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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纳海姆漫游北中国，长达27个月，靠的当然不是个人积蓄，或者哪一家学术机构慷慨解囊，他的背后是俄军总参谋部。俄国1905年在日俄战争中失败、丢失在中国东北的特权后，转换吞噬方向，开始对中国西北、华北进行情报搜集。曼纳海姆这趟旅行，正是隐蔽在考古下的现地勘察。

曼纳海姆中选，除了他身为骑兵军官，能够适应长途骑马旅行外，还因为他是芬兰人，又通晓瑞典语（当时芬兰官方语言之一），可以用芬兰护照在华行动，避免俄国身份引人注目。曼纳海姆在和阗与瑞典医生拉奎特的交往，以及清政府各级官员的不加防备，也证明了这一点的功用。

俄军总参谋部下达给曼纳海姆上校的命令，包括收集从新疆到长城内外中国各省的军事资料和统计数字，核对旧有地图并绘制新图；了解清政府的国防基础、军队训练情况，以及最近几年推行新政对地方的影响；探查日本对清政府的影响；以及勘察通向喀什、兰州乃至北京的道路，“尤其是要查明我国骑兵部队及由三个兵种组成的独立部队进军兰州的条件”。

进入中国后，曼纳海姆各项活动背后都有情报目的。1906年下半年在喀什的逗留以及到叶尔羌的短途旅行，是为完成一个具体的情报需求：确认日本政府情报人员是否已经进入了南疆。曼纳海姆的结论是，除了上一年以考古为名义公开旅行的两个日本人外（外务省系统的两个调查员林出贤次郎和波多野养作），没有其他日本人到过天山以南。此后，直到土尔扈特卓哩克图汗的驻地，才见到得到清政府允许到新疆的日本军人日野强少佐一行。

整个旅程中，曼纳海姆无时不刻注意观察日本对中国的影响。他看到日本人正在参与开发陕西北部的油田，规划从甘肃修向沿海的铁路。许多新设立的普通学校和军事学校，都由日本人担任教官。

曼纳海姆认为，“在地方官府活动中，任何一个看上去谦恭文雅的日本教员，也许是，或者会成为省高级官员的一名秘密顾问”。他还记录了中国人对日俄两国的态度，一方面认为“日本经常说对华友好，但决不能轻信”，另一方面“对我国不满和不友好”，期盼着废除俄国侨民的贸易特权。总的来说，“中国人在经常理由充足地批评我国行为的同时，与日本人相比，他们无疑更偏向于我国。”

肩负着勘察地形道路的任务，让曼纳海姆像三国名将邓艾一样，“每见高山大泽，辄规度指画军营处所”。在喀什，他实地考察了边界的重要山口，记载兵要地志。在他笔下，特克斯的阿克布拉克山口“有三座桥需要加固，其中有两座桥可就近取材加固，一座桥则需要从数俄里以外的地方搬运加固材料”。昌曼河附近山口，虽然野战炮可以行动自如，但“在上述200俄丈陡坡上还需要修出一条‘之’字形道。不过，也许可以请陆军部队帮忙把武器装备抬上去。” 详细程度令人发指。

进入内地，城市更受曼纳海姆重视，着重分析其战略地位。新疆省会乌鲁木齐“控制着西部前线所有三条行军路线……无疑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一旦爆发战争，乌鲁木齐的命运将决定这一前线战争的最后结局” 。甘肃省会兰州“四面环山，极易防守”，在这里“我们将遇到甘肃主力部队的抵抗”，但即便取胜，“对战争的结局不会产生局定性的影响”，因为“派往西安的中国劲旅或其他类似的机动部队，可以轻易阻止下一步的进攻”。

总结勘察见闻，曼纳海姆认为从兰州取道西安进攻北京，要考虑保证长达3500俄里的补给线，“不得不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为了达到上述结果，实施这一军事行动是否值得”，看法相当悲观。

尽管曼纳海姆认为，考察新疆的军队“对于一个军人来说，是毫无乐趣可言的”，还是做了详细的记录，列出了天山北麓每一处驻军的编制、数量、素质和武器情况。他认为，这些部队士兵缺员严重，有三分之一的人体力甚至不堪拿起武器，训练方式陈旧，“完全靠旗语和擂鼓来进行操练。整个操练动作活像演杂技，所有动作都很精确，追求的是舞台效果”。即便是这种训练，也马虎草率、漫不经心。在乌鲁木齐时，曼纳海姆几次在拂晓或者下午太阳暴晒的时候去练兵场，看看操练是否进行，结果当然是空无一人。

曼纳海姆还对游牧部落的军事潜力进行了调查。对东归的土尔扈特部，他认为虽然该部人数不多，枪支也落后，但一旦战争爆发，该部对清政府的出兵必将唯命是从。其他蒙古部落的情况算不上乐观，纸面上可以动员出来的上万名骑手并不存在，“实际上，他们哪怕是一个真正的骑兵连都形不成”。

越接近关内，军事状况越先进，曼纳海姆的夸赞之词逐渐增多。甘肃、陕西重视队列训练，但射击训练“被抛弃了”。山西新军强一些，不但射击训练严格，还拥有独立的炮兵。河南新军更胜一筹，已经开始进行战术训练和军事演习。

总体上，曼纳海姆认为新军士兵的基础非常好，“队列之整齐无可挑剔”“操枪动作干净利索，再好不过了”“操作火炮的动作非常灵活、迅速、熟练”，问题在于军官素质落后。但是，“随着将来军官队伍水准的提高，如果他们能够在生活中保持朴实、简朴，并向现在的军官那样接近兵丁，那么他们就会比欧洲的同行多一个加号”。

1908年7月，曼纳海姆抵达北京，结束了2万公里行程。之后，曼纳海姆从天津乘船经日本到海参崴，乘坐火车沿西伯利亚铁路回到圣彼得堡，向沙皇报告了行程。此后，他在沙俄军队中继续晋升，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担任陆军少将、骑兵第十二师师长。十月革命后他返回芬兰，先后担任芬兰军队总司令、摄政、国防委员会主席和总统，获得了元帅军衔，并指挥了两次苏芬战争。

戎马倥偬中，曼纳海姆也没有忘记他的中国之旅。1940年，他的穿越中国日记整理出版，还获得了瑞典地理学会的“赫定金质奖章”，上篇开头的引文正来自这本日记的序言。1946年，曼纳海姆辞职隐居瑞士，4年后完成了回忆录。

书中，曼纳海姆在回忆早年个人经历之后，将中国之旅所作为第二章重点叙述，并引用一位英国人的话，对自己这三个年头的旅程做了一个小结，“一个人在中国呆三年可以写一本书，呆三个礼拜可以写一小册子，但若呆了三十年，他就明白自己的无知而保持沉默。”

1951年1月，曼纳海姆病逝于瑞士，享年8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