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6月13日，德国汉堡，希特勒来到布洛姆-福斯船厂，为霍斯特·维赛尔号举办下水仪式。

现场的工人纷纷举起右臂行礼，或出于民族自豪，或出于群体压力。但在整齐划一的纳粹礼中，偏偏有一个人双手抱胸，摆出了拒绝的姿态。

他，就是奥古斯特·兰德梅塞。

自从1933年纳粹上台以来，纳粹礼已经从公务员系统，逐渐扩大到整个社会。如果一个人敬礼不积极，极有可能被盖世太保找去喝茶。

那为什么兰德梅塞即便在希特勒眼皮底下，却仍然选择不妥协呢？

要知道，在1931年，兰德梅塞可是主动加入纳粹党的。不过，他加入的动机并非出于信念，而是关乎生计——工作实在是太难找了。

上世纪30年代，德国的失业率飙升至30%，相当一部分德国人为了工作和面包加入纳粹党。兰德梅塞就是其中一个，他也确实得以成为船厂工人。

而在1934年，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兰德梅塞遇到一个犹太姑娘，艾尔玛·埃克勒Irma Eckler。两人坠入爱河，订下婚约。

爱无关种族和立场，兰德梅塞却因此被开除纳粹党籍。

1935年9月15日，《纽伦堡法案》颁布，禁止德国人和犹太人结婚，而合法婚姻外的此类亲密关系，都会面临种族玷污的刑事指控。

如果兰德梅塞和克勒再早几个月登记结婚，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这是因为，对于在法案颁布之前就已经登记的混血婚姻，也就是一方是德国人，一方是犹太人的情况，德国配偶的身份可以暂时保护犹太配偶不被驱逐。

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思贝尔斯和妻子格特鲁德就属于这种情况。可法律是一回事，社会压力又是另一回事。

德国当局曾三番五次威逼利诱雅思贝尔斯，设法让他和犹太妻子离婚，还在1937年剥夺了他的教职，可雅思贝尔斯从未动摇。对于雅斯贝尔斯来说，如果背弃对妻子的责任，他的哲学也将毫无意义。

他明确表示，如果格特鲁德被带走，他也会一同前往。

可并不是所有混血婚姻都能经得住社会的压力，失业、亲友断交、孩子遭受歧视等等，让一部分德国人选择和犹太伴侣解除婚姻关系。

而那些失去家庭保护的犹太人，归宿只有一个——集中营。

在纳粹的高压统治之下，互相举报、揭发成为日常，人人自危，不惜出卖曾经的邻居、朋友，甚至是爱人，借此保全自身。

这是极权政府最可怕的地方。

汉娜阿伦特认为，极权政府的本质不是暴政，而是全面恐惧。恐惧让人主动切断了与他人的连接，变成一个个单一的原子，活成单一标准的样子。安全的私人领域被摧毁，自由言行的公共空间也不复存在。孤独的原子最容易相信宏大叙事，整齐划一的动作和口号放大了确定性的幻觉。

原子-极权-原子，形成恶性循环。

不过惯性并非决定论，人始终有选择的自由。

即便兰德梅塞与埃克勒的婚姻不被承认，他们依然公开出双入对。极权并非铁板一块，当原子化的个人重新建立连接的时候，恐惧也会暂时让步。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1936年，兰德梅塞并没有屈服于集体压力，也没有被希特勒的演说天赋所打动。被科学包装的主义或许正确又美好，但是如果必须背弃家人来实现，那就让主义见鬼去吧。

见识到了集体的疯狂，次年，奥古斯特和埃克勒试图带着女儿逃亡丹麦，但却以失败而告终。1942年，埃克勒死于贝恩堡集中营。两年后，被编入惩戒营的兰德梅塞死于克罗地亚。

不幸中的万幸是，他们的两个女儿得以幸存。1991年，德国《时代周报》刊登了这张照片，小女儿伊瑞妮Irene在人群中认出了父亲。

由此，兰德梅塞和埃克勒尘封的故事才为我们所知。

在纳粹掌权期间，诸如兰德梅塞和埃克勒这样的悲剧反复上演。

但是，也有例外。那就是当原子化的个人大规模聚集的时候。

成百上千个德国女人来到玫瑰大街，公开抗议盖世太保对她们犹太配偶的抓捕行动，这个时候，纳粹犹豫了。

那是在1943年初，德军在战场上接连受挫，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使出焦点转移的惯用伎俩，发起了驱逐所有德国犹太人的最后一击：工厂行动。

在这之前，德国依然有一部分犹太男人在工厂里工作，他们中的大多数，在《纽伦堡法案》颁布之前就已经和德国女人结婚。

虽然这些德国女人遭受了各方面的压力，丢工作、遭白眼，以及盖世太保隔三差五的心理战：“你和犹太人结婚，你玷污了雅利安血统，你是德意志的敌人。”

但仍有一部分德国女人没有和犹太配偶割席。在柏林，这个数字是1800。这也就使得1800名犹太男人暂时免遭集中营的厄运，而是被迫留在柏林的军需工厂里，被纳粹压榨劳动力。

1943年2月27日，就在戈培尔发起最终驱逐之后，约一万名犹太工人被盖世太保抓捕，等待他们的，将是开往集中营的列车。

在这之中，柏林的1800名犹太工人，暂时被关押在玫瑰大街的一栋大楼里。

这栋大楼，曾经是柏林犹太社区的行政楼，后来成了盖世太保的临时监狱。

当德国女人们听闻抓捕消息，她们自发走出家门，聚集在玫瑰大街，要求盖世太保释放她们的丈夫。盖世太保曾多次威胁要逮捕这些抗议者，甚至一度举起了手枪。

很难说这是不是虚张声势。盖世太保并不会因为她们是德国人就手软，要知道，就在几天前，白玫瑰反抗组织的索尔兄妹刚刚被除以死刑。盖世太保抓捕他们的时候，这对兄妹正在散发自制的第6份传单。

然而，恐惧没有让玫瑰大街的女人们退缩，她们手拉着手，重复她们的诉求——

“把我们的丈夫还回来。”

连续7天，抗议的人从最开始的200人，增加到上千人。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党卫军来到玫瑰大街支援，他们全副武装，架起机枪，手指扣在扳机上，只等一道命令。

而女人们手无寸铁，她们只有握紧彼此的手，继续重复诉求——

Gebt uns unsere Männer wieder/把我们的丈夫还回来。

枪声终究没有响起。

或许是玫瑰大街的抗议人数实在是太庞大了，出于舆论考量，纳粹领导层最终释放了玫瑰大街里的1800名犹太工人，甚至，就连已经在奥斯维辛路上的30多个犹太人，也被送了回来。

玫瑰大街的抗议，是整个纳粹德国时期，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抗议，也是极少数取得成功的抗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