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原因倒不是缺素材，去年年底我虽没有外出旅行，但就近参观了首都博物馆、天津博物馆以及相当火爆的中国考古博物馆，且首博、天博都去了不止一次。但这种“随时随地想去就去”的便利，反倒让我缺乏足够的紧迫感把参观经历整理成文。一言以蔽之，我又犯懒了，刚刚新建文件夹的首博笔记大半年了依旧只有个标题，希望今年能把首博或天博的笔记补完吧。

有点扯远了，看过前面的济南动物园游记的读者应该知道，今年的清明假期，我怀着某种特殊的“寻乡”情结来到了济南，那么自然也不能错过开年来的第一座省博——山东博物馆。

提到“山东”，绝大多数中国人想必都不会陌生。作为儒家思想的重要发源地，这片齐鲁大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象征，这里历史悠久、文化厚重，以“孔孟之乡、礼仪之邦”而天下闻名。其实，最初的“山东”是一个地理概念，曾被用以指代崤山、华山或太行山以东的黄河流域广大地区，金代设立“山东西路”“山东东路”（指太行山）等行政区划后，“山东”才逐渐成为了如今山东省的专名。

作为展示山东一省历史流传和文脉沿革的省级博物馆，山东博物馆成立于1954年，文物藏品涵盖玉石器、陶瓷器、青铜器、书画、漆木器、自然标本等，尤以石刻类文物、甲骨文和近现代文物收藏而闻名。馆方以“海岱日新——山东历史文化陈列”这一通史展为核心，融合历史、科学、自然、地理等不同专题展打造了很独特的综合展览体系，相当值得一看。

闲话少叙，就让我们从“海岱日新”开始记录吧。

所谓“海岱日新”，“海”指渤海，“岱”则指泰山，如此大气磅礴的名字，不用说大家也能猜到这是鲁博的“通史展”。和大部分省博的“通史展”一样，“海岱日新”可谓是齐鲁大地文物收藏、展示设计的“集大成”，馆藏文物中较为知名的“十大镇馆之宝”也多云集于此。如果你前来鲁博参观，非常推荐你先直奔这里，搭建起具体的时间轴认知后再去逛其他专题展厅。

和大多数省博一样，“海岱日新”陈列以朝代变迁为叙事主干，整个展览分为“史前时期”“商周时期”“秦汉隋唐”“宋元明清”和“近现代”5个部分，接下来，我们就跟随馆方的布置逻辑，尽量简繁分明地记录一下展陈精华吧。

山东沂源猿人化石的发现，证明山东在六十万年前就有古人类生活。在距今约一万年左右，人类逐渐由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考古学家在鲁中南、沂沭河流域下游、日照沿海和胶东半岛等地区，发现了多处旧石器时代遗址，比较完整地展示出早期人类及其文化的发展历程。

到了距今约一万至四千年之间，山东土著居民东夷族创造的史前文化，历经扁扁洞类型、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等不同的发展阶段，逐渐形成继承关系明确的海岱史前文明，构成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起源中的重要部分。在“史前时期”展区，馆方着重介绍了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这两个极具代表性的古代文明，展示了先民们的文物遗存和社会风貌。

大汶口文化

大汶口文化（距今6000年-4400年）主要分布于黄河下游一带，因山东泰安岱岳区大汶口镇遗址而得名。它处于海岱文明起源和形成的关键阶段，其显著特点是孕育了以棺椁葬具等为代表的丧葬礼仪制度。这套丧葬礼仪制度在龙山时代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完善，并被夏商周三代统治者所吸收，成为三代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文明起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此外，大汶口文化的主要遗存是特点鲜明的陶器，技法和形制设计明显受到了豫中地区仰韶文化的影响，其彩陶工艺通过吸收、借鉴、融合、创新进一步反哺了中原文明。

1.八角星纹彩陶豆 新石器时代 大汶口文化 泰安大汶口遗址出土

八角星纹彩陶豆是一件典型的大汶口文化彩陶器，豆的口沿上用褐、红彩绘了对顶三角形与若干线条相间组成的图案，腹部用白彩在深红色陶衣上绘5个八角星状纹饰。虽然豆的色彩只有红、白、黑三色，但是作者已经懂得利用白底红彩和红底白彩展现两种不同的效果，在复彩使用上表现得非常出色，应该是先民祭祀活动中的礼器，是一件极其宝贵的原始艺术珍品，为我国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

至于这件文物最显著的特征——八角星纹，有学者认为其表达的是光芒四射的太阳；也有人认为四射的八角也寓意着无际的天空，中间的方形象征着大地，有天圆地方的寓意；还有人认为这代表了太阳在一个回归年的循环运动，即一年四季的循环变化，表现出人们对世界的认知和对天地自然的敬仰。

2.云雷纹彩陶釜 新石器时代 大汶口文化 泰安大汶口遗址出土

这件陶釜也是大汶口文化前中期典型器物。圜底，腹中部对称分布两耳，唇面用白色和熟褐色两彩相间，绘出凹边三角形，组成叶形图案。腹部以深红色作彩地，绘等距六个熟褐色圆形，每个圆形又用白彩画八个方心云雷纹，将圆形作四等分成为团花状图案，再以白色彩线勾连各组团花，构成一幅彩色艳丽，构思图特的画面，显露出先民彩陶绘制技术的精妙和高超。

3.红陶兽形壶 新石器时代 大汶口文化 泰安大汶口遗址出土

这件红陶兽形壶是山东博物馆“十大镇馆之宝”之一。

此壶为夹砂红陶，通体磨光，鲜明如火。其外形乍看很像一只憨态可掬的红猪，昂首挺胸，膘肥体壮，面鼓耳立，短尾上翘，拱鼻张嘴，好像在嗷嗷乞食，是大汶口文化独有的器形。这副略显搞笑的尊荣自然非常讨游客的喜欢，因此网上热度很高，有不少游客戏称它为“小猪佩奇”，某种程度上也算是古今的审美的某种交汇了。

那么这只奇怪的“小猪”究竟用途为何呢？仔细看去，它“四肢修长”，隆起的后背上又加装了弧形提手，考古专家认为它与同属大汶口文化的实足陶鬶非常相似，是一种温煮酒水的器具。其尾巴部分的筒形是注水口，嘴可往外倒水，鼓起的腹部加大了容积，夹砂陶制作的器身则能耐高温。温酒时，将酒从尾部的注水口加入，待到小猪吞云吐雾时，拎起拱形提手，就能轻松将酒从小猪嘴巴倒出。

在大汶口文化时期，家猪作为一种重要动产，是财富的象征，古人也常用仿生器具陪葬来彰显墓主人的高贵身份。而此壶不仅造型生动有趣，还把握了动物各部位的比例结构和体形特征，充满了创造性的夸张灵感，是新石器时代一件难得的陶器珍品。

4.獐牙勾形器 新石器时代 大汶口文化 泰安大汶口遗址出土

獐牙勾形器是由两颗獐牙与骨或角质的柄组合而成的，是大汶口文化独有的器物，与大汶口先民崇拜獐的习俗有关。之前看过我上海动物园游记的读者们想必还记得这种动物，6500-5000年前，山东所在的海岱地区气候暖湿，沼泽众多，是獐最喜欢的生活环境。可能因为大汶口先民羡慕它们的机敏和水性，出于想要获得这些能力的想法，就用獐最有特点的牙齿装饰自己。

其实，大汶口文化时期还出现过众多特殊习俗：如头骨人工变形、口含小球、拔牙等，反映出奇特的原始宗教观念和精神信仰。其中人工拔齿是大汶口文化的特有习俗之一，拔牙年龄一般为13-21岁，多为上颌的一对中门齿、侧门齿或犬齿，性别比例差别不明显，相关研究认为此习俗是远古先民青春期以后男女已婚的标志之一。

此外，展区内还有个有趣的展示品。2001年，考古学家在鉴定广饶大汶口文化遗址的人骨标本时，发现392号墓人骨颅骨右侧有一直径约3厘米的穿孔。经鉴定，该穿孔为人工开颅手术所致，且墓主术后存活，是目前中国境内发现的最早的开颅手术成功的实例。

鲁博展厅内关于大汶口文化的珍稀文物还有不少，篇幅原因，这里就不再仔细介绍啦。

龙山文化

与大汶口文化一脉相承的，是距今约4400年——3800年前，由新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的转变的龙山文化，其与古史传说中夏朝以前“唐尧虞舜”的时代相对应，是山东地区史前文化的鼎盛时期。龙山文化时期，山东地区的农业、手工业获得了空前发展，快轮制陶、玉石器制作、建筑等技术在同时期处于领先地位，并对周边地区的文化演进产生了强烈影响。

1.黑陶鸟喙足鼎 新石器时代 龙山文化 山东潍坊姚官庄遗址出土

黑陶是指在烧造过程中采用渗炭工艺制成的陶器，最早发现于龙山文化，是龙山文化最重要的特征。龙山文化遗址中发现的黑陶器种类丰富多样，既有容器、酒器、炊煮器等日常用器，也有一些特殊的磨光黑陶为礼仪活动和丧葬活动所专有，反映了当时社会礼制的高度发达。这件黑陶鸟喙足鼎就属于龙山文化的磨光黑陶。敞口，折腹，最大特征是有三个鸟喙足，反映了当时东夷民族的鸟类崇拜习俗。

2.蛋壳黑陶高柄杯 新石器时代 龙山文化 山东日照东海峪遗址出土

这件文物是山东博物馆“十大镇馆之宝”之一，人气相当火爆。

提到龙山文化，大部分人第一件想起的文物，应该就是这件标志性的“蛋壳陶”。所谓“蛋壳陶”，也是龙山黑陶的一种，因其陶胎极薄而闻名，也仅在山东龙山文化遗存中有发现。其陶胎最薄部位多在盘口，最薄可做到0.2-0.3毫米，重则不超过70克，有“黑如漆、明如镜、硬如瓷、薄如纸、声如磬”之美誉。据学者们推测，这种极易破碎的珍贵器物应是一种专供礼仪祭祀用的器皿。

蛋壳黑陶之所以薄如蛋壳，是因为龙山先民使用了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快轮拉坯法”，利用轮盘快速旋转的惯性，通过双手的捧托、挤压、提拉将泥料直接拉坏成型，使得器物形体较为规整，胎体明显变薄，这种技艺直到今天很多地区仍在使用。

说回文物本身，这件蛋壳黑陶高柄杯造型细高，有喇叭形口，深腹。下加细长柄，柄中部凸起一段作鼓腹状，表面布满竖向细小镂孔，整齐匀和，柄下端为圆足形座，腹部饰有弦纹。造型别致秀美，制作精巧，杯身最薄处不足0.5毫米，质感细腻温润，通体透着黑色珍珠般的迷人光泽，堪称绝代之作，是古代陶艺的精华。

3.兽面纹玉锛 新石器时代 龙山文化 山东日照两城镇采集

所谓“锛”是用来切割、凿削的生产工具，主要用来修整木器，此玉锛呈扁平长方形，玉质坚硬，色青泛黄，近背处两面皆以阴线刻兽面纹，无实用痕迹，有可能是部落首领的权力象征。其在出土时已断为两截，由于埋藏在不同的地层，因此呈现不同的沁色。

到了距今4000年左右，龙山文化被岳石文化取代。岳石文化的范围与山东龙山文化大体一致，社会形态也是山东龙山文化的延续，农业、手工业生产持续发展，青铜治铸业成为最为突出的手工业部门，多处遗址出土青铜制品。自此，山东进入早期青铜时代。

传说商族起源于鲁西豫东，由东夷族玄鸟氏一支发展而来。商始祖契大约与禹同时，因帮助大禹治水有功，被舜任命为司徒，封于商，其活动足迹就在今天的鲁西豫东地区。

公元前16世纪，商王朝建立后，开始以王畿为中心向四方拓展领土，拥有丰富的海盐和金属等自然资源的东方地区，成为了晚商王朝重点拓展和经营的区域。“商邑翼翼，四方之极”，在商王朝东进过程中，东夷文化与商文化不断交流碰撞、吸收融合，为山东地区融入中原文化圈奠定了基础。

1.亚醜钺 商代 山东青州苏埠屯1号商墓出土

这件亚醜钺是山东博物馆“十大镇馆之宝”之一。

此钺长32.7厘米，刃宽34.5厘米，肩宽23.3厘米，方内，双穿，两肩有棱，其口部两侧对称地铭有“亚醜”二字，左为正写，右为反书，钺本身也因此得名。因为有一副龇牙咧嘴的人面兽相，亚醜钺可谓是鲁博馆藏文物的第一大“网红”，路过的游客无不被其吸引。

一般来说，“亚”是亚旅、众大夫或为武官之称，因此凡带有亚字形的青铜器都是重器，是主人身份尊贵的象征。考古学者们亚醜钺根据出土地点和后续研究，推测认为“亚醜”应是古代国族的名号，可能是殷商时期在东方的重要部族之一，主要活跃在山东青州一带，经济繁荣、实力强大。亚醜钺原本的主人，大概率是仅次于商王的方伯一类的统治者。

“钺”作为国家或部落的图腾或神权的符号，承担着非常重要的象征性作用。亚醜钺弯钩状的眉毛、兽状的鼻子、环眼圆耳朵、城墙垛口似的牙齿等形象设计，如今看来可能略显滑稽，但在当时那个充斥着战争、祭祀、屠杀、神秘的人类社会早期无疑具有神秘而狞厉的美。商代的统治者和奴隶主们试图赋予它精神上的多种作用——对敌人是恐怖的化身，对族人又是威严的神祇，以心理手段维护奴隶对奴隶主、下属对国君的绝对遵从。可以说，亚醜钺既反映了当时社会对权力的崇拜，又充分体现了商朝人民所创造的灿烂文化，十分难得。

鲁博还展示了不少商代的青铜器，如举方鼎、举罍、融方鼎、融簋、眉鬲等等，因篇幅原因就不做具体介绍啦。

2.甲骨文 商代 河南省安阳殷墟遗址出土 罗振玉旧藏

甲骨文大家应该都不陌生，这些刻写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主要发现于河南安阳殷墟遗址，是商代后期王室和贵族用于占卜和记事的文字，也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被认为是汉字的源头。目前已发现的商代甲骨文包含4500余个单字，可辨认和可释读的超过1500个。

山东博物馆收藏甲骨1.05万余片，在全国甲骨收藏单位中位居前列。馆藏甲骨来源多为罗振玉、明义士等清末民初名家之旧藏，均为安阳殷墟早期出土珍品，文字内容涉及天文、历法、气象、地理、方国、世系、家族、征伐、刑狱、农业、田猎、交通、宗教、祭祀、疾病、生育等多个方面，是研究商代社会历史、文化、语言文字的珍贵史料，被列入《世界记忆名录》和《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也是山东博物馆“十大镇馆之宝”之一。

我们随便来看几个例子吧：

这是“雀伐”卜甲，第一条卜辞的内容与祭祀有关：己未日占卜，贞问为攘除子的灾祸而向母萑祭祀，是否吉利。 “子” 是人名，卜辞中常见“子某”，是商代的贵族阶层。“母萑”是祖先名。第二条辞的内容与战争有关：卜辞从反面贞问命雀出征，是否吉利。“雀”是武丁时期的军事将领。

这是“祷”祭卜骨，卜辞大意是：三月辛酉日，贞问是否对大丁、大甲举行祈求之祭。“祷”是祭名，指祈求的意思。“大丁”是商朝第一王成汤之长子，曾被立为太子，未继位而卒。“大甲”是大丁之子，为商先王。

这里展示的甲骨文很多，馆方放置了一个小屏幕将释义介绍滚动播放，不过对观众来讲甲骨的形状并不好区分，释文中的生僻字也比较多，无论是查找、对照辨认都相当麻烦。我自己在参观过程中也有不少遗漏，因此就不和大家详细介绍了。

周王朝建立后，商人在山东地区经略多年的势力逐渐被周人通过征伐、分封等手段取代，周王朝将核心家族分封于齐、鲁，这两国又与其他古国、古文化不断交流融合，逐渐成为当时华夏范围内的经济、文化重心。此外，山东本土的东夷文化在周文化的影响下，也逐渐发展为独具特色的齐鲁文化，圣贤先哲多出齐鲁，诸子百家悉汇此地，这一时期的山东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进程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齐国

我们先来说说齐国。齐国(前1046-前221年)是存在于西周到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个诸侯国，历时800余年，疆域主要在现今的山东省大部和河北省南部，始封君为太公望吕尚(姜子牙)。

齐国以工商立国，经济高度发达，文化政策开明。齐桓公在管仲的辅佐下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春秋五霸之首，田氏代齐后，威王、宣王励精图治，齐国作为战国七雄之一，雄踞东方。从最初“负海舄卤，少五谷而人民寡”的穷荒小国，发展成为“最强于诸侯，自称为王，以令天下”的泱泱大国，齐国逐渐孕育出开放、包容、务实创新的齐文化。

1.公子土父壶 春秋 齐 山东潍坊临朐杨善镇出土

公子土父壶是一件酒器，也是研究齐国历史的重要资料。壶圆口有盖，长颈近直，圆腹，矮圈足，提梁穿过盖上的双环与颈部的双环相连，腹饰两道凸弦纹，腹部一侧有一环鼻。壶颈部阴刻有铭文六行三十九字：“公孙灶立事岁，饭者月，公子土父作子中姜国之般(盘)壶，用祈眉寿万年，永保其身，子子孙孙永保用之。”

其中的“公孙灶”为人名，他于齐景公三年(前545年)参与了打倒庆氏的政变，当权六年后去世。铭文中的“立事岁”“饭者月”是齐国常见的纪年、纪月格式，立事即主政或主持国家祭祀。青铜器的铭文清晰地表明了此器是公子土父于公孙灶当权之时，给女儿“子中姜”（即姜姓二女儿）所做的陪嫁用具，所以它也是难得的一件研究齐国青铜器断代的，有准确年份可考的标准器。

2.水晶玛瑙串饰 春秋 齐 山东淄博临淄郎家庄出土

水晶玛瑙串饰以一枚大水晶环为挈领，下方再由四枚小水晶环穿缀，水晶管及水晶珠、玛瑙珠分为四条，末端再以四个水晶环结尾。紫色水晶珠呈方柱形、圆形、扁圆形或带棱扁圆形、玛瑙珠呈圆形或圆柱形，水晶珠、玛瑙珠均采用单面穿孔，珠子体积大小不一。串饰质地优良，工艺精美，设计独特，即使穿越时空为今人佩戴，也是极佳的装饰品。

3.国子鼎 战国 齐 山东淄博临淄齐故城内姚王庄出土

鲁馆内所藏“国子”青铜鼎共有8件，形制都比较相同。鼎高33厘米，口径34厘米，足高11厘米，有盖，附耳，圜底，三蹄足。鼎盖较平，盖面微上鼓，中间有半环形钮及三个长方形钮。器身有凸弦纹一周，器盖及内底各铸阴文“国子”二字。

据《左传·四年传》载，国氏是姜太公同宗，世为齐上卿，为周天子直接任命的守国大臣。从齐桓公时期的国懿仲，到国庄子归父，直到齐顷公时期的国武子佐、国景子弱，都是姜齐贵族中最显赫的人物。据考证，这一组葬器，应属国景子国弱，从他死后陪葬了八件鼎这一打破礼俗葬制的情况，足见他生前的地位之高、权力之大，也侧面反映了当时姜齐公室衰微、政权没落、大夫专权的情况。

4.铜餐具 战国 齐 山东淄博临淄张家庄战国墓出土

这是目前全国唯一一套完整的战国时期铜餐具，其制作精良而且保存完好，有的甚至还没有生锈，保存了青铜本来的金黄色。

刚出土时，这些大小形状不一的耳杯、小碟、盘、碗、盒、罐等59件餐具均紧实地套在一个由三部分组成的铜罐里，博物馆特地做了动画视频以展示它完整的收纳归一过程，我还是第一次见如此数量巨大，大小、形制不同的青铜器套合在一起，真的是非常惊人。

从配套的耳杯十件（饮器，既可用来喝酒，也可用来盛肉汁）、小碟十件（盛醋、肉酱等蘸料）等餐具组合来看，当时已经盛行“十人为宴”了，也为这一风俗源于齐地的观点提供了有力的实物证据。通过墓葬出土信息判断，这套铜餐具的主人身份为士大夫阶层。如此奢华的餐具陪葬，不仅反映了当时齐国工匠的高超技艺，且能让今人一窥古人宴饮时的风采，为研究战国时期齐国手工制造业和齐国临淄地区的饮食文化、生活习俗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5.乐舞陶俑 战国 齐 山东济南章丘女郎山战国墓出土

这组彩绘乐舞陶俑共38件，有人物俑、乐器和祥鸟，均为泥质灰陶，表面施陶衣彩绘。人物俑造型别致，面施粉红彩，发型、服装均为烧前雕刻，衣服上的花纹则是烧后彩绘而成。

整组陶俑色彩艳丽，造型生动，为研究战国时期齐国的文化艺术、乐舞服饰等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物资料。通过现代技术，馆方还以视频动画的形式让这些乐舞陶俑在观众面前“翩翩起舞”，让观众穿越千年，一观齐国贵族乐舞活动的盛大场面。

篇幅原因，“海岱日新”古代齐国部分没介绍的内容还有很多：高青陈庄遗址车马坑、临淄郎家庄玛瑙串饰、红色绢地刺绣残片、错金银镶松石三钮镜、齐刀币等许多文物都值得驻足细看，馆方对齐国著名历史事件、齐都临淄及其他多个考古遗迹和齐国渔盐、冶铸、纺织业的综合性展示也很不错，大家感兴趣的话不妨亲自去看看吧。

鲁国

山东文化的另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就是鲁国(前1043-前255年)。鲁国是文王昌之子、武王发之弟周公旦的封国，因为周公旦辅佐成王留朝执政，前往就封的第一代鲁国国君是周公旦的长子伯禽。

所谓“周之最亲莫如鲁，而鲁所宜翼戴者莫如周”，鲁国在周初位列各诸侯之首，不仅被封赐许多典籍、礼器，还拥有郊祭文王，享有天子礼乐等诸多文化特权，是名副其实的姬姓“宗邦”，诸侯“望国”，是典型周礼的保存者、拥护者、实施者，世人称“周礼尽在鲁矣”。如此文化深厚的礼乐土壤自然也孕育了孔子及儒家思想，为中华传统文化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1.鲁姬鼎 西周 鲁 征集购买而来

鲁姬鼎为食器，口沿外折，双立耳，浅腹，平底，下承三个扁平夔龙形足。腹饰兽面纹，腹内底有铭文“鲁姬赐贝十朋用作宝尊鼎”11字。

中国最早的货币是一种海贝，它小巧玲珑，色彩鲜艳，坚固耐用，又有大小适中，便于携带和计数等特点，很早就成为了古代先民商品经济的交换媒介，是商朝流通使用的主要货币。西周时期，周天子和贵族也常常用贝壳赏赐臣下。贝币的单位是“朋”，因为甲骨文中“朋”字表示两串贝壳，每串五个，所以十贝就为“一朋”。铭文中的“鲁姬”是鲁国王室之女，该鼎应该是为纪念鲁姬赐贝一事所铸的。

2.颂簋 西周 传世品，据传为陕西出土，现不可考

该文物是山东博物馆“十大镇馆之宝”之一。

此器是西周时期的重要铜器，也是山东博物馆现存铭文最多的西周青铜器，其器身为圆形，盖顶部有圆形捉手，腹微鼓略下垂，子母口，腹两侧有一对兽首形耳，下有垂珥，足稍外撇，下有三个兽面象形小足。盖、器口沿处各饰八组窃曲纹，盖顶捉手内饰卷体龙纹，捉手下与腹中下部各饰三周和六周瓦纹，圈足饰垂鳞纹。

颂簋最难得的是152字的腹盖对铭，经郭沫若先生等众多学者考证，目前铭文已可完整释读：

铭文大意为：

颂簋的铭文完整记述了“颂”接受周王册命的时间地点、册命的仪式、任命的官职、赏赐的物品，以及册命仪式完成后所做的事和祝愿辞，完整反映了西周王室册命官员的礼仪制度，在西周铜器铭文中较为少见，与《周礼》所记基本吻合。

然而，颂簋并不是一件类似利簋、何尊那样的孤品，西周青铜器中铭刻“颂”之事迹的并不少见，传世的有颂壶2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台北故宫博物院）、颂鼎3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而目前传世颂簋中器盖俱全的有6件，除了山东博物馆这件，北京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及美国、日本的博物馆都有收藏，这三种形制不同的青铜器并称“三颂”，最初应该是同一组礼器。在此前的参观中，我也分别见过国博的颂壶和上博的颂鼎，如今也算是一套都看齐了。

关于颂组青铜器的铸造年代，即铭文中的“王”到底是哪一位周王，因为器身纹饰所反映的时代特征过于宽泛，只能推断到西周中晚期，所以历来学者们众说纷纭，各执己见。经目前考古结果的多方印证，其铸于周宣王三年或周幽王三年的可能性比较高。

说完了历史价值，我们再来聊聊这件颂簋是怎么辗转来到山东的。据传，颂簋于清中叶出土于陕西，具体地点已不可考。嘉庆十九年(1814年)时，其被时年仅20岁的刘喜海从北京一家古董商店重金购得，送回山东老家珍藏。

这位慧眼识珠的刘喜海是山东诸城人，也是清代著名的金石学家、古泉学家和藏书大家，他出身于官宦世家，家学渊源深厚，其曾祖刘统勋、伯祖刘墉均为清代响当当的名臣。此后，颂簋又几经流转，曾被山东布政使李山农和有“山东首富”丁树桢收藏，丁树桢后人分家时，将颂簋分作两件，器身和器盖各归一人。

20世纪40年代，胶东古物管理委员会黄县文管分会收集到了器身，后移交山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1954年入藏刚刚建成的山东省博物馆。1959年，丁氏家族后人张秀琳女士将所藏颂簋器盖捐献给山东省博物馆，自此颂簋再成完璧。

颂簋并非出土于鲁国，亦非鲁器，鲁博在布展时把它放在这里，应该是考虑到其代表的“礼制”方面的特殊意义与鲁国十分相称，不论如何，颂簋确实是一件对于研究西周的历史，尤其是西周的册命制度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的珍贵文物。

3.鲁国大玉璧 战国 鲁 山东济宁曲阜鲁国故城乙组52号墓出土

此枚大玉璧外径有32.8cm、孔径11.6cm、厚0.6cm，是目前战国玉璧中形制最大的一件，也是迄今多层纹饰玉璧中最早的一件，属山东博物馆“十大镇馆之宝”之一。

玉璧为青碧色，玉质晶莹温润，呈油脂光泽。玉璧两面纹饰相同，以两组微凸起的绚索纹分隔成内、中、外三层纹饰。内、外两层为阴线刻纹，内层为合首双身龙纹，其间以三道绚索纹相隔成三组；外层为五组合首双身龙纹，每组龙尾两两相交；中间以斜向交叉排列的蒲纹为地，其间浅浮雕饰排列均匀的谷纹，寓意谷物满仓、丰衣足食。

在商周时期，玉璧是贵族阶级专用的礼器，圆型的玉璧和方形的玉琮正象征着古人“天圆地方”的朴素理念，多用以祭天，也用作贵族象征身份的信物，器形比较简单。到了战国时期乃至两汉，玉璧开始大量被用来作佩饰玉和殓葬用玉，这件鲁国大玉璧即为殓葬玉璧，其出土于曲阜的周代鲁国都城遗址，当时在棺内死者的身下。

鲁国大玉璧的主人——这位乙组52号墓的墓主具体身份难以追溯，但在其墓葬中的玉璧从头到脚放有18块之多，可见这种以玉入葬的礼制在这一时期就已深入人心，这种传统发展到汉朝，就表现为我们熟悉的“玉衣”。

其他古国

周代山东地区古国众多，除齐鲁之外，有薛、莒、纪等侯国，渊源有自，互动频繁。此外，山东还出土了吴、越、燕、楚、晋、陈、黄等国的文化遗存，充分证明了周代诸国在经济文化交往中，互相借鉴，互相促进，为齐鲁文化的发展形成了必不可少的外在动力。

1.裸人铜方奁 西周晚期 莒 山东日照莒县出土

莒国为周朝诸侯国，是东夷中最强的国家，历经夏、商、周三代，是齐鲁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齐桓公还曾在这里留下“勿忘在莒”的典故。莒国的青铜器的最大特点就是无论器类、组合、造型与纹饰，都追求标新立异。

这件裸人铜方奁的特殊之处就在于造型和用途。器呈长方形，顶部有两片可以对开的小盖，每盖一钮，分别为男、女裸体人，二人的独特器官着意铸出，呈面对面坐状。腹下部铸有六个人形器足，人形裸体，屈膝，双手在后背负器身。关于用男女裸人作为装饰的意义，学界说法不一，有人认为是“象征着子孙繁衍之意”；有人认为其是王公贵族用来把玩、观赏的；也有人认为此类造型出土于墓葬之中，可能代表一种“求生”“复生”的期望，而且或具有厌胜之效，辟邪祈吉。

此类方盒形铜器迄今所见共十几件，流行年代为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是当时贵族女性所用的首饰盒，其造型奇特大胆，寓意神秘莫测，具有极高的观赏和研究价值。

2.㠱伯匜、㠱伯盘 春秋 山东烟台龙口归城出土

学术界对于㠱国一直存在争议，大多数学者认为㠱国就是纪国。纪国是周代分封在东方的姜姓国家，其都城在今寿光市纪台镇一带，与齐国接壤，地处鱼盐资源丰富的莱州湾西南岸。史载纪、齐两国有“九世之仇”，公元前690年，齐国军队攻破纪国都城，纪国灭亡。

而关于匜和盘的用途，我们在上海博物馆参观笔记中关于齐侯匜、子仲姜盘等文物都有过介绍，它们常常配合使用，是中国先秦时代的洗漱用具，也是礼器组合，用于沃盥之礼，或为客人洗手所用。鲁博还特意按照用途把它们布置成了倒水的形状，可以说非常直观了。

3.启卣 西周 莱 山东烟台龙口归城小刘庄莱国故都遗址出土

启卣为盛酒器。椭扁体，隆盖，垂腹，圈足外侈，壶口两侧横置一根造型优美的提梁，提梁两端装饰有兽首形。器盖同铭，各五行三十九字，铸有内容相同的铭文：“王出狩南山寇，山谷，至于上侯、流川上。启从征，谨不扰，作祖丁宝旅尊彝，用匈鲁福，用夜事。铖簸。”

铭文大意是周昭王南征楚国时，翻越山谷，走到上侯、川等地，启忠心耿耿地跟随周昭王，朝夕服务于周王朝，兢兢业业。“启”是西周昭王时期的诸侯国莱国的国君，当时莱国与周王朝关系密切，启卣出土于莱国故都，也说明当时莱国可能军事实力强大，是周王南征的有力邦国。启跟随周昭王南征伐楚后，《左传·僖公四年》记载有“昭王南征而不复”。这件铜卣时代明确、铭文内容与史料相印证，不仅可以作为周初特别是昭王后期的断代标准器，而且对研究周初历史也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启卣同时出土的还有一件启尊，于1989年转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5.吴王夫差青铜剑 春秋 吴 平度废品收购站征集

这是迄今为止我们看到的第五把吴王夫差剑，也应该是保存情况最差的一把。它是1965年文物征集小组在一家废品收购站发现的。剑身虽然锈迹斑斑，但剑身近格处两行铭文清清楚楚地刻着“攻（工）敔（吴）王夫差自乍（作）其元用”，最开始被发现时它已经断成了6截，如今展示的是修复完成的结果。

史料记载，公元前494年，夫差大败越王勾践后，信心爆棚，北上进攻邾、鲁、齐等国。公元前485年，他派人从海上攻打齐国，没想到被齐军击败，这柄出现在平度的吴王夫差剑，很可能是这场战事中齐国缴获的战利品。

到这里商周部分就算记录完毕啦。在我个人看来，西周及春秋战国时期齐、鲁及其他山东古国的文物典藏，可以算是整个“海岱日新”通史陈列的绝对叙事重心。

从秦横扫六合，到唐八方辐辏，这一千多年间既有稳定繁荣的大一统，也有动荡纷乱中的民族大融合。这一时期，山东地区发生了规模较大的人口迁徙和文化交流，形成的政治、民族、文化格局，对隋唐大一统的奠基发挥了重要作用。

公元前221年，秦灭齐，建立起我国第一个多民族大一统的王朝。从此，“大一统”的理念日益深入人心，被纳入中央王朝版图的山东地区，也受到了特殊关注：秦始皇三次东巡，亲抚齐鲁；封禅泰山，昭告天地；镂刻金石，冀传久远；照临大海，求仙方外。

1.始皇诏陶量 秦代 山东济宁邹城纪王城出土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建立皇帝制度、三公九卿制和郡县制，在全国推行“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奠定了两千年来中央集权制度的基本格局。在山东地区，秦设置了济北、临淄、胶东、琅琊、薛等郡，以加强对齐国故地的管理。

这件始皇诏陶量，就是秦朝统一时测量粮食容积的用具。该量为泥质夹砂灰陶，腹部以小篆印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诏书全文，20行40字，每4字为一组，戳印而成：“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内底及口沿戳印“驺”字，这是地名，鲁穆公时改“邾”为“驺”，秦汉置驺县，故城在今山东邹城市东南，此器当是邹地所造。这件陶量的容量为五升，即半斗，是秦始皇兼并六国后，统一度量衡的实物例证。

2.秦二世诏版 秦代

秦二世继位后，在刻有秦始皇统一度量衡诏书的量器、衡器上加刻诏书。这片诏版为铜质，呈上下有凹缺的长方形版状，四角各有一穿孔，左上角处残缺，仅存铭文48字。大意是:秦二世元年(前209年)，下诏左丞相李斯、右丞相冯去疾，统一度量衡是始皇帝定下的制度，后人只是继续实行，不敢自称有功德。现在把这个诏书刻于左侧，使(天下人)不致有疑惑。

从形制看，此器应是镶嵌或捆缚在其他器物上使用的。诏书中的“刻此诏，故刻左”，说明二世诏是配合始皇诏书用的附属文件。

到了两汉时期，封国与郡县并行，山东既设琅琊、东莱、北海、泰山、济南、平原、千乘诸郡，又分封齐国、鲁国、济南国、济北国、高密国等诸侯国。郡县“官遵嬴旧”，封国“同制京师”，二者承卫天子之土，同镇东方海疆。

这一时期，山东经济发达、富甲四方，诞生于山东地区的儒家思想正式被确立为官方学术，逐步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统和主干，齐鲁文明也由地域文明跃升为主流文明之一，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思维模式和生活习惯，构筑了大一统王朝的文化框架。

1.鎏金龙形铜车饰 西汉 山东济宁曲阜九龙山西汉墓出土

公元前154年，汉景帝封其子刘余为鲁王，治鲁县。西汉诸鲁王的陵墓位于曲阜九龙山，有五座，依山开凿，东西排列。1970年山东省博物馆发掘了其中四座，墓葬早年被盗，残存随葬品仅1900余件。但车马室保存较好，共随葬12辆车、50匹马，都是王所乘坐的“驷马安车”——所谓“驷马”即四匹马拉的车，“安车”即可以坐乘之车，古代乘车一般都是站立在车厢里的“高车”，而安车则因可以安坐故有此名，一般为王公贵族家所常用。

这四件器物均为车饰，通体鎏金，华贵的材质辅以精细的雕刻工艺，彰显西汉鲁王宝马雕车、仪仗威严的奢华生活。龙形车饰一端为圆筒状銎另一端为焰火中腾出的一龙首；环形车饰环面内圈饰两条首尾相交的飞龙出没云端，外圈有山、虎、野猪及双鹿等纹饰；辕饰呈筒形，一端封顶，作虎头形，张口露齿、双目圆睁；另一端为銎，有用来固定的两个穿孔。

2.银雀山汉简 西汉 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

这些汉代竹简是山东博物馆的“十大镇馆之宝”之一。

银雀山汉墓竹简是1972年的重大考古成果，其发掘于自临沂市银雀山的两座汉墓中，书体为早期隶书，共计有完整简、残简共4942枚，此外还有数千残片，其内容包括《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尉缭子》《晏子》《守法守令十三篇》《元光元年历谱》等先秦古籍及古佚书。竹简均为西汉文、景至武帝初期（前179年-前118年）时的手书，是较早的写本，珍贵异常。

银雀山汉墓竹简之所以闻名于世，是因其记录了丰富的兵学著作。其中，失传近两千年的《孙膑兵法》与流传至今的《孙子兵法》同墓出土，揭开了自宋代以来关于孙子和孙膑是否为同一人的历史谜团，彻底证明了“孙武与孙膑分为两人，并各有兵书传世”。

与青铜器、瓷器、绘画等文物相比，银雀山竹简看似没什么观赏价值，但作为记载信息的载体，其蕴含极高的历史价值，对于研究中国历史、哲学、古代兵法、历法、古文字学、简册制度和书法艺术等方面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和研究价值，是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

3.东平汉墓壁画 西汉晚期（新莽时期） 山东泰安东平县出土

东平汉墓壁画为山东博物馆“十大镇馆之宝”之一。

2007年，在东平县老物资局的改造过程中发现了一批汉代墓葬，共计18座，其中的3座（1号、12号、13号）出土的彩色壁画非常引人注目，其年代集中在西汉晚期至新莽时期，色彩艳丽，特点鲜明，内容题材丰富，尤其是1号墓的壁画保存情况最为完好。目前这些壁画一部分展示于“海岱日新”通史展，另一部分则展示于“汉画 汉风 汉魂 山东汉画像石艺术展”，我们就在此一并记录吧。

对照相关资料，我们就按墓顶—门楣—西壁南侧—南壁—西壁北侧—北壁的顺序依次来看看保存完好的1号墓的壁画内容：1号墓墓顶用6块巨石绘满了云气纹，其线条优美，变换流畅，极具动感。白色云纹中间绘有一轮鲜艳的红日，红日内一黑色金乌在展翅飞翔，象征日月天象和天空。

墓门门楣内侧立面由南北两块组成，分别各绘6个人物，共计12个人物。这12个人物形象神态、表情、动作各不相同，眉须飘然，栩栩如生。除其中两个戴冠帽者似乎为文人形象外，其余10人皆须发飞扬、肌肉发达、身佩武器，应该是武士形象。

西壁南侧壁画为对饮、乐舞杂技及方相氏驱疫仪式图，共分三层。上层绘两两对饮人物4个，分别为一男一女对饮，似为夫妇。中层绘舞蹈杂技伎女4人，一伎女两长袖前后飞舞，做跪地前倾舞蹈状，紧随其后两个伎女似在表演倒立杂技，其后一伎女右手持幡状物徐徐走来。下层绘方相氏进行大傩(一种驱逐瘟疫和鬼怪的仪式)时的场面。相传方相氏是古代打鬼驱疫的凶神，此图中他形象夸张，阔鼻大口、张嘴露齿，相貌魁梧凶恶。整幅画面的上中两层画面紧凑，似为一体，表现墓主人等生前宴饮娱乐，观赏乐舞杂技的场面。

南壁壁画内容有对饮、舞蹈、仕女、房屋图，也分3层。上层绘男性人物4个，也做两两对饮状。中层左侧绘盘舞图，一舞伎作“盘鼓舞”，这是汉代最为流行、最有代表性的舞蹈。舞者会将盘、鼓覆置于地上，或踩鼓下腰，或按鼓倒立，或身俯鼓面，或在盘、鼓之间徘徊跳跃，手、膝、足皆触及鼓面拍击，踏出有节奏的音响。画中舞女飞扬长袖，翩翩起舞，扭腰回首观望主人，形象极为生动传神。右侧3位女子长裙飘飘，徐徐慢行，轻盈走来，似在轻歌曼舞。下层绘有房屋一座。

西壁北侧壁画主要绘的是升仙导引图、拜谒图、武士图等。也分3层。上层绘一高蓝衣女子，似神似仙，仿佛在云雾中前行。蓝衣女子身后绘一男子，似随女子向前奔走。其后一绿衣男子随他拱手前行，似主仆相伴而行。中层绘相互拜谒男子5人，下层绘男子3人。此画面上层与中、下层之间用一明显的黑色界线分开，可能暗示上层与中下两层并非同一世界，下层为人间，而上层则可能是天界仙人在引导墓主人升仙。

北壁壁画与西壁北侧画面相似，也分3层，上层也用黑色界线与中下两层分开，上层人物可能也是相同的3个人。此画面描述的是灰衣男子跪在蓝衣女子(可能为仙人）前，手递信笺状物，蓝衣女子伸手作接取状，绿衣男子侧身拱手立于灰衣男子后，手中似提一黑色袋状物，可能为前图中灰衣男子所背之包裹。中层绘相互拜谒男子4人。下层为斗鸡走狗图，上方绘二狗，下方绘二鸡，左侧绘一老妪，双手作撒食喂鸡状，右侧一老翁，双手环抱胸前，身佩长剑，作观赏状。

就像我们之前在湖南博物院介绍过的马王堆汉墓那样，汉代的人们相信人的肉体死去，灵魂将在另一个世界里继续存活。墓室画像的内容也往往是围绕着生命的主题进行描绘的，其核心内容一是辟邪，千方百计让死者不受地下妖魔鬼怪的伤害，其次是事死如事生，就是尽量根据现实生活来为死者打造地下世界，所谓“厚资多藏，器用如生人”。最后，在前两者的基础上，进一步希望墓主死后能够升仙，过上神仙生活。

此批东平彩色壁画内容题材囊括了上述汉代墓室壁画三部分的内容：既有生动夸张的武士、方相氏神人神兽来“辟邪”；又有宴饮娱乐、乐舞百戏、斗鸡走狗来“事死如事生”；还有浓墨重彩的金乌、红日和神采飘逸的仙人导引的“升仙”。此外，壁画将汉代最常见的金乌形象，最为流行的盘鼓舞、斗鸡走狗等元素都展现在我们眼前，可以说是一幅幅囊括汉代人生活方方面面的历史画卷。

东平汉墓壁画色彩艳丽、内容丰富、布局合理，反映出汉代画匠高超的艺术水准和绘画技巧，是山东迄今发现年代最早、保存最完好、内容最丰富、艺术水平最高的汉代壁画，在全国也极为罕见。不但填补了山东汉代考古中无保存完好壁画的空白，对于汉代丧葬制度、中国绘画史、民间生活习俗等方面都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仍，政权更迭频繁。各种政治势力在山东地区不断角逐和冲突，山东先后经历了曹魏、西晋、后赵、前燕、前秦、后燕、南燕、东晋、刘宋、北魏、东魏、北齐、北周等政权的统治，导致人口频繁徙动，促进了不同民族和文化的交融互补。这一时期，佛学东渐，玄学兴起，雕塑、绘画和书法艺术迎来了全面繁荣，其中青州风格造像、摩崖刻经、龙虎塔等文物遗存，闻名中外。

1.蝉冠菩萨像 东魏 山东滨州博兴出土

这尊蝉冠菩萨像高120.5cm，出土时就已断为三截，双手小臂及足部残缺，但依然难掩其动人风采：菩萨嘴角微翘，面含笑意；头饰花鬟宝冠，宝缯下垂遮耳，两肩各联一圆饼形饰。头后有巨大圆形头光，中心浮雕覆莲，外刻六个同心圆，上有彩绘，可惜多已脱落。雕像上身着天衣、颈饰、璎珞及项圈、悬铃，腹前交叉处装饰一颗硕大的宝珠，下身着长裙，裙裾褶皱密集，两边髋下饰佩，腹部微凸。

最为引人注意的是菩萨宝冠正中雕刻了一只醒目的蝉，静态蛰伏，羽翼丰满，这在佛教造像中极为罕见，因此被命名为“蝉冠菩萨像”。蝉冠原为世俗高官、显贵的象征，而佛教蝉冠则以蝉的生死循环，表达了佛教的轮回观念。

蝉冠菩萨像不仅极其珍贵，其身世也堪称多舛，其在1976年出土后即流散民间，经多方搜集才最终拼接成一尊断臂的菩萨像，收归县文物管理所。1994年7月初一个大雨滂沱的深夜，蝉冠菩萨像不翼而飞，后流转到英国文物市场，1995年被日本美秀博物馆(MIHO MUSEUM)花费巨资购得，成为该馆的展览文物。

在国际诸方友人的协助下，中、日双方经过了多回合的谈判，终于在2001年达成协议，并正式签署备忘录，日方将这尊稀世珍宝无偿捐还中国山东，但蝉冠菩萨像此后每五年要到美秀博物馆展览一次，山东博物馆也因此与美秀博物馆结下了良缘。2008年，在外流浪长达14年的蝉冠菩萨像终于回到故乡。

2.贴金彩绘佛像 北齐 山东潍坊青州龙兴寺遗址出土

1996年在山东青州龙兴寺遗址出土了北魏至北宋时期的各类佛教造像400余尊，种类繁多，雕造精美，彩绘富丽，这尊贴金彩绘佛像即是其中之一。其形象庄严静穆，优雅精致，鲜艳华美的敷彩贴金附着于流畅的肌体曲线之上，极富艺术感染力。佛像的衣纹装饰轻薄贴体，显得身躯修长挺拔，是北齐时期造像的典型特征，这也是山东佛造像最为辉煌的时期。

山东的佛教造像得益于丝绸之路的交流传播，充分融合了东南亚、中亚等地区的造像风格，造像人物的体貌特征和衣着装饰展现出不同地域的人体特征，反映了山东佛造像艺术的包容性和开放性。

3.徐敏行墓壁画 隋 开皇 山东济宁嘉祥英山一号隋墓出土

徐敏行墓壁画是在考古中首次发现的隋代墓室壁画，内容主要为墓主夫妇的出行和宴享等图像。墓主人徐敏行是一位士族子弟，他的曾祖和祖父分别在刘宋和南梁为官，他本人则在北齐凭借门荫入仕，到了隋时累迁尚书驾部郎中，与晋王杨广相交较好，于开皇四年去世。

壁画同样由多个部分构成：墓室穹顶之上，是绘有东南西北日月星辰的“天象图”；墓室西壁和东壁是对称的男女主人“出行仪仗图”；北壁则绘制有以墓主夫妇并坐宴飨为中心的“宴享伎乐图”。图中的男主人身着交领窄袖，女主人头梳高髻，两人面前摆满果蔬食品，背后设一山水屏风，手持酒杯，举杯相敬。图左侧边有鼓吹乐者数人，庭中有一身着胡服的踢球人，似与鼓乐合拍按节而动，似热闹非凡，使观者无不神往。

徐敏行墓壁画着色以重彩为主，兼施淡彩，代表了隋代绘画的较高成就，对研究隋代绘画艺术有重要历史意义。且由于隋代延续时间很短，遗留较少，这些壁画也为研究隋代贵族的日常生活、家具制式、饮食习惯等提供了重要参考。

因为地理上远离都城，本地士人阶层长期得不到关中统治者重视等诸多原因，山东地区的地位在隋唐时期相对边缘化。因此文物遗存也相对较少，算是鲁博通史展中比较短板的一个年代，展品多以小型唐三彩陶器、瓷器等为主。因为篇幅原因，我们就不多做介绍啦。

自宋迄清，随着开封和北京先后成为王朝都城，长期远离京师的山东地区跃身近畿重地；大运河的凿通，又使山东成为南北贯通的咽喉要津。地处海、陆丝路的交汇节点，这一时期的山东帆影幢幢，驼铃声声；作为儒风浩荡的山左名邦，这一时期的山东底蕴深厚，文脉绵长。

公元960年，北宋建立，定都开封，以山东地区为其东部屏障；公元1127年，金灭北宋后攻占山东，并进一步设官治理。作为北宋的国之东畿和金朝的南北要冲，山东重新成为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要地。同样在这一时期，“山东”被正式确定为行政区划名称，辖境与今天山东省的辖域已十分接近，对后世山东的发展影响甚大。

1.定窑白釉刻花鱼纹碗 宋代 传世品

此碗通体施白釉，碗壁较薄，碗内壁暗刻一鱼悠游于水草间。外壁暗刻上下两层花瓣形装饰。碗形体巨大，器形规整，是定窑白釉刻花器的代表之一。

关于定窑，我们在之前的好几个博物馆，尤其是定州博物馆参观笔记中已经有过详细介绍。它是我国白瓷最负盛名也最具代表性的窑口之一，因其釉色洁白和工艺精湛而闻名，人们常以“白如玉，薄如纸，声如磬”来盛赞定瓷之美。

2.哥窑洗 宋代 胶东文管会移交

此洗为敞口，弧壁较浅，圈足。黑褐色胎，灰青色釉，盘身满布纵横交织的不规则片纹，这是在烧制过程中因为釉层的收缩和膨胀形成的，透露出别具一格的古朴与自然。所谓“洗”本是一种古代的盥洗用具，它还有特定的文房用品用途，即用来蘸洗毛笔的笔洗。

3.白釉加彩人物俑 金代 山东济宁曲阜杨家院出土

人物俑共有两件，一男一女。人物面部丰满，通体施白釉，釉上以红、黄、黑等色彩加以勾画，是中国早期的五彩瓷，为明清釉上五彩的创造发展奠定了基础。

男俑头戴黑冠，粉白色脸膛，红彩小口，蓄八字胡须，双眉微若有所思。衣服红色为地，袖口、领口间用黑彩、绿彩小饰边襟，足蹬黑靴，立于底座之上。

女俑头梳黑色发髻，戴白色头饰，黑彩眉眼，红彩小口，双手捧粉盒于胸前。头饰与衣服边缘施黑彩、绿彩，下着白色长裙，施红彩。

元朝统一中国后，山东被划为腹里，由中书省直接管辖。省下再设路、府、州、县，实行五级管理。这一时期，在元廷的支持下，创始于宁海（今山东烟台）的全真道飞速发展而至极盛，崂山和泰山崛起为天下闻名的道教圣地。

1.景德镇窑青白釉暗花玉壶春瓶 元 济南陈家庄元墓出土

此瓶小口，口沿外卷，细长颈，鼓腹呈椭圆形，圈足。白胎外施白釉，釉色白中泛青，釉下饰暗花。此瓶的烧制技术上承宋代，是元代玉壶春瓶的早期制品。这种造型是由唐代寺院里的净水瓶演变而来的，创烧于北宋，因宋人诗句“玉壶先春”而得名，原为一种实用酒器，后因其线条优美，逐渐像梅瓶一样演变成供陈设欣赏的摆件。

2.白地黑花“一琴一鹤”长方形枕 元

“一琴一鹤”的典故出自《宋史·赵抃传》。指北宋的赵抃去四川做官，随身携带的东西仅有一张琴和一只鹤，皇帝听说了这件事就说“闻卿匹马入蜀，以一琴一鹤自随；为政简易，亦称是乎！” 此后这个词汇既形容行装简少，也比喻为官清廉，以赵抃入蜀图为纹样的黑底白花瓷器在元代比较盛行。

到了明清时期，山东因居太行山之左（东）而得名“山左”。这一时期，山东地区呈现出很强的生机和活力，人口迅速增加，工商业突飞猛进，教育生机勃勃，学术思想不断革新，成为中国文化版图中极为引人注目的“山左名区”。

行政区划上，明洪武元年（1368年）设置山东行中书省，治所在青州；洪武九年改置山东承宣布政使司，移治济南。布政使司以下设府、县两级地方行政机构。清代几经变更，乾隆年间始成定制，山东省以下设道、府、州县三级地方行政机构。明清时期，山东长期保持六府格局，俗称西三府(济南、东昌、兖州)与东三府(青州、莱州、登州)。

1.衍圣公朝服上衣、下裳（复制品） 明代 曲阜孔府旧藏

自汉武帝后，尊孔崇儒成为大多数王朝的文化政策。北宋至和二年，孔子第四十六代孙孔宗愿以衍圣公封号袭爵，此后曲阜孔氏家族受宋金元明清历代帝王追封赐礼，谱系井然，世受封爵，政治地位不断提升。为增强统治合法性，明清两代进一步扩建重修曲阜的孔庙、孔府、孔林，衍圣公府（今孔府）成为了当时仅次于皇宫的最大府第，曲阜也成为尊崇儒学、纪念儒家往圣先贤的圣地。

而据《曲阜县志》记载：明代御赐衍圣公朝服...衍圣公府家藏元明衣冠，历代视若珍宝，珍藏于内库。朝服是只有大祀、庆成、正旦、冬至、圣节及颁降、开读、诏敕、进表、传制等隆重的场合，官员要穿着的重要礼服。鲁博收藏的这套孔府旧藏的衍圣公朝服，是现存最完整的明代朝服实物，梁冠、上衣、下裳、云履完整成套，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衍圣公朝服上衣、下裳质地为纱，上衣交领、大襟右衽、大袖，领、襟、袖、摆处边缘为四寸宽的青纱边，下裳分为两大片，每片均由三幅织物拼缝而成，左右相向各打四褶；侧缘、底边缘缝以青纱。可惜这套上衣下裳的真品因其脆弱性应该并不是长期展示的，这次就能看看复制品啦。

2.梁冠 明代 孔府旧藏

这件梁冠，与衍圣公朝服完整成套，是我国目前已知存世的唯一一件梁冠传世实物。

梁冠高27厘米，简径18.5厘米，由冠额、冠顶、冠耳组成。冠额位于冠体下部，覆于额上，延伸至脑后，正中海棠花形金池内饰宝相花，两侧为金凤；冠耳位于冠体后部，其上部两侧凸起若蝶翅状，左右两侧各有一八瓣花形簪纽，用以贯簪；冠耳四周为贴金框架，中间嵌铜丝网，并缀有金质纹饰，下部缀有条形穿扣，冠额两端由此穿过与冠耳接合固定。冠顶为一球面拱形突起，跨在冠耳前壁与冠额之间，黑色漆纱质地，冠顶上还残存着五道皮质梁。

梁冠古称进贤冠，是中华服饰艺术史上重要的冠式，始于汉代，历魏晋南北朝、隋唐，迄宋明，一直被沿用不衰，是我国古代首服中使用广泛、影响深远的一种冠式。明代基本沿袭宋代梁冠制度，且在细节上又作了补充。清代以后其制被废，只有孔府凭借其超然文化地位将这件梁冠实物保存至今。

3.梁山古船 明代 济宁市梁山县贾庄村林秭河故道

京杭大运河是海岱日新“宋元明清”部分中鲁博非常重视，多有着墨的叙事重点。

大运河肇始于春秋末年，经过千余年开凿延伸，到元明清时期，其山东段已长达643千米，占总长的三分之一，承南启北，连通四方，成为全国漕运的大动脉，台儿庄、济宁、聊城、临清、德州等一批沿岸商业城镇也依托运河经济逐渐繁荣。运河故道出土的古沉船，无疑就是研究运河沿线漕运的重要实物资料。

梁山古船船体无龙骨，舱门方形，由尾至首设13个水密隔舱。第10、11舱为居住舱，其余均为货舱。古船出土时身向东倾斜，舱内器物有兵器、马具、军用工具、生活用具等，以军用工具为主。根据出土铁锚上“洪武五年造”铭文、火铳筒上“杭州护卫教师......洪武十年月日造”字样及船上发现的“洪武通宝”铜钱，可以推测船是明洪武初年制造的，因没有更后期的遗物出土，故此船大抵也废弃于洪武年间，沉没于古运河故道。因船内多兵器，故此船应为明代军运漕船，是迄今为止我国出土内河古船中年代最明确、保存最完整的一例。

4.郑燮《双松图》轴（复制品） 清乾隆二十二年（1758年）

这件《双松图》轴也是山东博物馆“十大镇馆之宝”之一，可惜这次并未见到真品。

郑燮，字克柔，号板桥，江苏兴化人。是清代“扬州八怪”之一，以擅画兰、竹、石闻名。《双松图》轴是他在乾隆二十三年送给好友肃翁的作品。画中双松苍劲挺拔，树旁是几杆细竹及怪石、兰花。竹子清瘦，孤直，墨色水灵，浓淡有致。构图上，松、竹、兰、石和题诗错落分明，相互映衬，别具一番自然情趣。

画作中的题诗也充分反映了郑燮对于好友质朴的情谊，这篇题记夹叙夹议，内寓哲理。题记云：

《双松图》轴整件作品书、画俱佳，保存完好，是难得一见的珍品。

5.七星宝剑 清末 山东省人民委员会拨交

这把宝剑是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壮烈殉国的清军将领左宝贵的遗物。左宝贵字冠廷，回族，是山东费县人。他于1856年携两个弟弟应募从军，编入江南军营，随清兵转战大江南北，参加平定太平天国起义、平定捻军起义等军事活动，屡立战功，记名提督，成为清廷高级军官。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政府调集左宝贵等五路大军增援朝鲜。在平壤保卫战最激烈的对日作战中，左宝贵穿上御赐衣冠，登陴督战，亲燃大炮向敌军轰击，先后“手发榴弹巨炮三十六颗”。日军炮弹弹片击穿左宝贵肋下，他仍负伤不退，裹创再战，最终因两度中炮，身体被炮弹击穿，下城后壮烈牺牲。作为清末民族英雄，他和丁汝昌、邓世昌一同被誉为甲午战争“三英”之一，也是甲午战争中壮烈殉国的第一位清军高级将领。

“海岱日新”通史陈列到这里就记录完毕啦，其实后半部分还有一个规模不小的“大道之行”山东近现代史展，展得还是挺好的，但因为篇幅原因在笔记里就不详细介绍了，大家如有兴趣可以自己前去参观。

除了“海岱日新”，我觉得鲁博另一个不容错过的的常设展，就是“鲁王之宝”。

顾名思义，这里展出的是明朝第一代鲁王朱檀墓中的出土文物。鲁荒王墓是邹县（今邹城市）群众1969年在九龙山开挖防空洞时发现的，于1970年在山东省博物馆的主导下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墓葬出土了冕冠佩饰、家具服装、笔墨纸砚、琴棋书画、彩绘木俑等珍贵文物共计1100余件，对于研究明初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

在记录文物珍藏前，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墓主人鲁王朱檀，《明史》中对他的记载非常简短：

从《明史》的记载可以看出：朱檀是太祖朱元璋的第十个儿子，其母为郭宁妃，诞生后两个月就被封为第一代鲁王，建藩国于兖州。他自幼好诗书礼仪，礼贤下士，博学多识，甚得朱元璋喜爱。洪武十八年，朱檀就藩于封地兖州府，仅仅过去了四年，就因服金石药过度而薨，年仅二十岁，明太祖以其荒诞不经，亲自钦定谥号曰荒，史称鲁荒王。

然而对鲁王朱檀的记载不止有《明史》，民国历史学家俞平伯在整理故宫文物之时，从景阳宫御书房发现了一本未经史家润色的敕谕集《太祖皇帝钦录》（目前原本藏于台湾故宫博物院）。 和《明史》中多少还说了些好话不同，在《太祖皇帝钦录》中收录的原始谕旨中，鲁荒王朱檀基本是个彻头彻尾的的反派角色，气到朱元璋直接说下了这样的狠话。

与朱元璋要把鲁王妃“凌迟处死”相对照的是，在《明太祖实录》洪武二十年（1387年）七月的记载之中，突兀地出现了一条重新册封鲁王妃的记录，而且还着重指出这位新任鲁王妃是前王妃的妹妹。

互相对照起来，鲁王及王妃的暴虐罪行似乎是实锤了。不过文献毕竟是文献，《明史》《明太祖实录》和《太祖皇帝钦录》都没有鲁王夫妇获罪的直接记录，有限的材料也完全无法还原事实真相。且鲁王朱檀因为早逝，放在洪武年都不算是什么重要人物，其究竟是贤明还是暴虐，究竟有没有在封地犯下过令人发指的罪行，对今人而言倒也没有什么太过追究的必要了。

聊完了墓主，就让我们说回文物。对于皇亲贵胄来讲，墓葬中必不可缺是能彰显身份、体现礼仪的器物，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玺印。

“鲁王之宝”木印 （因以下文物均出土自明洪武年间的鲁荒王朱檀墓，故不再进行单独标记）

此印为木质贴金，龟钮，系有红色绶带，印面刻“鲁王之宝”四字阳文篆书，展览的主视觉设计和名字也都来自于此印。

按明代分封制，皇子封为亲王，授以金册金宝，岁禄万石。册，相当于证书；宝，就是印章。明制规定“亲王之宝其宝用金”，因为真正的金印要给子孙世代流传，所以朱檀墓的随葬品便是木质贴金的，是替代金宝的象征品。朱檀本人虽然是短命的亲王，但其子孙传承的鲁王爵位自他开始（洪武三年）直至末代鲁王朱以海离世（康熙元年、南明永历十六年），传十世十三王，290余年，在明代封王仲是罕见的，只有德、衡两王可以相提并论。

“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章服之美，谓之华” 。除了金册金宝，衮冕服饰也是明代诸王重要的身份象征。中国的冕服制度始于殷商，至周代日臻完善，历代沿袭，源远流长，直到清代废除。这一制度虽屡有更改、演变，但都有各自的严格规定，始终为中国服饰制度中的最高礼仪，目前史料最详细完备的就是明朝的衮冕。

《明史·舆服志》中规定：“亲王助祭、谒庙、朝贺、受册、纳妃服衮冕”，作为鲁王的朱檀在重大礼仪中也要按规定穿着他最高级的大礼服，即头戴九旒冕，身着衮服，腰系玉带、挂玉佩，手持玉圭。

九旒冕

鲁荒王朱檀的九旒冕，不但是“十大镇馆之宝”之一，是目前唯一一件仅存于世的古代冕服实证，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与历史价值，是填补史阙、研究古代冕服制度的珍贵实物。此前我在湖北省博物馆“梁庄王秘藏”展区看到的冕冠，也是据鲁荒王冕冠复原而成的。

冕一般由冠武、綖板、旒、充耳等几大部分组成。鲁王朱檀的这件九旒冕冠武用细竹丝编制，表面敷罗绢黑漆，边缘镶嵌金边和金圈，綖板的表面裹有黑漆纱，前低后高、前圆后方，代表君主的谦恭；綖板前后各垂九旒，旒贯赤、白、青、黄、黑五色玉石珠，每旒穿九珠，现存共计152枚旒珠。板下有玉衡，衡两端有系绳孔，下悬充耳，充耳为青玉圆珠。

在中国古代冕冠制度中，旒的多寡是辨别身份高低的一大标志，明代规定皇帝冕为十二旒，太子与亲王冕为九旒。冕冠前后系垂旒，把佩戴者的视线遮挡住，使其眼睛不斜视，寓意君王“看不到不正之物”，“非礼勿视”。两边各垂挂一根丝绳直到耳边，又系上一块美玉“充耳”，寓意帝王“听不到不正谗言”，“非礼勿听”。九旒冕的的每个饰件，都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宇宙观和道德观，有深刻的含义，恰是所谓“舆服藏瑞气，旒冕配圣王”。

九缝皮弁

这件鲁王朱檀的九缝皮弁是目前现存唯一的明代初亲王的皮弁实物，是研究明代皇家冠服制度的珍贵文物。在华夏衣冠体系中，首服是重要的服饰之一，弁即首服中的重要一种。从周代开始，主要为天子、诸侯的朝服，故又称“朝冠”，是仅次于冕冠的礼冠。本由多块白鹿皮缝制而成，历经两千多年的传承发展，到了明代时，材质已改用漆纱代替，明朝规定皮弁是皇室成员专属冠服。

《明史·舆服志》中规定“（亲王）朔望朝、降诏、降香、进表、四夷朝贡、朝觐服皮弁。” 即一般在巡牲、朝贺、诸侯上朝时穿用。这件皮弁是用细竹丝编结成六边形网格状胎，外覆乌纱，现已脱落殆尽。前后各有九缝，缝中压金线，金线上各缀赤、白、青、黄、黑五彩玉珠9颗，共应为162颗，现存158颗（有一残），材质有珊瑚、玉、玛瑙等。弁前后各钉一长方形金饰框（金池），金池上部有一周竹丝包金的额圈。弁两侧上部各有一花形金纽，贯金簪以固定发髻。作为研究古代皇家冠服制度的珍贵文物，九缝皮弁为研究明朝亲王礼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湖北省博物馆“梁庄王秘藏”展区的梁庄王皮弁被发现时已朽，也是据此进行了还原修复。

戗金云龙纹朱漆盝顶木箱

九旒冕和九缝皮弁之所以能够完好地保存至今，多亏了这件戗金云龙纹朱漆盝顶木箱提供的庇护。 它名字中的“戗金”，是指在单色漆器表面，采用针或刀镂刻出纤细线槽，并在线槽中贴以金箔，再细加研磨，从而形成金线纹饰的工艺。这一工艺曾流行于宋代，元末明初出现又一高潮。

此木箱为近方体，箱面髹朱漆，戗金为纹，纹饰道劲有力，金色光灿夺目，代表了元、明之际戗金漆器的高超水平。箱的顶部及四侧面均饰团龙纹，边部饰忍冬纹，龙纹头面较长，闭口披发，细鳞卷尾，点缀骨朵云。箱内分三层，中有套斗，下有抽屉，上置朱漆木盒，盒下有一隔板。木箱上层放置着朱檀的九旒冕和九缝皮弁，中下层放置袍服（已朽）、玉佩、金如意头钩等饰品，应该是朱檀参加祭天仪式时的一整套礼服。

历经600余年的风雨洗礼，这件戗金漆箱依然保存完好、光艳如新，不仅让后人感受到强烈的视觉冲击，也为研究中国明代的漆器工艺以及明代家具和中国家具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白玉圭、墨玉圭、戗金云龙纹朱漆木匣

除了冠服，玉圭也是古代重要的礼器，皇室成员在祭祀和朝觐礼见时将其持于手中，作为身份地位的象征。在《明史·舆服志》中记载有“洪武二十六年定，冕服俱如东宫，第冕旒用五采，玉圭长九寸二分五厘，青衣纁裳。”可见玉圭在明代是太子、亲王冠冕服中必备的礼器之一。

朱檀墓中出土有两件戗金云龙纹朱漆木匣，其形制相同，分别盛放有白玉圭和墨玉圭。木匣为长方形，抽拉式盖，内外皆髹朱漆。盖面和体两侧饰戗金云龙纹，龙为行龙，线条流畅，并配有如意云纹，围绕在金龙身旁的如意云纹、卷云纹，毫无走刀的滞留痕迹，与细若游丝的龙鳞相映，犹如金龙在云间邀游。

木匣内两件玉圭形制规整，上端突起成钝角形，边缘折角平直，玉质细腻莹润，稍有玉绺，磨制光滑，光泽较强，所用玉料均为上乘和田玉。白玉圭通长25.4cm、宽6.2cm、厚1.33cm，明代以前白玉籽料制作的器形都比较小，得到如此大的天然的上乘白玉籽料实属不易，因而极其珍贵。

墨玉圭通长29.6cm、宽6cm、厚1cm。所谓“墨玉”，是白玉被石墨沁入后形成的，习惯称之为“青花料”，这块“青花”籽料体积硕大，亦属于难求之料。墨玉圭圭角处呈白色，局部黑色较重，呈花斑、条带状分布，整体黑色明显。一黑一白两件玉圭，色彩相对，如太极之阴阳，涵天地宇宙万物的对立与转化，作为祭天地的礼器，与天地合一，完美表达其含义。

描金云龙纹青玉佩

玉佩是搭配于冕服、皮弁服等礼服上的礼器，分别垂挂在身体两侧。《大明会典》记载：亲王冕服玉佩如东宫佩制，有“玉佩二，各用玉珩一、瑀一、琚一、冲牙一、璜二；瑞下有玉花，花下垂二玉滴。缘云龙纹，描金。自珩而下，系组五，贯以玉珠。上有金钩。”这件描金云龙纹青玉佩与《明史·舆服志》中对冕服玉佩的记述基本一致，应该是朱檀搭配冕服使用的。其最上为玉钩，其下第一排是玉珩，第二排中间的是瑀、两侧是琚，第三排是玉花，第四排中间的是冲牙、两侧是玉滴、最外侧的是玉璜。

搭配礼服的玉佩不仅美观，其实也有一定的实用功能——可以通过玉佩的声响来判断走路的行为是否恰当。若在脚步移动时，玉佩发出清亮的声响，叮当之声悦耳，则说明步缓急有度，是在“循礼而动”；而如果响声杂，说明步履节奏杂乱，则有被认为是失礼乱仪的风险。

此外，朱檀墓还出土了几件皮弁服玉佩，形制如冕服佩制，但其上无云龙纹。

妆金云肩盘龙纹通袖膝襕龙缎辫线袍

这是迄今为止在全国范围内发现的保存较完整的明初亲王袍。

整件袍为交领，窄袖，右衽，上衣下裳式，下裳在腰处有细缝折裥。前后及两肩织由多个云头纹饰组成的柿蒂窠（纹样名），柿蒂窠内前胸、后背和两肩两两相对各织一条升龙，周饰云纹，呈骄龙在祥云中戏火珠。两接袖各饰云龙纹袖斓一道。左袖为莲花、白盖、法轮、盘长；右袖为法螺、金鱼、宝伞、宝罐，组成八吉祥纹。

在上衣围绕腰腹部有三组九周平行的像辫子一样的褶皱纹路，称为辫线。辫线形成上紧下松、上衣下裳的衣袍样式，利于保暖收腰，便于骑射。这种上衣下裳连属的衣式除延续汉制外，在形制上还特别接近于元代的“质孙”服，反映出元末明初过渡时期的明代早期服装的一些特殊性。

朱檀墓出土服饰多采用元代织金工艺中的捻金工艺，工匠们首先把自然金锤打成仅有2.4微米至5.8微米的金箔，以丝线为芯将金箔裁成条缠绕其上，制成外加金箔的金缕丝线作为织物纹饰的纬线，织出的织物纹饰牢固耐用，不易脱落。这件袍服出土前在墓中曾遭水浸，并历经六百余年，但盘龙纹图案依旧光灿熠熠，保存较好，与这种捻金工艺有极大的关系。

朱檀墓中并未出土亲王冕服中的的九章祭服，但却出土了与其相配的九旈冕。学者据此推测，这件交领盘龙织金并装饰袖襕、膝襕、腰部辫线的华美龙袍可能是与冕、弁相配合的“祭服”的一部分，是朱檀在助祭、谒庙、朝贺、受册、纳妃礼仪场合的礼服之一。

此外，朱檀墓中还出土了大量的亲王服饰80件(套)，品种丰富，保存状况较好，这里就不再一一记录啦。

乌纱折上巾

说完了礼服，我们再来说说鲁王的常服。乌纱折上巾因帽覆乌纱，两翅向上折于帽后而得名，是由幞头演变而来。幞头最初源于东汉的头巾，基本形制在北周武帝宇文邕时确定，唐代时为美观进一步改造成帽翅形态，到了五代两宋时，又演变成硬壳的漆纱冠帽。

明代的乌纱折上巾参考宋代幞头设计，明太祖登基后规定：凡文武百官凡常朝视事，一律要戴乌纱折上巾。乌纱折上巾遂成为明代皇帝、太子、亲王和朝廷官吏的常服冠，从人人都能戴的帽子逐渐成了“官帽”的标志，最终演变成“官位”的象征。

朱檀墓中共出土两件乌纱折上巾，形制相同，冠有前屋和后山两部分，前低后高，边沿皆衬铁丝。后山前倾，冠后底部有翅管，内插铁丝弯成的折角两翅，翅作圆形。两件乌纱折上巾皆内外髹黑漆，一件为乌纱材质，另一件为竹篾编制，春秋时节可戴乌纱制的，夏季时为了凉爽透风可戴竹篾制的。

镶宝石金带饰

我国的古代宝石镶嵌发源于史前时期，随着丝绸之路的开辟，金银器铸造及镶嵌技术的传入也促使各种金银镶嵌制品不断涌现。到了明代，海上丝绸之路带来的大量原产自欧洲、中亚、西亚、东南亚等地的彩色宝石，将我国的金镶宝石工艺发展推至顶峰。这一时期，华丽浓艳、宫廷气息浓厚各种金银镶嵌宝石类制品非常受皇室和上层社会欢迎，成为社会地位与权势的象征。

这件镶宝石金带饰为金质托体，上下夹层式，主件两层为镂空串枝花卉；两侧活件上层为镂空串枝花卉，下层为金板；带饰边缘錾刻线纹，上层镂空花卉。带饰正中镶嵌大蓝宝石1颗，四周分嵌大珍珠4颗，小珍珠4颗，红宝石12颗，猫眼石2颗，祖母绿1颗，绿松石6颗，小蓝宝石2颗，镐纹玛瑙1颗，共计镶嵌各类宝石33颗。

在区区一件带饰上镶嵌如此多的珍贵宝石，在历代文物中也是极其罕见的，整件带饰在众多宝石的映衬下，犹如一朵盛开的春花，光彩闪耀、雍容华贵，是明初镶嵌工艺的经典杰作。

车骑仪仗俑

说完了服饰，我们再来看看朱檀的出行仪仗。卤簿仪仗制度是统治阶级为体现地位、尊严和安全需要而设立的出驾时的仪卫统称，自汉代开始不断发展，唐代逐渐从王室下放到官员，到明代时已十分完备。

《大明会典》中对皇室成员的卤簿仪仗按身份、地位、等级列出了具体的规定——如皇帝的大驾卤簿、皇后卤簿，东宫仪仗、亲王仪仗乃至郡主仪仗等。朱檀是明代第一位去世的亲王，其墓葬礼仪是朝廷首次规划实施，对此后诸王礼制的完善至关重要。这一套阵容庞大的车骑仪仗俑，即是“洪武定制”的最初历史见证，也是明初亲王出行仪仗的真实反映。

鲁王朱檀的仪仗俑群包括各种姿势的木俑共397件，其中文官俑着圆领曳地长袍，腰束带，足蹬黑靴；武将俑则内着长袍至脚面，外穿铠甲。除此之外，还有乐俪俑、侍卫俑等，他们的脸部特征雕刻得细腻生动，身份、动作和持物各不相同。

仪仗中心最显眼的，是朱檀本人乘坐的辂车，这也是为数不多保存较好的明代辂车明器实物。《周礼·春官》中记：王之五辂，玉、金、象、革、木。其中玉、金、象辂，就是以玉、金、象牙等装饰过的辂车。根据《明太祖实录》对礼制的相关记载，皇太子乘金辂，朱檀这样的亲王则应乘象辂。

鲁荒王朱檀的仪仗俑群阵容排列整齐，气势磅礴、威严壮观，观众凝望着这庞大的阵仗，仿佛也能看到当年朱檀端坐在华美的辂车中，伴随着浩浩荡荡的豪华仪仗队出行的情景，可以说为研究明代礼制提供了非常真实宝贵的文物资料。

说完了亲王礼制，我们再来看看王府深宫里朱檀的日常生活。众所周知，明朝宗室和皇族享受的经济待遇相当丰厚，可谓历代王朝之最。这些皇亲贵胄们不受普通法律约束，不归当地官府管制，过着锦衣玉食、安荣养尊的奢靡生活。

此外，由出土文物中的字画古琴可见，朱檀还具有一定的文人修养和艺术品味。驻足在这些家具、瓷器、绘画、古琴等珍贵文物前，或许能让我们对朱檀的王府生活情景，产生更为生动直观的认识。

青白釉云龙纹盖罐

这件盖罐圆唇，直口，短颈，圆鼓腹，平底，矮圈足，盖呈倒荷叶形，脉络清晰，宝珠钮。盖罐通体施青白色釉。腹部刻暗花双龙，昂首在云雾中追逐，上下间隔处以卷草纹为饰，荷叶形与花心钮结合作盖，荷叶脉络清晰逼真。出土时罐内盛放梨、枣、肉、米饭、鸡蛋、菜叶等，应是储物用的明器。

除了这件盖罐，鲁王墓还出土了多件清新淡雅的青白釉云龙纹瓷器，梅瓶和盘等不同器形兼备，均出自洪武年间的景德镇官窑。这些瓷器虽然在水的浸泡下有些脱釉，但是器形依然优美，显示出与众不同的的皇家气派。

石面心朱漆木长方桌

明初的家具受早期国力的限制，所用材料多为柴木而非名贵硬木，难以保存，故较为少见。朱檀墓中出土的这一批朱漆木桌、供案和明器家具模型，也因此成为了明代早期家具形式的标准器，极为难得，从中可以寻觅到宋、元及明代中后期家具的影子。

这件石面心朱漆木长方桌桌长110cm、宽71.5cm、高94cm，保存状况较好。桌子通体朱漆，石面心平镶在由三块木板拼接的桌底之上，木板由四条穿带固定，桌面四周设有拦水线。桌子直腿，微外斜，结构为夹头榫式，牙角与牙头上透雕卷云纹牙花，加工技法娴熟，不仅实用而且美观。特别是对牙角和牙头的精心设计，可与明代中后期传世的名贵桌案家具的卷云纹相媲美。

这件桌子是酒桌的一种，其主要用途是饮酒用膳，虽称之为桌，形制却是“案形结构”。在明代，宴饮往往主客两人共用一桌，宾客多时，则每人各用一桌，因此半桌需求量大，非常流行。之所以说它是“案型结构”，是因为古代对于桌、案的定名，通常由腿的位置决定。腿的位置在四角边缘，腿上端出高低榫，分别与面的边挺和抹头相交者为桌；腿的位置缩进一段距离，腿上端出等高双榫与案面的边挺相交者为案，与其高矮、大小、使用功能皆无关。之所以目前称此“案”为桌，估计还是与民间更习惯称呼“酒桌”而非“酒案”有关。

弯腿带托泥翘头供案

此案体形高大厚重，在墓中时放置有“鲁王之宝”木印，从其尺寸判断，应该是实用的供案，主要供陈设之用，而非明器。供案为柴木制作，且未髹大漆，原有髹饰，目前大部分已脱落。

供案案面由三块木板拼接攒边装板而成，两端插有高大的翘头，翘头的榫头插人案面抹头，非一木联作。所谓“翘头”，是指案面两端上翘的部分，明代称“飞角”。翘头的造型不仅使平案在视觉上产生优美的线性变化，而且有实际使用功能，初源自画案，是为防止画卷展开时卷轴滑落而设置的。

此案腿部呈“S”状，俗称“三弯腿”，看上去显得比较夸张，再加上高高的翘头远观给人一种威严感，在其上陈设祭祀用具、供品则表示对神灵、对祖宗的一种敬畏。另外高大的翘头案也用在官衙，其形制从心理上起到暗示、警告、“不怒自威”的作用。翘头供案的形式可追溯到宋代，在许多珍贵的宋画中都留下了图像资料。

“天风海涛”黑漆木琴

这张“天风海涛”黑漆木琴，为仲尼式，桐木制成，琴身髹黑漆，纹如蛇，底为木；琴七弦已缺失，仅存调弦用的七个玉制的玉轸，13徽由金片镶嵌而成，是目前考古出土的唯一一件全箱式七弦古琴。琴底二雁足为玉雕仰莲形，有长条形龙池和风沼两共鸣槽，龙池与琴间刻篆书“天风海涛”四字，在刚出土时能见到龙池内有墨书两行：“圣宋隆兴甲申 □ □ （据推测可能为“重修“），大唐雷威亲斫”。目前因脱离墓葬环境，墨书已经消失不见，不过依然证明此琴可能出自唐代制琴名匠雷威之手。

读过之前笔记的读者们可能会对“雷威”这个名字感到耳熟，我们之前在浙江省博物馆参观笔记中曾介绍过同样出自雷威之手的浙博镇馆之宝落霞式“彩凤鸣岐”七弦琴。四川雷家世代造琴，斫制的古琴选材讲究、做工独到、音色出众，被尊称为“雷琴”，其中又以雷威最为有名，他制作的琴从唐代起就被皇家、贵族和琴家所珍爱。

从琴款的墨书可以看出，这把“天风海涛”琴有宋代的流传经历，蒙元灭宋之后，被元代鲁国大长公主祥哥刺吉收藏；元朝灭亡后，该琴在明初流传到了爱好琴棋书画的鲁王朱檀手中，朱檀死后，该琴也随葬入墓。出于保护的需要，半个多世纪以来该琴一直被保存在环境比较稳定的库房或展厅之中，由于担心劣工修整会破坏原有的工艺和音色，虽然琴七弦已失，博物馆也一直未做修复。虽然我们也无法聆听其原初音色，但“天风海涛”琴依然堪称稀世珍宝。

《葵花蛱蝶图》卷

此图是宋代绘画，原本是一个扇面，因此正反两面都有字画。此图通幅褚色渲染，画面浓重艳丽。正面用没骨法绘有蜀葵和蛱蝶，秋葵泛金，细笔作花瓣细纹，花蕊落丹敷粉；蝶闻香而来，起舞翻飞，画上方钤“皇姊图书”朱纹印。背面为金字草书七绝一首：“白露才过催八月，紫房红叶共凄凉，黄花冷淡无人看，独自倾心向夕阳。”据元代书法家冯子振在此扇面的题跋推定，此诗为宋高宗赵构所书，其上钤用的“皇姊图书”是元代鲁国大长公主祥哥刺吉的藏书章。

由绘画的题跋、钤印、出土地点可见，葵花蛱蝶图卷曾收藏于宋、元、明三朝皇室，是朱檀墓出土字画中最为完整、也是最为珍贵的一件，对于研究宋代绘画、书法及元明皇室收藏史有着重要的意义。

白玉花形杯

这件白玉花形杯玉质洁白温润，应是一件玉洗。它由一块和田白玉籽料掏膛镟挖，采用圆雕与镂雕相结合的手法琢磨而成，呈一朵怒放的花形，五瓣相连，边缘叠压，内底中心浮雕五瓣风车形小花为蕊。杯柄和杯托镂雕成曼妙相连的玉枝玉叶，叶脉舒展，纹络清可见，将花杯衬托得更加典雅优美，为我国古代玉笔洗之佳品。

这件玉洗在雕琢艺术和风格上继承了宋元以来玉雕器具柔美的风格，追求婉约流畅的轮廓线条。但宋元多数玉雕器胎体较厚，而此件白玉花形玉洗，杯壁琢磨精细，薄处可透光，捧在手里极其轻盈，观之如一朵出水白莲，玲珑剔透，光润无瑕，在元末明初实属难得。如此匠心独运、出类拔萃的作品，不仅是实用的文房玉具，也是观赏的佳品。

水晶鹿镇纸、水晶独角兽砚滴

朱檀墓还出图土了两件别具一格的水晶圆雕——水晶鹿镇纸和独角兽砚滴，质地晶莹剔透、纯净莹澈，非常珍贵。

水晶鹿镇纸以整块水晶琢成，造型为一只昂头伸颈的小鹿。小鹿四肢蜷曲、弓背伏卧，似乎一副温驯可人的样子；然而细看时，分明又昂首竖耳，目视前方，神态机敏，保留着几分特有的警觉。制作者不仅准确把握了动物的躯体结构，而且熟悉它的习性特征，用料及雕琢工艺均属上乘，是明朝初年的稀世之珍。

水晶独角兽砚滴头顶一角，俯卧回首，背上一圆形圜底壶用以承水。所谓“砚滴”是一种源远流长的传统文房器物，主要用于贮存砚水以供磨墨之用，它的出现与古代笔墨的使用以及书画艺术的兴起密切相关，最迟在东晋时期就有出现。两件水晶文房用具雕刻技法娴熟，生动自然，造型栩栩如生，可谓达到了仿生器具的最高水平。

“鲁王之宝”陈列想记录的文物差不多就是这些了，除了着重记录的两个常规陈列，山东博物馆的“山东龙——穿越白垩纪”“汉画 汉风 汉魂——山东汉画像石艺术展”“佛教造像艺术展”都很有山东特色，“瓷·韵——山东博物馆藏明清官窑瓷器展”和“非洲野生动物大迁徙展”也很值得一看。我去的时候馆内还策划了“长河共饮草原吉金——鄂尔多斯青铜文明展”特展，目前应该还没有撤展。

因为篇幅原因，以上这些陈设我们就不再专门进行记录介绍啦，感兴趣的读者们，不妨亲自参观看看哦。

比起山东人尽皆知的“文化大省”身份，山东博物馆一路看下来倒让人颇有点“温吞”之感。就我个人的观展体验来看，在展品知名度和体量上，它不如上博、南博；在通史展的全面详细、逻辑圆满上，它不如浙博；在恢弘灿烂、抓人眼球的考古专题展上，它不如鄂博的“曾侯乙”、湘博的“马王堆”。

但鲁博却又样样都不差，有不少拿得出手的文物典藏，“海岱日新”通史展和“鲁王之宝”专题陈列都相当有水准，还比较少见地设置了自然地理等常规陈列，整体上综合性更强。去年4月，新的央地共建博物馆名单将涵盖数量从11增加到15后，鲁博也位列其中，如今也是这个“最强省博俱乐部”的一份子了。

虽然山东在文化传播上知名度非常高，但因其地理位置的边缘性，它毕竟不是任何大一统王朝或稳定割据政权的核心腹地。无论是历史沿革的“传奇性”，还是文物遗存的“重量级”，山东比照中原、关中、江南等地的文化大省存在差距也很正常。想来，拿鲁博和那些全国首批中央地方共建国家级博物馆比较，确实不太公平。整体上来看，它应该还是全国省博中排名比较靠前的一个。

一言以蔽之，如果你恰好到济南旅游，又很想了解山东省的历史渊源，我还是非常推荐你到鲁博看一看。如果你对齐鲁青铜器、汉代竹简石刻壁画、明代服饰有特别的兴趣，那么鲁博就是你不可错过的一站，因为相当多独一份儿的珍贵典藏全国只有这里能看到。

鲁博的笔记写了有接近三周，其实比我的预期要慢不少。一是鲁博的展品毕竟没有那么知名，查找文献要花更多的时间，因为真的想学点东西，在阅读期刊文献时我也比之前更认真；二是从二月底新马之行归来后几乎周更的高强度写作磨灭了我很多热情，最近总是写着写着就开始犯懒；三就是四五六这三个月假期离得太近了，这次刚写到一半五一又跑出去玩了。虽然不少内容还没介绍到，行文质量也不太让我满意，但这篇鲁博笔记最终还是完成了，也感谢各位读者的支持。

这个五一我去了趟南京，参观了南京博物院、六朝博物馆和南京市博物馆（朝天宫），其中南博既是我个人此行最期待的目的地，也是全国数一数二体量磅礴的博物大馆。那就让我们在下一篇南京博物院参观笔记中再见吧，想来这也绝对是个超级大工程。

最后，还是按照惯例把这次参观山东博物馆的感受分为优缺点简单罗列一下：

优点：

缺点：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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