艺术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