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上位者，是件好事。人性本弱。因此，生活常见于困苦艰辛之中。减缓此类痛苦——确保人有所食、淡水供应、卫生设施、以及容身之所，对新人来说——需要愿力、努力、能力。如果有问题亟待解决，并且许多人聚集来寻找方案，那么一个阶层结构势必且行将出现，正如在此过程中那些能者，和那些尽所能而失败者，学着做大做强。如果一个问题实际存在，那么最善于解决手头问题的能者，就会爬上金字塔顶端。这不是权力。这是伴随能力而合理分配的权威。

现在，如果权威们解决了必要的问题，确保权力分派给了能者权威显而易见；并且如果眼下有真正棘手复杂的问题，尽可能成为有能力的权威之中的一位，也很合适。这可能被解读为一种责任哲学。一名负责人认领一个问题，接着勤奋工作——甚至充满雄心——与他人合作接近解决方案，以一种尽可能最高效的方式（有效在于尚有其他问题亟待解决，况且效率确保了资源的保有，可能随后被分派到其他要紧地方）。

志向通常——大多故意——与对权力的渴望相混淆，毁于微弱的赞扬，之后解体受罚。并且志向偶尔恰巧是那对他人身上未竟影响力的一种愿望。但偶尔和总是却有显著区别。权威不止是权力，再说混淆两者，极端来讲，毫无益处，甚至充满危险。当人们在他人身上施加权力，他们强制性强迫后者。他们用贫乏或惩罚来威胁，因此下属们有极少的选择，不得不一反个人需求、渴望和价值观行事。相反，当人们使用权威时，他们因能力而为——一种被他人自发认可、欣赏的能力，大多数时候被因一特定信仰自愿遵从，在这种认知中，正义被维护。

那些渴望权力——暴虐又残忍，甚至精神失常——的人，渴望掌控他人，如此每一个自私的享乐主义冲动都能立即满足；如此嫉妒可以摧毁它的宿主；如此憎恨能有所表达。不过好人反倒志向远大（勤奋、诚实、专注于追逐过程），因为他们被解决实在、重要问题的渴望所驱动。这种志向变体，要以任一可能方式被鼓励。正因如此，在其他许多人中，这种持续增长的、对男孩与男人们追求胜利的反馈型认可，假说上塑造了我们高产、相对自由的现代社会，却被定义为“父权式暴政”，而是如此低效（也得被承认，是残忍的：几乎没有任何比把那些在训练之中渴望能力的人定性为暴君更糟的事情）。“胜利”，在最初的、社会性最重要的一方面，是为更广阔的公众利益，而克服困难。而哲人王的胜利，则是对所有玩家，抬高了全局游戏。要对此天真、选择性盲目狂怒大放厥词，或直接否认它是错的，应当把你自己——有可能是故意的，因为人们有许多邪恶念头——定位成实践性改良痛苦本身的敌人。我能回想起更多施虐狂的观点。

现在，权力可能与权威相伴，大概必须如此。而更重要的是，真正的权威会限制权力的武断应用。当权威的代理人察觉并对那些可能要施加权力的人负责时，这种限制表现出来。长子长女可以掌控弟弟妹妹们，而不是强制占有、取笑并折磨他们，会学会如何使用权威，和限制权力滥用的方式。甚至幺子幺女也可以反复熟练地恰当运用这种权威性在家庭的宠物狗之上。要适应权力，是说明白权力需要心思和能力来经营——并付出真正代价。某些新晋提拔为管理层的人士，很快就明白经理们经常比所辖多个下属有更大压力，而不是他们认为单个经理所承受的那样。如此经验，弱化了潜在的浪漫而危险的对权力的幻想，帮助驱散了对权力无限延展的渴望。且在现实中，那些在可运行性的阶层结构社会中的上位者们，通常被他们所监视、雇佣、或指导的人们而要承担的责任束手束脚。

当然，并非所有人都认为这是负担。一名上位者，可能忘掉初心，反而被蒙蔽着去打压新人。这是错误，至少是因为这意味着上位者不能冒着做某些新事物的风险（也意味着扮演被污蔑的傻瓜的角色）。也是因为傲慢无知，挡住了学习的路。目光短浅、选择性失明且狭隘自私的暴君们肯定存在，但至少在可运作社会中，他们绝不可能是主流。否则事无所成。

相反，仍记着他们作为自愿新手的权威们，可以获得新手身份和潜能，还可使用这种记忆作为一种必要个人信息的源头，来限制对权力的渴望。其中一件长期惊艳到我的事实，是当局者以具有向最近使用过权力的人提供机遇的能力为乐。我已反复经历这种：个人上，作为大学教授和研究人员（并观测到我同一位置上的许多其他人同样如此）；且在商业和其他专业语境下，我已经习惯了。帮助已完全有能力、可敬的年轻人变得高度专业化、社交有价值、自我能控制、富有责任心的专业人士，有许多极好的直觉性乐趣。这与养孩子所获得的乐趣不同，它是一种有效志向的最初动机。因此，上位者这个位置，当被合理利用，有着认清那些处于或接近他们专业生涯之始的可贵人士的机会的一种原初魅力，并提供给他们实现高效进步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