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进行思考和创作之外，哲学家们当然也会进行阅读。那么，他们读了什么书呢？他们读过多少书，又为什么要阅读它们？幸运的是，弗里德里希·尼采总是乐于告诉我们这些问题的答案。因此，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通过深入研究尼采的作品，我们将对阅读、思考和写作之间的关系拥有更深刻的理解 。而且，就算没能从尼采那里得到明确的答案，我们也不用感到意外。毕竟，尼采自诩为大胆的思想实验家，他拒绝为读者们提供简单、明确的答案。对于那些希望系统性了解尼采的读者来说，这一点注定会让他们失望：他们常常拒绝承认尼采的思想具有“困境式（aporetic）[1] ” 这一特点的可能。但是，对于那些观念开放、思维活跃的读者们来说，尼采的思想反而能成为他们的灵感之源——对于他们而言，尼采读过抑或没有读过哪些书至关重要：这不会削弱尼采的“独创性”或“哲学性”，反而能增进他的“历史性”——和其他人一样，尼采也会对自身所处的历史环境做出反应。想要真正理解尼采的思想和作品，唯一的办法就是理解作为思想家和作家的他试图回应的问题是什么，而这一点则需要我们对他的阅读史进行检索。

从尼采自己的叙述来看，他的阅读习惯多少有些神秘。下面试举两例。

第一个例子是他早年的阅读。在“回顾我在莱比锡的两年（Rückblick auf meine zwei Leipziger Jahre，写于1867年秋天）”一文中，尼采称他在“快乐而孤独”的学生生活中“拼凑出了自己”。在这种情况下，他于1865年在一家二手书店偶然发现了亚瑟·叔本华的《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

“我拿起这本奇怪的书，翻阅起来。不知名的恶魔在我耳旁低语：‘把这本书带回家去’。总之，我一反平常不爱买书、不爱深思的习惯，把它买了下来。一到家里，我就抱着刚买到的宝贝躺进角落的沙发里，开始让那位精力充沛的阴郁天才对我施法：书上的每一行都呼唤着放弃、否定和屈服。在这里，我看到了一面镜子。在镜子里，我在世的生活和自身的灵魂都绚烂异常……自我认识——甚至是自我毁灭的需要猛烈地攫住了我。当时那些躁动、忧郁的日记；那些无用的自责；那些对全体人类的核心加以圣化和改造的绝望尝试，仍然见证着这种激进的转变 [2]。 ”

此时，年轻的尼采对更早期的自己进行了回顾。他把自己看作一个受害者：他曾经的读物压倒了他，并且扭转了他的生活方式。尼采认为，是阅读改变了他的生存方式，让他成为一个与过去全然不同的人。在这段叙述中，尼采的性情和他在第一次阅读叔本华之后所经历的震颤得到了展现：叔本华的种子落在了尼采这片丰饶的土地上——后者在年轻的时候已经承受了许多“痛苦与失望”，对世界产生了幻灭之感。无论后来与叔本华的分别有多么决绝，尼采无疑受到过后者悲观哲学的影响，否则他就不会说同前者的相遇“改变了自己的生活”。在这段叙述中，叔本华之于尼采的重要性可见一斑，但此时的尼采已经孕育出了一个背离叔本华的自己。仅仅两年之后，他就与之前的自己分道扬镳了。尼采讽刺地宣称：阅读叔本华后所产生的这种感受只发生在刚走出青春期的年轻人身上——他们屈服于一种不健康的激奋。在1865年，悲观主义的力量压倒了尼采。但是，这一魔咒仅在1867年就被打破了——这一转变经常被人们风格化（stylized）为一种世俗意义上的“顿悟”。

此外，我们必须注意到：尼采的叙述与史实并不相符。他声称，自己在去到莱比锡的书店以前没有读过叔本华的著作。然而，就在几个月前的波恩，尼采在为卡尔·沙尔施密特（Carl Schaarschmidt）题为“哲学通史”的讲座所做的笔记中已经提到了叔本华 [3] 。显然，他在二手书店与叔本华的相遇是对另一出“阅读改变人生”场景的模仿。这一场景载于奥古斯丁的《忏悔录》第八卷第十二节 [4]：奥古斯丁曾在皈依基督时犹豫不决。他曾绝望地在花园中踱步，突然，他听到了孩童的声音。那声音说：“tolle, lege（拿着，读吧）”。奥古斯丁便走回房里，翻开圣经。呈现在他眼前的正好是《罗马书》中的文字。在尼采讲给我们的故事里，他没有听到上帝的声音，而是听到了一个“恶魔”的声音，这声音同样把他引向了否定生命的方向 [5] [6]。这两幅场景之间的区别在于：到了1867年，尼采已经转过头来开始批判曾经的自己了。

这只是尼采因为阅读而迎来崭新生命体验的例证之一。在他谱系式 [7] 的自传作品《瞧，这个人》（1888）中，尼采提到了另一个例子：“就我的情形而言，一切阅读都是休养：因此都属于使我摆脱自己、让我漫游于陌生科学和陌生心灵之中的东西，——属于我不再当真的东西。阅读恰恰使我从自己的严肃中得到休息。” [8] 因此，阅读之于尼采不过是一种娱乐方式，它并不能真正影响那些有着强大思考能力的人——这种人依靠自身的力量来塑造自己，任何外在的刺激于他们而言都只是一种干扰而已。

“我会允许一种异己的思想偷偷地翻过墙头吗 [9]？” 尼采试图给人们留下这样的印象：作为一个富有创造力的思想家，阅读对于他来说并不重要。“我必须回想半年前，当时我随手抓了一本书 [10] 。” 尼采在此处的断言颇具误导性：在这一时期，尼他采至少读过十几本书，并在自己的作品中积极运用它们 [11]。尼采称，他记得自己读过的那本书是维克多·布罗夏尔（Victor Brochard）的《希腊怀疑论者》（Les sceptiques grecsm, 1887）。 这本书之所以能够获得尼采的提名，一方面是因为维克多讨论了那些尼采意欲称赞的怀疑论者；而更主要的原因，则是书中尼采自己早年关于第欧根尼·拉尔修的语文学研究成果在这本书中得到了 “很好的运用”。

这些早期的语文学 [12] 论文表明：尼采是一位专业的“读者”，他志在通过微小的比较分析揭示第欧根尼创作《名哲言行录》时所使用的观点来源。在这段论述中，尼采声称自己很少甚至从不阅读，但实际上，他不过是间接地回到了自己早期的生活：那时他还是一个书虫、一个学者。在“我为什么如此聪明”一章的第八节中，尼采对自己早期的学者生活提出了批判：“根本上只会‘翻阅’书籍的学者——一个平庸的语文学家一天可以翻阅约 200 本书——最终会完全丧失掉独立思考的能力。若他不翻阅，他就不会思考了 [13] 。” 尼采认为，像这样的学者只会对外界刺激做出简单的应答。在这之后，尼采热衷于成为一位不需要外界刺激的思想家——这与他所讲述的“初遇叔本华”的故事相距甚远。在其晚期著作中，尼采声称他蔑视外部的刺激。然而，我们可以从历史记录中看到：他仍然是一个贪婪的读者，从未失去对“外界刺激”的渴求。这两者之间的差异是无法回避的。上述引文表明：1888年的尼采可以完全抵抗住文字魅力对他的诱惑——这与1867年的尼采，即那个被偶遇叔本华冲昏了头脑的“阅读者尼采”截然相反。

在《瞧，这个人》中，尼采为自己塑造了“非阅读者”这一形象。然而，他对于读者所抱有的期待却是不同的：他用文字来震撼读者，希望他们不会真的对外界刺激无动于衷——就像他在此书中所展露的形象一样。在晚期作品中，尼采的创作策略阻止了人们将他的书当作单纯的文学作品：他不希望人们只将文学作为消遣，而是希望让文学本身成为一种行动。在《瞧，这个人》中，尼采将他所阅读过的一切贬损为纯粹的娱乐，但他的目的是给读者们带来智性上的启蒙： 他们应该仔细阅读这部作品，吸干它的养分，去过一种值得一活的崭新人生。

尼采为自己塑造了“阅读者”和“不阅读者”这两种形象 。我们不应该被它们迷惑： 阅读实际上正是尼采观察和体验哲学世界的根基。他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阅读的世界、一个源自书籍的世界。 尽管他试图让人们相信他的思想来自观察、经验、交流或灵感，但阅读才是他智性活动的基本方式，才是构成他思想基础的坚实基础。尼采是书斋式哲学家的典范，他是读者型的哲学家。尼采的独创性在于：他将别人的著作当成实验室，把自己的思想放入其中，将二者进行比对，从而使自己的思想更加鲜明。尼采的独创性在于：他将别人的著作当成实验室，把自己的思想放入其中，与其对比，从而使自己的思想更加鲜明。他常常挪用别人的作品，有时甚至不标明出处，但他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剽窃者：他对所挪用的内容进行了转化，使其成为自己的东西。因此，理解尼采哲思的关键在于揭示他曾经的读物以及他对这些读物的理解。

[1] 困境（Aporia）：源自希腊语动词ἀπορέω，意为困惑、迷惘、前途未卜，或者处于怀疑之中（通常是一种尴尬的怀疑）。许多柏拉图的作品都以这种方式收场（如《美诺篇》 79e–80d）：因此，它们被称为“困境式的”（aporetic）”。一般来说，困境与反诘、辩证三者共同构成了苏格拉底式提问。

反诘（Elenchus）：源自希腊语名词ἔλεγχος，意为证明、反驳或质询。困境通常是苏格拉底进行反诘的开端。反诘具有解构性的特点：它可以展示某人的无知、揭露虚假的信仰、简单的观点、矛盾以及纯粹的胡扯。但它似乎具有倒向怀疑主义的可能。当然，它也具有建构性的特点：它能够通过进一步的探究来澄清或完善某些观念。

辩证（Dialectic）：源自希腊语名词διαλεκτική，由希腊语名词 λέγω（意为“述说”、“谈话”，也具有“收集”的含义）与前缀 δια-（意为时间或空间上的“穿越”）复合而成，意为“讨论”。辩证法被认为是一种理性和逻辑讨论的艺术或技巧，其目的在于寻求真正的、不可否认的第一原则（资料来源：https://open.conted.ox.ac.uk/sites/open.conted.ox.ac.uk/files/resources/Create%20Document/PLA_HO3_0.pdf）。

[2] KGW I 4:60 [1], p. 513.

[3] See Figl (2007: 186).

[4] 见《忏悔录》第八卷第12节

[5] 见《敌基督者》序言 第15节

[6] 在上文的自述中，尼采用Düsteren形容叔本华（uenergischen düsteren Genius）。有意思的是，在舒伯特的《魔王》中，同样的词被用来形容魔王女儿们的所在地：

对于1865年的尼采而言，叔本华确实担得起“魔王”的称号：毫无疑问的是，魔王的女儿们——也就是叔本华的文字——把年轻的尼采一头拉进了黑暗之中。并且正如尼采所言，这完完全全是“反生命”的。

[7] 在哲学中，谱系学被看作一种历史性技术。它对各种哲学和社会信仰的产生提出了质疑，试图对相关话语的范围、广度与整体性做出解释，以便对它们进行分析。此外，谱系学往往试图超越它所讨论的话语，探讨其形成的条件（尤以米歇尔·福柯的谱系学为典型）。谱系学的方法源自于弗里德里希·尼采，它反对那种用意识形态来解释一切历史话语的马克思主义，而着重于解释某一历史时期占据主导地位的话语——也即意识形态（资料来源：https://en.wikipedia.org/wiki/Genealogy_(philosophy)，访问日期： 访问日期：2024年6月15日 ）。

[8] 《瞧，这个人》p.36。

[9] 《瞧，这个人》p.36。

[10] 《瞧，这个人》p.36。

[11] See Brobjer (2008: 7) and Sommer (2013: 409–10).

[12] 传统意义上的语文学（philology）是指对语言史的研究，其中包括对文学文本的历史性研究。当涉及到不同语言的历史状态比较时，它也被称为比较语文学（comparative philology）。这一研究通常使用传统的描述框架来对文本（通常是文学文本）进行细致入微的分析。目前，它在很大程度上已被现代语言学所取代。现代语言学会更有选择性的研究历史文本，并对之加以语言学框架下的讨论（比如讨论语言变化的本质）。然而，一些语文学家选择继续在语言学的参照框架（frame of reference）之外开展工作。从一些大学院系（如Romance philology）和期刊的名称中可以看出他们的影响（资料来源：https://www.britannica.com/science/philology， 访问日期：2024年6月15日 ）。

[13]《瞧，这个人》p.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