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下野家例
编辑 / Pel
拍电影不能作为一种疗法吗？
上个月末，第94届奥斯卡学院奖获奖名单如期公布。在获得提名的动画电影中，除了《夏日友晴天》《寻龙传说》等商业大作，还有一部独立动画电影吸引了众多影迷的目光，它同时提名最佳国际电影、最佳动画长片、最佳纪录长片三大奖项，这在影史上尚属首次。
由乔纳斯·波赫·拉斯穆森（Jonas Poher Rasmussen）执导的丹麦动画电影《逃亡》（Flugt，英文名 Flee），讲述了一名从青少年时期逃亡到丹麦的阿富汗难民阿明（Amin Nawabi，化名），在即将与同性伴侣结婚前，向朋友袒露自己深埋多年的过去的真实故事。形式上，《逃亡》既是动画电影，也是纪录片。
本作在圣丹斯电影节、昂西动画节等国际节展上也收获了极高的肯定。The Hollywood Reporter 评价此作“扩展了纪录片的定义，一部具有力量的，关于个人挣扎及自我探索的回忆录”，The Guardian 称“这是一部不可能忘怀的作品”。
那么，《逃亡》究竟是一部怎样的动画电影？动画与纪录片，这样一对看似相距甚远的影像类型，如何在《逃亡》中得到统一。幕后，又是什么样的创作理念和生活经历造就了这样一部特殊的作品？
注：下文包含部分剧透，请酌情阅读。
当阿富汗上空的风筝折落到布满寒意的大海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这是进入到《逃亡》正片时的第一句话。以真实为底色，两条时间线的叙事逐步开启。
“现在进行时”的故事部分，包含导演本人与阿明的访谈——阿明躺在一张床上，起初显露出不安的神色（即使出于保护当事人的考虑，我们只看到他的动画形象），以及每次访谈结束后，导演对阿明与卡斯帕（Kasper，阿明的伴侣）的跟拍。
“过去时”的部分，则是阿明对导演讲述的——从童年开始，一直到其青少年时期的回忆。
据笔者对相关人士的咨询，临床专业人士对特定恐惧症来访者进行心理干预时，在首次谈话期间，会先引导对方回忆与恐惧体验有关的最初经历，而非直接了解当前的症状体验。有来访者会直接回溯到10多年前发生的某件事。乔纳斯·波赫·拉斯穆森采用了类似的方式——阿明对着面前的摄影机，深呼一口气，回想起他小时候穿着小裙子到处跑的时光，那是1984年的喀布尔（阿富汗首都）。
惬意地听着音乐，在好天气放风筝，和伙伴踢球打闹，炫耀自己拥有的明星卡片……阿明他们的少年时期原先与和平年代的许多人一样无忧无虑。
有一个场景是他和他哥哥在喀布尔打排球。当我们在制作这一段时，我突然意识到我和他的生活是多么的相似。我们同岁，听过同样的音乐，看过同样的电影。他在喀布尔打排球，我在家乡踢足球。（后来）在这个打排球的场景中，士兵们突然出现，并追赶他们到街道那儿。就在那时，他的生活走向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1]
——导演乔纳斯·波赫·拉斯穆森
直到1980年代，阿富汗的局势急转直下，阿明父亲作为异见者遭到逮捕，再也没回来。阿明一家人察觉到危险，踏上了残酷的逃亡之路。
阿明一家人通过旅游签证来到俄罗斯，暂时安顿在一栋公寓楼里，由此前已经逃到瑞典的大哥筹钱送他们偷渡。阿明、母亲、哥哥和两位姐姐等待了一年，终于凑到了让姐姐们偷渡到瑞典的经费。
姐姐和其他几十位难民一起乘轮船渡往瑞典，被人贩子塞进逼仄的集装箱，留下了强烈的心理阴影。阿明兄弟和母亲后来也试图走水路偷渡离开，但中途遭遇事故，被爱沙尼亚政府临时收容半年，接着遣返回到俄罗斯，继续过着苟且的生活。
再一次偷渡时，为避免上次的失败，家人安排阿明独自乘飞机离开。到达机场后，他撕掉俄罗斯的假护照，把人贩子提供的故事（全家被杀，一个人流亡海外）捏造成自己的真实经历，以博取官员的信任。
在这充满煎熬的几年里，阿明见识了太多人情冷暖，轻视生命的人贩子、腐败罪恶的警察、邮轮上俯视难民的乘客、来收容所拍摄报道（然而无济于事）的记者、还有那个偷渡路上一起听歌，把自己金链子赠予阿明的酷男孩……
阿明逃到丹麦后，带着愧疚的心情，不得不将自己的创伤记忆包裹起来，虽然暂时在丹麦安顿下来，但他始终害怕故事被戳穿危及家人，或是因性取向被家人抛弃。而且，他还肩负着要回报家人的信念，努力成就学业与事业。
阿明能以匿名的方式，将上述种种吐露给导演，足见导演在这一过程中的耐心陪伴，在放松的对话中，阿明道出与爱人的矛盾，道出他在面临人生选择时，自己“冷酷又利己”的内心体会。
动画+纪录，《逃亡》的特别之处
《逃亡》在今年的奥斯卡同时提名最佳动画长片及最佳纪录长片，而无论从动画或纪录片的角度审视，《逃亡》也确实足够特别。
阿明并不像真人实拍的纪录片那样，作为被摄物直接出现在镜头面前。导演通过动画的形式，隐藏了阿明一家人的具体身份。在谈及为何采用动画纪录的形式时，导演提到：“故事几乎都发生在过去，我想展示80年代阿明的童年、阿富汗以及90年代的莫斯科，但更重要的是，阿明想要匿名，影片既要隐藏身份，又要再现记忆，这使得动画成为了完美的形式[2] 。”
《逃亡》中同时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视觉风格。第一种出现在导演与阿明交谈时以及大部分回忆片段——虽然动作流畅性不足，不过动画仍抓住了必要的细节，致力于还原真实反应，例如下图深呼吸和抹掉泪滴的桥段。
影片的动画指导 Kenneth Ladekjær 说动画师们研究了导演和阿明交谈时的实拍片段，动画师力求让观众觉得躺着说话的阿明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非角色，所以他们特别关注了阿明手是如何移动、如何闭眼睁眼这类微动作[3]。
第二种视觉风格则用来表现阿明一家最恐惧的时刻，描绘对象只有基本的轮廓，炭笔质感画出模糊不清的黑白背景，五官也往往被隐去, 不断流动，没有固定的形状——就像我们的记忆。
而到了纪录这部分，《逃亡》与《和巴什尔跳华尔兹》（Waltz with Bashir，2008）及《白塔》（The Tower，2018）等其他动画影片一样，都采取了在动画部分插入真人素材的手法。
《和巴什尔跳华尔兹》讲述主角（导演本人）为了找回自己于第五次中东战争期间参加贝鲁特难民营大屠杀的记忆，与前参战士兵、记者及心理学专家等人交谈，在全片最惨烈的场景——大屠杀结束后的难民营，完成了从动画画面到赤裸裸的实拍影像的接合，视听冲击力达到顶点。
而讲述现代黎巴嫩贝鲁特难民营中，一个巴勒斯坦人家庭的生活状况与战争回忆的动画电影《白塔》也有意利用了真人素材，华蒂和姑姑拿着家庭相册看家人们的照片，里面都是真人照片，这些素材除了告诉观众角色年少时的样貌，还让观众切实看到了难民营的真实景象。
与二者相似，《逃亡》借助真人影像，一方面起到了加强影片的真实性、可信度的作用。尤其是影片在结尾，阿明和卡斯帕相拥于花园的段落，在两人的动画形象离开镜头后，紧接着出现了花园的实拍镜头，再次强调这是真实的故事。
它不止是一个关于难民的真实故事
《逃亡》是一部涉及战争、难民、LGBTQ 等大量社会议题的作品，同时，青春、家庭、友谊以及爱情等个人经验，也在片中有相应体现。 本片的执行制片人之一，曾凭借其在《金属之声》中的表演而提名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的里兹·阿迈德（Riz Ahmed），在接受 IndieWire 的采访时[4]，表示：
这不是那种某个家伙出现并说“嘿，让我放个摄影机”的纪录片。这是两个已经认识了25年的朋友第一次向对方敞开心扉的过程，为此他们花了大概8年时间……我们经常看到幸存者或难民的故事被涂上非常紧迫、暗淡的色彩，（这种做法）丧失了人的主体性。《逃亡》把我们置身于情感的过山车、置身于妨害他们爱的生活的那些想法，置身于面对情感时的回避心理。故事的核心实际上是这些当下的关系，而不是对过去的痛苦的迷恋。
《逃亡》成功让阿明在安全的环境中，倾诉自己埋藏已久的过去。
而《逃亡》的另外一位执行制片人尼古拉·科斯特-瓦尔道（Nikolaj Coster-Waldau），在同一场专访中也表达了自己对电影主题的看法：
乔纳斯在阿明身边创造了这个安全的泡泡，这样阿明就可以说出故事。我们总是在谈论“小作”和“大片”，这只事关预算吗？因为有时小作带来的影响可能很大。《逃亡》带来的情感影响使它成为一部“大片”……尽管我不是难民，但我们都能与阿明的经历的某些方面产生共鸣。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为自己的身份认同，为无法敞开心扉接纳自己而苦恼。
它不止是一个关于难民的真实故事。
正如“逃亡”在片中的两层含义：它既表示过去的阿明逃离战乱和故土，也表示现在的阿明试图通过这部动画纪录片以及影片外积极的生活，逃离自我封闭的状态。
结语
现代电影、动画诞生100多年来，受到最多关注的往往是那些虚构作品，角色、奇观和模因被当作图腾般崇拜。然而《逃亡》却反其道而行之，不仅用动画叙述了阿明的个体回忆，展现上世纪阿富汗-俄罗斯-丹麦的社会现象与隐秘历史——
更重要的是，受访者与创作者彼此信任，袒露心扉制成动画影片，这样的过程本身更凸显沟通的价值。如侯孝贤所说的那样“让电影服侍我们”，叙述本身即是收获。
“拍电影不能作为一种疗法吗？”——这是《和巴什尔跳华尔兹》中常年梦到恶犬追杀的男人问导演的话，在一定程度上，《逃亡》以正面的方式回应了此问题，它主动且自觉地为阿明构建了可将内心托付出去的场域，导演也完成了其关照者的角色，造就这样一部特殊的“动画纪录片”，接下来，或许会有更多类似的作品延续这种方向吧。
本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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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et Danske Filminstitut: Jonas Poher Rasmussen om 'Flugt'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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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nimation World Network: Jonas Poher Rasmussen Talks ‘F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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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nimation World Network: ‘Flee’: An Animated Documentary Recounts a Harrowing Personal Trau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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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IndieWire: ‘Flee’ Advocates Riz Ahmed and Nikolaj Coster-Waldau Make the Case for the Movie’s Historic Oscar Od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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