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说，我们现在处于“现代”社会，但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进入现代的？

客观来讲，不同领域对于何时进入“现代”的界定，各有不同。

文学、音乐、建筑等诸多领域，往往将“现代”的起点锚定在 20 世纪初。

印象主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那时候的各种先锋思潮疯狂涌动，新的艺术流派与风格如繁星般绽放。

然而，哲学却早早地在近 400 年前就毅然踏入了现代的征程。

而之所以“哲学”如此特殊，自然要说起 16 世纪那场对自然理解的革命性剧变。

哥白尼在 1473 年至 1543 年间提出了日心说，彻底打破了长期以来人们深信不疑的地心说传统，地球不再是宇宙的核心，人类也不再处于万物环绕的中心位置，这一观念的颠覆使得整个知识界开始重新审视宇宙的架构。

与此同时，伽利略凭借着自制的望远镜，将目光投向浩瀚星空，观测到木星周围存在卫星环绕运行。

这一发现不仅进一步佐证了哥白尼的日心说，更为重要的是，它开启了一种全新的探索自然的方式——通过精确的观测与实证研究去揭示自然的奥秘。

他们运用数学工具进行量化分析、设计实验反复验证假设，为现代科学方法论奠定了基石。

直到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诞生，这一本又被称为《原理》的书，让科学的方法在牛顿的手中拥有了“弑神”的力量。

然而，若将目光投向近代早期之前的时代，那便是一片截然不同的知识景象。

整个世界如圆环绕一点般环绕着人类。由此可知，万物皆与这一点相关，如同苹果种子被果实环绕与保护……天文学理论通过研究行星相位和星辰所深刻洞察的一切……同样可应用于人体苍穹。 ——帕拉塞尔苏斯

在那个时代，秉持此类观念的思想家们普遍坚信宇宙是以人类为中心运转的，他们热衷于在人类与天体之间找寻微妙的对应与相似之处，将现实世界视作是为人类量身定制的、充满象征意义的宏大艺术品。

这种古老的思维模式在 16 世纪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新的科学发现如汹涌浪潮般冲击而来。

传统学者弗朗西斯科·西齐，在面对伽利略望远镜所揭示的木星卫星现象，极力用自己的固有观念来进行反驳，他依据的竟是一些看似荒诞不经的类比。

动物头部有七个孔洞（双眼、双耳、双鼻孔和嘴巴），世上有七种金属，一周有七天，所以天上不可能有超过七个“游移行星”。

西齐的失败并非偶然，它象征着一个时代的落幕与新时代的开启。

现代的我们，已然摒弃了那种强行在自然现象中附会人类意义的思维定式，不再纠结于类似“为何是七颗行星而非八颗或二十颗”这样的问题。

我们知道，知识的获取应当扎根于对自然系统、严谨且开放包容的观察，而非依赖于那些牵强附会的类比与预设模式。

但这场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绝非一蹴而就，其间布满了荆棘与坎坷。

前现代以模式为导向的思维方式，是一种深入骨髓的本能，长久地吸引着我们。

毕竟，人类作为渴望意义的生物，总是倾向于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找寻规律、构建秩序，赋予万事万物以特定的价值与象征。

我们传统思想中的五行（木、水、火、土、金）与五感相互对应，便是这种思维倾向的例证。

再者，前现代观点与我们日常的感官体验有着一种天然的契合度。

当我们抬头仰望天空，直观的感受便是地球静止不动，而太阳宛如一个巨大的金球，每日东升西落，划过天际。

要让自己克服这种看似“确凿无疑”的感官认知，转而接受数学上更为简洁、却与直观相悖的日心说模型，需要耗费极大的心力去突破认知局限，重塑思维架构。

在文艺复兴的那段激荡岁月里，蒙田目睹地心说与日心说的激烈交锋，内心满是迷茫与困惑，最终认定置身事外才是明智的举动，不偏袒任何一方，以一种消极避世的态度应对知识的混沌。

像蒙田这样的哲学家不少，但并非所有哲学家都甘愿在这场知识变革中充当旁观者，仍然有许多有识之士挺身而出，毅然为新的科学思维方式摇旗呐喊、冲锋陷阵。

哪怕烈火焚身，就此身死。

在 16 世纪末的法国，一颗闪耀于哲学苍穹的巨星——勒内·笛卡尔诞生了。

他成长于传统学术氛围浓厚的环境，自幼接受耶稣会的教育，沉浸在古希腊先哲亚里士多德及其中世纪阐释者的思想中。

然而，随着年龄增长与阅历渐丰，尤其是当他接触到新兴的自然研究方法时，他对往昔所学的那些传统知识产生了诸多质疑与反思。

从笛卡尔的《第一哲学沉思录》中，我们能窥得他的思考路径。

若要在科学领域构建起稳固且持久的知识大厦，此生必须有一次壮士断腕般的决绝行动——彻底推翻一切既有认知，从知识的根基处重新开始。

于是，他精心规划出一套惊世骇俗的推翻计划。

我们常常笃定地认为眼见为实，然而，在一些特定情境下，视觉却会巧妙地欺骗我们。

比如，远处看似平静的湖面，走近一瞧才发现波光粼粼；在炎热的夏日，远方的道路仿若有水渍闪烁，实则是空气受热不均导致的折射现象。

这些看似不起眼的感官误导，成为笛卡尔撬动传统知识根基的最初支点，促使他对感官经验的可靠性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随着怀疑的深入，这种不安逐渐蔓延，最终攀升至极致，一个极具想象力的“邪恶恶魔”就此诞生。

在这个场景中，笛卡尔设想存在一个无比强大且邪恶的恶魔，它法力无边，不仅能够肆意操纵我们的感官，向我们发送虚幻的感官印象，让我们误以为身处真实世界，还会在我们进行抽象判断，如简单的算术计算时，悄然施展魔力，误导我们得出错误的结果。

当这个邪恶恶魔在《第一沉思》末尾粉墨登场时，笛卡尔借叙述者之口宣告，先前所有基于感官与经验积累的见解都是可疑的。

笛卡尔将自己置于一种知识的“虚空”之中，只为寻找那最为坚实、无可置疑的真理基石。

然而，笛卡尔并未在这片怀疑的深渊中沉沦太久。

在后续的五篇沉思里，他开始精心重构全新的世界观。

他坚信，在这片看似荒芜的知识废墟之上，一定能筑起一座完美无缺的逻辑大厦。

而这座大厦的第一块基石，便是自身存在这一无可辩驳的事实。

无论那邪恶的恶魔如何施展欺骗之术，当一个人静下心来，专注于内心，思考自身是否存在时，他必然会得出肯定的答案。

因为在思考的当下，思考这一行为本身就确凿地证明了思考者的存在，即 “我思故我在”。

但是仅有“我存在”这一略显单薄的基础，显然不足以撑起庞大的知识体系。

笛卡尔在《第三沉思》中提出了一个引人深思的关键问题：究竟是什么让我们如此笃定自己存在这一首要事实？

笛卡尔做出了判断，这是源于我们对所断言之事 “清晰明确的感知”。

当我们在内心确认自己的存在时，这种感知没有丝毫的模糊与歧义。

由此，笛卡尔大胆推断，如果这一论断成立，那么我们理应相信“凡是清晰明确的，便是真实的”这一普遍规则。

他的理由是如果这个规则存在问题的话，那么我们就连自身存在这一最基本的认知都将失去依据，陷入无尽的怀疑。

于是，在《第三沉思》中，他毅然以此规则为基石，继续构建大厦。

此时，笛卡尔手头可供调用的资源极为有限，除了自身存在这一已确定的事实外，他只能继续走向内心深处，以期获得更多的支持。

在检索自己心灵世界的探索中，他惊异地发现，自己的心中存有诸多形态各异的观念。

这些观念有的关乎天使的超凡形象，有的涉及凡人的日常百态，还有的指向太阳、天空等自然万物，更有那至高无上、代表着无限与完美的上帝的观念。

它们不仅在所代表的事物种类上大相径庭，其来源表象亦是千差万别。

然而，在那邪恶恶魔的阴影笼罩下，这些观念的真实来源又如何明确呢？

但笛卡尔并未就此放弃，在他所有纷繁复杂的观念中，自幼接受的耶稣会教育，此刻站出来拯救了他。

他想到了上帝。

在他的认知里，上帝是无限且完美的存在，是一切美好与真理的源泉。

如此完美的观念，绝不可能源自任何有瑕疵、不完美的源头。

基于此，笛卡尔坚定地得出结论：上帝的观念必是由上帝本身直接赋予，是与生俱来、自始植入我们灵魂深处的神圣印记。

笛卡尔从单纯的上帝观念论证上帝的真实存在，这一论证过程巧妙地运用了一条因果原则。

他认为，在因果链条中，结果必然蕴含着原因的某些特质，即便只是在观念层面，完美的结果也绝不可能由不完美的原因所引发。

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相信上帝的，要不然也不会有“十字军东征”或者“宗教裁判所”之类的存在了。

但无论如何，一旦认定上帝的存在，笛卡尔便势如破竹，一路高歌猛进。

他进而主张，我们所有清晰明确的观念（如精准无误的真理观念、抽象恒定的数字观念、纯粹完美的几何形式观念），既然皆来自于完美的上帝，那么必然都是与生俱来且完全可信的。

因为一位完美且仁慈的上帝，绝不会在他精心创造的人类心灵中植入有缺陷的先天观念，这无异于在完美的画卷上涂抹污渍，与上帝的至善本性相悖。

但是解决的问题越多，生成的问题就会更多。

既然我们拥有了这些先天的、清晰明确且完全可信的观念，那现实生活中我们为何还常常犯错，陷入思维的误区呢？

在笛卡尔看来，问题的根源在于有些观念并非如上述那般清晰明确，而是模糊混乱的。

比如日常生活我们会感觉到饥饿或者口渴，甚至是我们习以为常的颜色和气味的等原始感觉，虽在一定程度上能让我们感知到外界的某些信息，但这些观念并未向我们毫无保留地展现事物的真实本质。

在昏暗灯光下，我们可能会对物体的颜色产生误判，将红色看成黑色，因为此时颜色观念受到光线干扰，变得模糊不清，无法精准地反映物体的真实颜色属性。

与之相反，像数字五这一抽象概念，无论在何种情境下，它所代表的数量意义都是恒定清晰的；又如三角形形状，其三条边、三个角的构成特性一目了然，这些清晰明确的观念必然能精准无误地展现其所代表事物的本质，不会让我们产生丝毫的误解与偏差。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那些模糊事物，笛卡尔提出，了解像气味或颜色这类看似难以捉摸的事物的最佳方式，是以清晰的数学或几何术语对其进行剖析解读。

就像我们运用分子形状的科学知识去解释气味的产生原理，用可测量的光波长理论去阐释颜色的本质奥秘，将感性的、模糊的认知转化为理性的、精确的知识，从而拨开迷雾，看清事物的真相。

这种将抽象概念置于知识追求核心地位，强调通过理性思辨、依托先天观念来构建知识体系的思维方式，便是笛卡尔所倡导的理性主义。

笛卡尔本人在代数和几何领域造诣颇高，他所创立的笛卡尔坐标系，将代数与几何联系了起来，可以说是数学史上的伟大成就。

正因如此，他对运用数学工具分析自然充满热忱，坚信这是揭示自然真理的有力武器。

然而，任何伟大的探索者在前行道路上都会遇到荆棘坎坷，笛卡尔在解释人类错误的根源时，也陷入了困境。

由于他始终坚称人类先天的智力硬件来自完美的上帝，这就使得解释人类为何会犯错变得尤为棘手。

既然我们的造物主是完美的，那为何我们会犯这么多的错误？完美的造物主，不应该创造出完美的造物吗？

在《第四沉思》中，笛卡尔试图为此辩解，他提出，上帝不应为我们的错误负责，因为这些错误并非源于上帝的设计缺陷，而是源自我们自身的自由意志——在面对诸多观念时，人类拥有选择接受或拒绝的自由。

当我们滥用这种自由，选择那些不够清晰明确的观念作为判断依据时，便诞生了错误。

换句话说，就是我们想法太多，辜负了上帝的好意。

真是抱歉。

直到这里，还有一个终极的问题没有解决。

为何上帝在赋予我们卓越且精准无误的数学与抽象观念的同时，还要给予我们那些模糊混乱的身体感觉呢？

直至《第六沉思》，笛卡尔才最终着手处理这一难题。

笛卡尔精心设计了一个思想实验：让我们试着想象一个千边形，一个拥有恰好 1000 条边的几何图形。

从理智层面出发，凭借着理性的力量，我们能够精确地把握千边形与 1001 边形的细微差别，倘若我们还记得那些几何公式，甚至能准确无误地算出千边形内角和恰好为 1996 个直角。

然而，当我们切换到想象力的视角，试图在脑海中勾勒出千边形的具体模样时，情况却大不相同。

此时我们的脑海中大概率会浮现出一个较为混乱的图形，它有着密密麻麻的诸多边，与其他同样多边的图形相互交织，难以清晰分辨。

基于此，笛卡尔得出了一个深刻的结论：想象力并非简单地读取理智中的清晰明确观念，它另有使命，它指向的是更为具体、与身体感官紧密相连的外部世界。

我们的想象力常常受到身体感官所获取的信息的激发与引导，它试图将这些零散的感官信息转化为形象化的认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周围的世界，但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感官信息的复杂性与局限性，想象力所构建的形象往往带有一定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

基于以上的思考，笛卡尔最终为感觉以及相关的想象能力找到了它们在逻辑体系中的定位。

他认为，我们的感觉以及相关的想象能力，其核心目的并非像理智那样，直接向我们的灵魂展现事物本身的真实本质，那是理智凭借其纯粹的抽象思维能力所独有的使命。

诸如饥饿、疼痛、气味和颜色等感觉，虽然不能像理智那样给予我们关于事物本质的精准认知，但它们却时刻提醒我们身体的需求与周围环境的变化，帮助我们及时做出反应，确保身体的存活与健康。

而这一切，显然是仁慈的上帝在创造人类时所精心考量的，他希望通过赋予我们这些感觉能力，让我们能够更好地适应环境，在世间繁衍生息。

倘若我们能时刻牢记感觉并非旨在展现事物的真实本质，那么我们就能避免被感觉偶尔的误导所困扰。

这种“死理性派”的祖师爷，便是笛卡尔。

有些人在面对爱人父母的感情波动时，他们不愿意将感觉置于崇高的地位，而是将其解构成是身体内激素的分泌，便是笛卡尔这一套逻辑。

笛卡尔本人对其精心构建的理性主义体系满怀信心，在著作的序言中，他毫不谦逊地宣称，他的证明 “精妙绝伦，我深信人类心灵绝无可能发现更佳证明”。

这份自信源于他对理性力量的深度信仰，以及对自身论证逻辑的严谨把控。

然而，现实却并未如他所愿，他的热情与乐观并未得到学界的普遍响应。

很少有人质疑他关于自身存在确定性的主张，毕竟“我思故我在”这一论断确实无可辩驳；但在此之外，他的诸多论证却遭到了强烈的抵制与批判。

神学家安托万·阿尔诺立刻敏锐地察觉到笛卡尔在《第三沉思》中论证过程的潜在风险，担忧他陷入了一种循环论证的困境。

在证明“清晰明确观念确实可信”的过程中，笛卡尔似乎不得不依赖这些清晰明确观念本身作为论证的依据，就如同一个人试图提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这显然是一种逻辑上的悖论。

这一问题，即“笛卡尔循环”，它至今仍困扰着笛卡尔在哲学界的声誉，成为后人研究笛卡尔哲学时无法回避的关键难题。

波希米亚公主伊丽莎白同样对笛卡尔的理论提出了尖锐的质疑，她指出，笛卡尔在阐释理智灵魂如何与物质身体相互作用这一关键问题上，表现得令人失望。

在笛卡尔的理论体系中，理智灵魂仿佛是一个游离于物质世界之外的神秘存在，它如何能够与有血有肉、遵循物理规律的身体进行沟通与协作，实现身心的和谐统一，这一问题始终无法解决。

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也加入了这场对笛卡尔的批判盛宴，他紧紧抓住“先天观念”这一核心概念，向笛卡尔施压，追问其究竟如何运作。

在霍布斯看来，笛卡尔所主张的先天观念缺乏现实基础的支撑，仿佛是空中楼阁，难以令人信服。

而这最后一项批评，被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敏锐地捕捉到，并将其猛烈地推进，引发了一场更为深刻、影响更为深远的哲学论争。

约翰·洛克（1632 - 1704），早年求学于牛津大学，在攻读本科学位期间，系统研习了诸多传统哲学经典。

然而，彼时的他或许并未预见到，毕业后数年的一次邂逅，即将彻底改变他的学术轨迹——因为他接触到了笛卡尔的新哲学。

在随后的岁月里，洛克的人生可谓丰富多彩，他一面投身于医学研究的浩瀚海洋，探寻人体的奥秘；一面又在公务员的岗位上兢兢业业，为社会的运转贡献心力。

笛卡尔如同一个“魅魔”，即便洛克事务繁忙，也仍然在笛卡尔思想的“引诱”之下，在忙碌之余，默默耕耘，耗费整整 20 年时光，精心雕琢出其思想结晶——《人类理解论》。

洛克所倡导的理论，是一条被他称为“历史的、平实的方法”的独特路径。

这条路径引导他对理性主义所推崇的先天观念发起了强有力的挑战。

好，现在让我们静下心来，细细思考一个问题。

我们真的如同理性主义者所宣称的那样，从生命伊始便被植入了理性观念吗？

理性主义者言之凿凿地主张，有些基本原则为全人类所共同信奉，必定是先天存在于我们心灵之中的，诸如“凡是存在的，就是存在的”“同一事物不可能既存在又不存在”这类看似不证自明的命题。

然而，洛克却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见解。

他尖锐地指出，倘若需要运用理性去挖掘一个真理，而后又宣称此真理是先天固有的，这无疑是一种逻辑上的冗余。

就像我们说太阳的观念先天存在于我们心中，但还得依赖视觉发育才能被心灵捕捉到一样荒谬可笑。

洛克坚定地竖起了经验主义的大旗，提出我们的最初观念源自感觉。

洛克做了一个比喻：在感觉尚未开始在心灵这张“白纸”上留下印记之前，心灵就如同一张洁白无瑕的纸张，纯净而空无一物。

随着我们呱呱坠地，开启与外界的接触之旅，感觉器官便成为我们认识世界的窗口。

通过一次次反复的体验，孩子们逐渐能够识别周围的物体和人。

最初，他们眼中的世界或许只是一团混沌的光影、杂乱的声音和模糊的触感，但随着经验的累积，这些原始的“感觉观念”如同拼图的碎片，慢慢聚集成有意义的模式。

不仅如此，随着心智能力的逐步发展，我们还能从见证心灵自身的运作过程中收获洛克所谓的“反思观念”。

比如，当我们集中注意力思考一个问题时，能够觉察到思维的专注与跳跃，这种对自身思维活动的感知便是反思观念的体现。

在洛克的理论体系中，对外在事物的感觉以及对心理活动的反思，构成了人类获取简单观念的唯二源泉，而这些简单观念恰是构建所有人类思想大厦的基石。

尽管洛克强调思想的原材料必须扎根于经验土壤，但他也认识到，经验并非知识的全部。

在获取简单印象之后，人类心灵展现出了非凡的创造力，我们能够像技艺精湛的工匠一样，将这些来自感觉和反思的材料进行重新组合、排列，进而构建出更为复杂抽象的观念。

这些观念涵盖了诸如正义、财产、政府等社会生活的核心领域，也包括我们在想象世界中创造出的虚构生物、新奇发明。

比如当我们目睹社会中资源分配的不均、权利的纷争，结合内心对公平的渴望与思考，便逐渐形成了关于正义的复杂观念；又或是在对诸多物品归属与使用规则的观察与反思基础上，塑造出财产的观念。

一旦我们凭借自身智慧亲手打造出这些精心构思的观念，洛克认为，我们就能对它们所蕴含的各种真理拥有清晰认知。

洛克举了个例子佐证这一观点。

没有财产，就没有不公正。

初读起来，这句话似乎令我们感觉到困惑。

洛克解释道，这很可能是因为每个人在读到“财产”和“不公正”时，脑海中所浮现的观念与他所定义的不尽相同。

他本人将财产定义为“对任何事物的权利”，将不公正定义为“对该权利的侵犯或违背”。

如此一来，从这两个精准定义出发，“没有财产就没有不公正”的观点便逻辑清晰，无可辩驳。

没有对任何事物的权利，那自然不存在对该权利的侵犯或违背了。

洛克也很清醒，现实世界中的人们在交流与沟通时，往往并非都以相同方式界定关键术语。

这种术语理解上的差异，常常引发诸多争论，尤其是在道德和政治这类复杂且敏感的领域。

这些争论的根源并非在于观念本身存在不可调和的本质差异，而更多地是源于人们用词时关联的观念各不相同。

若想化解这些仅仅因用词分歧引发的无谓争端，达成更多共识，进而拓展知识的广度与深度，我们必须学会更精准地厘清用词背后所指向的观念。

比如将复杂观念分解为更简单、更易理解的术语，就像拆解一台精密仪器，看清每一个零部件的功能与运作原理。

即便我们竭尽全力，严格遵循洛克所倡导的方法，力求精准定义每一个术语，知识的边界依然存在。

洛克将知识本身定义为“对我们任何观念的联系与一致，或不一致与相悖的感知”。

他察觉到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存在多种表现形式，这些不同形式便构成了知识的“程度”。

其中，最清晰、最直接的知识程度是 “直觉知识”。

当我们面对某些观念时，无需过多思考，便能即刻、本能地把握它们之间的一致或相悖关系。

比如，当我们看到一个圆形图案，内心会自然而然地知晓“圆不是三角形”，这便是直觉知识的生动体现，它基于我们对基本几何形状的直观认知，不依赖任何复杂的推理过程。

稍具难度的知识程度是 “论证知识”。

在这种情况下，心灵无法仅凭一眼望去便洞悉观念之间的关联，而是需要借助一系列如同桥梁般的连接观念，循序渐进地展开推理，才能最终看清观念之间的一致或相悖。

以三角形内角和的知识为例，我们知道三角形内角和等于两个直角，这并非是一个直观上显而易见的事实，而是需要通过一系列严谨的几何推导步骤，从已知的几何公理、定理出发，逐步构建论证链条，最终才能得出这一结论。

最后一级知识是洛克所谓的 “敏感知识”。

敏感知识与前两者有着显著的区别，它的关注点并非聚焦于一般真理或观念之间抽象的关系，而是紧紧围绕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所体验的特定对象的存在与否。

依据洛克的观点，当我们身处当下，真切地感知到周围的事物时，我们便拥有了对这些事物存在的敏感知识。

比如，此刻你身上穿着的衣物，你能清晰地感受到它的质地、温度，看到它的颜色、款式，这种通过身体感官直接获取的体验，让你确凿无疑地知晓这件衣物是真实存在的。

洛克进一步强调，当你实实在在地感受某物时，与仅仅凭借记忆回想它或在脑海中凭空想象它时的体验截然不同，这种差别是如此鲜明。

洛克反复强调我们的知识对实际目的的充分性。

在他看来，倘若某个看似真实的事物真实到足以成为我们快乐与痛苦的可靠来源，那么我们对其存在的确定程度便已足够应对生活的需求。

换言之，知识不必追求绝对的、形而上的确定性，只要能够指导我们在现实世界中趋利避害，实现人生的幸福与安宁，它便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对洛克而言，知识从根本上来说，是我们追求幸福的有力工具，而非仅仅是满足学术好奇心的抽象概念。

知识固然重要，但知识也并非唯一的指引。

我们的许多行为并非受知识的严格支配，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受一种相对较弱却更为灵活的东西——判断的影响。

判断虽然无法像知识那样给予我们确凿无疑的确定性，但它却能让我们在纷繁复杂的信息洪流中，合理地认定一个主张可能为真。

在众多实际情境中，这种可能性往往高到足以让我们将其视作实际上确定无疑，从而依此采取行动。

比如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会依据他人的证言来做出决策，相信朋友推荐的一本书值得一读，或是听从专家的建议选择某种治疗方案。

在洛克看来，这些基于他人证言所做出的相信，始终是一个判断问题，而非纯粹的知识问题。

知识不是真理，幸福也与你知道多少知识无关，开心地过好每一天，比什么都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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