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发于《青年志》

2022年8月20日，由于各项身体机能衰竭，玛利亚·索在大兴安岭的森林中平静离世，享年101岁。在短暂的哀悼后，她的讣闻很快被戈尔巴乔夫、稻盛和夫、英国女王去世的新闻所淹没。

你可能没有听过她的名字，但或许你知道一本书：茅盾文学奖得主、小说家迟子建的代表作《额尔古纳河右岸》。这部小说的女主人公原型就是玛利亚·索。她常年生活在大兴安岭，与驯鹿和鄂温克族人为伴。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迟子建写道：“我不愿意睡在看不到星星的屋子里，我这辈子是伴着星星度过黑夜的。”而玛利亚·索过的就是这样的一生。这篇文章所讲述的，就是和玛利亚·索、使鹿鄂温克部族有关的故事。

也许你会疑问，书写一个遥远的、陌生的女人，究竟有什么意义？在记录玛利亚·索的过往时，这个问题盘踞在我的脑海里。看起来，她跟我非亲非故，我却几次产生想书写她的冲动。当我收集与她有关的细节时，我想到的既是自己的母亲，也是许多在历史上被遗忘的女性。她们勤恳生活，照顾家庭，躬耕纺织，乃至维护一个地区的安宁。但是在传统的历史记录里，留给她们的篇幅非常少，甚至不过是一句话。

在这种对于女性命运的遮蔽背后，值得反思的恰恰是谁来定义“重不重要”、“值得不值得书写”。身为写作者，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发现那些被忽略却闪闪发亮的质地，进而意识到，一个边疆女性的命运，未必就比一个男性君王要轻，那些被忽略的女性生活，同样有值得书写的必要。

玛利亚·索第一次办身份证是在2010年8月，那一年她89岁。

她出生于额尔古纳河右岸的驯鹿部落，被外界誉为使鹿鄂温克部族的最后一任女酋长（但鄂温克人说敖鲁古雅没有女酋长），小说家迟子建曾以她为原型创作了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

2010年8月26日至29日，她受邀去北京保利剧院观看一部以她为原型的生态舞台剧。进北京需要身份证，她必须得办一个。在北京，她体验了动车、地铁，见识到天安门、人民大会堂，一个三百人族群里德高望重的女人，来到了中国的政治中心，一切恢弘、敞亮。她还是选择回去。

大城市很好，只不过不是她生活的地方。房子买不起，再好也是别人的。热闹里没有熟人，再热闹自己也只是陌生人。玛利亚·索还是习惯回到森林，虽然对大部分人来说，那里相当陌生，但对她来说，那是故乡。

她原本是使鹿鄂温克奇乾部落长者的女儿，从小练就打猎的本领。她的第一段婚姻来自于父母指配，丈夫拉吉米大她20来岁，是个有名的猎手。他能找驯鹿，很顾家，但是个酒徒，因为酗酒早早去世。拉吉米去世后，玛利亚·索接过了家庭大权，开始承担起管理家族的重担，如此数年，因为擅长寻找驯鹿和管理猎民点，她成为了使鹿鄂温克族群的核心。

回忆往昔，玛利亚·索的记忆里弥漫着驯鹿和雪花，她说：“年轻时我跑得可快了，抓小鹿的时候，我跑得飞快，连男人都佩服。有的小崽出生不让人碰，疯跑一气，我就能追上，猛地抓住后腿拴好，等把大群赶回去后再去取回来。40多岁时，是我的鹿最多的时候，多得怎么抓都抓不过来，眼睛能看到的范围内都是鹿，什么样的小崽都有，它们身上的花纹也都不一样。我跟小鹿赛跑，最后还是把它撵回来。每当下多多的小鹿羔的时候，就是我觉得最幸福的时候了。”

平日里，她喜欢戴花巾，穿一条鄂温克特色的长裙。客人到访，她端上果酱款待，有人偷偷饮酒，她严厉的像个班主任。认识她的人说，她沉默寡言，喜欢保留狩猎而来的动物标本、祖辈遗留的工艺器皿、猎民草药，还喜欢用鹿皮线做一些皮制的手套、小挎兜、首饰包。

她不喜欢喝酒。她的二儿子酗酒而亡，她的许多族人也死于酗酒。例如鄂温克女画家柳芭酒后溺死在了河套里，她的妹妹柳霞和弟弟维加也酗酒，维加曾在猎民上缴枪支后想过自杀，柳霞目睹亲人离开，酒精成为她痛苦时的寄托。写作者舒月、丁刚曾经在“财新”发表报道《走出森林的鄂温克人：最后的女王和猎枪》，文中提到：“母亲柳霞和大舅维加酗酒，导致雨果恨极了酒精，他在阿龙山和根河的商店里打了一圈的招呼，不要给柳霞酒，可她总有办法弄到。偷来的、赊来的，或者一些人不怀好意，想看她出洋相故意给她的。柳霞曾经拿菜刀砍维加，拿开水烫他，或者突然来几下拳头狠命砸他。他们有时候还会互殴。有一年，维加在猎民点上喝多了，抡起斧头直接给她脑袋开了瓢。他们是亲姐弟啊，他们是亲生母子啊，在酒精面前，一切都失去意识。她喝多了时候常常尿失禁，冬天能直接看见屁股后头冒烟儿，雨果要给她换下脏的内裤，要替她洗干净。二十四五岁的小伙子在生活面前，那些难为情的东西都省去了。”

在他们的关系最撕裂时，雨果一度生出“你咋不死了呢？你这样活着，我哪儿也去不了”的想法，他曾在阿龙山脚下挥起手给过柳霞一巴掌，盼望着能把她打醒。《财新》那篇文章写道：“有些话柳霞记住了，在她半醉半醒的时候，能听见，有些话喝醉了完全没知觉。她那一身的伤痕被弟弟维加打的，被鄂温克族人打的，或者被前夫老翟打的，她从不计较。儿子那一巴掌她第二天醒来就忘了，只是闷头继续喝。”醉酒之人也在用酒精回避苦恼。他们知道使鹿鄂温克人随时有消亡的可能，但他们无力改变历史对尘土的碾压。

纪录片《犴达罕》说到过一件事：被迫上缴猎枪那一年，诗人维加为了守住自己的猎枪，在大兴安岭与警察博弈，他抱着猎枪跳下悬崖，却被一根树枝救下。维加说：“在老敖乡没搬迁之前，鄂温克人不咋喝酒。搬迁以后把枪也没收了，无所事事就整天喝酒，喝得非常厉害。头一个死的就是喝酒喝死的，已经死了八个了。他们内心痛苦，狩猎文化连枪都没了。”在维加的叙述里，昔日的猎民青年“头戴贵族稀毛皮帽，闪着金属光泽的犴皮夹克，鹿腿皮套裤，犴腿皮鞋，狍皮靴子——如风飘在雪之上”。但狩猎文化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消亡了，起初是变成开车打猎、骑摩托打猎，后来收枪了，警察对反抗的猎民青年进行追捕，古老的狩猎部落不得不服从现代文明的秩序。维加是个率性的人，如果每个人的灵魂都有一个神灵的残片附体，那么维加的体内一定住着酒神的灵魂。他说：“如果有高度文明世界的警察向我开枪，那就开枪吧。”“一个民族失去了自己的文化，就等于失去一切，失去了一切，这个民族就要面对消亡。”

千禧年初，维加目睹了使鹿鄂温克人下山的过程。会说鄂温克语的青年变少了，懂得猎民文化的人也越来越少。使鹿鄂温克人人数稀少，面对历史的风浪，他们只能在夹缝中努力适应。这几乎是一个不可逆的历史进程，而仍然守护在山林里的人，仿佛在守护一个昨日的世界。有一回，维加回到山林去寻找大兴安岭最大也最神秘的鹿科动物犴达罕，他和猎民毛谢在原始森林里度过五天四夜，只发现了偷猎者下的套子和几处犴的尸骨。在纳拉齐、西格里齐和碱场，维加看到了犴的足迹，但也没能见到它的真身。而在他年轻的时候，在他家附近，不到一公里就能打到犴，时过境迁，因为偷猎行为，犴的身影也愈发难以寻觅了。

在使鹿鄂温克，没有身份证的人不在少数。他们中有的人一辈子都在森林和草原里居住，远离城市，直到千禧年初，他们被政府要求搬到城市附近的根河定居点，这种情况才发生改变。使鹿鄂温克部族是鄂温克族里仅存的驯鹿一脉。如今，整个鄂温克族有三万多人，分布在鄂温克旗自治乡、陈巴尔虎旗、根河、满归、讷河乃至新疆塔城等地。

传说，鄂温克人的故乡在勒拿河的“拉玛”湖（即贝加尔湖），那里水草丰茂，荷花盛开，走近湖边，太阳仿佛就在不远的地方。另一说，他们的故乡在黑龙江上游石勒喀河一带，当地有的萨满跳神之前就会说：“我们是从石勒喀河的发源地出发，顺着‘西沃哈特’山后的影子，经过黑龙江，我们祖先的根子，是住在‘仙人住’（撮罗子）里。”

使鹿鄂温克人有神灵信仰。他们尊敬火焰和雷电，祭拜一个名叫“敖教勒”（hojoor）的祖先神。传说鄂温克人的祖先是被雷打死的，祖先的上半身上了天，变成了“保勒索合鲁勒”（boorolgoohor haruul，斑白的守护神）；中身留在地上，变成了“谢考达热勒”（shokoodaaral，守护神）；下身变了九个“道尔保如”（yegin-dolbuul，九根支柱）。其偶像置于蓝布上，悬挂在“仙人柱”圆木的柱顶上，并置有太阳、月亮等，以及9个小人，其中5个金色的是女人，4个银色的是男人。鄂温克的萨满跳神时会念出“敖教勒”的名字，以示尊敬。

学者孟慧英多年以来研究萨满文化，她在《论原始信仰与萨满文化》一书中提到：“在黑龙江上游的鄂温克族萨满教信仰中，雷被描绘成一只巨鸟形象，雷的声音也被说成是雷鸟飞翔时翅膀扇动的声音。萨满神术中所说的真魂邀游天际的时候，会碰到各种各样的凶险，这种雷鸟正是对萨满真魂加以保护的灵物。……鄂温克人认为，人被雷击死是出于天意，而天的旨意是非常神圣的，因此死于天意的人其灵魂也非常圣洁，所以他们把有这样灵魂的人视为氏族祖先神，并加以供祭。”当你去往鄂温克，你会发现他们经常提到“乌力楞”，这是家户的意思。在鄂温克，每个氏族都包括几个“乌力楞”，“乌力楞”的神名叫“玛鲁”，它是与鄂温克人祖先有关系的神。“玛鲁”神一般由十二种物件和神灵组成，除了主神“舍卧刻”之外，其他的都是“副神”，相当于巫祖助手神。比如小鼓，“舍卧刻”喜欢听鼓声，萨满一敲鼓，“舍卧刻”就来。还有“嘎黑”鸟，鄂温克人把这种鸟的全皮剥下来，作为“舍卧刻”骑乘的飞鸟。而“玛鲁”也是鄂温克人对装着各种神灵的圆形皮口袋的称呼。

东晋诗人陶渊明写过一个名叫桃花源的地方，那里的隐居者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使鹿鄂温克人曾经也过着这样的生活，只不过他们的日子更加严酷。他们在历史上曾经历多次迁徙，玛利亚·索在的这支族群可以追溯到明清时期，在近代，他们的先祖受不了沙皇俄国官吏的统治，避难到了中国东北。

据1958年印刷的《使鹿温克人的社会调查》记载：1761年以后，俄国地方政府取消了使鹿鄂温克人的部落酋长制度，让当地官员来管理他们，这里的适龄儿童被安排在俄罗斯远东的阿鲁功斯公立学校读书，大人们则需要炼铁制造铁器，为俄罗斯人种地当雇佣工，他们在整个19世纪都受到俄国的残酷统治，后来，由于受不了俄国统治者的长年压迫和苛捐杂税，1917年前后，使鹿鄂温克部族迁徙到中国境内。

上世纪80年代，汉人顾德清曾造访过这个神秘族群。1983年2月22日—3月2日，顾德清到达根河·满归镇，他在“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运转站”换乘，汽车向北开出满归镇，山路婉转，左下是冻结的激流河，两旁密布着高直的松树群，公路上不断驶过来运木材的汽车。半个小时后，汽车驶进了被树木包围着的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站在松林环绕的山地上，他看见了洁白松软的雪、银灰色的雾气和巨大蜜糖般的太阳。

他把自己的见闻写进了《猎民生活笔记》，那是一本记录他与鄂温克人、鄂伦春人等民族打交道的日记。敖鲁古雅乡里的鄂温克人是1965年由奇乾迁来的，他们的人口总数只有165人，大多数人在乡里生活，少数人在山上，他们在山上的大灵河、白马坎、三十一叉线饲养驯鹿，驯鹿总共有一千只左右。而在乡里，有商店、医院、粮店、文化站、学校、托儿所等，学生食堂全部由学校负责，所有鄂温克族免费医疗，文化站免费放电影。

多亏了顾德清这本《猎民生活笔记》，使得大量与使鹿鄂温克人有关的生活细节被文字保存了下来。比方说：当地女性扎头巾（俄式扎法），穿布衫，大尖领子，对襟，后背和腰部掐褶，领边、袖口和衣边有线条，衣服多是黑、蓝或紫色，冬季穿犴皮靴、戴犴皮手套。当地人喜欢用一种鹿纹装饰的桦树皮盒子，直径约三十厘米，高二十厘米，盒壁是涂红油漆的驯鹿图案，其他地方成蓝色，图案边线露桦皮本色，用“压”、“刻”的工艺方法制作。当地还有一处“敬老院”，那里的老人收藏有许多桦树皮或鹿皮革制品，比如桦皮盒、犴皮手套、犴皮靴子、驯鹿笼头、驯鹿驮箱等。顾德清到访鄂温克族群时，玛利亚·索已经60岁上下。20年后，当顾德清之子顾桃再次拜访使鹿鄂温克族群时，玛利亚·索已是80岁高龄，依然是这个森林部族的核心人物。

玛利亚·索是猎民文化消逝的见证者，不过和诗人维加决绝的悲观不同，她是在悲观过后选择了接受，并且力所能及地守护这个只有300多人的族群。

她参与了使鹿鄂温克人从满归到根河的迁徙，又因不适应根河定居点的生活，与一批族人回到了山上。她曾经在自述里慨叹猎民文化的消逝与驯鹿之死，为了让更多人关注到使鹿鄂温克人的处境，她也曾经下山，作为宣传符号融入在与这个驯鹿族群有关的活动里。有一段时间，她仿佛是一位本族文化的宣传大使，受邀观看戏剧，上过湖南卫视，顾桃拍摄“敖鲁古雅”三部曲时，她也是出镜人选之一。玛利亚·索对于宣传本民族文化并不排斥，而在鄂温克内部，改善生活和守护猎民文化的声音同时存在，年轻一代既希望过上更好的生活，又害怕猎民文化在他们这一代走向消亡。而老一辈会说，猎民文化已经消亡了，收枪以后，使鹿鄂温克族古老精神的消逝只是时间问题。

精明强干是许多鄂温克人对她的固有印象，她在森林里待了九十多年，知道她的人都敬重她，猎民点的人都听她的话，比方说：去哪找路，往哪搬家，哪里有水源，哪里有驯鹿喜欢的苔藓，包括在夏天搬家的时候，她会叮嘱族人，一定要去有“拉不卡”（一种苔藓）的地方安营，只要有烟，蠓蚊，昆虫，小咬就不来了。她还会强调小心用火，出去狩猎的时候，也要有人专门看火。使鹿鄂温克老一辈人抽烟袋锅，那种烟袋锅不抽自己就灭了，点蚊烟的时候，他们用“拉不卡”苔藓来熏，也能防火。真着起来的话，用那种苔藓一下就压灭。玛利亚·索仿佛最地道的人类学家。有时，她也会说一些很诗意的话。当月亮周围浮泛一圈光晕时，她形容那是“月亮戴上了头巾”。当她回忆嫁妆，那些细节都活灵活现，那些器物上的花纹，都是她的父亲用骨头一点一点砸出来的，里面用的是桦木片，轮廓是她的父亲整的，花纹和皮带子是姑姑给做的。出嫁的时候，家里给了她6头鹿做嫁妆。

需要一说的是，她虽然被外界尊称为酋长，但我从鄂温克人那里听到的另一种说法是，鄂温克族内部很少会把玛丽亚·索称为酋长，一般将她作为德高望重的女人。在他们看来，酋长是一个等级制的概念，有酋长就意味着有奴隶，但是鄂温克族并没有奴隶，那没有奴隶，哪来的酋长？只不过后来外界用了酋长这个概念，传播开去，酋长就成了对玛利亚·索的尊称。

2007年，一档名叫《敖鲁古雅·敖鲁古雅》的纪录片，令玛利亚·索的生活被更多人看到。在影像中，玛利亚·索是一个慈祥又刚毅的女人，她念兹在兹的仍是使鹿鄂温克人曾经的岁月，是森林、山川、河流、驯鹿和天上的星辰，是明知本民族要走向消亡，仍要陪它度过黄昏的决心。

2004年，筹备纪录片《敖鲁古雅·敖鲁古雅》期间，导演顾桃第一次见到了玛利亚·索。起初，玛利亚·索起初拒绝了顾桃的拍摄，她觉得山上是干活的地方，顾桃不去干活就是在添麻烦。顾桃坚持做这件事，玛利亚·索耳根子一软，这才答应了拍摄。这项拍摄持续了十年，出镜者包括玛利亚·索、维加、柳霞、雨果等鄂温克人。期间，顾桃陆续创作了《敖鲁古雅·敖鲁古雅》（2007）、《犴达罕》（2013）和《雨果的假期》（2010），他和玛利亚·索结成了朋友。有一回，玛丽亚·索听说顾桃的父亲去世了，她沉默地搓干净手上的面粉，钻进帐篷里，塞给顾桃一副手套，说：“这是给你父亲留着的。”

就在前一年（2003年），玛利亚·索和族人被当地政府安排到了根河定居点，下山之后，因为鹿和人都不适应山下的环境，她又回到了森林。这是使鹿鄂温克人迁徙的缩影。1957年，中央政府将索伦、通古斯和雅库特三个部落合并为一个民族——鄂温克族。而使鹿鄂温克部落的前身就是雅库特部落。同样是在那一年，当地政府在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奇乾村盖了30座俄式木刻楞房子，便于管理分散的部落。1965年9月，他们又被安置到了满归镇附近的敖鲁古雅乡。其后，在21世纪初，他们被安置到了根河定居点。由于根河定居点离城市太近，一些迁徙至此的驯鹿相继死亡。玛利亚·索在自述里慨叹道，那段时间，猎枪也被收走了，熊到猎民点的次数变多了，它们在驯鹿点转悠，弄死了两头鹿，还把一头鹿的脊背抓伤。“山下派出所的人来了，他们拿了枪蹲了几天，什么也没看见。从那以后，驯鹿群就跑远了，不再回来了。”

消亡对于使鹿鄂温克人来说曾经是一个悲壮的词汇，现在它显得平常。使鹿鄂温克人对于消亡的态度是很微妙的。一方面没有人忍心看到自己的族群走向没落，另一方面他们又意识到这种消亡几乎是必然的、无法被扭转的，一个只有三百多人的族群，在森林中驯鹿和游猎，他们的后代能有多少人继承真正的猎民文化都令人怀疑。使鹿鄂温克人无法每天都嗟叹生活，在这种生活方式的改变中，他们中有悲观者，也有已经走出森林，追求更好生活的牧民。对于他们来说，命运的无常才是平常。

在鄂温克寒冷的夜晚，我重读了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实习时，我曾与这位作家短暂见过，她不事浮华，说话直率，除了偶然宣传新书，大部分时间她都隐匿在喧嚣之。在她的作品谱系里，我尤其难忘的就是《额尔古纳河右岸》。她在书中谈到使鹿鄂温克人是敬畏山神的族群。他们会将山鸡放在火上敬火神，族里德高望重的萨满被认为能够知晓神灵。传说那里有一个名叫“白那查”的山神，猎人看见刻有“白那查”山神的神树，既要给他敬奉烟和酒，还要摘枪卸弹，跪下磕头。猎民们建造了与山神有关的神像，如果猎获了野兽，他们需要涂一些野兽身上的血和油在神像上。

多年以前，大兴安岭森林里还有风葬的棺木。当我阅读《额尔古纳河右岸》时，有一段关于死的段落令我铭记：“我们这个民族没有存活下来的孩子，一般是被装在白布口袋里，扔在向阳的山坡上。那里的草在春天时发芽最早，野花也开得最早。母亲是把驯鹿仔当作自己的孩子了。”在大兴安岭，驯鹿是使鹿鄂温克人最忠实的朋友。它们在森林里休憩，倘若是搬家时节，它们会是使鹿鄂温克人的得力助手。猎民们的生活离不开驯鹿。驯鹿可以驮人、驮物，驯鹿的鹿茸可以割下来，带到山下换取钱财。

玛利亚·索曾经对猎民搬家的场景描绘道：“以前搬家根本不用车，东西绑在鹿背上，孩子跟在后面，从这片林子走到那片林子，不管下雨还是下雪。那时候林子好，灰鼠有的是，冬天我们一边搬家一边打灰鼠，用灰鼠皮换吃的和用的东西。”使鹿鄂温克人懂得取材于自然，他们不但吃肉，也能剥取白桦树的桦树皮，把树干上粘稠的浆汁刮下来食用。一把小巧的刀是他们的随身工具，他们会选择那些粗细均匀、表皮光滑的白桦树，在桦树皮最厚实的地方从上往下划一道口子，用刀横切上面，绕树一周，再横切下面，将一块白桦树皮揭下，但并不会对相应的白桦树造成致命损伤，一两年过后，被剥的地方就会长出新的嫩皮，它那黑色的腰身仿佛又穿上的白色的旗袍。

使鹿鄂温克人没有独属于本民族的文字，但他们会有自己的图画。这些图画分布在岩石、树木、白桦树树皮上，《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写道：“1974年9月和1975年9月，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学者赵振才曾经在鄂温克族猎民的导引下，在大兴安岭原始森林猎场里见到了中国最北端的岩画。这些画出现在岩峰中或石崖间的石壁上，可辨认的内容有动物如犴、鹿、追逐野兽的猎犬等，表现了鄂温克古代社会渔猎、游牧的场面。”

在自述《我的驯鹿，我的梦想》，玛利亚·索说：“我们是个弱小的边境民族，是靠打猎过来的，祖祖辈辈生活在大森林里，守着山林，我们有自己的传统，有猎枪，是中国唯一养驯鹿的民族，跟别的民族不一样，我们应该保护自己民族的东西。我们跟大自然非常亲近，过着自己的生活，我们并不需要太多的钱，大自然里什么都有。”据说在感到自己快不行时，玛利亚·索决定回到山上，她19号上山，20号去世。顾桃说：“玛丽亚·索一辈子都生活在森林里，她就是森林的样子。包括她适应森林里的空气，习惯有驯鹿陪在身边，包括晚上炉火的噼啪作响。”她想让自己离别的地方，有驯鹿为伴。

8月22日，玛丽亚·索的女儿发布讣告：“慈母玛丽亚·索老人因年岁已高，各项身体机能逐渐衰竭，于2022年8月20日2点27分仙逝，享年101岁。”玛丽亚·索老人离世后，顾桃在朋友圈里写道：“所有已在天堂的老猎和神鹿，都会陪伴百岁老人玛利亚索。安息。”8月25日，她的族人和朋友们纷纷奔赴根河参加告别会。顾桃坐了几天的车赶过来参加，他说：“我觉得自己不作一下最后的告别，自己心里承受不了。”

在《敖鲁古雅·敖鲁古雅》里，有这样一首鄂温克歌谣唱道：

玛利亚·索回忆过自己的狩猎岁月：“ 狩猎离不开驯鹿，冬天雪深的时候，骑着驯鹿去打灰鼠。我有一头坐骑，它很懂我的心事，我撵驯鹿的时候骑着它，木棍朝左边指，它就朝左边拐，木棍朝右边指，它就朝右边拐。我驯服的驯鹿，不管多深的雪都陷不住它。”

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以玛利亚·索为原型的女主角自述道：“我不愿意睡在看不到星星的屋子里，我这辈子是伴着星星度过黑夜的。”而最终，她长眠在了大兴安岭，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丰饶的梦里，这位百岁老人在度过了一个世纪的兴衰荣辱后，终于可以卸下所有的重负。她会在梦里，和驯鹿一起回到童年的故乡。

1、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人民文学出版社；

2、孟慧英：《论原始信仰与萨满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3、杜拉尔·斯尔·朝克：《鄂温克族精神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4、顾德清：《猎民生活日记》，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5、顾桃：《敖鲁古雅·敖鲁古雅》，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6、玛利亚-索：《“我只想回到驯鹿身边”使鹿鄂温克部落最后一任女酋长玛利亚-索自述》，中国国家地理，2012年10月；

7、舒月、丁刚：《走出森林的鄂温克人：最后的女王和猎枪》，财新周刊，2020年9月；

8、《鄂温克族 属于大兴安岭与美丽草原的民族》，中国国家地理，2013年12月；

9、赵振才.大兴安岭原始森林里的岩画古迹[J].北方文物,1987(04):43-46；

10、舒子：《当猎人的身影渐行渐远》，中国国家地理，2012年10月；

11、敖嫩收集：《鄂温克民族民间故事集》，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12、乌日娜主编：《鄂温克民族服饰》，内蒙古出版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